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考古事实被人为地掩盖了？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几种情况，才能更清晰地理解“人为掩盖”的含义。
1. 信息的丢失与选择性呈现：
这是最常见也最难量化的一种情况。考古学本身就是一个“与过去对话”的过程，而这个对话是基于我们从地下挖掘出来的碎片。这些碎片本身就存在着“丢失”的可能。
自然损耗： 很多遗迹和文物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自然分解，比如有机物、木质结构、壁画颜料等。这不是人为的，但它确实构成了历史真相的一部分缺失。
环境因素： 土壤的酸碱度、地下水的侵蚀、地壳运动等都可能破坏遗址。
文化断层与遗忘： 某些文明的消亡可能伴随着技术的失传、文字的失传，使得其存在过的事实或某些关键信息变得难以追溯。比如，一些早期人类文明可能留下了痕迹，但因为其文化形态过于原始，或者没有留下可供解读的文字记录，我们就很难完全了解他们的生活。
然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选择性呈现”。考古发现并非总是一件件独立事件，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的。
优先发掘与研究的取向： 考古项目往往受到资金、技术和研究兴趣的驱动。哪个时代、哪个地区、哪个类型的遗址更受重视，决定了我们会花多少资源去挖掘和研究。一些可能并不“惊世骇俗”，但却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发现，可能因为资源有限而被搁置，甚至被简单记录后遗忘。
“国家叙事”与民族认同的塑造： 在很多国家，考古发现常常被用来构建和强化国家历史叙事，用来证明民族的悠久、文化的辉煌，或者合法性。这就可能导致一些发现，如果与既定的国家叙事不符，或者挑战了主流历史观，可能会被边缘化，或者在解读时受到微妙的“引导”。例如，一些早期人类活动范围的证据，如果指向了与主流民族起源理论不同的方向，可能会被选择性忽视。
学术观点与理论的“惯性”： 考古学也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一旦某个理论被广泛接受，它就可能成为一种“惯性”，使得那些与之不符的发现难以获得充分的关注和解释。有时候，并不是有人刻意“掩盖”，而是学术界在围绕某个“主旋律”进行研究，其他声音容易被淹没。
2. 主动隐藏与销毁：
这种情况就更接近我们通常理解的“掩盖”，它包含着更强的意图性和行动。
政治动机下的隐藏：
权力巩固与合法性证明： 统治者可能会试图隐藏那些可能威胁其统治的证据，比如证明某个民族曾在这里拥有更早的起源，或者揭示王朝统治的非法性。历史上的确有一些君主为了维护统治，会下令销毁与自己不利的史料。虽然这些不是直接的考古“掩盖”，但其精神是一致的。考古学家在发掘过程中，也可能遭遇类似的情况。例如，在一些敏感的政治时期，对某些特定时期遗址的发掘可能会受到限制，或者不允许公开。
战争与冲突的破坏： 在战争年代，遗址和文物常常成为攻击目标，无论是直接摧毁，还是为了阻碍对方利用其历史符号，都会导致信息的丢失。萨达姆政权时期，对一些古代遗址的过度修复和“政治化”改造，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对历史进行“再加工”的尝试，虽非直接掩盖，但改变了其原貌和信息载体。
宗教或意识形态原因： 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可能会认为某些考古发现挑战了其核心教义，或者揭示了其创始者曾存在的“污点”，从而可能采取行动去隐藏或破坏。然而，这种大规模、系统性的掩盖在考古领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考古发现的证据链条相对独立。更多的是通过对现有资料的解释施加影响。
经济利益驱使： 虽然不常见直接“掩盖”，但为了保护经济利益，比如某个地区的土地开发计划，可能会有人试图干扰考古发掘，或者淡化某些重要发现的重要性，以避免工程延误或补偿要求。
3. 科学家个人或小团体的行为：
这种情况相对罕见，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学术声誉的维护： 有些科学家可能因为发现与自己长期以来坚持的理论不符，而选择性地发表部分成果，或者淡化那些矛盾的证据。这是一种“自我掩盖”，更多是基于个人的认知偏见。
不正当竞争或个人利益： 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存在为了抢夺研究成果或个人声誉而故意隐藏部分发掘情况的可能。但这种行为一旦被揭露，后果会非常严重。
那么，“有多少”呢？
这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精确回答的问题。原因如下：
“被掩盖”的定义模糊： 如果“掩盖”指的是彻底销毁所有痕迹，那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其存在。如果“掩盖”是指信息被选择性呈现或被边缘化，那么“数量”就变成了对无数次研究选择和信息传播过程的评估，其主观性太强。
缺乏对照组： 我们无法知道被掩盖了什么，因为被掩盖的东西就不存在于我们的认知视野里。我们只能从已知的考古实践和历史事件中推断其可能性。
考古学的自我修正： 尽管存在“掩盖”的可能性，但考古学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其研究方法和理论也在不断进步。新的技术（如遥感、DNA分析）和新的研究视角，常常能重新审视过去的发现，揭示被忽视的细节，或者挑战旧的解释。许多曾经被认为是“常识”的结论，后来也被新的考古证据所推翻或修正。
我们能做的，是提高警惕，并理解其发生的根源：
与其纠结于一个无法回答的“数量”，不如关注“掩盖”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对我们认知历史的影响。
透明公开的学术交流： 鼓励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减少信息不对称。
多元化的研究视角： 支持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避免单一的“官方叙事”主导解释。
公众的参与与监督： 让公众了解考古的意义和价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监督力量。
保护考古遗产的完整性： 严格执行考古法规，防止盗掘和破坏，为未来的研究留下尽可能多的原始信息。
总而言之，考古事实的“人为掩盖”并非一个统计学问题，而是一个关于信息控制、权力运作和知识生产过程的哲学与社会学问题。 它提醒我们，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是无数次选择、解读和传播的结果，而在这背后，永远可能存在着不为人知的缝隙，和那些被选择性忽略的微弱回响。我们只能尽力去弥合这些缝隙，但永远无法断言，我们所知的历史就是全部的真相。
网友意见
响应大家号召，我把可能引起不快的歧视性词汇如儿子老子等删除了，大家请继续看个乐
以下是正文：
我带个节奏黑一黑国外考古。
日本历史上有个阶段叫古坟时代，上承弥生时代，下接飞鸟时代，长达二百多年。当时贵族喜好造大墓，里面有服侍，器皿，武器甚至食物等丰富多样的随葬品。目前发现的墓葬有七十余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考古学家为了证明日本文明的一以贯之和辐射性，陆续开挖了几十座古坟研究其中的随葬品，力图发现日本文明传播到朝鲜半岛以至中原大陆的证明。但是得出的结论却很尴尬：事实上传播的流程是朝鲜半岛的弥生人移居到日本列岛后，吞并了原住民绳文人，建立了日本。换句话说，日本天皇是朝鲜半岛人的后裔……
可是在此之前，日本宣扬的理论却是日本文明直接来自中原大陆，比朝鲜文明高雅。在悍然吞并了朝鲜后，野心勃勃的军部还想进一步侵略中国大陆。
于是这个结论当仁不让地被遗忘了。直到日本战败后才回到公众视线
写正文之前先吐槽一下本题目下其中一个答案。麻烦这点赞的193个人在大胆按键之前，小心求证一下两汉的辽东郡治所在哪。。。
虽然吐槽了这位误以为辽东郡在北朝鲜的仁兄，但真要说起被认为掩盖的考古发现嘛，北韩的确是一片神奇的“隐士王国”。
单以汉四郡中的乐浪郡等留下的古墓群，数量就以万计。而其中发现了多少有价值的文物呢？我们不知道。或许说，只要北韩不主动公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十多年前，一张黑白照片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这是在朝鲜平壤贞柏洞364号墓出土的3片木牍。它们其实早在90年代初就已经被北韩考古队所挖掘出，可却蹉跎了十数年，才以一张黑白照片的形式，得以出现在大众的目光里。
那么这3片木牍上到底写了什么，值得引起学界广泛的注目呢？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人口统计一向成谜，即便不考虑逃户和隐户这些因素，想要知道后世修史之时所写的数目与当年真正的统计数据是否一致，都是难于登天的事情。
但是，平壤出土的这3枚木牍上所写的，竟然就是西汉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汉朝乐浪郡下辖25县的具体人口统计数据。
正是因此，学界便根据木牍上的墨书，认为其原名为《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簿》。
在这份户口簿被某个乐浪郡的不知名小吏登记书写的2年前，一个叫陈汤的年轻人正在长安无所事事的游荡等待入仕的机会。而在它完成12年后，未央宫里，一位叫王昭君的宫女被皇帝派往匈奴和亲。
如此古老的人口资料重现人间，而且还是神秘的“汉四郡”的直接遗存，范围整整覆盖25个县，其传奇程度可想而知。
出土木简中发现的年代更早的估计为汉武帝初期的《二年西乡户口簿》和推测为西汉中期的《天长纪庄户口簿》所录内容均不过是一乡或一县，且没有明确纪年。像《初元四年县别户口集簿》这种有明确纪年的西汉“郡级”户口数据，国内尚未发现。
而更珍贵的是，除了乐浪郡当次统计的人口之外。这份木牍上还贴心的记载了这次“人口普查”比起上一次增加了多少户和多少人。另外还在结尾进行了人口和户数的总计：
凡户四万三千八百三十五，多前五百八十四。口廿八万千二百六十一。其户三万□□□□□四，口廿四□
值得一提的是，木牍在总计完乐浪郡的户数和人口数之后，又莫名提到了一句“其户三万...”，看似语意不明。
有学者推测，这另外单列的三万户人，指的可能是乐浪郡内的“蛮夷”等特殊人口。毕竟乐浪郡作为边郡，汉民与土著杂居乃是正常之事。
木牍全文如下：
如此珍贵的一份文件，至今北韩公开的信息不过一张照片而已。
乐浪郡的其他汉墓还出土了哪些类似的有关我国汉朝历史的珍贵文物和文书呢？？？
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说一个好玩的，商博良掩盖了他对丹德拉神庙断代的错误。
颜海英《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
19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期间德萨伊上将(général Desaix)发现了丹德拉神庙的圆形黄道十二宫，由此引发了学者们的狂热兴趣，…………巴拉维(Charles Hippolyte Paravey)、物理学家毕奥(Jean-Baptiste Biot)和天文学家阿拉戈(Francois Aragó)等都坚信可以用科学推算的方法找到它所指的日期…………1822年，埃及学的奠基人商博良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他辨认出十二宫浮雕所在墙上的王名圈内是罗马皇帝的名字，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论。但几十年后，商博良的哥哥在整理出版他的日记时，披露出商博良后来带领远征队考察埃及时，亲自到丹德拉神庙，发现他当时靠拓片读出的王名圈内，其实是空的，自己犯下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但他在生前一直没有公开此事。
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对于这个断代有斗争，有天文学家研究计算星座位置，断代居然断在了公元前15000年——很显然早的太离谱了，尤其远远超出当时天主教会认定的上帝造人时间公元前4004年。教会坚决不认可。因此引发无神论者与虔诚天主教徒的对战。
直到商博良破译出埃及文字，来了个降维打击，认出了罗马皇帝的名字。教会得胜，称他为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教皇甚至提出让商博良成为红衣主教。
尽管革命的商博良礼貌地拒绝了，但他还是接受一些好意，通过教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最终成为卢浮宫馆长，带队去埃及考察。
所以个人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商博良推翻自己对丹德拉神庙的断代，很可能惹翻教会，失去资助，对他的考古事业造成重大打击，所以他不敢。
现代法国学者考维尔断代是公元前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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