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有食品安全问题吗？
一、 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表现：
尽管官方宣传中强调国家对人民负责，但由于体制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和粗劣食品：
定量配给和供应短缺： 在很多时期，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如三年困难时期），食品的供应是严格按照户口、工种、级别等进行定量配给的。这导致很多居民即使在配给范围内也难以获得充足的食物，更不用说精细化、多样化的食品了。市场上充斥着粗粮、窝头、野菜等填饱肚子的食物，很多家庭长期处于营养摄入不足的状态。这本身就构成了健康风险，虽然不是典型的“食品安全”概念（如毒物污染），但其对民众健康的影响是深远的。
“吃饱”是首要目标： 在普遍物资匮乏的背景下，保障基本的“吃饱”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食品的质量、种类、加工工艺等方面的要求自然会被放在次要位置。即使存在一些不符合标准的食品，只要能填饱肚子，其潜在的安全风险可能就被忽视了。
农药和化肥的滥用（初露端倪）：
“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 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奉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强调提高粮食产量。为了实现高产目标，国家大力推广化肥和农药的使用。
缺乏有效监管和技术指导： 当时对于农药化肥的使用，存在着监管不到位、农民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一些农民为了追求产量，可能超量使用农药，或者使用未经严格审批、安全性有待考证的农药。
残留问题尚未成为关注焦点： 当时对农药残留的检测技术和标准不如现在先进，也尚未成为普遍关注的食品安全焦点。因此，农产品中可能存在的农药残留问题，虽然客观存在，但并未被系统地揭示和解决。
食品加工和储存环节的隐患：
简陋的加工工艺和设备： 很多食品的加工都是在简陋的工厂或集体企业中进行的，设备陈旧，卫生条件不佳。一些加工过程可能存在交叉污染、微生物滋生等问题。
储存条件差： 储藏设施普遍不足且技术落后，导致粮食、蔬菜、肉类等容易发霉、变质，滋生细菌。虽然有国家标准，但实际执行和监督力度可能不足。
添加剂使用缺乏规范： 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虽然国家也在出台一些食品添加剂的规定，但对于使用范围、剂量以及检测监管，在早期可能存在空白或执行不力的情况。一些不法商家（尽管数量可能不如市场经济时期多）可能会为了改善食品外观、延长保质期等目的，滥用添加剂。
信息不透明和消费者维权困难：
缺乏消费者知情权：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息主要由国家垄断和发布，消费者很难了解到食品的真实成分、生产过程、检验结果等信息。
消费者维权渠道不畅： 消费者一旦遇到食品问题，缺乏有效的投诉和维权渠道。即使知道问题所在，也难以追究责任，因为食品的生产、分配都由国家计划和国有企业控制，责任主体模糊化。
特殊时期的食品安全问题：
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粮食短缺时期，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食品安全问题，但普遍的营养不良、食用野生植物（如树皮、草根）导致的食物中毒和健康损害是极其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一些地方政府为完成征粮任务，可能导致了更严重的饥荒和死亡。
“大跃进”时期： 为了追求粮食产量，一些地方可能存在夸大产量、虚报数字的情况，导致国家在调拨粮食时出现失误，加剧了某些地区的困难。
二、 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
物资匮乏和以数量为优先的政策导向： 在长期物资匮乏的环境下，政府和民众的首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保障基本的生存需求。这使得食品安全的某些方面（如营养均衡、精细化加工）被边缘化。
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
缺乏市场竞争和消费者选择： 消费者没有选择权，只能消费国家提供的产品，这使得生产企业缺乏提升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内在动力。
监管体系不健全： 尽管有国家标准和质量监督部门，但由于体制原因，可能存在多头管理、责任不清、执行不力等问题。
信息不对称严重： 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监督。
技术和管理水平的限制： 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食品加工技术、检验检测技术以及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都相对落后，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食品安全挑战。
意识的薄弱： 相对于市场经济时代，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度普遍较低，更关注“吃得饱”，而不是“吃得安全”。
三、 计划经济时代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
国家层面的统一标准和检测： 国家会制定一些基本的食品安全标准，并由相关部门进行抽检和监督。
计划内的质量控制： 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国有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质量要求和监督。
政治宣传和教育： 通过媒体和宣传，强调保障人民健康的责任，进行食品安全知识的普及（但方式相对单一）。
群众监督和举报（有限）： 在一些时期，也存在依靠群众监督和举报来发现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情况，但其效率和系统性有限。
直接行政干预： 一旦发现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政府会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处理，如查封不合格产品、追究责任等。
四、 与市场经济时代食品安全问题的对比：
根源不同： 计划经济下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多源于物资匮乏、计划体制的弊端和技术落后；市场经济下的食品安全问题则更多源于逐利动机、监管漏洞、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维权难。
表现形式不同： 计划经济下，普遍存在的是营养不良和粗劣食品；市场经济下，更多表现为非法添加剂、有害物质污染、假冒伪劣产品等。
解决途径不同： 计划经济下，解决主要依靠国家计划、行政命令和政治动员；市场经济下，则更加依赖市场机制、法律法规、消费者监督和技术进步。
总结：
计划经济时代并非没有食品安全问题，只是这些问题在表现形式、根源和应对方式上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市场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有所不同。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物质的极度匮乏和“吃饱”的生存需求，这使得许多食品安全问题被掩盖在普遍性的短缺和营养不良之下。然而，农药化肥的初步使用、简陋的加工储存条件以及不健全的监管体系，也客观上造成了一些食品安全隐患。公众的意识和维权能力在那个时代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可以说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其特有的、与时代背景相适应的食品安全问题。
网友意见
网上找到的一个当年公开销售的香精的空罐。
六、七十年代时，冰棍、汽水、蜜饯等食品中都含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而且是用现在最差的添加剂——色素、糖精和香精等调制而成的；当时国营的粮店里卖的大米很多是陈米，这类陈米中的毒素——黄曲霉素往往严重超标；地沟油倒没有，因为实在没有多少食用油变成泔水，不过棉籽油倒是不少；瘦肉精当然不用，那时唯恐买到的猪肉不肥、没多少肥肉（因为要拿肥肉熬油吃），但长了寄生虫——“猪肉绦虫”的囊尾蚴的病死猪的猪肉——“米猪肉”是经常可以在菜场里看到的。
六、七十年代时哈尔滨市松花江化工厂出品的“香蕉香精(食品用)
以及人造肉精。
在工业化生产大规模铺开以前，食品生产主要集中在小作坊，那时候吃的酱油，醋，植物油基本都是在卫生不达标的生产环境中产出的，估计连菌落检测也没有，也不会无菌操作，之所以没有被人诟病，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吃饱还是个大问题，但计划经济时代食品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蛔虫了，但那个年代这可是个常见问题，根源就是食品卫生不过关。生产环境大概就类似下图这样。
食品安全的大幅度提升与工业化的普遍推开有很大关系，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工业落后，食品安全观念淡薄，其食品安全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虽然近年来发生了一些让人们心里不安的类似奶粉的食品安全问题，但这属于利益熏心以及监管不到位造成的，工业化时代的食品安全水平毫无疑问是大幅度好于计划经济的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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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个农药问题。农作物病虫害自古就有，计划经济时代也不例外。基于那个时代的科技，很多农药的使用都留下了重大隐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DDT。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一大农药消费国和第二大农药生产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DDT 为代表的有机氯农药曾经是中国的主导农药。我国在1983年禁止DDT作为农药使用，2002年，刘建国等人发表的论文《中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基本义务和障碍的初步识别》中显示，中国DDT的累计总量达到40万吨。
世界卫生组织发给《北京科技报》记者的一份关于DDT影响人体健康的最新文件，总结了世界各地DDT和人体健康相关研究的结果：DDT具有神经毒性，可能导致肝脏功能紊乱，并在高剂量条件下损害肝脏。该物质可能导致肝癌，并且有研究报告发现，多种人体癌症的发生和DDT有关。DDT作为一种激素类似物，能作用于人体。另外，由于DDT的亲脂性，容易在母乳中富集，这很可能威胁脆弱婴幼儿的健康。
(●—●)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时代依旧有大量富含有毒农药的粮食被人吃掉，并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这种问题怎么越来越奇怪了？？？还好我就是专业做食品安全的左翼老将，完全是枪口问题。
目前国内常用的食品haccp关键控制点和危害分析体系，以及ISO22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阿波罗登月时开发的，目的是给宇航员提供高质量又安全的食品。
找下资料就是：HACCP系统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Pillsbury公司H.Bauman博士等与宇航局和美国陆军Natick研究所共同开发的，主要用于航天食品中。1971年在美国第一次国家食品保护会议上提出了HACCP原理，立即被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接受，并决定在低酸罐头食品的GMP中采用。FDA于1974年公布了将HCCP原理引入低酸罐头食品的GMP。
正式向社会公布是70年代的事了，自由世界全面使用要到1985年后。
英国推广的brc食品安全审核最早是1996年出现的。美国的AIB烘焙行业审核最早是1919年在美帝行业内做技术培训，今天的该体系内的食品安全审核标准建立时间是多少我不清楚，但是我认为不可能早于Haccp发布的70年代。百胜集团用于肯德基和必胜客的Yam Star审核同理。
1974年美国第一次把原本用于宇航员的Haccp体系正式应用于社会生产，距离1978年还有几年呢？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一个不存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世界，有食品安全可言吗？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事？这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好吧！
至于Haccp之前的食品安全是什么样，我只能说全凭资本家良心有多好，自己法律有多严。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资本家，食品制假售假最严直接枪毙。
那时候不需要安全。连观音土都可以吃的年代，还需要什么食品安全？
以前，大家只要一听见狗叫，循声望去，看见狗一边汪汪尖叫，一边追着自己的尾巴不停转圈圈，就知道那狗会很快就要死去，因为那狗得了狂犬病。发现狗就要死了，那可是难得的有口福，意味着马上有狗肉可吃了，虽然死狗肉始终有股奇怪的味道，无论如何都没有健康活狗的那种肉香，但人们还是绝对不会错过机会的，一等那狗倒毙，甚至都没等狗断气，就把那狗给杀了，因为趁热放血，味道会比死透了的比较好点。
现在，人们都知道这是病狗，有狂犬病毒，不能吃，那时候的人们，当然也知道疯狗有病毒，但架不住肚子饿啊，在饿死馋死之前，毒死病死那都是后事，两相其害择其轻，所以从来没有人为吃了病狗后面会不会被传染得病，只在乎能不能把它做的美味好吃一点。
按照乡规民约，打人家活狗是犯法的，被狗主人找上门，那就有得大架可打了，连锅灶都可能被愤怒的狗主人给掀翻，但捡死狗没事，很多狗，都知道是谁家的，但见它死掉的人都不会傻到去通知狗主人，而是迅速的拖进自己家，迅速的把它脱毛破肚，变成一盆肉之后，狗主人找上门，厚道一点的分点狗肉回去，不厚道的，连狗毛都不还一根也不算缺德。
可见，那时候的人们为了努力活下来见到明天的太阳，突破了多少伦常公理。在一切以活下去为原则的常规时代，食品安不安全，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只有现在这个稍微饱胀的特殊年代，才会有把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上升到非常高度的位置。
对了，与吃死狗肉有可能感染狂犬病毒的严重后果相比，吃死人肉可不止只有僵尸病毒和朊病毒或者其他各种癌症肿瘤疾病，关键还冲击人类本身的道德底线，但那时候，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呢？
这么老的问题居然出现在我的推荐中，一定是我出了什么问题。
对当年的事情多少还有些印象。
我吃过棉籽油。记得买回来要提前熬一下，然后油沫特别多。当然咯，当时也没人知道这东西有毒。
吃过米猪肉，也吃过死猪肉。没办法，便宜嘛。那理所当然的，也吃过打虫糖。
吃过用糖精色素做的冰棒。
这还是印象深刻的，没办法，小时候家里吃的东西，米是从老家亲戚哪里买的，菜是自己种的，鸡是自己养的，鱼都是旁边湖里打捞的。而因为家里条件不好，除了买点猪肉，很少在外面买吃的。
顺便驳斥一下有些高赞答主对计划经济的美好想象。
打个比方，按照计划，当国家给奶粉厂生产10吨奶粉的生产任务的时候，会给你100吨鲜奶的指标。
注意，只是指标，而不是送100吨鲜奶到你工厂门口，等你接收。
而奶粉厂拿着这100吨鲜奶的指标，就去找农资公司或者供销社什么的买鲜奶。
虽然是计划经济，也还是要花钱的，贷款嘛。所以，哪怕是改革开放之前，都有很多国有企业资不抵债，发不出工资。如果一切都是划拨来划拨去，都只是数字运转，那工厂怎么会欠债务，怎么会有三角债？
继续说回来，奶粉厂拿着这100吨鲜奶的指标，就一定能保质保量的收购到100吨合格的鲜奶吗？呵呵！
如果当年奶源紧张，你能买到鲜奶就不错了，还在这里挑剔蛋白质不够，菌落数超标啊，别要好吧，本地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奶粉厂。
对于采购来说，奶源紧俏的时候，能买鲜奶回去，保证工厂不停产就是功劳，至于技术指标不行？和你有什么关系？
如果采购坚持原则，技术指标不够就不买。很好，你很有原则，回去就会被厂长分配去打扫卫生，采购你就别干了。
计划经济条件下，产品的销售与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你这个工厂的质量好，对不起，一年也只有10吨的生产指标。质量不好，只要吃不死人，没关系，也有10吨的指标。
你觉得这种情况下，产品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吗？
这还只是采购。
好，现在这批新鲜牛奶采购回来了，100吨，质量很好。然后等这批牛奶进生产线的时候，只剩下90吨了，别问另外那10吨哪里去了，问就是损耗。
计划经济年代什么叫以厂为家啊，厂子就是家，那家里的东西，我多吃多喝多拿点不是很正常吗？
最后产量不够？不够你不会想办法啊！
供销社说奶粉的质量不好，不买了。不买，你不会想办法啊！
而这批不合格的奶粉到了供销社手里。嘿嘿，这是高档货，没关系的话，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所以，你说这家奶粉厂会在意自己产品的质量吗？
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概念。中国要到1979年8月才由国务院发布了《卫生管理条例》，其中第一次提出了”防止食品污染”，开始对于含有毒物质（包括工业三废、放射性物质、农药和其他毒物质）的危害人体健康的和原料作了禁止性规定，而同年颁发的刑法中则根本没有相关规定。食品安全犯罪一直要到1982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了《食品卫生法（试行）》才将食品安全问题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而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习以为常的作法，对于今天的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1、废水灌溉
计划经济时期，用工业污水进行灌溉是被当作一项先进经验在各地推广的，这一方面是为了追求增肥增产，另一方面则就是为了节省污水处理费用。在1960年3月，建筑工程部党组在《关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的报告》中直接声称：”用于灌溉的废水，处理标准可以低一些，排入水体的废水，标准就要高一些”。
如洛阳市在经过几年的污水灌溉后，到六十年代初已发现土壤污染现象，城市水源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根据卫生防疫站报告，从1962年4月起，发现洛阳市水源中有六价铬和酚等毒物存在。在30个被检验的水源井中，有13个井遭受污染，其中含六价铬的有9个井，占检验井数的30％，含酚的有3个井，占检验井数的10％，兼含六价铬和酚的有1个井，占检验井数的3.4％。而且，污染物含量呈上升态势。据化验，临涧水源六价铬的含量，在1962年4月至9月5个月内由0.002毫克／升，上升到0.007毫克/升，增加了2.5倍。[1]
西安东郊土壤中含汞量平均9.90毫克/公斤，哈尔滨灌区的马家沟含汞量为3.46毫克/公斤，沈阳市张土灌区、上海市川沙灌区、西安灌区的局部地区都出现了镉污染问题。据检土壤中最高镉含量达每公斤3毫克，大米中镉的最高检出值每公斤达2.6毫克，有的已超过日本患骨痛病地区的含镉量。不仅如此由于土壤、地下水和农作物的污染，污水灌溉地区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据辽宁省防疫站健康普查结果表明，沈抚灌区居民的肝肿大率、慢性胃病患病率和白血球总数增高率都明显高于对照区。[2]同时发现在1967-1977十年中，当地崎胎率平均为千分之11.34，而对照区仅为千分之5.2，差距极其显著。
北京市石景山人民公社将“首钢”含酚废水与永定河水混合后灌溉农田，导致灌区浅层地下水受到污染，酚、氰含量均超过饮用水标准；西安市西、北郊污灌区发现浅层地下水水质恶化，水味变苦，色泽微黄，略带土腥味，细菌数目普遍增高；1971年，郑州市某农药厂将未经处理的含有三氯乙醛等有害物质的废水直接排入灌渠，损害了3500亩麦田，其中1500亩颗粒无收；吉林市出现污灌稻米“发渣”；天津市污灌稻米颜色发灰；石家庄市污灌红薯黑心、煮不软等等。[3]
河北省石家庄市某些地区在1963年就发现污水干渠两岸130米的土地出现返盐现象，次年河北省各地污水灌溉农田已经出现土壤盐碱化和死苗的情况。1963年唐山市女织寨公社由于污水灌溉农田出现部分土地返盐现象。1967年春该公社土地盐碱化现象日趋严重，全公社2.6万亩耕地中有1.93万亩出现盐碱现象、465亩基本绝收。赵田庄种的小麦发黄不长，不得不重新补种其他作物。时人描述为“晴天时见地里一片白，走在上面卡吃卡吃的响”。
到20世纪80年代初，石家庄对污水灌溉土壤的检测发现由于废水中酚、氰化物含量有所增加，有构 成对土壤污染的趋势，东明渠、西明渠呈轻度污染状态，化肥厂灌区土壤中砷平均含量达14.63毫克／公斤，处于轻度污染状况，铬的含量也随着污水灌溉年限递增。据河北医学院及河北省肿瘤研究所等单位在架城污灌区做了联合调查，结果揭示污灌区死亡率为623.71/10万,显著高于净灌区的557.22/10万。污灌区的平均期望寿命男性较净灌区低1.43岁,女性低2.21岁,因肿瘤损失寿命污灌区的3.76岁,而净灌区为3.12岁。恶性肿瘤标化死亡率为155.45/10万,明显高于净灌区为144.57/10万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2、工业污染
根据70年代末的不完全统计，仅湖北、浙江、山东、江苏、贵州、辽宁等部分省、地区受工业三废 污染的农田面积有200多万亩，因污染每年减产粮食二三亿斤。其中浙江省69个县市中，三废污染严重的县市有21个、，金华地区有大小企业460多个，排出大量废水污染农田、鱼塘和富春江，仅衢州化工厂附近花园公社上祝一个大队即废弃农田300多亩。江苏省1972年到1976年因污染赔偿农业损失一千三百五十万元，仅苏州化工系统1973年因污染农田致使减产粮食就有一百多万斤。山东省淄博、潍坊、泰安、济宁、青岛五地市，三废污染农田20多万亩，约减产粮食一亿斤。
同时期的江西省大余县是一个受工业三废污染的典型。该县四个钨矿和一个钴冶炼厂排放的三氧化二砷、铅、锌、镉、铍、钴和放射性毒物，使全县百分之八十的灌溉水源受污染，约十万亩农田受害，其中六万亩减产。受害地区土壤板结，秧苗不发新根，最后枯死。轻的每亩减产一百五十至二百斤，严重的颗粒无收。为此大余县每年影响的粮食产量有一千多万斤，有三千多亩农田因污染严重而弃耕。内蒙古自治区原本有名的产粮社全巴兔公社，由于包钢在其附近修建尾矿坝，使二万七千亩土地严重盐碱化，粮食产量从四百六十万斤降到一百二十七万斤，社员平均收人从九十元降到二十元，有二千二百多名社员迁往他乡。
工业污染还导致了大量的牲畜中毒或死亡。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工业含氟废气对农牧业的污染日益突出，其中内蒙古包头地区氟污染面积已达一万二千七百平方公里，牧草含氟高达每公斤330毫克，直接导致该地区附近羊只发病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其他大牲畜发病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远离包头一百多公里的乌拉特前旗，也出现七十万头牲畜里面发病四十七万头，一年死亡八万八千多头的情况。与此同时，甘肃省兰州市白银区氟污染面积达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土壤含氟量每公斤高达312毫克，牧草368毫克，超过氟中毒剂量十倍，该地区死亡牧羊尸骨的含氟量高达每公斤9586毫克，比正常羊骨高十五倍。此外在污染严重的南方地区，农业耕牛也未能幸免。江西大余县全县因污染中毒死亡耕牛七千多头，现有耕牛发病率高达65％，浙江省金华化工厂附近的秋滨公社六个大队，因受黄磷废水危害，造成耕牛死亡，经解剖，死牛胃内的饲草还在“燃烧发烟”。[4]
湖北省大冶湖区二万多亩农田遭受重金属镉污染，生产的早、晚稻稻谷中含镉量高达每公斤1.7毫克。按每人每天吃一斤粮计，当地居民每人每周要摄入2.1-5.95毫克镉，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允许量的四倍。同时上海、沈阳、西安、株洲、哈尔滨等城市郊区，镉污染面积已达十万多亩，每年生产镉米几千万斤，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痛痛病“病症”。另据中国农科院蔬菜所普查北京地区大部分蔬菜品种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偏高，食用后易在人体内形成强致癌物质亚硝胺，威胁人民身体健康。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已出现农民身患重大疾病的现象，赣州钴冶炼厂大余分厂所在地东山大队二队，大多数社员患肝、肾病，十多年来没有一个青年被应征人伍。[5]
1974年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向全市下发了《关于郊区工业“三废”危害情况和改进意见的报告》，报告称：据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青浦、松江、金山等八县的统计，产生三废危害的工厂有1211个，约占八个县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这些厂排出的三废中含有氰、氢、氛、苯、铅、酚、钍等十余种有害物质。每年排出的有害废水约500万吨。例如上海县杜行化工厂全部排入黄浦江的废水中，铬和硫酸氯钠的含量高达1000毫克/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2000倍，青浦县城厢镇电镀厂使用山萘(氰化钠)等剧毒化工原料，每年排入河中的有害废水约有6万吨，以致河水中氰化物含量达1毫克/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19倍。
另据1975年嘉定县革委会的汇报：该县产生三废的有150个单位， 污染多为利用市属工厂提供的下脚资源导致。其中生产废水的单位有100多个。废水总排量为2200吨/天，这些以汞、氰、铬酸、三酸、二碱为主的废水，都直接排入河道或土井。如外冈农具拉丝厂酸洗车间因直接向河道排放酸洗废水，该厂周围纵横三华里的河面受到严重污染。娄塘公社电镀厂含铬和含氰废水严重超标，河面被染成淡黄色，附近自来水厂的水质被迫停止供水。
3、农药残留
自1950年到1979年，我国共生产化学农药635.6万吨，而这其中高效低毒农药只占93.8万吨。也就是说从1950年到1979年，我国在农业生产中已经长期大量施用了高残留高毒性化学农药。其中还大量使用了剧毒的有机磷与有机汞农药。当时对于农药的滥用极其惊人，各地都有所谓打“预防药”(有虫无虫定期打药)、“保险药”(从田间打到粮仓)、“功效药”(高剂量、高浓度)、“全歼药 ”(不分害情的混施药剂 )等过度施药、乱施药的做法，导致农药中毒事故频发。
而同时有机氯化学农药如六六六、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则被长期大量使用。它们的长期大量施用造成了对土壤和农畜产品的普遍污染。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土壤中有机氯含量接近日本水平，农畜产品全部含有六六六，大部含有滴滴涕，动物性食品肉、禽、蛋等和茶叶、烟叶，有机氯含量超过食品卫生标准的比例达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北京市猪肉六六六含量最高达每公斤6.7毫克，滴滴涕2.6毫克，鸡蛋六六六含量最高达每公斤7.1毫克，滴滴涕1.08毫克，蔬菜从1973年停止使用有机氯农药，但仍普遍检出有机氯。河北石家庄地区小麦六六六含量最高达每公斤1.31毫克，滴滴涕0.38毫克，超标百分之二十以上，土壤六六六含量平均每公斤0.4毫克，滴滴涕1.23毫克，高于日本等国。另据中国农科院茶科所调查，全国十个产茶省茶叶中六六六平均含量达每公斤0.405毫克，超标百分之七十七，不同茶类中，绿茶含量最高，乌龙茶次之，红茶最低。此外长期大量施用高毒性农药还导致病虫产生抗药性、天敌遭到严重摧残的后果，从而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加重了农业病虫害。
1970年浙江省金华地区因不合理施用有机汞农药西力生，导致严重药害和人畜亚急性中毒，甚至影响了外贸和外援，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之后的调查中发现当地稻谷中的汞的最高含量达9毫克/公斤。随后浙江省有关部门又抽查了30多个县市的粮食 ，发现部分地区大米汞含量较高。
从1971年底开始，瑞士的几家企业先后反映从中国进口的干全蛋和冰全蛋中滴滴涕等农药残余量大大超过该国规定。其中，瑞士巴塞尔州化学所对从中国进口的冰全蛋的检验结果显示：六六六+2．HCH(LINDAN)残存物的平均值 (18个货样)超过了允许限度的18倍，滴滴涕的平均值+代谢物余渣同样高出允许范围的5倍。六六六最高的超过了33倍，滴滴涕最高的超过了12倍。据此瑞士企业提出撤约、停供的要求，并告知银行退回信用证。中方不得已同意暂停交货。
随后奥地利、荷兰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同期联邦德国反映从中国进口的烟叶中滴滴涕、六六六含量超过该国允许标准，加拿大反映从中国进口的蘑菇罐头含汞量超过该国规定；日本则反映从中国进口的绿茶中发现滴滴涕 、六六六和有机磷农药残留。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出口创汇与国家声誉。
之后在1972年，上海市对剧毒农药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亦发现存在较严重的农药污染问题。《解放日报》据此撰写了 《剧毒农药会污染环境和农作物 防治虫害的落后状态亟需改进》的内部参阅材料，提交给当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该材料指出：“剧毒农药中的汞、氯、砷等物质，毒性很大，容易溶解于水，被农作物和土壤吸收，就会造成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使用剧毒农药，还直接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在不少地方，江河、稻田中的鱼、虾、蟹、黄鳝等水生动物，显著减少。”
参考
搞笑，问问广东40，50后庵埠生产的食品给他们留下什么集体回忆。
另外，我爸给我说过很多次的一件事，他当时支教的地方，有一头猪丹毒死了后埋了，然后被人挖出来吃了，绿色天然无污染猪肉是吧？
嘿嘿，看了下，题主直接把问题改了，我之前懒得截图，行就这么着吧。
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安全甚至不是一个问题。
我曾经翻阅一本档案材料时发现，65年一个食品厂厂长被处理的原因竟然是——私分死猪肉！
大致经过是，当时厂里食堂养了两头猪，因为喂养不当之类的不明原因死了。
于是厂长自己做主，把死猪自己宰杀分给厂里几个领导，猪下水自己截流下酒了。
最后的结论是经济问题，而不是食品安全问题。处理结果是开除党籍，开除工作。
后来这个案子在档案里挂了很久，直到80年代落实政策，上头的处理意见是处理过重，但经济问题不能算了。
最后这个经济问题补发一些工资，但不给恢复党籍。
另外，当时计算贪污金额的时候，是把猪肉和下水折价计算的。
死猪肉在那个年代不是不能能吃的问题，是吃不吃得到的问题。
关于食品污染调查的结果，在1973年国家计委的报告中也有反映：“农业中大量使用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有些地区在粮食、蔬菜、水果、鸡蛋、烟叶、水产品中均已发现有过量残毒，影响了出口任务……浙江省去年对全省二百亿斤粮食进行化验，有一百亿斤被汞污染，其中四亿斤不能食用。”[6](p.227)1974年，国家计委在给国务院的《关于防止食品污染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食品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其原因主要有：农药的污染，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粮油食品霉变的污染，家畜疫病的污染，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污染，饮食行业不卫生造成食品污染以及进口食品的污染。
在食品卫生调查方面，黄曲霉毒素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其强烈的毒性和致癌性，另一方面是因花生和玉米等重要食物易受其污染。20世纪70年代，22个省市开展了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污染调查，并据其制定了中国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限量标准，[11]其中玉米中最高容许含量暂定标准为30ppb，花生及花生油为20ppb。1973～1975年，天津市卫生防疫站和粮食局承担了相关的调查工作。期间共采样测定352份样品，包括8大类27个品种，其中黄曲霉毒素B1含量在25ppb以上者占7.1%。 1975年，一份关于合肥市食品污染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了在食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出现的污染问题，其中同样有黄曲霉毒素B1超标的问题，如：“合肥粮食杂品厂用发霉的花生做花生糖，黄曲霉素B1含量超过国家暂定标准4倍……有的单位在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中，滥用化学添加剂，也造成了食品污染。”
另一类人受污染影响的情况是有害物质通过饮食对人产生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松花江汞污染造成渔民汞中毒的事件。1973年以后，在吉林省扶余、黑龙江省肇源两县发现当地渔民发汞含量比对照组及正常组高出数倍到几十倍;有的渔民发汞值高达55毫克/千克～68毫克/千克，超过日本水俣病患者的发汞值。[4](p.71)其他诸如人食用受污染的鱼而出现不适症状的情况亦多有发生。
1971年4月27日，卫生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卫生部军管会)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下达《关于工业“三废”对水源、大气污染程度调查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废”调查通知》)，该文件指出，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三废”排出量日益增加;“三废”中的有害物质排出是害、回收是宝，回收利用可以为国家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反之则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三废”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人民健康，亦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调查清楚其对河流、大气、水源的污染情况及危害程度。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对于污染问题产生的背景、解决办法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职责已有初步的认识，工业“三废”的污染调查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的。
在全国开展污染普查的同时，一些污染事件引起了中央政府和领导人的关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官厅水库污染问题和死鱼事件。1972年3月，河北省怀来县、北京市大兴县的群众吃了官厅水库有异味的鱼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经过一番调查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提交《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的报告》;5月20日，李先念批示要着力解决这一问题。[3]6月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和国家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建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陈述了初步的调查结果，并且建议建立“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水质继续恶化，加强对官厅水库上游河流污染的调查，以及新建、扩建工厂必须有“三废”治理措施，而且工厂建设和“三废”综合利用工程要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投产。该报告经国务院批转后，进一步的调查和治理工作逐步展开。
官厅水库污染及其治理是中国环保事业初创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官厅水库污染调查同样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所代表的是对特定区域进行的综合性环境污染调查与研究。随着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不仅环境保护观念逐渐传播开来，而且在污染调查和治理实践中建立了一批环境保护行政、科研和监测机构。1973～1975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北京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等38个主要科研监测单位组成的研究队伍开展了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科研监测工作，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水系的污染状况、污染物与人健康和环境的关系、污染物的分析化验方法和污水处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查和试验研究，积累了十余万个数据，写出了几十篇专题报告。类似的综合性环境污染调查与研究还有：1973～1976年，北京市组织开展的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1975～1978年，河北省组织开展的白洋淀水污染与控制研究;1976年，天津市组织的对蓟运河流域污染的调查与研究;等等。这些通过重点项目开展的区域综合环境污染调研通常是由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所引起的，如：1972年前后北京西郊发生多起影响群众健康和生活的污染事件，1974年春灌时蓟运河下游汉沽一带发生了4.7万亩小麦受害减产和绝产事件。它们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成果也直接服务于区域环境污染治理。
各河流水系所得出的调查结果虽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性。各水系污染物主要来自沿河的大中型城市，其中长江主要受重庆、武汉、南京等21个沿江城市所排放的污染物影响，黄河主要受兰州、包头、洛阳等城市的影响，松花江汞污染主要受吉林市的影响。污染源主要是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如长江流域的重庆焦化厂、武汉钢铁厂、南京石油化工厂等，黄河流域的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包头钢铁厂等，松花江流域的吉林化工厂等。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有汞、酚、氰等。毫无例外，这些污染物都严重影响了河流的水质，破坏了水环境，造成水生生物的生存危机;也给人民健康和渔业发展带来威胁。鱼类因酚、氰化物中毒而死亡，长江流域泸州江段渔获量比1960年减少了2/3，九江段的鱼产量由1965年的3050担降至1971年的1100担，其他江段亦有类似的情况。而松花江流域的江湖水体和沉积物的汞污染，使繁殖其中的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通过食物链作用，富集了大量的汞和甲基汞。从1958年起，松花江流域便接连发生死鱼事件，1960～1985年共发生死鱼事件33起。25年间渔业损失额达9.69亿元。[4]20世纪70年代初，沿江的渔民中甚至出现了类似于日本水俣病的有机汞中毒病例。[5]
其他河流的污染调查显示：“辽宁省6条较大河流没有一条是干净的……广州市，在珠江沿岸的六个水厂的几个主要取水口，水中氰化物的含量超过标准6～17.5倍，酚的浓度超过标准23～339倍……据初步估计富春江里已有百分之七十的鱼死亡，从黄蚬以至百斤大鱼都保不住。嘉陵江、岷江、乌江等经检查也含有有毒物质。” [6]1972年，对漓江的污染调查报告指出，桂林市每天排入漓江的工业废水近3万吨，使30多公里的江段受到污染。蓟运河污染调查发现污染源主要是上游“五小工业”和下游天津市汉沽区的化学工业，其中天津化工厂每天排放废水达12万吨。即便是在新疆地区的内陆河流也未能幸免，“乌鲁木齐的水磨沟原是秀溪清涧，现已成了臭水沟，含酚量超过标准24倍。”[6](p. 226) 可见，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主要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在水库和湖泊污染调查中，以对官厅水系和白洋淀开展的污染调研最为典型。官厅水库污染调查显示，官厅水库的污染物质主要来自上游的工业，主要包括化工、造纸、制革、钢铁和炼焦等行业，242个排污工厂每天排放废水约38.8万吨，年排放废水量约为1.164亿吨，约占官厅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的8.3%。此外，农业生产过程中施用的化学农药也是重要的污染源。
根据对张家口地区的调查，1975年化学农药销售量较1966年增加了1倍，10年内销售各种农药7453吨，其中滴滴涕、六六六占各年化学农药销售量的78.7%～100%。
白洋淀污染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上游工业是白洋淀的主要污染源。其他如对鸭儿湖的污染调查显示，自1958年开始，武汉市在距鄂州市鸭儿湖的子湖严家湖7公里处，相继兴建了葛店化工厂、武汉化工二厂和建汉化工厂。这些工厂建成投产后，大量未经处理的化工废水直接排入鸭儿湖，日排放量达8万吨～10万吨。
地下水污染调查通常是其他水污染调查的一部分而非单独的调查项目。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北京西郊地下水主要是因首都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工业废水的渗入和污水灌溉而受到酚、氰的污染;1970年前后，首钢污水农灌量为3875万立方米/年，污灌面积1万余亩。 北京东南郊的调查显示崇文区和宣武区则出现了地下水中度污染区，东城区、西城区和丰台区等出现了轻度污染区，其他基本属于未污染区。北京城区及近郊区16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中有毒物质超过饮用水标准，占北京地下水总面积的1/5，被迫停用的水源井占1/10，每天减少供水能力6万吨。包头全市一半地区的地下水受到铬、酚等有害物质的污染。西南地区一些厂矿直接把废水排入地下溶洞，造成河水和地下水污染。[6](p. 226)
1976～1979年，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协作组对珠江口海区和粤西沿海的污染状况展开调查。珠江口海区的调查表明污染物主要来自珠江流域的主要县市，特别是广州市、江门市和佛山市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约占84%，有害物质总量约占75%～95%，污染物主要是酚、氰化物、石油、硫化物、砷、汞等。广州、江门、佛山、东莞四市120家主要工厂年排放工业废水2.13亿吨。韶关、肇庆、河源等地区的放射性物质矿场排放的废水和废渣随径流而带到了珠江口海区。珠江口海区的生物已经受到了污染物的影响，如珠海检测点甲壳类铜含量达36.56毫克/千克，而其他水域的平均含量仅1毫克/千克;鱼类的汞、铬、铅等含量较高。粤西沿海的调查显示污染物主要来自湛江地区的57家主要厂矿，年废水排放量约为1.98亿吨，污染物主要是酚、铜、硫化物和氰化物等。
关于大气污染的状况，1973年国家计委曾在报告里描述：“不少城市空气污浊，有害气体增多。有些工业区经常烟雾弥漫，如同‘烟城’、‘雾区’。吉林市哈达湾地区每逢气压低时，烟气笼罩，白天行车，必须开灯，市里十分担心发生‘公害’事件。鞍山市工业区每月平方公里降尘量高达534吨……这些地区呼吸道疾病比空气清洁地区高一至三倍。成都青白江工业区每天排出有害气体五百多万立方米，大气中氟化氢、二硫化碳、二氧化硫等超过标准几十倍到一百多，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和附近农业生产。”[6](p. 226)
在诸多城市中，兰州市的大气污染是污染严重而且影响颇大的一个例子。1974年夏，兰州市西固区常出现一种大气污染现象，其情景被描述为“雾茫茫，眼难睁，人不伤心泪长流”，而其原因则是众说纷纭。[8]是年北京大学和甘肃省环境保护研究所开始对这种污染现象进行调查和研究，历经四年，证实了光化学烟雾在中国存在。1979年8月和9月，西固区又两次发生光化学烟雾，据亲历该事件的科学工作者结合调查叙述：“从早上九点钟左右开始，整个西固区呈现雾蒙蒙的一片，看去略带浅蓝色。大气能见度很低，一般只有200米左右……普遍都能感到光化学烟雾的刺激作用。如辣眼睛、流泪、畏光等都很明显，还有胸闷等感觉不适。一直延续到下午五点左右，烟雾逐渐消散。”[9]研究认为导致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物质氮氧化物在西固区的主要排放源不是流动的汽车，而是大工厂的高烟囱排放。[8]
人受污染影响的调查通常是评估某地污染状况及影响的一项重要内容，上文所述的调查活动大多包含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人受污染影响的诸多情况中，工作场所污染引起的职业病和急性中毒事件是重要的内容。1972年，卫生部军管会曾下发《关于转发工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协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搞好安全卫生。在职业病调查中，有两类典型的慢性中毒的情况，分别发生于化工厂和焦化厂。1974年，国家计委《关于研究解决天津市蓟运河污染等问题的情况报告》指出：天津化工厂水银电解烧碱车间105名工人，半数患有失眠、手颠抖等汞中毒病症;聚氯乙烯车间183名工人中，有42人肝脾肿大，已有6人将脾脏切除。类似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吉林化工厂，也存在于兰州化工厂等其他散布于中国各地的大小化工企业之中。北京西郊调查中一个重要项目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其中关于首钢职工健康的调查显示，心脏病和癌症的发病率上升迅速，分别居于首位和次位，而它们中最高的又分别是肺源性心脏病和肺癌，这种情况在焦化厂尤为严重;与之相关联的是，焦化厂飘尘、苯并(a)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日平均浓度均严重超标。同样地，这个例子所反映的是钢铁厂的重要组成部分焦化厂的污染对职工健康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沈阳市一些工厂发生的急性中毒的事件很具有代表性，如：1971年6～7月，沈阳冶炼厂连续发生两起氯气泄漏导致中毒的事故，共造成1082人受害住院、6人死亡。[10]
另一类人受污染影响的情况是有害物质通过饮食对人产生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松花江汞污染造成渔民汞中毒的事件。1973年以后，在吉林省扶余、黑龙江省肇源两县发现当地渔民发汞含量比对照组及正常组高出数倍到几十倍;有的渔民发汞值高达55毫克/千克～68毫克/千克，超过日本水俣病患者的发汞值。[4](p.71)其他诸如人食用受污染的鱼而出现不适症状的情况亦多有发生。
再者，人们因生活环境受到污染而出现健康问题的情况更为普遍，特别是生活在排污企业周围的人群。有关鸭儿湖污染问题的调查提供了一则极端的例子：从1962年至1975年，严家湖周围因葛店化工厂等的排污，附近农民有2634人明显中毒;一些儿童先天畸形，或在襁褓中夭折，或不到10岁就死去;在中年妇女中经常出现狂哭、狂笑病，猪、牛、狗狂跳乱蹦撞死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体肝硬化、癌症发病率高出其他地区3倍多。1963年，爆发了群众与工厂之间的严重冲突，最终以工厂支付赔偿款才暂时缓解了矛盾。 可见，这是一起因化工企业严重污染周边环境并引发企业和民众激烈冲突的例子。
环境污染调查揭露了中国当时广泛存在的环境问题，并以科学调查报告的形式反映了中国的基本环境状况，特别是工业污染的状况。它使环境污染问题暴露出来，也使诸如“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极“左”理论不攻自破。它对人们的环境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人们环境意识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的污染调查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和主持下进行的，其中一些污染调查是由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多个单位合作完成的。几乎每一个重点调查项目都是多个科研单位组成协作组共同完成的，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地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多个学科。污染调查开创了多个单位通力合作开展环境问题调查和研究的工作模式，形成了一种污染调查机制，为之后中国的环境调查树立了榜样。
此外，正是在环境污染调查和研究过程中，中国的环境科学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当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始进行官厅水库污染调查时，国内并不存在环境科学。调查人员以应用地理学的综合分析思想指导污染调查，如上下游水质的相互联系、河水与水库水的相互混合与相互作用等。在实践当中，他们提出了调查方法、调查程序、监测的布点方法和调查结果评价方法。[12]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协作组对大气、土壤和河流中污染物扩散或累积规律进行了基础研究，初步提出了污染计算模式，并应用这些模式对西郊环境污染进行了预测研究。这些来自于科学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中国环境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环境科学发展过程中起奠基作用的科学家如刘培桐、章申等，不仅领导或参加了上述环境污染调查和研究中的一些重点项目，而且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研究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的一些环境科学院系和研究所，为中国环境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3]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它促使中国政府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调查是中国应对危机所做的工作之一，也是中国环境保护起步的重要体现。在危机与应对的过程中，环境保护作为一项政府职责逐渐形成。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研究，既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中一部分人环境观念的转变，也驱动着政府去采取措施治理污染或遏制其恶化的趋势，并为解决当时的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污染调查过程中还形成了多学科、多单位协作的工作模式，并且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环境科研队伍和环境监测网络。这些工作不仅推动着中国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在短缺时代，只有“有”与“无”的问题，没有安全不安全的问题。
当年村里就过年才杀头猪，如果非过年时杀猪，那是因为猪病了。现在病死猪做无害化处理，当时就是吃了，如果是痘猪肉，那就送到肉联厂做高压蒸汽加工。当时有种肉叫“高压肉”，就是这类肉。
牛肉基本上想都不用想，与猪一样，只有牛老死、生病时才给杀了。而且当时各队都没钱，都是杀牛后当天卖肉，早上剩下的肉和骨头熬一大锅土豆一屯子分着吃。
糕点也就过年时能买着，而且都是糖精做的……
人民日报：“米猪肉”可以这么吃
黑龙江省海林林业局覃万春同志来信说：他们单位在端午节杀了两口猪，肉里有许多米状颗粒。据说这是“米身猪”，肉不能吃。不知这些说法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种猪呢？
我们特请农业部兽医处王德镛同志写了这篇文章解答。编者
“米身猪”的由来
“米身猪”又称“豆猪”，也就是囊虫猪。囊虫猪的肉里分布有一种米粒或豌豆大小的有钩绦虫的幼虫——猪囊虫。
病从何来
猪沾染囊虫病，是由于猪吃了患有钩绦虫病人的粪便中的绦虫节片或虫卵。猪吃了带这种虫卵的蔬菜，也会得这种病。有钩绦虫的成虫，像阔面条一样，长约二至三米，由八、九百个节片连接而成。这种虫在人小肠中长大成熟时，一方面在头节二节之间不断生长新的节片，一方面尾部有不断成熟的节片脱落，随粪便排出人体。这种脱落的节片叫妊娠节片，一般一个节片有虫卵三万到五万个。猪吃了这种节片，二十四到七十二小时后，卵壳在猪十二指肠或空肠中破裂，孵出小的六钩幼虫，每个幼虫又逐渐固定成一个囊胞。幼虫穿破猪肠壁进入血管，随后侵入猪体各部的肌肉中。舌、喉头、腹、横隔膜、胁下、颊、颈、胸、肋和后腿等处肌肉中最常见。从猪吞入虫卵到肌肉里有囊虫，要经过三到四个月。每一个囊胞中的小白点即是一个绦虫的头节。这个头节在人肠子里能长成一条二到三米长的有钩绦虫。人误吃了未经过处理的带有这种囊胞幼虫的猪肉，就会感染上这种寄生虫。囊胞幼虫在人的肠内约十个星期就成为可以排妊娠节片的成虫。绦虫患者一般表现为：消化不良，腹泻或胀痛，有时作呕，严重的面黄肌瘦，贫血。在已有这种寄生虫的地区，如果不严加防治，钩绦虫就会在人和猪之间循环传染，扩大蔓延。
有哪些症状
猪舌头的肌肉如有囊虫寄生，猪的舌头麻木，它采食的时候有些不正常；如寄生在喉头肌肉，病猪声音变哑，呼吸急促，时常咳嗽；如寄生在肩胛肌肉，病猪前肢跛［bǒ］行；如寄生在脑中，猪会发生癫癇［xián］抽痉。总之有囊虫寄生的猪营养不良，贫血，生长受妨碍。
对于囊虫猪，河北定县一带农民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1．舌下有青色半透明粒状东西。2．眼结膜有青色颗粒或充血。3．胸颈较粗大，呼吸困难。4．尾端粗大而圆。
能不能吃
囊虫猪的肉供不供人食用，根据肉品检验部门规定，如在四十平方厘米肌肉上有三个以上囊虫，一般不供人食用，但可以加工成肉粉和油脂。如在三个以下，人可以食用，但一定要经过冷冻或加热处理。根据试验，在摄氏零下十度，经过七十二小时，囊虫就死了。能把猪肉煮得熟透的温度，也可杀死这种囊虫。囊虫肉经过低温后再切块煮熟，对人就更不会有什么危害了。
有的地区农民，有用盐处理囊虫肉的办法。据他们的经验，把肉切成二、三斤重的小块，腌二十多天，囊虫就可被盐杀死。
怎样预防
据了解，目前还没有特效药品治疗这种寄生虫。要杜绝猪囊虫病的危害，应彻底贯彻防重于治的方针，注意以下几项预防措施：
一、彻底驱除人体内的有钩绦虫成虫。在猪囊虫病流行地区，更需广泛开展人粪便的检查，并进行根治。二、把猪圈起来饲养，不让它吃到人的粪便。三、人粪经过生物热发酵处理，杀死虫卵后再作肥料用。四、猪饲料和饮水应注意清洁，不要沾染绦虫卵。五、在有习惯设置连茅圈（厕所和猪圈相通）的地区，应当特别注意预防工作。从防止体内寄生虫传播说，我认为，连茅圈害多利少，不宜提倡。六、严格执行屠宰肉品检验制度，按规定处理这种猪肉。
1962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分两段截图的
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又采用了跨时空比较的技术，幻想证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你们干脆拿大清跟秦朝比生产力，然后大清就是坠好的王朝了？
现实是社会主义可能存在早期的技术不足、管理方法不科学等，出现一些食品安全漏洞。
然而计划经济就算是在生产力暂时落后的情况下，也不会滋生为了利润制造假冒伪劣食品的不法商贩。因为个人的利益不是生产的第一原则。
先讲个故事吧。
寒春，原名琼·辛顿，她是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
她23岁参加了美国曼哈顿计划，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然而她看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30万平民在他们制造的武器之下化为灰烬的时候，内心却动摇了。
而且当时美国对手中的核武器充满狂热和野心，大有称霸世界之意，寒春四处奔走希望能将核技术用于和平的建设工作，但没人听她的。
后来她继续攻读核物理博士，却发现奖学金也是美国军方提供的，然后她绝望了，她明白只要她继续搞核物理研究，就不可能跳出军方的牢笼，将来很可能为人类带来灾难。
而正在她迷茫的时候，远在中国的男友阳早(Sid Engst)写信向她描述中国延安的美好，那里虽然很穷，但却有着共产主义的希望，那里人人平等、积极向上，所有人都在为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事业奋斗。
读完信后，寒春被这片红色的大地深深吸引了。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然后，这位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女科学家，就这么抛弃了优渥的生活和大好前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寒春来到中国之后，放弃了曾经的核物理专业，是跟阳早结婚两人一起养牛。
阳早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牧专业，在当时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畜牧专家。寒春则发挥自己天才的优势，从基础开始学习，还经常用生硬的中文向养牛的老农民请教问题。
夫妻二人后来一直从事奶牛品质改良及农机具革新工作。他们研发、改进的奶牛青饲料铡草机已销售近100万台，至今仍是草滩农场乳品机械厂的主导产品之一。
1966年，国家为了表彰这一成果，给了寒春副部级待遇，并且奖励一套房子。寒春婉拒后依旧默默从事养牛工作。
夫妻二人在推动中国养牛机械化、自动化方面还有很多贡献。
寒春负责的牛奶冷冻奶罐的研发项目，不仅填补国内空白，甚至达到了美国同类产品先进水平，上海华冠机械厂等工厂生产，替代了进口产品，占领了中国市场70%以上的份额。
1982年3月， 阳早、寒春负责的《牛奶管道的自动洗涤与消毒》项目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
1987年6月10日， 阳早、寒春任主要负责人的《奶牛场成套设备研制、牛场设计和中间试验》项目，通过国家机械委鉴定。
寒春设计的奶牛四场非常人性化，在挤奶时，尽量让人多走动，让牛少走动，怎样让牛消耗的能量少，怎样方便牛就怎样来。在上世纪90年代，西安、北京、上海的奶牛养殖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阳早、寒春在奶牛胚胎移殖推广工作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顾问。
可以说，如果没有阳早寒春夫妻二人的努力，中国奶牛饲养机械化还要推迟很多年。
养牛、品种改良、机械化，听起来似乎不如曼哈顿计划宏大，但她却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喝上了干净健康的牛奶，是真正的在做对人类有益的工作。
寒春阳早收入其实不低，但大多数都用来购买国外优质奶牛精液和各种关键设备。一家人全部家具加起来也不值2000块钱。
她说，国家需要钱的地方更多。
2010年6月8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寒春同志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
寒春逝世后，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均致电对寒春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对寒春在奶牛业和农业机械化事业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寒春曾经说过，“牛奶分类其实只有两种，纯牛奶和非纯牛奶，做人也是一样，要么做一个纯粹的人，要么不是。”
寒春以几乎毕生的经历为中国工业化生产牛奶打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然后，2008年国产牛奶的春天就来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食品安全问题，是经济运作逻辑上的缺陷。
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就是利润挂帅，利润越高企业越能发展壮大。
为了利润压榨员工只是第一步，对紫苯甲来说生产的各个阶段都可以榨取利润。
在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的阶段，由于巨额利润的驱使、，食品市场出现了制伪、掺假、掺毒、欺诈现象。据说牛奶掺水、咖啡掺炭对当时的纽约老百姓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
更有甚者，不法奸商在牛奶中加甲醛、肉类用硫酸、黄油用硼砂做防腐处理。当时，肉类食品加工厂里的环境肮脏不堪，生产商在食品中添加大量有毒的防腐剂和色素。
后来美国美国制定了多部食品安全的法律条文，但始终无法从根本解决紫苯甲为榨取更多利润进行各种投机。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统计，美国每年有 1/6 的人出现食物中毒，约 4800 万人，住院 13 万人，死亡 3000 人。
食源性疾病负担：|发现食源性疾病|估计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gov)
有一些重大安全事故哪怕放到中国都是足以震撼的。
加州李斯特菌奶酪污染事件. （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食品安全事故，1985，美国洛杉矶）. 这个事故发生在1985年的加州。. 当时很多孕妇和婴儿在食用了Jalisco公司生产的“墨西哥风味软奶酪”产品后出现了很严重发热、肺炎、腹泻等的症状。事故最终造成了142个病例，52人死亡。
2010 年8月，美国全国范围内爆发的沙门氏菌病毒被归咎于地处爱荷华州的两大鸡蛋厂商身上，莱特郡鸡蛋公司和希兰代尔农产召回了5亿枚问题鸡蛋。早在6 月至7月期间，疾病防治中心每周都会接到200多份病例，比历史同期的平均水平还要高出4倍。在一项旨在降低沙门氏菌的新鸡蛋安全法实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里，两大厂商召回的鸡蛋隶属于24个品牌之多。
2014年美国知名食品品牌Subway被披露，其三明治面包中含有一种名为偶氮二甲酰胺的化学添加剂，而这种作为面团改良剂使用的化学物质，同样用在皮鞋塑胶和瑜伽垫等化学品中，以增加弹性。
……
美国食品安全问题不一定都源于本土，资本的力量早已穿越国界进行反向渗透。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是因为从中国进口的含三聚氰胺的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
“今年3月份以来，“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境外媒体对中国出口食品乃至出口商质量量安全问题的炒作，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把中国商品妖魔化。继而，以美国为主的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出口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等，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这次炒作不同寻常，不仅来势迅猛，而且充满敌意，恶意攻击诽谤，大有不达目的不肯善罢甘休之势。
——2007年7月17日，时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在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您问有没有，那当然有。原因呢，一是缺乏食品安全意识，不知道某些物质、某些工艺有害；二是技术落后；三是物资匮乏，很多食品都是凑合着能吃就行。但是呢，当时肯定没有故意掺假的现象，因为生产食品是为了完成国家布置的任务，不是为了挣钱。
总结下大多数答案：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更多的受制于生产力水平，而不是出于利润生产的资本道德水平。
其实是有的，我爷爷生前我俩特别喜欢聊那个时候的事情。
早年他老人家又是建筑工人出生，瓦工，木工，油工都做过，没一个是不要体力的，没了体力就要热量补，那年头高热量的东西少，他老人家最馋的还是肉，尤其是肥肉，一大片可以一口吞下去。
但是那年代肉凭票按量，根本吃不够，有时候馋得不行，我们那儿得肉联厂有时候卖“高温肉”，不要票，还用高压锅炖得烂，很好吃，他老人家就去买，买了回来吃。
实际上，高温肉就是“痘猪肉”，当时的猪大多散养，饿了就去拱厕所，吃了含有绦虫卵的粪便就成了痘猪，所以痘猪很普遍，有了这种绦虫，它的肉里有米粒或豆粒大小的绦虫卵，而这种绦虫，可以人畜交叉感染。
但是猪肉是俏货，肉联厂也不愿意把它扔了，就用高压锅去煮这种肉，其实只要有初中生物知识就知道，绦虫卵比较耐高温，有时是煮不死，吃了就会得病。
这绝对算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走钢丝的行为。
还好，我爷爷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大概也是因为他建筑工人身体好把。
爷爷一辈子老实肯干，60年代还因为工作勤恳得了肺病上过庐山工人疗养院，他给我讲这个的时候感觉还挺怀念那种吃“高温肉”的滋味的。
后来我想想，大概是怀念当初没肉吃的时候突然来一口吱吱冒油的肥肉的感觉把。
这种“高温肉”目前已经找不到了，因为痘猪肉就不会流入市场，直接会当病猪肉处理掉，可以说这玩意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
现在爷爷走了两年多了，我每年回家去墓前看看，都会带瓶好酒，带点卤肉卤鸡啥的放着，他老人家这30年代出生，一辈子也算啥都赶上了，到老了最大的爱好就是好喝两口，吃点好的，我弄点这个，如果他老人家看得到，应该会开心的。
食品安全分两种，一种是意识到有害，为了利益还故意去做。另一种是没意识到有害，于是这样做，比如说环境保护做得不好，造成了污染。
前者在计划经济时代比较少，后者比较多。
毕竟中国是个后发国家，所以环保意识薄弱。
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污染调查与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 - 北极星环境修复网
1971年4月27日，卫生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卫生部军管会)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下达《关于工业“三废”对水源、大气污染程度调查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废”调查通知》)，该文件指出，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三废”排出量日益增加;“三废”中的有害物质排出是害、回收是宝，回收利用可以为国家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反之则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三废”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人民健康，亦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调查清楚其对河流、大气、水源的污染情况及危害程度。由此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对于污染问题产生的背景、解决办法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职责已有初步的认识，工业“三废”的污染调查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的。
《“三废”调查通知》为地方调查工作明确了调查范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厂矿调查、“三废”对水源的污染调查和“三废”对大气的污染调查。文件要求各地对辖区主要厂矿进行全面调查，要了解排污情况、排放制度、回收利用的方法以及对周围居民健康和其他行业的影响。水源污染调查要求查清地面水和地下水源受污染的程度，主要污染物质和污染源。大气污染调查要求查清大气受工业废气、烟尘等污染的情况。文件还提出三点原则，除了政治原则外，还要求各地区、各系统要密切配合，互相协作，及时总结交流经验以及研究实施“三废”的综合利用，从而化害为利。
《“三废”调查通知》是中央政府为解决工业“三废”问题而发布的第一份全国性文件，也是部署污染调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它虽然不是法规，却为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污染调查工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这次工业“三废”污染调查具有工业污染普查性质，不但覆盖范围广且操作较为规范。
1971年12月13～28日，在上海市开办了工业“三废”污染调查经验交流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包括27个省级卫生部门、6个医学院卫生系和国务院部委等单位的代表共95人。会上，代表们汇报了“三废”卫生工作的进展情况，交流了“三废”污染调查经验，制订了1972年“三废”卫生工作计划及协作方案，并对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了讨论。[1]
1971年12月27日，卫生部军管会出台了由污染调查经验交流学习班制定的《1972年“三废”卫生工作重点》(以下简称《工作重点》)，确定了四项重点工作。首先是继续贯彻《“三废”调查通知》的要求，并要注意三线建设和中小型企业污染情况的调查。此外，还包括协助工业部门开展综合利用工作，统一有害物质测定和采样方法，制订卫生标准等三项工作。
1972年6月，我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环境保护开始摆上国家议事日程。
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成为我国环保事业的第一个里程碑。《规定》提出了防治污染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原则，后来成为我国第一项环境管理制度，至此，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
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年12月，党中央批转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关于《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明确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使环境保护工作步入法制轨道，加快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环保这点上是发达国家走在前面
1960至1970十年间，日本经济 “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增长伴随着“公害”产生了许多人为的环境危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日本的环保问题也相当突出，出现了很多关于垃圾问题的冲突：在环保史上，震惊世界的“水俣病”、“痛痛病（镉中毒）”等公害疾病就源发于日本。
六十年代末期，公害患者与支援他们的司法团体接连提起了针对公害发生企业的诉讼。特别是新泻县新泻水俣病（1967年6月提诉）、三重县四日市公害（1967年9月提诉）、富山县痛痛病（1968年3月提诉）和熊本县水俣病（1969年6月提诉）这四大公害的诉讼，促进了日本对工业污染的治理
1970年12月25日，日本国会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这部法律设立的目的是遏制废弃物的排放，并对废弃物进行适当的分类、保管、收集、运输、再生和处理，保持清洁的生活环境，提高公共卫生。
1986年颁布了《空气污染控制法》，对焚烧生活垃圾的设施做出具体规定。
1965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克莱尔?帕特森点燃了反对含铅汽油的导火索。通过研究，他在论文《自然环境铅污染与人》中指出，空气和食物中含铅水平大幅升高，而源头是汽车。
一场艰苦卓绝的反对含铅汽油的运动开始了。
努力终得胜果。鉴于铅等金属中毒的危害，1969年美国参议院公共工程委员会，首次就空气污染举行听证会。美国国会于1970年通过职业卫生法案，随后成立的国立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NIOSH）着手调查有毒物质，对空气、水源、食品中的铅含量做出限定。
1973年，美国环境保护总署宣布，将分步骤降低含铅汽油使用量，设定了含铅汽油的最后使用期限——1986年。
在上世纪20年代~70年代，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建设城市的时候，经常会选用铅制水管，来连接自来水厂、地下水和每个家庭用户的水龙头。因为，铅管具有良好的耐压性、延展性，适合在狭窄和转弯的角落地方使用，并且价格较为便宜。
不过，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铅管里的铅开始渗透到自来水中，导致铅含量严重超标。我们知道，对于人体来说，铅是一种有毒的物质，会导致多种危害，包括破坏神经系统、影响儿童发育、引起贫血，造成脑部、肾脏损害，还可能造成孕妇流产等等。
自从2003年开始，美国各大城市就陆续曝出铅水管中毒事件。有的城市比较积极，及时更换了水管。然而，很多城市熟视无睹，不把市民的健康当成一回事，以各种理由拒绝更换水管。
2021年8月1日，美国参议院终于敲定了一项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将对美国的公路、铁路、互联网等基建进行全面的升级改造。若不出意外，这项法案将获得国会通过，并交由总统签署成为正式的法律。
对此，美国总统乔·拜登发了一条推特，特别提到了法案中的铅水管更换项目。这是临时加进去的，在最初的版本里并不打算更换铅水管。
拜登写道：“按照两党的基础设施建设协议，管道工将更换全国的铅水管，让每个美国人都能喝到干净的水。”
计划经济时代只有“食物短缺”问题和“食品卫生”问题。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人类的追求总是逐级攀升的。最先追求的是温饱，然后追求的是口味，最后才追求品质和安全了。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开始追求食品口味的过程中出现前。它大致上出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个阶段。
而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视野还没到肉眼看不见的范围，只能看到一些眼前直观的东西。如杀虫卵，除四害，勤洗手，不喝生水等等粗浅的卫生习惯问题。当年我国主管卫生问题主要归口部门是卫生部，而卫生部多年来主管卫生问题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诸如四害的灭除，推进自来水清洁水源到户等等。直到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发酵后，我国才在卫生部下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食品问题的部门。到了2013年，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民生问题，食药局作为一个副部级部门，再委身于卫生部管辖下难有所作为，因此国务院花了一些代价把食药局从卫生部里独立了出来。
按照现在食品安全的概念来看，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举几个例子。
（前方高能！以下一些图片可能会引起观看者的不适。）
例1、米猪肉
米猪肉实际上是猪肉绦虫的虫卵。80年代之前出生的城市人可能还会这个有印象，那时候早上去菜场买菜去晚了，好的肉卖完了，只剩“米猪肉”了。去得再晚一些的话，就连米猪肉都卖完了。
我的印象里，在90年代之后，米猪肉就逐渐开始消失了。而现在国家建了猪肉流通追溯体系，全产业链管理，这样的寄生虫猪肉会被挡在体系之外，无法进入流通领域。
2、粪肥浇菜（生粪）
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小时候见过这样的情景：
未处理过的生粪，直接用来肥田。
后来化肥厂多起来之后，生粪直接肥田的现象逐渐消失了。和它一起淡出我们视野的还有这些：
蛔虫药的市场也逐渐小了。这两者看上去好像是两个事情，但是却有很紧密的联系。
生粪肥田帮助蛔虫补全了完整的生活史，而掐断了粪到食物的接触通路，就能大大减少人类接触蛔虫的机会。
因此，现在的年轻人，你们不用磕打虫药，一定感谢化肥厂！
3、不清洁水源
虫子讲多了反胃，说点别的。
在用上自来水之前，城市里淘米、烧菜等等用水都是取自天然的公共水源，如河水、井水等等。当然，这些天然的公共水源还可以干别的，比如下图：
所以让家家户户都用上自来水，当年算是大功劳，也是大工程。
1949年时，全国60个城市有自来水供水设施，日供水量只有186万立方米；
1978年，全国467个城市的日供水能力达到6382万立方米；
而到1998年底，全国668个城市，13922个城镇，日供水能力总计达到23000万立方米。可想而知当年很多人用不上清洁水源的年代，饮水本身就是一个风险。
其实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很多古老的传统，诸如吃蕨菜，储备大量腌制食品，用毛油烧菜等等传统社会留下来的习惯。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讲，这些传统习惯都经不起推销。而未来时代的进步将会逐渐改造和淹没这些传统。
最后，作为食工出身的秀一下习惯：
我上中学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
这篇文章原本是1960年《中国青年报》的通讯稿，讲述了发生在1960年2月2日夜、山西省平陆县的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文章重点讲述了山西、河南和北京三地的有关单位，以及解放军空军，如何争分夺秒积极联系寻找特效解毒药，采取夜晚空投的方式救人的过程。
但没有讲述他们为为什么中毒和最后的调查结果这起事件。
实际上，这起事件并不是采用了不合格、变质腐烂的食物原料，而是阶级敌人故意投毒。
不知道这算不算食品安全问题
“…将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树叶、草叶和野生植物尽可能采集起来，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秸秆和植物尽可能地保存下来⋯⋯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制成各种代食品”。
如河北将代食品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有玉米皮、玉米轴、甘薯叶、甘薯蔓、蒲草根、小窄草及各种青代食品，这些农作物废料有一定营养，以往食用过， 各地鼓励大量采集和食用。第二类主要有稻壳、稻草、莜麦秸、大麦秸、小麦秸、棉皮、棉秆、玉米秸等，这些农业废料也是工业原料，有的甚至含有毒素，禁止群众食用。第三类主要有花生壳、花生秧、高梁秸、豆秸等，这些农作物废料可以加工成家畜饲料，虽然可以食用，却会引发了人畜争食矛盾，因此部分限制食用。
在农村大搞代食品的同时，城市居民也积极生产各种代食品。如 1960年 5月，上海为了缓解猪饲料短缺问题，开发了一种猪饲料代食品——小球藻。小球藻是一种浮生物，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之中。上海各养猪场经过人工培养之后，将小球藻作为猪的辅助饲料。随后，云南省也用树叶、洗菜水、淘米水等20余种植物和食物渣，放在锅、缸、水桶中发酵之后，形成酸性液体的小球藻。
“据说架子猪吃了，每天多长半斤肉；奶牛吃了，每天多产半斤奶、母鸡吃了下蛋增加三分之一 ，蛋重增加十分之一。
云南大理州医院号称用小球藻治疗25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78％，病症减轻的占17％，无效的只有 5％，且没有副作用 ，尤其对水肿、贫血、肝硬化、慢性肠炎等，效果明显。为了检验小球藻的实际效果，云南专门进行了人吃小球藻的试验。试验报告称：“每人每天吃1公斤小球藻浓缩液可以少吃4两大米，10天后参加试验的8个人，有5个人体重分别增加 了4两到4斤”。于是云南开始大力推广小球藻代食品，要求各食堂用小球藻伴主食。
吉林大学畜牧系对于小球藻的研究报告称：小球藻的蛋白质含量达40%，脂肪30%，碳水化合物有15%左右，营养成分比大麦、大豆都要好。所含的蛋白质相当于鹅蛋的五倍，花生仁的二倍。按每年每亩可产小球藻干粉12000斤计算，它的蛋白质含量就相当40000斤大麦,或31000斤麸皮，一斤小球藻营养液的营养价值两斤半细糠或一斤半麸皮。
一时间小球藻倍受青睐，为推广小球藻和其他粮食代用品的指示直至各地。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大办小球藻的热潮，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也利用家中的瓶瓶罐罐培养小球藻。虚无渺茫的小球藻一下子从猪的辅助饲料进入了百姓餐桌。据史料记载1960年11月底，全国共有27个省、市、区(除台湾、西藏外)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培养和试制小球藻，不少工厂开始批量生产，全国各地也出版了大量介绍如何培养小球藻的手册。
与此同时，中科院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其中指出：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已有几种代食品试验成功。这几种代食品，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地推广。如橡子仁、玉米根、泡泡磨磨就能吃，应抢时间推广下去。还有人造肉精、叶蛋白、小球藻、扁藻、藁秆、小麦和玉米粉、橼子、鸭跖草等，都可以作为代食用。
报告预测全国带壳橡子一年大约有80亿斤，橡子仁一般含43％-60％的淀粉，每100斤橡子去壳后，可以提取淀粉30-50斤，如果以全国橡子产量的20％来提取淀粉的话，即可得淀粉6-7亿斤。中科院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两个研究所从20种树叶、野生和家生植物叶子中提取了叶蛋白，每百斤鲜叶子可以提2-10斤干蛋白，其蛋白质含量达50％-70％。至于秸秆，全国一年估计有6000亿斤，如果以10％的秸秆利用来做能吃的东西，按每 100斤出代用粮20斤计算，仅此一项就可替代120亿斤粮食。中科院估算一亩地的玉米根可碾粉50斤以上，如果能在全国普遍推广，以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根粉的话，全国可得几十亿斤的粮食代用品。
中科院昆虫研究所搞出了可食昆虫1200多斤，立即向全国推广，专家们认为“采食昆虫是补充营养的一种途径”。在发明的众多的代食品中，最受人欢迎的是用酵母菌的菌体做成的代食品——“人造肉精”。即先将淘米水、涮锅水、菜叶、烂水果和各种无毒的树叶、野草、野菜、农作物的根茎叶、酒糟或造纸、制糖工业废水等，加温到沸点后制成培养液，然后将菌种放在培养液中培养，保持20°C一30°C的温度，两三天后培养液上面会繁殖成一层白膜。白膜在50°C-60°C的温度中溶解成糊状，冷冻后就成为“人造肉精”。由于宣传舆论的炒作，“人造肉精”被吹的神乎其神，宣传中也加以肯定：”人造肉精”和小球藻等代食品的营养成分比粮食还要丰富的多，吃了还可以预防和治疗浮肿病和其他一些疾病”。
据轻工业部、商业部、化工部等部门1961年4月15日统计，全国共生产人造肉精干粉479吨，其中轻工部第一批试点厂济南酒精厂、沈阳啤酒厂等10个重点厂就生产人造肉精446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 10个城市共供应人造肉精195万斤。由于当时物资奇缺人造肉精一度成为奢侈品，作为高级干部的特供品，普通百姓很难吃到。
地方上的科研机构也不甘落后，河南省科研部门对玉米皮和红薯秧的“营养成分”进行鉴定，其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作为代食品质量很好，适于人体食用。其中玉米皮含水分7.09％，蛋白质3.92％，淀粉33.36％，糖1.62％，粗脂肪0.44％，红薯秧含水分39％，灰粉1.84％，淀粉63.17％。
湖南省电力学院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50％制成馒头，声称“经过医学院化验，营养价值超过北京标准面”。湖南、四川、广西等省份采取石灰水煮稻草方法研制“稻草淀粉”，宣称“稻草淀粉”含量达到 30％至 80％。
之后于1960年1月下发了《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
文件一开头就指出：立即动员广大群众，开展一个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是当前全党全民的一项紧急任务。文件中称我国人民历来有采集、制造和食用代食品的习惯和丰富经验。最近经过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试验、鉴定和改进，新提供了若干代食品的制造方法，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一种食用酵母)，小球藻，红虫等等。
在文件指示下全国各地都开始想方设法利用代食品，如四川铜梁县用代食品生产了糖果33万斤、糕点19万斤，投放市场销售。重庆市在国营饭店供应叶蛋白汤圆、小球藻羹汤、人造肉精水饺等多种代食品，居民纷纷购买。云南省利用70吨小球藻液生产成冰棍、稀饭、汤等代食品，投放市场后迅速销售一空。据河北省 1961年3月统计，全省共收集各类代食粉9.8亿斤，青代食11亿斤，制造高级代食品881万斤，全省共有17万余个食堂吃上了代食品，日食多者5两，少者1两。
玉米包在平时是弃之不用的，可这时却成很好的代食品原料。河南省清丰县马村人民公社的食堂发明了玉米包制淀粉的方法，立即向清县委报了喜。清丰县委随即将玉米包制作淀粉总结出了三大好处：一是大大增加了粮食，每亩玉米按1800棵计算，收获的玉米包可做淀粉183斤，能顶粮食122斤，清丰全县共种玉米24万亩，可得粮食2928万斤。二是玉米包的淀粉含量为30%，含糖3%-5%（据说这是河南省粮食厅化验的结果），还含有一部分脂肪，它能增加耐饥能力，增加营养，使人们身体健康（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凡发明一种代食品，就宣称其如何有营养，如何有益健康）。三是大大方便了生活，这种淀粉加30%的粮食面粉能做10多种馍饭，能做30多种糕点，而且操作简单易推广。随后清丰又试验出了绿豆秧磨粉、红薯秧磨粉、高粱秸皮加工成淀粉的方法。
山西垣曲县，喊出了“向高山阔地进军，向千草万木要宝”的口号，开展了采集、加工、利用野生植物的群众运动。据统计，该县利用葛根、瓜蔓、橡籽提取淀粉8200公斤，利用苍耳籽、漆树籽等榨油515公斤，利用荆叶、荆芥、柏叶、野艾、野蒿提炼出芳香油694.5公斤，沁源县组织了850个突击队，专门收小秋 。采集下山果、山梨、橡籽、马茹和各种树叶共650万公斤 。阳泉市各公社、区采集野植物原料2400余万公斤，其中可作代食品的原料就有750万公斤，全市平均每人15公斤。
苏式笑话一枚：
A：计划经济时代有食品安全问题么？
B：当然没有，计划经济时代连食品都没有，哪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我国50年代就参考苏联GOST标准推出食品质量和卫生标准，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和集体企业对于食品添加剂用量和食品生产卫生条件标准是需要严格遵守的。
你可以说部分标准低，不合理，但你不能造谣说没标准，添加剂胡乱放，后者就属于胡说八道了。
像这种人完全在编造事实带节奏胡说八道。”工业化时代“和”计划经济时代“还能对立？你干脆宣布计划经济可以手搓原子弹好了。玩弄这种符号学游戏有意思？
计划经济时代，黄曲霉素污染的陈粮也是要销毁的，粮店买到发霉大米可以找当地粮食局。谁告诉你计划经济时代粮店可以出售发霉大米？
西欧禁用DDT也是在70年代后，看来70年代西欧也是计划经济（苏联惊了）。
至于苏联计划经济时期，苏联国标GOST标准体系中食品生产标准是同时期世界上最严格的。
别说计划经济时代了，就算是改革开放的90年代，物资短缺的农村也是见到什么吃什么。
你们听说过没有牌子、没有厂家的“散装方便面”吗？就是“鸡毛换糖”的小贩，推着车子，在村里吆喝，蛇皮口袋里装的都是破碎不成形状的方便面面饼……论斤称，买回去用开水泡都得泡半天，面汤里油花都看不见，那是我们很多小孩的早饭，哪懂什么食品安全，能吃就行。
不但有散装方便面，还有散装火腿肠，就是一根根破破烂烂没有包装袋的火腿肠装在一个大蛇皮口袋里，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论斤称，回家拿到蒸笼上蒸熟了，小孩抓到就啃，哪有什么卫生不卫生。
这些工业产品对我们农村人来说都是稀罕货，更多的人想吃肉，只能到地里想办法，沟里捞野鱼，摸虾子，摸河蚌，稻田里捞田螺，抓青蛙，挖泥鳅、逮黄鳝……有什么吃什么，有人甚至阴雨天拿个火钳到处夹癞蛤蟆，回家剥皮煮一锅，左邻右舍都来吃两口。
院子里打死条蛇，都要炖一锅汤，送两碗清汤寡水蛇肉段子给邻居尝尝……哪有什么安全不安全。
那时候农村养猪容易得病，大夏天经常一死一窝，血本无归，普通农户哪舍得把死猪埋了？猪苗、猪糠都是血汗钱买来的，我就记得有人把病死猪肉吊在水井里……一家人慢慢吃，甚至村里人晚上都去他家偷偷买，回家做红烧肉、炖骨头、猪油炒青菜，干净又卫生。
和食品安全相比，肚子饿、没油腥的感觉更加可怕。
以现代人的视角，有的
现代很多有害物质，致癌物质都是七八十年代发现并认识到危害的，这些东西六十年代全世界都不觉得是个事。
甚至举个极端例子，六十年代全世界都不知道冰毒是毒品，我们国家重庆制药厂还生产过，作为帮助提高精力的保健药品，这玩意成瘾性是六十年代末苏联科学家率先发现并率先在苏联禁止生产使用的，然后全世界都跟进的.....（因为这东西成瘾性极强，但是戒断反应比鸦片啥的弱，所以最开始被漏掉了....）
那个年代因为全世界科技水平都不高，好多食品添加剂是致癌的，一些食物包装内衬和炊具是有毒有害的。中水浇地，副作用很大的农药都有使用的。此外由于检验技术不足，那个时候食品合格检测和品控在全世界都是老大难问题，很多食品厂出产的食品都充斥劣质品，有害杂质....
按现代标准看，不光我们，那会全世界食品安全都有很多问题的，可比地沟油什么的严重多了.......
当然有！只不过是以匮乏的形式存在的。
讲几个小故事，都是真事。
我1977年插队时是饲养员，知青队养了鸡，鸭，猪，一次两只鸡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跟知青队队长汇报，并决定把死鸡埋掉，队长是当地农民，他说，埋什么埋！能吃。说完就把死鸡拿回家了。
81年我和几个同学去泰山旅游，在泰山顶上住一夜第二天看日出，旅馆很简陋，厕所是露天的旱厕，刚蹲下就听见屁股下面有动静，吓一跳，低头一看，一个大猪鼻子伸过来，TNND，厕所的坑后面就是猪圈，…。不能细说了。
也是我插队的时候，我们放饲料的库房里也存放着菜园子的农药，那时的农药主要有乐果，DDT(滴滴涕)，666，后两种农药后来都禁用了，原因是残留毒效太长久。可是我们当时使用农药时是很随意的，我们嫌旱厕里的蛆太多，就把DDT直接倒到茅坑里，前面说到的死鸡就有可能是吃了什么毒物死掉的，那时粪便可是上好的肥料，…。说起来我们可是“知识”青年，菜园子里种的菜也是供我们自己吃的，完全没有毒效意识。
文革期间敌敌畏很容易买到，家里熏蚊子苍蝇都用那玩意，大都是在电灯泡附近挂一个布条，隔几天把布条在敌敌畏的瓶子里浸一下，那东西味道冲得狠，苍蝇能飞着飞着就掉地上死了。好多自杀的都是喝的那玩意，小孩很容易接触到这些毒物。
在70年代，食用油很匮乏，有的地方就用棉籽榨油，后来发现这些地方的怀孕率下降了，棉籽里含有棉酚，有杀精子的作用，这个我上中学时在<十万个为什么>里看到过，但是食用油太缺乏了，依然有的地方吃棉籽油。
76年粮店里卖的面粉是捂过的，蒸的馒头像死面饼子，一开始以为是面没发好，后来几天都是这个样子，邻居们一说家家都这样，这才知道是这批面粉有问题，幸亏只是这批面粉这样。
其实这些故事跟计划经济没什么关系，只是那个年代太穷了，物质匮乏，吃都吃不饱，还管什么安全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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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也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与市场经济时代在表现形式、根源和应对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异。要详细讲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 计划经济时代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表现：尽管官方宣传中强调国家对人民负责，但由于体制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普............. -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那些曾经被列宁格勒式的宏伟规划和工业至上的理念所塑造的城镇，依然在向我们诉说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故事。这些痕迹并非总是显眼的，它们隐藏在城市的肌理之中，藏匿在历史的角落，需要我们细心去发现和体会。一、 钢铁与水泥的巨人：苏式工业建筑群要说计划经济时代最鲜明的建筑印记，那非苏式工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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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划经济时代商品质量的一些看法，其实是很多过来人，包括我自己，在回顾过去时常会提起的话题。这并非一概而论，也不是说现在的东西一无是处，但确实有一些商品在某些方面，让很多人觉得“以前的东西更耐用”、“质量更扎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受？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聊聊：一、 生产目标与导向的差异：利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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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全国供养东北”或“东北援助全国工业”。更准确的说法是：东北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化的重要基地，承担了为全国提供重工业产品和技术支持的重任，同时也接受了来自全国的资源和支持，但其在全国工业体系中的地位和贡献是基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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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聊聊2020年，那些从计划经济时代一路走来的影视国企，比如峨眉电影集团，它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又该怎么看？这事儿，得从头说起，得把当年的背景和现在的现实都掰开了揉碎了聊。一、 计划经济余晖下的影视国企：骨子里的烙印首先得明白，计划经济时代下的影视国企，跟现在我们看到的商业公司那完全不是一个路数。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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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的时代，青年们的梦想，不像如今这般五彩斑斓，各自纷呈。那时的天空，仿佛被一张巨大的网笼罩着，网的缝隙里透出的光，指引着一种相对统一的方向。如果你问一个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往往会很相似。首要的，也是最朴实的，就是 “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这可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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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计划经济是否会取代市场经济成为主流，这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话题，绝非一朝一夕能得出定论。与其说信息技术会让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不如说它可能为一种“智能计划经济”或“混合经济模式”提供土壤，而这种模式与我们过去理解的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有着天壤之别。要深入探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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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游刃有余，找到一款得心应手的计划目标和时间管理App，简直如同寻宝一般。我试过不少，有些确实让我眼前一亮，不仅能帮我梳理思路，更能成为我高效生活的得力助手。首先，在目标设定方面，我特别喜欢那种能将抽象的“想做的事”具象化成一个个清晰、可执行的小步骤的App。这类App通常会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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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发展目标（MDG）：盛景与现实的交织，地理与历史的回响2015年，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时代节点悄然来临，标志着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MDG）的终结。那些旨在消除贫困、改善健康、推动教育、促进性别平等等一系列宏大目标的8项指标，如同一张时代的蓝图，勾勒出我们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期盼。那么，在时光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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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冰与火之歌》的第六卷《凛冬的寒风》（The Winds of Winter）的推出时间，可以说是全球《冰与火之歌》粉丝们最关心、也最让人焦虑的问题之一。很抱歉，目前并没有一个 确切的官方发布日期。为了更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1. 作者乔治·R·R·马丁的创作状态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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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找工作时，你可能会听到HR对你说：“我们公司正在积极筹备上市。”这句听起来很激动人心的话，对于求职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公司上市，对我们这些普通员工来说，到底有什么实在的好处？我来跟你掰开了揉碎了说说。首先，最直观，也最让人兴奋的，就是期权或股权的价值可能大幅提升。很多公司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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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一个曾经占据世界经济版图重要位置的庞大体系，在信息爆炸、数据驱动的今天，是否还有其独特的生命力？这个问题，并非简单的“是”或“否”，而是需要我们深入审视其内在逻辑，并放在大数据与智能决策这个全新语境下进行一番“老树发新芽”的思考。首先，我们不能否认，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设计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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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幸福感是不是更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它触及了经济制度、社会心理以及个人对幸福的认知等多个层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抛开预设的答案，尝试从当时的具体情境出发，细致地分析。首先，从物质层面来看，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生产、分配和消费进行统一调控。这意味着国家会根据既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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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计划经济时期的猪肉“高贵”且“安全放心”，这背后其实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咱们慢慢聊。首先，我们得理解“高贵”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怎么来的。1. 稀缺性造就了“高贵”：定量供应与分配在计划经济时期，物资的生产和分配都由国家统一计划。猪肉，作为一种重要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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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期的“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下的“按劳分配”，虽然都挂着“按劳分配”的名头，但其内涵、运行机制、以及最终达到的效果，有着本质的区别。要理解这个区别，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它们各自的历史背景、社会逻辑和实际操作。 计划经济时期的“按劳分配”：理想化的分配模式与现实的扭曲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在中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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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刚建国时的计划经济是否必然，以及如果当初就走市场经济道路能否发展更快，这是个非常复杂且极具历史纵深的问题，至今仍有许多争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选择以及不同经济模式可能带来的影响。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中国在建国之初选择了计划经济。一、 建国初计划经济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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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斯大林时期和中国在计划经济下的不同发展轨迹，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议题。两者都曾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中留下深刻印记，但其结果却显现出显著的差异。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强盛：工业化奇迹与高压下的集体化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强盛，尤其是在其工业化和军事实力方面，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独特现象。这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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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咱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啊，是不是“计划生育”的受益者，这问题可真够复杂的。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先想想“受益”这词儿。受益，就是好处嘛。那么，咱们这一代人身上，好处体现在哪儿呢？最直观的，就是父母的全部资源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你想想，以前家里兄弟姐妹多的时候，那是什么概念？一个馒头得分好几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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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像一条长长的河流，弯弯绕绕，淌过了几代人的心坎。你想啊，当年那个时代，国家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口爆炸是大家伙儿心里都清楚的事儿。那会儿，吃饭都成问题，怎么能让人口像野草一样疯长？所以，国家下了决心，推行计划生育。那时候，那可真是“宁可少生一个，也要优生优育”。宣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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