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说传统儒家，成也“三纲五常”，败也“三纲五常”？
“成也三纲五常，败也三纲五常”，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传统儒家思想中“三纲五常”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它既是支撑起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石，也是导致其僵化、乃至最终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理解这句话，需要我们深入剖析“三纲五常”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面的作用与影响。
“成也三纲五常”： 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石
首先，我们来看看“三纲五常”是如何成为传统儒家思想的“成”的。
“三纲”——确立尊卑秩序，维系社会稳定： “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条纲领，看似简单，却为中国传统社会构建了一个清晰、等级森严的权力与义务体系。
君臣关系： 君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臣子必须绝对忠诚，听从号令。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地方，维持国家的统一。在外部威胁较大、内部秩序不稳的时期，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能够快速调动资源，抵御外敌，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转。
父子关系： 父亲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必须孝顺，顺从父母。这不仅是家庭内部的秩序，更是社会秩序的缩影。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维系了宗族的力量，保证了血脉的传承，也为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在缺乏强大国家机器的古代，宗族和家庭是个人最基本的依靠，而“父为子纲”正是维系这种依靠的关键。
夫妻关系： 丈夫在家中主导，妻子必须依附于丈夫。虽然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平等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它确立了家庭内部的分工和责任，保证了家庭的延续和成员的基本生活。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家庭是主要的生产单位，清晰的家庭关系有助于生产活动的有效组织。
“五常”——塑造道德规范，培养君子人格： “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美德，是儒家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是社会道德的主流追求。
仁： 爱人，推己及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同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情感基础。
义： 适宜、正当。强调行为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鼓励人们在原则问题上坚持正道。
礼： 规范、秩序、尊重。礼是社会交往的准则，是维系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润滑剂，也是个人修养的重要体现。
智： 智慧、明辨是非。强调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是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信： 诚信、守诺。是个人品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交易和合作的基础。
“五常”的提出，为个体提供了明确的道德指南，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从而塑造了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国民素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美德被认为是君子应有的品格，对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三纲五常”在古代中国，就像一个稳固的框架，为社会提供了清晰的等级、明确的义务和普适的道德标准。它有效降低了社会运行的成本，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避免了无序的冲突，因此，它被认为是支撑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繁荣的“成”因之一。
“败也三纲五常”： 僵化与压抑的根源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三纲五常”在带来稳定与秩序的同时，也埋下了走向僵化和压抑的种子，成为了其“败”的根源。
“三纲”的弊端： 绝对服从与等级固化：
压抑个性，阻碍创新：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绝对服从原则，在强调忠诚的同时，也扼杀了臣子和子女的独立思考和主动性。当君主昏庸，父亲愚昧时，这种绝对服从就会变成盲从，阻碍了社会变革和进步。臣子不敢犯颜直谏，子女不敢违背父命，个人才华和创新精神往往被压制在森严的等级之下。
强化不平等，加剧压迫： “夫为妻纲”更是将女性置于男性之下，剥夺了她们独立的人格和权利。在长期的实践中，这导致了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限制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同时，等级制度一旦固化，就容易滋生特权和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
缺乏变通，适应性差： “三纲”是一种相对静态的伦理关系，它没有预设随着社会发展而调整的可能性。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新的权力关系出现时，僵化的“三纲”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
“五常”的局限： 理想与现实的脱节：
“礼”的虚伪化与形式主义： “礼”在实践中，容易流于形式，变成繁文缛节，丧失其本来的精神。人们可能为了遵守“礼”，而忽视了“仁”和“义”的实质，甚至用“礼”来掩饰不公和虚伪。
“仁”的局限性： 儒家强调的“仁”往往是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的，即“爱有差等”。这种“仁”在维系家庭和宗族稳定方面有其作用，但对于普世的博爱和人道主义精神来说，就显得有所不足。它容易导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于陌生人之间的困境，可能缺乏足够的同情和责任感。
“智”的被动与“信”的扭曲： 在强调服从的社会中，“智”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如何更聪明地服从，而不是如何挑战权威或进行批判性思考。“信”的实践也可能因为等级制度的存在而变得复杂，比如，对君主、对长辈的“信”可能比对普通人的“信”更为重要，甚至导致对某些群体诚信的缺失。
进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三纲五常”的弊端更加暴露无遗。
阻碍科学精神： 儒家思想虽然有“格物致知”，但其最终落脚点往往在于道德修养和政治伦理，对自然科学的探索缺乏内在动力。而“三纲”的绝对权威，更不允许对权威的质疑，这与科学精神所倡导的怀疑、求证、开放的精神背道而驰。
丧失国际竞争力： 一个强调内部等级、注重传统道德的社会，在面对一个更注重个人奋斗、创新和理性精神的社会时，容易显得僵化和落后。国家机器的运作、社会资源的分配、人才的选拔，都可能受到“三纲五常”所带来的保守思想的影响，最终导致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内在矛盾激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人们开始质疑“三纲五常”所代表的压迫性和不平等性。当“父为子纲”中的“父”不再是慈父，当“君为臣纲”中的“君”不再是爱民之君时，这种关系就失去了合理性，反而成为矛盾的爆发点。
总结来说，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存在其深刻的局限性。它在历史上扮演了稳定器和道德指南针的角色，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框架。但同时，它所带来的绝对服从、等级固化、压抑个性和思想僵化，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面临深刻变革时，就成为了其“败”的根源，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最终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被视为需要批判和扬弃的对象。
可以说，“成也三纲五常”是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社会秩序和道德建设所做的贡献；而“败也三纲五常”，则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思想体系的内在弊端被放大，成为阻碍进步的枷锁。这种辩证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深意。
“成也三纲五常”： 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石
首先，我们来看看“三纲五常”是如何成为传统儒家思想的“成”的。
“三纲”——确立尊卑秩序，维系社会稳定： “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条纲领，看似简单，却为中国传统社会构建了一个清晰、等级森严的权力与义务体系。
君臣关系： 君主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臣子必须绝对忠诚，听从号令。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权的稳定，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地方，维持国家的统一。在外部威胁较大、内部秩序不稳的时期，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能够快速调动资源，抵御外敌，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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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关系： 丈夫在家中主导，妻子必须依附于丈夫。虽然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平等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它确立了家庭内部的分工和责任，保证了家庭的延续和成员的基本生活。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家庭是主要的生产单位，清晰的家庭关系有助于生产活动的有效组织。
“五常”——塑造道德规范，培养君子人格： “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五种美德，是儒家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是社会道德的主流追求。
仁： 爱人，推己及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同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情感基础。
义： 适宜、正当。强调行为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鼓励人们在原则问题上坚持正道。
礼： 规范、秩序、尊重。礼是社会交往的准则，是维系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润滑剂，也是个人修养的重要体现。
智： 智慧、明辨是非。强调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是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信： 诚信、守诺。是个人品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交易和合作的基础。
“五常”的提出，为个体提供了明确的道德指南，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从而塑造了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国民素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美德被认为是君子应有的品格，对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三纲五常”在古代中国，就像一个稳固的框架，为社会提供了清晰的等级、明确的义务和普适的道德标准。它有效降低了社会运行的成本，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避免了无序的冲突，因此，它被认为是支撑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繁荣的“成”因之一。
“败也三纲五常”： 僵化与压抑的根源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三纲五常”在带来稳定与秩序的同时，也埋下了走向僵化和压抑的种子，成为了其“败”的根源。
“三纲”的弊端： 绝对服从与等级固化：
压抑个性，阻碍创新：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绝对服从原则，在强调忠诚的同时，也扼杀了臣子和子女的独立思考和主动性。当君主昏庸，父亲愚昧时，这种绝对服从就会变成盲从，阻碍了社会变革和进步。臣子不敢犯颜直谏，子女不敢违背父命，个人才华和创新精神往往被压制在森严的等级之下。
强化不平等，加剧压迫： “夫为妻纲”更是将女性置于男性之下，剥夺了她们独立的人格和权利。在长期的实践中，这导致了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限制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同时，等级制度一旦固化，就容易滋生特权和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
缺乏变通，适应性差： “三纲”是一种相对静态的伦理关系，它没有预设随着社会发展而调整的可能性。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新的权力关系出现时，僵化的“三纲”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
“五常”的局限： 理想与现实的脱节：
“礼”的虚伪化与形式主义： “礼”在实践中，容易流于形式，变成繁文缛节，丧失其本来的精神。人们可能为了遵守“礼”，而忽视了“仁”和“义”的实质，甚至用“礼”来掩饰不公和虚伪。
“仁”的局限性： 儒家强调的“仁”往往是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的，即“爱有差等”。这种“仁”在维系家庭和宗族稳定方面有其作用，但对于普世的博爱和人道主义精神来说，就显得有所不足。它容易导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于陌生人之间的困境，可能缺乏足够的同情和责任感。
“智”的被动与“信”的扭曲： 在强调服从的社会中，“智”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如何更聪明地服从，而不是如何挑战权威或进行批判性思考。“信”的实践也可能因为等级制度的存在而变得复杂，比如，对君主、对长辈的“信”可能比对普通人的“信”更为重要，甚至导致对某些群体诚信的缺失。
进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三纲五常”的弊端更加暴露无遗。
阻碍科学精神： 儒家思想虽然有“格物致知”，但其最终落脚点往往在于道德修养和政治伦理，对自然科学的探索缺乏内在动力。而“三纲”的绝对权威，更不允许对权威的质疑，这与科学精神所倡导的怀疑、求证、开放的精神背道而驰。
丧失国际竞争力： 一个强调内部等级、注重传统道德的社会，在面对一个更注重个人奋斗、创新和理性精神的社会时，容易显得僵化和落后。国家机器的运作、社会资源的分配、人才的选拔，都可能受到“三纲五常”所带来的保守思想的影响，最终导致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内在矛盾激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人们开始质疑“三纲五常”所代表的压迫性和不平等性。当“父为子纲”中的“父”不再是慈父，当“君为臣纲”中的“君”不再是爱民之君时，这种关系就失去了合理性，反而成为矛盾的爆发点。
总结来说，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存在其深刻的局限性。它在历史上扮演了稳定器和道德指南针的角色，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提供了框架。但同时，它所带来的绝对服从、等级固化、压抑个性和思想僵化，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面临深刻变革时，就成为了其“败”的根源，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最终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被视为需要批判和扬弃的对象。
可以说，“成也三纲五常”是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社会秩序和道德建设所做的贡献；而“败也三纲五常”，则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思想体系的内在弊端被放大，成为阻碍进步的枷锁。这种辩证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深意。
网友意见
这东西，不好说。
你说国家给人民做榜样，父亲给子女做榜样，丈夫给妻子做榜样，这算是落后的思想吗？
怎么在新冠病毒疫情中国的行为里也不算是落后思想呀！难道美国那种对于人民不管不顾才算是现代科学？
至于说对于世人要仁，对于亲友要义，对于熟人要以礼相待，对待事情需要智慧，做事要诚信，这也是封建思想？
见乞丐，直接抢劫？要不打死，见到陌生人遇到危难绕着走，装看不见。
对于亲友，不闻不问，面对亲友求助自己当缩头乌龟
每天处心积虑的杀熟，越是熟人越是无礼，傲慢。
遇到事情手足无措，做事根本不讲信用，这难道是现代思想？
这种东西你们说他们是封建就是吧！个人觉得无所谓。
就好像有人不是问过“古代要把武功秘籍大量印刷让所有人都学，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不会怎么样。能学会的自然是大侠，高手，而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些武功秘籍都是骗人的，都是有毒有害的，不可能有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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