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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如何看待很多文章都说中国的“南北差距”正在取代“东西差距”？

回答
关于中国“南北差距”正在取代“东西差距”的说法，确实是近些年来一个非常热门且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先回顾一下“东西差距”的由来，再分析“南北差距”为何日益凸显，以及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和演变。

“东西差距”的由来与根源

首先，我们得承认“东西差距”长期以来是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最显著的特征。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地理因素： 中国的经济重心自古以来就倾向于东部沿海地区，那里有便利的港口、丰富的自然资源（相对而言），更早接触外部世界，也更容易形成人口聚集和商品流通的中心。而广袤的西部地区，由于地理阻隔（高原、山脉、沙漠），交通不便，开发难度大，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2. 改革开放的政策倾斜：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快速发展经济，国家将开放和发展的重点放在了沿海地区，建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这极大地促进了东部沿海的经济腾飞，但也导致了资源和人才进一步向东部集聚，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的发展差距。
3. 产业结构的差异： 东部地区凭借其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发展了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而西部地区则更多地依赖资源型产业和农业，经济附加值相对较低。

“南北差距”为何日益凸显？

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一些新的发展格局正在形成，“南北差距”这个概念便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被关注。这种说法并非完全否定了东西差距的存在，而是指在某些维度上，南北之间的区域差异正在变得更加明显，甚至在某些方面取代了过去那种“东西壁垒”式的鸿沟。

1. 经济发展模式的 divergence：
北方地区： 以京津冀、山东、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特别是重工业、能源产业方面有着深厚的积累。然而，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环保压力的增大，北方地区面临着如何摆脱对传统工业的依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些传统的“老工业基地”转型缓慢，面临着产能过剩、人口外流、创新能力不足等挑战。虽然北京和天津作为直辖市，经济发达，但整体而言，北方经济增速和活力在某些时期显得不如南方。
南方地区： 以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珠三角（广东）、闽三角（福建）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发展了以轻工业、外向型经济、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这些地区市场化程度高，营商环境好，吸引了大量人才和资本，创新创业氛围浓厚，经济增长的韧性和活力更强。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战略的推进，更是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南方地区的经济优势。

2. 人口流动与人才集聚的差异：
过去，人口流动很大程度上是“西向东流”、“东北向南流”。但近年来，虽然整体上人才和人口依然倾向于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但南北之间也出现了人才流动的结构性变化。一些北方城市，特别是东北地区，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人口外流问题，年轻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流向南方发达城市。而南方城市则持续吸引着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才。
这种人口和人才的集聚差异，直接影响了区域的创新能力、消费市场活力和城市发展潜力。

3. 创新能力与产业升级的对比：
南方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在互联网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涌现出众多创新型企业和科技公司，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北方地区在这些新兴产业的布局和发展上相对滞后，虽然也在努力转型，但整体上在创新策源地和新兴产业中心地的地位上，与南方存在差距。

4. 经济活力与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南方地区普遍被认为市场化程度更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协调，营商环境更优越，这吸引了更多民营企业和外资的投资。这种活力促使了经济的快速迭代和创新。
北方一些地区，特别是重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成分比例较高，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市场化进程相对较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南北差距”是否真的“取代”了“东西差距”？

“取代”这个词用得比较绝对，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南北差距正日益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中的一个突出焦点，并且在某些方面，其重要性或显著性正在提升，与东西差距形成并存、相互作用的复杂格局。”

东西差距依然存在，但形态在变化： 西部地区虽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仍低于东部，但随着国家战略的推动，一些省份（如四川、重庆、陕西）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西部内部的区域发展差距也在拉大。同时，东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改善，客观上缩小了物理上的距离，但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才和资本的差异，仍然是核心问题。
南北差距是“内部的”和“相对的”： 相较于东西差距，南北差距更多地体现在中国经济“内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分化，以及在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经济活力等“相对”维度上的比较。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上的划分，而是经济发展逻辑和模式上的差异。

总结与进一步思考

这种说法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区域发展特征的新变化。它提醒我们：

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内生动力： 区域差距不再仅仅是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的简单体现，更多地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等深层因素相关。
南北区域内部的差异也需关注： 即使都在南方或北方，不同城市和省份的发展也存在巨大差异。例如，长三角内部的上海、杭州、南京，和苏北、皖北城市的发展水平就不同。同样，北方内部的北京、天津与东北三省的情况也有很大区别。
政策制定需要更加精细化： 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更加精细化的政策措施。

可以说，“南北差距正在取代东西差距”的论断，抓住了当前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它不是要完全抛弃对东西差距的认识，而是强调了在新的发展语境下，我们不能忽视南北之间日益显现的差异化发展轨迹和由此带来的挑战与机遇。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和未来走向。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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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到今天，观察中国的地理大区划分，与区域经济的竞争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民国时期：南北划分

近代民国曾经使用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三大区划分，分别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划到一起。彼时中国经济在西方殖民势力的刺激下，于沿江沿海的口岸都会开始萌发，于是华北的渤海湾（青岛天津）、华中的长江沿岸（上海南京汉口重庆）、华南的珠三角（广州）以及东南沿海（福州厦门）就成了国家经济的支撑点。

这一时期，虽有南北差距，上海也是一城独大，但从南到北，沿海的发展其实还算均匀，特别是天津的发展有目共睹。不过缺点是口岸城市与周边腹地的差异明显，经济主要集中在轻工业和商业，民族工业受到外资企业的挤压，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消费性色彩。

伴随着抗战爆发和国府西迁，华北大区的陕西甘肃，华中大区的四川，以及华南大区的云南贵州有了一定国防工业的发展，初步改变了原来极不均衡的格局，但相对有限。

其实严格的说，大区划分中的华北华中华南的名词，最初是为西人、日人使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这种词，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基本是从沿海口岸登录进入中国大陆的腹地的，所以自然按照北中南大陆入口的方位进行了三分，而后才被官方沿用。

二、前三十年：东西划分

49年以后，官方抛弃了这种用法，大概一是认为要执行新朝新制，二是要避免南北分裂。毕竟中国一旦分裂，从来都是南北而非东西，49年都有跨江而治的提法，从民族主义的大一统意识角度来说是很难容忍的；另外，gc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国际主义，主张五湖四海，更是刻意在弱化地域、族群的差异，南北差异自然也不例外。

于是前三十年，我们一直沿袭解放战争时期的军队大区划分，1958年前，属于北方的山东与沪苏浙皖划入华东，河南则与赣湘鄂粤桂划入中南。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区划分是最不贴合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1958年后，国家提出经济协作区概念，粤桂从中南划出，单列华南，豫湘鄂划成华中，而江西也从中南划出，划入华东。

这两种划分强化了东西差别，但还没有非常突出沿海内陆的差别，毕竟江西、安徽两个内陆省份也是划入华东的。

这一时期陆路兴盛，新中国大力开展铁路建设，几个大区内部也是这么实现联结，减小隔阂的。例如京广铁路贯穿华中大区，联通了河南与两湖，京沪铁路联通了华东属于北方的山东和南方的苏沪，京包铁路也加强了本不为传统汉地的内蒙，与狭义北方省份的联系。

这一时期，南北差距开始减弱，原来集中在沿江沿海口岸城市的“过轻过商”格局开始变化。为了实现全面工业化的目标，重工业尤其是北方开始得到迅速发展，156个重点工程大多布局在北方，特别是原先相对落后的西北大区有了明显发展，而东北大区则可以说首次纳入版图，以其近代雄厚的工业基础极大提升了北方的整体实力。

此时，尽管南方沿江沿海的大城市也属于大区城市重点布局工业，例如上海、南京、武汉、广州依然也是重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但毕竟停止了对外开放，禁止了民营经济，整体发展有所衰弱。

相比之下，南方的深内陆地区，也就是此时的西南大区，反而相对较弱，主要还是靠抗战时期的后方国防工业留下来的一点基础。因此在60年代备战备荒，反帝反修的紧张国际局势下，“三线建设”应运而生，通过产业人才转移，极大推进了西南大区的经济发展。

因此，总的来说，直到前三十年末尾，也就是70年代末，中国的南北、东西差距可以说都调适到了历史上最为均衡的状态，但这也是历史上最为扭曲市场规律，行政力量最为全能强大的时期，这也决定了这种格局最终无法长久维持下去。

三、后三十年：海陆差距凸显

改开后，经济模式转向，沿海开始快速发展，首先是80年代东南沿海的五大经济特区，即厦门、汕头、深圳、珠海和海南，最终产生珠三角这一个全国性的大经济中心和闽南三角洲（厦漳泉）这一个小经济中心。崛起了深圳这一个新兴一线城市，与京沪穗分庭抗礼。

进入90年代初，北方沿海的渤海湾也有不小发展，1990年亚运会后，北京率先发力，此时的天津、青岛、大连均发展很快。90年代中后期，上海也紧随其后，以浦东大开发为起点，沪、苏、浙三省开始发力，最终产生长三角这样一个与珠三角并驾齐驱的全国性经济中心。

这段时期的经济发展，集中体现为外资、民资基础制造业的兴盛，而其又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一线。特别是在1998年国企下岗，2001年加入wto后，沿海制造业更显兴盛，而内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则广泛遭受下岗阵痛而面对转型困境。

于是在“下岗潮”与“民工潮”的热门新闻话题之间，沿海与内陆的差距开始急速拉大，蓬勃发展的沿海村镇与黯淡无光的内陆省会，就是这个时期极大的反差写照。东西差距集中开始体现为海陆差距。

这一时期，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提法，开始取代原来的大区划分，开始频繁在新闻媒体上出现，伴随着“西部大开发”（2000）“中部崛起”（2004）等提法又得到强化。与此对应的还有“长三角”“珠三角”等都市圈概念的初步出现。

四、新时代：新南北差距

2008年奥运会以后，北京得到新一轮发展，此时“北上广深”作为一线城市的地位继续凸显，也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在北京的发展模式中，暗示着另外一种经济发展的可能，即汇聚周边资金人口，拓展都市第三产业，做大做强中心城市。

于是在13，14年后，“强中心城市模式”开始崛起，并且伴随着国家转移支付产生的巨量资金，省内辐射产生的巨量人口而得到迅速加强，并且在南方内陆的省会实践的最为成功。武汉、成都、重庆（重庆实际可以视为一个小省），以及弱一些的长沙，另外还有北方内陆的郑州、西安，都可以视为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似乎与近代有所重合，也是集中在孤点城市，但也有很大不同。近代城市多为沿江沿海的口岸，本身未必需要是大区城市或者省会城市，但如今这类城市则必须有政治地位的加成，纯粹沿海的港口城市，如青岛、大连、厦门都有一定衰弱，甚至缺少直接腹地的天津也不能避免。

从整体分布来看，确实是南方多于北方，即使在郑州西安的基础上，算上东北大区弱一些的沈阳，以及北京、天津，也仅有五个，而南方则有杭州、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加上为全国性一线城市的上海、广州、深圳，也已经有八个，这里还没有算上近年新崛起的合肥。

由于东西向的海陆差异，又开始转变为中心城市意义上南北向的差异，因此各类更广泛的都市圈/城市群提法开始出现，长株潭，成渝，苏锡常，京津冀，还有长江中游，中原，山东半岛等提法，眼花缭乱。这些概念只突出点位，而并不强调东西南北的四方区位。

如何看待中心城市意义上的南北差距？应该说有很复杂的原因，南方自然地理板块较多而各自独立，地形多山而容易在少量平原形成人口集聚产生中心城市，以及明清历史上就有的能与今天模式对应起来的更深的商业和市民传统，都可能是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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