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问题很好。只是背后的道理很简单,一定要别人来讲,于听者只能是冗谈。简单说:我们要有所取舍,我们也要更加勤奋;有了取舍,才不至于让勤奋白费,有了勤奋才不需要舍弃更多。
直到很多年后,我依然会想起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这不仅是一本谈治史门径的书,也是一本谈人生的书。史学家对于无边的史料与有限的生命有着最深的感受,在严先生的文字间,没有文人的种种抒怀,只有长者的诚恳。我们都知道,严先生在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了两个大计划,一是考定两唐书史事,二是从地理观点研究隋唐五代人文个方面的发展情况。他知道任何一个都工程浩大,不可兼顾,于是他问他的老师钱穆。我的一位老师说,把这样的决定唐史世界的大事交给一位不怎么懂唐史的学者,这和抛硬币也差不多。但无论如何,硬币被抛出了——钱先生说还是人文地理吧。于是五十年后,先生去世了,留下了近于完成的巨著《唐代交通图考》。我想,选择了什么或放弃了什么,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重要,重要的是有所舍弃的觉悟,与坚持选择的坚韧——无论哪一点,都很难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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