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蒙古族和汉族可以通婚吗？
一、 法律层面上的允许与鼓励：
元朝建立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和促进民族融合，蒙古统治者在法律上就对民族间的通婚采取了相对开放的态度。
《元典章》中的规定： 在元朝的法律文献《元典章》中，对于通婚的规定体现了这种开放性。虽然有关于不同身份等级的人之间的婚配限制（例如官员不能娶婢女为妻），但并没有对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通婚设置明确的法律障碍。
民族等级制度的影响： 元朝实行的是一套森严的民族等级制度，将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虽然这种等级制度在很多方面限制了非蒙古人的权利，但在婚姻方面，对于汉人与蒙古人通婚并没有像其他方面那样设置绝对禁止。
政治联姻与融合： 统治者有时甚至会主动推动和鼓励一些政治联姻，将蒙古贵族或官员的子女许配给汉族有声望的家族，或者反之，以此来拉拢汉族士族，缓和民族矛盾，促进统治的稳定和民族的融合。这是一种政治策略的体现。
二、 实际情况的复杂性：
尽管法律上允许，但实际的通婚情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非像现代社会那样普遍和自由。
社会观念和文化隔阂：
蒙古族的视角： 对于许多纯粹的蒙古族人来说，尤其是贵族阶层，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与同族通婚，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和政治利益的传承。汉族文化在他们眼中可能存在差异甚至被视为较低的。
汉族的视角： 汉族士大夫阶层可能对与蒙古族通婚抱有顾虑，一方面是出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统治者政策的抵触，另一方面也可能担心婚姻对自身家族地位和传统文化传承的影响。然而，在基层民众中，尤其是在蒙古族统治者深入统治的地区，汉族与蒙古族之间的接触更为频繁，通婚的可能性也相对更大。
文化习俗的差异： 蒙古族和汉族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婚姻礼仪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通婚的障碍。
经济和政治因素：
利益考量： 婚姻往往与家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紧密相连。通婚可能意味着资源的整合，也可能带来潜在的风险。因此，家族在决定子女婚事时，会仔细权衡利弊。
统治者政策的影响： 尽管法律允许，但统治者的具体政策导向也会对通婚产生影响。在某些时期，统治者可能会更积极地推动民族融合，而另一些时期则可能相对忽视。
地域分布和接触程度：
在蒙古统治者直接统治、蒙古军队驻扎或蒙古贵族封地的地区，蒙古族与汉族的接触更为频繁，通婚的可能性自然也更大。
在相对偏远或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地区，通婚的比例可能较低。
通婚的普遍性： 总体而言，虽然法律上允许且存在，但元朝时期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通婚可能不如后来的明清时期那样普遍和深入。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民族等级制度、文化差异以及社会观念的影响。
三、 历史文献中的零星记载：
虽然没有系统性的统计数据，但历史文献中确实存在一些蒙古族与汉族通婚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零散，但足以证明其存在：
蒙古贵族与汉族士人的结合： 有些蒙古贵族为了更好地统治汉地，会与汉族士人家族联姻，这不仅有助于他们了解汉族文化，也能够获得汉族士人的支持。
基层民众的婚姻： 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边疆地带或者蒙古军民与汉族百姓长期共处的区域，基层民众之间的通婚现象也时有发生。
《元史》中的记载： 《元史》中虽然更多记载的是政治事件和皇室家族，但在一些人物传记中，也可能侧面反映出不同民族间的联系和可能的通婚。
总结：
元朝时期，蒙古族和汉族在法律上是可以通婚的，而且元朝统治者也出于政治和民族融合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甚至鼓励了这种通婚。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民族等级制度、显著的文化习俗差异以及不同民族内部的观念差异，使得这种通婚在实际操作中并非普遍现象。它更多地存在于政治联姻、利益考量以及基层民众的实际接触之中，并且其普遍性和接受度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可以认为，元朝时期虽然存在跨民族通婚，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受到多方因素制约的社会现象，而非一种完全自由和广泛的社会风尚。
网友意见
元朝对治下的民族间通婚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也没考虑过实施政策限制。对此，元政府还出台了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以处理不同族裔间通婚时可能出现的婚俗冲突。
官民中的诸色人等通婚
元代的政治空前统一造就了一个丰富度罕见的多元文化社会。诸色人等婚姻自由，但风俗各异，如听其自议婚聘礼仪，必然争端迭起。对此，元政府做了一些特别规定：
根据世祖至元八年制定的民间嫁娶婚姻聘财诸事例，各族裔通婚时婚礼应以男方民族习惯为准。例如汉男娶畏吾儿女子，婚礼当依汉俗。但蒙古人享有“宗人”“国人”地位，不受此禁限。即使蒙古女子嫁与非蒙古人，婚礼仍可依蒙古习惯。
至元八年二月，钦奉圣旨：“据中书省奏‘定民间嫁娶婚姻聘财’等事，准奏”仰遍行诸路。照会一体施行。......一，诸色人同类自婚姻者，各从本俗法，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例。（见《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婚姻、《通制条格·卷四》户令·嫁娶）
对实行族裔身份政治的元朝来说，每个人的“族裔界定”是一件必须且相当重要的事务。由此元政府规定，诸色人等通婚产生的后代族裔视同其父。例如汉人娶蒙古人所生子，族裔仍是汉人。
有元一代，见诸于史料的蒙汉民族间的通婚事例众多，尤其是在中原的蒙古人家庭，基本都无法避免与汉人世代婚姻，文献中的案例，数不胜数，过去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例如：
1976年，蒙元史学者洪金富发表了首篇专门研究元代各族裔间通婚问题的专文《元代汉人与非汉人通婚问题初探》，其中列举了蒙古人与汉人、南人通婚的82个个案（蒙男汉女52，汉男蒙女30）。值得注意的是，洪金富统计的“汉人”不包括元代归入汉人的女真、契丹、高丽、渤海人。
1984年，日本学者池内功发表了《元代的蒙汉通婚及其背景》，着重分析了来自元初汉世侯与元代蒙古军户家庭的一些多代通婚家族个案。
1987年，蒙元史学者萧启庆在《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一文中指出，名列《元统元年进士提名录》的全部25名蒙古进士，母亲姓名可考的22人，其中15人有汉姓，妻子姓名可考的14人，有汉姓的10人。普遍多代与汉人通婚。
皇族宗室中的蒙汉通婚
绝对数量来看，蒙汉通婚者的身份自然以官吏及普通军民为主，但也不乏有宗室成员。
首先是宗室女性嫁与汉人男子， 高丽人在元代亦属于几种“汉人”之列，众所周知，自忠烈至恭愍历代高丽国王均迎娶元朝公主，为元之驸马。
除高丽王与元朝公主的累世婚姻外，已知最早嫁与汉人的几位蒙元皇家女子出自帖木格斡赤斤系宗王。斡赤斤之孙塔察儿曾先后将两个妹妹嫁给了山东军阀李璮。忽必烈-阿里不哥之争中，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抛妻弃子只身自阿里不哥处投奔忽必烈，世祖又将塔察儿的堂妹瓒真赐婚与耶律铸。婚后，她为耶律铸生下了希援、希崇、希晟三个儿子。其中耶律希援的夫人来自弘吉剌氏，属于蒙汉二代通婚。
瓒真郡主死后，与夫合葬于北京昆明湖东岸，1998年发掘，其《故郡主夫人奇渥温氏墓志铭》出土。这可能是目前可见的唯一一方元代宗室妇女墓志铭。
- 颐和园耶律铸夫妇合葬墓出土《故郡主夫人奇渥温氏墓志铭》拓片（来自颐和吴老新浪博客）
顺帝时，左丞相贺惟一之子贺均（也先忽都），也娶“宗室女”为妻，但其妻的姓名与出身世系不详。
九年七月，罢为翰林学士承旨，既又诬劾其过失，而并论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僣娶宗室女。脱脱之母闻之，谓脱脱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于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违吾言，非吾子也。”（《元史·卷一百四十·列传第二十七》）
地方宗王之女与其投下（即小王国）的汉族陪臣、官员的通婚应该更为常见，甚至未必属于宗王私属人口的地方豪强也可凭其势力冒任投下官员并迎娶王女。虞集自翰林告老回乡后，便曾拒绝为此类冒任人员撰写碑传：
（虞集）家素贫，归老后食指益众，登门之士相望于道，好事争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尝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赀产甲一方，娶诸王女为妻，充本位下郡[1]总管。既卒，其子属丰城士甘悫求集文铭父墓，奉中统钞五百锭准礼物，集不许，悫愧叹而去。其束修羔雁之入，还以为宾客费，虽空乏弗恤也。（《元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八》）
元皇室男性成员与汉族女性的通婚信息，总体而言数量不那么多，因为蒙元皇族正妻的选择范围其实颇为狭窄，见诸于史籍的大多都是蒙古人，本身就较少有色目、汉人等诸色人的一席之地。广义的“汉人”位列皇后的案例较为少见。其中最早的是太祖时和亲的金岐国公主完颜氏，名不详，只知因其为完颜永济幼女，宫中呼为“小姐姐”。
金主珣遣人议和，忒没贞（铁木真）欲得其公主及护驾将军十人，细军百人，从公主童男女各五百，彩绣衣三千件，御马三千匹，金银珠玉等甚众。又请左丞相完颜福兴为质。珣皆从之。忒没贞遣人来选女时，公主见在者七人，惟允济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
完颜氏在汗廷的尊号，直接采用了汉语“公主”的音译，被称作“公主哈敦”即公主皇后，掌太祖后宫诸室的第四斡耳朵：
四皇后公主哈敦，乞台君主阿勒坛汗之女，我们知道，她长得不美，但由于其父是伟大的君主，就使她获得身份，受人尊敬。 她没有为成吉思汗生下子女，她一直活到阿里不哥时才死去。（[波斯]拉施特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89-90页）
蒙古汗国时代的“公主皇后”完颜氏，元仁宗的答里麻失里皇后，元顺帝的奇皇后均是高丽人，以元代族裔划分都可视为“蒙汉通婚”的案例。
但其侧室，则不限取于诸色人等，尤其是人口众多的汉人。其中个别案例比较有名，如武宗仁宗之父答剌麻八剌（追为顺宗）的侧妃郭氏，生庶长子魏王阿木哥。野史之中，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还记载了武宗、顺帝后宫中多位汉族妃嫔的生平事迹。
武宗时有洪妃、 骆妃、熊嫔等。
至大中，洪妃宠于后宫。七夕诸嫔妃不得登台，台上结彩为楼，妃独与宫官数人升焉。剪彩散台下，令宫嫔拾之，以色艳淡为胜负。次日设宴大会，谓之“斗巧宴”，负巧者罚一席。
熊嫔性耐寒，尝于月夜游梨花亭，露祖坐紫斑石。帝见其身与梨花一色，因名其亭曰“联缟亭”。
（至大）巳酉仲秋之夜，武宗与诸嫔妃泛月于禁苑太液池中......有骆妃者，素号能歌，趋出为帝舞《月照临》而歌曰：“五华兮如织，照临兮一色。丽正兮中域，同乐兮万国。”歌毕，帝悦其以月喻已，赐八宝盘玳瑁盏，诸妃各起贺。
顺帝的诸宠妃则均是汉人女子。
淑妃龙瑞桥、程一宁、戈小娥，丽嫔张阿玄、支祁氏，才人英英、凝香儿，尤见宠爱。所好成之，所恶除之，位在皇后之下，而权则重于禁围，宫中称为“七贵”云。
这些记载都可补正史之阙。
参考
- ^ 李治安认为“郡”疑为“都”之误，见《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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