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从中国历史来看大多政权是由北而南统一全国的？而自南向北的北伐大多以失败告终？

这是形而上的问题，讨论的意义不大，不如好好讨论一下现如今北方的经济到底怎么了。

地图各板块纵向串通整合为合纵，地图各版块横向贯联并接为连横。这里算是借用战国的合纵连横概念来解释统一路径问题。

在我们印象里，一般的统一路径，好像都是自北向南，只有明朝是自南向北。但实际上，退可稳定国祚，进可统一天下的基本盘大概有五种：

一、西部板块合纵下的自西向东（西周、秦、西汉、北周-隋、唐）：

大多以关中为中枢，同时据有陇原高地(西北大后方，后期延伸至河西走廊)，晋南盆地（即河东地区，与关中隔河一体，是面对河北、河内极重要的门户之地）。据此三个板块足以偏守西北。关中平定陇东和晋南是相对容易的，也是必要的。再进一步，需进占巴蜀盆地，将其作为弥补关中平原耕地体量不足的后方粮仓，这样由西部统一的基本盘就算是定下了。然后北可进兵上党高地（威胁河北平原），中可取洛阳盆地（函谷外，进击中原正面路线，中原门户重镇）与南阳盆地（关中的武关门户，进击中原侧翼路线），江汉平原（俯压长江下游，江东平原势力），足有兼并天下之势。事实上关中统一政权多为创业型政权，便是依靠这个战略上的顺风之势。

二、东部板块合纵下的自东向西（东汉、明朝）：

东汉与明朝的统一路线。东汉以河北板块为腹地，明朝以江南板块为腹地，而后进取中原板块，最后全占整片华夏东部大平原。再从晋南渡蒲津关、从豫西入潼关、从南阳进武关，三路合围楔入关中，阻断巴蜀陆路入口，封锁陇原、河西走廊的东出人口经济大通道，天下可尽取。这种自东向西的路线，往往留到最后拿下的是巴蜀。

三、北部板块连横下的自北向南（曹魏-西晋、前秦、北宋）：

多为中原势力路线。同时取得山东、中原、关中一线，再图河北为后方腹地。向南，则巴蜀、荆襄、江南，皆可先取。不过这一战略，如果不能突破江东平原的北屏障——江淮防线，遇到强力的南方连横战略时，容易陷入长期均势的南北对峙中。最终会从短期的军事博弈转为长期的国力博弈。三国、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大致如此。

四、北部板块合纵下的自北向南（北魏、辽-金、元、清、共和国）：

多为宋以后，东北平原农业经济逐渐得到更深度开发，北方少数民族常常入主中原的大方略。包含明朝靖难的北京政权取代南京政权。它对北方的统一，往往打破以往北部板块连横的状态，而是从山西谷道切断西部与东部，再从黄土高原和河北平原同时纵向向南推进。蒙元统一北方后，从西路继续南下巴蜀、云南，最后对东南的南宋形成合围之势。而东北势力则通常从东路继续推进，直下闽粤，最后形成对西南合围之势。这是东北平原加入华夏逐鹿，将版图格局拉大后，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更大规模纵向串联的大合纵。

五、南部板块连横下的自南向北（吴蜀联盟、东晋、南朝、南宋）：

江南板块、荆襄板块、巴蜀板块三大南方板块的整合划一，面北协防。这一战略在中国历史上，多次稳定住南方政权，与北方形成长期对峙局面，使体量更大的北方政权短期无法完成统一。但是这一战略下，虽然屡次有突破黄河收复中原的短暂势头，但从未真正北伐成功，没实现过统一。这与中枢移至江南地区后，首尾横向供给线拉长过远，中枢地区的北伐意志因地缘态势而减弱有关。这一战略下，北伐的出击点多在南襄盆地。

以上是我对统一路径的五个分类，他们有些统一，有些没能统一，但已做成合纵态势。下面结合各个历史时期分析这五种统一的路径，以及一些有迹象合纵，却没能成形的短暂政权。

宋以前，西部板块合纵下自西向东的统一，占主流。周朝还是封建制度时，取得天下就已经显现出这种自西向东的战略雏形。

周文王灭邘（今河南沁阳，争取到河内，从外控制控制轵关口，白陉口，太行陉口），灭密（陇原高地，今甘肃灵台，稳定后方），灭黎（上党高地，今山西省长治县，从内控制白陉，太行陉，滏口陉，直接威胁商朝殷都），灭崇（关中东部，并迁都到丰京，即西安）。周文王又断虞、芮之讼，把在关中平原到洛阳盆地之间的黄河北岸通道稳定下来。

到周武王克商，有八个明确追随周武王伐纣的国家，称牧誓八国，分别是：庸国（陕鄂渝交界），蜀国（四川成都）、羌国（陕甘川交界）、髳国（重庆巴县）、微国（陕西关中西部）、卢国（甘肃东部，陇原高地）、彭国（南阳盆地）、濮国（渝东鄂西交界）。在当时邦国部族林立的时代，周武王以会盟诸侯的形式讨商，其实是关中政权自西向东吞噬天下的第一次西部板块合纵战略。小邦国小诸侯助阵兵力倒是其次，会盟是要控制这些诸侯随军，以防后方战略形势有变。其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完全掌控全国，也是依靠西部合纵的这个基本盘。

秦朝统一，是第二次实践西部合纵战略。秦国是从陇原迁入关中，后方基本稳定。后来夺取魏国河东（晋南盆地），向西并入巴蜀，之后取楚国宛叶（南阳盆地），占楚国核心区鄢郢（江汉平原），灭东周王畿置三川郡（洛阳盆地）。此时对南方强国楚国，已呈居高临下之势。秦国从河东再进一步，与赵国在上党高地进行长平战略决战，最终对北方强国赵国邯郸呈覆压之势。此时，秦国统一的战略形势已经瓜熟蒂落。这是西部板块合纵战略的第二次体现。

先秦由于时代制约，西部合纵战略是一个数代人经营的长期国策。秦以后，统一大势所趋，战略布局的进程就相当快了。

西汉的统一，也是刘邦以巴蜀为后方，从南郑迅速还定三秦，治所栎阳（西安），紧接着韩信灭魏豹，取河东。第三次奠定了西部合纵的基本盘。之后韩信出河北，刘邦走中原，成就帝业。又经过几代君主在政治上的削藩努力，西汉逐步重回大一统。

之后，周隋、唐两次群雄逐鹿，也是以这样一个西部板块合纵的大方略推进。尤其李唐出身并经营并州太原，是能够顺利取关中代隋，并钳制河北势力的很重要国家战略。具体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安史之乱的平定。玄宗入蜀虽然是避责弃任之举，但也有其影响积极的一面，即玄宗入蜀，面对当时唐朝法统可能随时会分崩离析的境地，将至关重要的巴蜀板块牢牢掌握在唐中央的手中。甚至说，提前杀掉安禄山清君侧的口实，即结党经营巴蜀十几年，有挟天子令诸侯，将巴蜀军阀化之患的杨国忠，实际上可能是玄宗与肃宗的共识。肃宗在两京已失得危局下，留守北方指挥平叛，用郭子仪收复关中，用李光弼死守河东（晋南）和太原，掌控北线主动权，直捣叛军老巢河北。且与西北后方少数民族政权做出让利，结为死盟。这其实也是一次坚守西部合纵战略的布局。依靠这一与创业时期相同的板块战略，两京俱失，几近崩盘得唐朝，竟最终缓过劲儿来。

除了西部合纵战略的成功外，还有几次西部合纵失败的例子。

董卓、李傕势力，处于近乎碎片化的分裂之中。河西有马腾，河东有白波军。但其没能解决这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没有来自这两个板块的安全，即使挟天子也势必难以长久。

马超占据关中后，失败同样是因为河东的晋南盆地还在曹操手里。于是，曹操有条件搞了一次声东击西，把马超的兵力吸引到潼关，却暗自从河内入河东，从蒲津关渡黄河进入关中。马超迅速溃败。这说明，河东的晋南盆地是关中政权必须取得的核心区，没有太行屏障，面对河北势力，关中是极不安全的。

蜀汉隆中对策略的破产，是西部合纵战略失败的另一类典型例子。诸葛亮的“荆州-益州-关中/宛洛”战略，实际上是秦汉隋唐的西部合纵战略的逆向实施。但这次逆向实施的难度显然更大，因为成都作为巴蜀中心是一个聚焦点。从这个聚焦点北伐，面临的却是多点防御。以逸待劳的关中的关防优势更强，与中原的人口经济通道也更为顺畅紧密。尤其当错过关中割据之时机，难度已然逆天。所以传统西部合纵战略次序“关中-益州-荆州/宛洛”通常容易实现。而诸葛亮，最终只能一州之力，去抱残守缺，投机已经很难完整的西部逆向合纵战略。

蜀汉失荆州，是最关键而沉重的一次战略受挫。鲁肃的东吴榻上策也是取荆州，但未提益州，其初衷是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诸葛亮的隆中对，则是逆西部合纵战略，为的是半壁江山，将来一统，格局更大。但两个方案的关键点，都在荆州。没有荆州，蜀汉就失去面对中原的前沿，以及面对东吴的后方安全，更受制东吴，难免偏安一隅。即使还有收复关中，还定西京的战略可能性，但已然渺茫。刘备失去荆州后，感觉到隆中对战略的破产，转而实践夺回荆州，直吞东吴的南方三大板块连横战略。但战略终究只是战略，战术上、内政上无力，战略再有可能性，都只是想法而已。刘备东征，诸葛亮北伐，都象征着汉祚最后的战略困境、摇摆与无力。

除了西部板块合纵下的自西向东的统一，就属北部板块连横下自北向南的统一居多。但统一效率相比西部合纵，明显要低一些。一旦南方同时形成连横之势，容易进入地缘均势，长期对峙之中。

魏晋是一次。曹操自中原起家，先是横向的取西边关中，再取东边山东青州。最后与河北袁绍决战，终将北方连成一片。北方各版块连横成功后，却遭遇蜀汉与东吴的紧密联盟。面对南部三大板块的同气连枝之势，魏晋与南方形成了三国这样一个长期均势下的对峙。当然，这种长期对峙与当时的社会形态和内政制度有关，但其宏观层面的表现，就是南京政权与巴蜀首尾太远，南京或成都的政权都容易削弱北伐意志。三国最终统一已是倾向于国力比拼的结果。

再有一次北部连横战略的成形，是关中的前秦苻坚政权。他是先从关中向关东拓进，灭前燕取河北和中原，实现了北方连横态势。北方连横格局完成后，苻坚效仿西晋统一，优先攻取下益州。这次北方统一有很多内政、民族、阶级的因素，从政治角度来讲是半集权，不牢固的。但从地缘形势上来讲，除了荆州江汉平原，苻坚已经取得统一的基本地缘条件。可是意外的是，前秦在东晋江淮防线的正面战场竟一溃千里。其实，荆州之地，恰恰是他与秦汉隋唐统一前的差别所在。刘邦在楚汉战争期间，说服占据荆州的临江王保持中立，其实就是偏向自己。而秦、隋、唐的统一中，面对东南盘踞强力政权时，无不先取荆州的江汉平原，占据上游优势。前秦苻坚在攻取宛襄后，面对桓冲这样的强势军阀，并未平定整个荆州，数万嫡系精锐仍被牵制，就强行冲击江淮防线，试图一战而攻灭东晋中枢。他和蒋公一样，太喜欢名义上的统一了。而东晋桓家的十万荆州兵，牢牢牵制着部分前秦主力，而让苻坚在东线正面战场上不得不更多依靠异族降卒，也是淝水无厘头战败的原因之一。即使是此前西晋灭吴的这次国力压倒性战争，西晋也是多路出击，攻击建邺的同时，已经取得了在长江中上游的主动权。假设苻坚能有耐心先取桓家的荆州江汉平原，从长江上游和江淮平原两路对东晋中枢施压，结果或大为不同，也许苻坚内部的政治地雷会得引爆迟一些，让他过一把西晋短暂统一的瘾也不错。

说起南部连横，属魏晋南北朝时间最长最密集。东晋南朝发动的几次北伐，主要有襄南一路在西，和江淮一路在东。从荆州九郡的南襄盆地入武关，向西直接逼近长安和关中，面北可威逼洛阳。这一路祖狄北伐尝试过，刘裕北伐也同时从此路出击。荆襄是桓温大本营，桓温更是以此路北伐扩展自己实力。但这路，历来不为远居江南的南京中枢所提倡。即使有此一路，也多为配合协防以策应江淮东路北伐，在西边进行牵制。应该说，荆州板块，不仅是南方政权实施连横的关节和存活屏障，也是南方政权历来破局西部合纵和北部连横的战略主动权支点所在，更是威胁江南政权的上游高地所在。东晋桓氏，南梁两萧氏，都是依此起家。北宋的的南部连横，也是均势较持久的一次。最初的岳飞北伐，正是从南襄盆地一路收复中原。而从东路江淮北伐，虽然能取得短暂成果，却终会因江南中枢对淮河以北的控制之难，而功亏一篑。东晋的几次北伐莫不如此。刘裕无法消化后秦。兵力中心与政权中枢的重合与偏离，是一个南方连横局面下，很少能解决的地缘政治死结。

南方连横无法在北方分裂时北伐统一，但北方连横完成时，却相对容易打破南方连横。关键点，还是在荆襄。荆襄这一要地，对南方政权太重要了。北宋的统一，就是在五代已经做成长期北方连横之势的情况下，选择先掐取荆州，隔绝巴蜀，阻断江南上下游。取荆州破掉南方连横外交之势，巴蜀和江南各方势力，基本都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收入囊中，甚至不战而胜。这种先拿荆州的北方连横统一战略相对就很成功。但不费力气不运动，肌肉不发达，北宋的准统一，基本在收复南方和灭亡北汉后，就停滞不前了。早前的南北朝均势之被打破起点，就是侯景之乱后，荆襄北部，南襄盆地，江汉平原被北朝趁势取得，南朝便开始一路势颓。后来的南明政权，则是面对巴蜀有大西，荆襄有大顺，根本无法形成南方连横，无法与北方均势对峙。

历史上，有过两次东部板块合纵下的自东向西：一次是大平原东北方的东汉光武帝刘秀，一次是大平原东南方的明太祖朱元璋。

东汉开国，起家自河北。刘秀虽然成名于南阳集团，但称帝一统的资本是河北集团。刘秀在河北整合各方，以统一的河北为腹地，重新夺回中原。此时东南归附。整个东线合纵成功。之后，刘秀在北插入关中，在南收复荆襄。把隗嚣、窦融、成家和更始残余封锁在第二地理阶梯以内。最后向北平定河套，再向西定陇原，向南复巴蜀。从北向南，由开阔区向封闭区，依次推进，实现统一。这是一次典型的自东向西统一。

河北板块其实一直是逐鹿天下的台面竞争者。宋以前，河北的中心在殷邺邯郸一带。从黄河改道图来看，黄河是逐渐南移的，殷商、邯郸、邺城时期，这里都是临近黄河天险的形胜地带。宋以前，最受黄河改道影响的地区，也当属河北地区。曹操后期的方针，也是经营邺城，以河北为后方腹地，稳定经营。只是曹操没能拿下江东孙权，未能实现战略目标，转而进入南北均势。可见河北一直是帝业之乡。也非常适合自东向西的统一模式。

明朝开国，一般被认为是唯一一次从南到北的统一。从都城方位来看的确，但是本质上，推进路线其实是从东到西。朱元璋的南京政权，和东吴、东晋、南朝，那些走南三板连横策略的南方政权是大大的不一样。从朱元璋的统一路径就可以看出，朱元璋除了拿下对江东平原政权至为重要的上游江汉平原外，并未将华南和东南进行先期整合。而是灭张士诚，一路向山东进行兼并。取得山东半岛后，再定中原，进河北。将华北平原尽收之后，与东汉光武帝相同，将残余实力逼入第二地理阶梯，再向西横插一杠子，先入关中，隔绝关中以南、以西、以北三方。当他在西北清剿元朝残余势力，最后才攻灭盘踞巴蜀的大夏。这一独到的统一战略，朱元璋自己就讲的很清楚：

“元建都百年，其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朱元璋亲自制定了“撤屏蔽、剪羽翼、据户槛”战略。所以明朝席卷战略与六朝时期的南京政权稳固的“巴蜀-荆襄-江淮”格局完全不同。朱元璋统一中国是从南京分北、南两路同时向西推进：

第一阶段：

北线：江南（南京）-山东-河南-河北-元大都（北京）-山西-陕西

南线：江南（南京）-浙江-福建-两湖-两广

第二阶段：

甘肃-四川

第三阶段：

云南/辽东

巴蜀的平定，比大都北京都要晚。比起自南向北，这其实是自东向西。朱元璋的战略眼光独到，这也是南京政权唯一一次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明朝与东汉的都城方位虽不同，但皆是自东向西的统一。

后来的太平天国，虽然有北伐之志，但是从内政能力上来说，不具备足够的逐鹿政权属性。太平天国对江汉平原尚不能收入囊中，何况湘军的崛起，正说明没有江汉上游屏障，根本没有江南（江东）割据势力的未来。清廷的重点也是从荆襄板块，对太平天国侧面截断和蚕食。朱元璋是先定荆襄，再北伐，无论南京政权选择南部连横还是东部合纵，荆襄都是必取之地。你不取人家，人家也一定会先拉你后腿。

东部合纵下的自东向西，与西部合纵下的自西向东是一个对向推进过程。自东向西的关键在于，西部是否分裂状态，能否掌握上党晋南、荆襄南阳这些侧翼重镇。毕竟自东向西是对西部分裂势力逐个击破。如果直面统一西部政权下的函潼天险，如果没有王朝末期内部瓦解因素推动，北方也会形成东西魏般拉锯态势。

明朝是唯一一次南京政权实现了大一统。就是因为没有奉行吴蜀、东晋、南朝的半壁思路，巴蜀、荆襄、江南三大板块连横战略。从蜀吴联盟第一次采用南部板块的连横战略开始，东吴、东晋、南朝、南宋等江南政权，就都能稳定下国祚，保有半壁江山，与南方形成长期均势。但历史上却从未以此战略统一过。其最终命运，也通常是巴蜀、荆襄被最终蚕食。

江淮平原、江东平原，及黄淮海平原，加上山东丘陵区域，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中国腹地平原——华夏大平原。北京位于北角，南京（含杭州）位于南角，洛阳位于西角。而西角又有一个优质的延伸地块，即向第二地理阶梯插入一把钢刃形的狭长关中平原，是长安所在。这三个角，就是中国历代政权定都频次最高的四大古都。长安与北京，是外向型首都。南京与洛阳，则显内向型。南京地处南方，并无强敌近患，对北方外部压力中心难免鞭长莫及，所以多为南方政权都城。而明朝这一次统一，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不以整个南方为腹地，不以长江流域划线，而是平原南角之资，直接北进争夺华夏大平原。明朝和东汉，一南一北，统一的关键点都在于，最先把这个三角形平原全部收归囊中，再去解决其他版块。而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无法实践明朝这一次先东再西，先北后南的战略，则是因为始终没能有效控制河北平原，尤其是在北京紧连的东北平原已经沦陷的前提下，先转而向西，乱掉方向。当然，从宋朝东北平原板块加入逐鹿以后，先前华夏大平原内部的地缘平衡已经被打破，持续到今天的一种更强势的统一路径出现了，即更大版图格局中，北部板块合纵下的自北向南统一。

北部板块合纵下的自北向南统一，北魏最先干过。来自蒙古高原上的鲜卑北魏，先是把剑插入吕梁、太行两脉合围的谷道，即山河表里的山西，这道在河北和关中斜向上，互为墙垒的屏障和通道。这是先切断东西的通联，然后纵向从幽云（幽为北京一带，云为山西大同朔州一带，即北魏首都平城）方向推进取得河北，再从阴山河套方向纵向取得关中。这是蒙古高原势力的第一次统一尝试。

北宋时期，幽燕屏障一直无法收复，华夏大平原北角的幽州(北京）也一直被控制在蒙古高原政权——辽的手中。当东北崛起的金灭了辽，转而南下的时候，再次纵向深入占据太行山一脉，经过反复争夺，同样是先从幽燕下河北，沿山西再取关中，尽收北方，与北魏相似。

蒙元的统一，也以山西吕梁、太行为轴，两侧同时向南纵向推进。但元统一北方后，是从西部最先贯穿到巴蜀、云南，最终对东南形成合围之势。而清朝统一，以及解放战争中最先夺取东北平原的共和国军队，则是从东部纵向南下贯穿福建、广东，再向西南合围。明代以后，高寒作物逐渐引进和推广，东北平原的人口经济、农业权重和地方实力得到逐渐增强。明以后从东北进入华夏大平原的势力，比如清军，伪满日本侵略者，解放军的进军路线是比较相似的。

以上这些，就是对各朝统一的路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还有过一次西部合纵战略的历史机遇，即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关中平原的农业经济自宋以后已经衰落，但偏守一方并非不可为。李自成已经掌握大关陇板块的基本盘，但在内战和战略上并不成熟。他把颠覆明朝中枢作为政治目标，而无视宋以后，已经数次入主中原，完全不应该被忽视的东北板块及清朝势力。他攻灭北京明政权，其实反而是让自己失去了面对更强悍的东北外族之缓冲和屏障。如果他当时能够走要求明朝承认封王的政治路线，向北巩固山西防线，向南进取巴蜀，在内政上加强治理，开放文官渠道以笼络地方乡绅，谋求与明清形成鼎足均势，以西部合纵之势长期图谋天下并非不可。他没有像历朝关中政权一样向巴蜀用兵以弥补关中经济体量不足的劣势，形成对荆襄的俯视，却贸然向北进兵，灭了北京政权，让自己暴露于清军铁蹄之下，让自己与南明在政治立场上失去回旋的余地。他的败笔在一味向北攻击明廷，而未实践传统西部合纵战略的向南补入巴蜀。

李自成能走吕梁太行间谷地通道，直抵大同，从居庸关攻破北京，足以说明关中政权仍留有宋朝以前对河北中心城市的战略威胁。抗日战争也说明了，即使军备、经济上都有明显差距，仅凭借地理形胜，西部合纵对东部仍留有一定保全性的战略优势。但是经济权重倍增的东北平原，卷入天下逐鹿之势后，唐以后庶族地主阶级成为主流，儒家天无二日的忠孝意识让非民族性的分裂失去法统支持后，分裂的频率和程度越来与小，西部逐鹿的创业型政权几乎没有机会再出现过。除了短暂的明初和民国国民政府，可以说金、元、清、日本侵略者、共和国，都是以紧邻的蒙古高原东南部或东北平原为根基，纵向南下，且这条路线也越发偏东。而且明朝也是被镇守幽州的藩王在东线南下夺权，随后迁都北京。可以说，宋以后是东北方向势力一枝独秀的时代。这是此前长安多为内部竞争中胜出的创业之都，而北京则多为蒙古、东北势力，及华夏平原的选迁之都，二者区别就在这里。关中贯联着山西谷地，仍是长期以来能够迅速威逼北京的重要板块，以及北京王朝维系第二地理阶梯北、南、西三个方向的经略前沿。长安为都的岁月，也不乏渔阳戍边，白登之围，刘秀称帝，安史之乱，这些来自河北板块的威胁。所以西安也一直是宋以后各王朝重点看管得对象，总是给予一定超越其经济规格的政治待遇。

还有叛清后占据巴蜀的吴三桂，如果能北上关中，或可挥师山西，直逼北京。如果能东下荆襄，则可覆压南京，以图半壁。但历史和吴三桂的进军路线都一次次证明，以巴蜀为根基，无论是东讨荆襄，还是北上关中，难度都很大。六十岁才被迫造反的吴三桂，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可聚焦西部合纵或南部连横，其中任何一个长久战略。

中国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外围有高山为屏障，既难出，也难进。即使唯一海拔较低的高原，蒙古高原，那些生活其上，与汉地一直缠斗的一波波游牧民族，其实也是被山峦环绕的地形。所以他们也经常能够统一草原，目光也会经常放在目之所及的富饶南边——汉地。而汉地的核心大平原，又非常集中于东部，一马平川，没有被分割成多块。因此，华夏早期，外围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就都落后于富庶得华北平原。华夏农业核心区，自然地形成了安土重迁得农耕文明高地，并不断向周边扩散辐射，逐渐纳入，直到尽收东亚山峦内所有的土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十分稳定，不像同纬度的罗马帝国，并没有核心区平原的地缘辨识度，仅仅依靠地中海为交通纽带，一个狭长伸入地中海的半岛为中心，统领着四面海岸线上，多片隔海得农业经济高地。从地缘上看，这就无法逃离最终分崩离析且难以重新聚合的命运。事实上，罗马帝国本就是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今天也是不同的文明区域，本质上就与早早进入文化共识的华夏禀赋不同。农耕的华夏文明信仰祖先崇拜，在稳定地耕作活动中，信奉天道酬勤的天人观，得以绵延数千年之久。即使异族入华，从地缘经济角度来讲，也唯有顺应这种农耕社会的制度，才能尽享华夏富足的农业经济存量。我们这片核心大平原，又偏于北方，所以北方作为农业经济高地，统一的条件优势更强。后来新晋的东北肥沃大平原，更是处于华北平原的东北方向。北京这块区域，作为两个大平原的连接点，自然而然成为了农业社会历史近数百年以来的首要选择，尽管好像没有一个定都北京的朝代是在这个区域进行初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