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歌颂苦难？
1. 历史的烙印：漫长的生存斗争与韧性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但其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斥着无数次的自然灾害、战乱、贫困以及政治动荡。从黄河泛滥的“天灾”，到王朝更迭的“人祸”，再到近现代的战争与贫弱，苦难几乎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生存智慧的沉淀： 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能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古人通过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形成了一种“吃一堑，长一智”的生存哲学。他们将苦难视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无法避免的挑战。因此，对苦难的经历和反思，成为了传承下来的生存智慧的一部分。能够熬过苦难，本身就值得被铭记和学习。
集体记忆的塑造： 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等，都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中充满了牺牲、痛苦与坚韧。在这种集体记忆的影响下，歌颂那些在苦难中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人物和事迹，就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比如，对“愚公移山”的推崇，不仅仅是关于毅力，更是关于面对看似不可逾越的困难时，那份坚持不懈的决心。
2. 儒家文化的影响：德行的修炼与人格的升华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苦难”有着独特的视角。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这句出自《孟子》的话，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苦难的认知。它将苦难视为上天对有抱负、有德行之人的考验。经历过磨难的人，被认为更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因为他们经历了淬炼，心智更为成熟，更能体察民情。这种观念使得苦难成为一种“成长的代价”或“通往成功之路上的磨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强调个人品德的修养，而苦难常常是锻炼品德的熔炉。在逆境中保持谦逊、勤奋、仁爱，更能显现出人格的伟大。因此，那些在贫困中依然坚持读书、在战乱中依然心怀天下的人物，往往被视为楷模。他们的故事通过口传心授或文字记载，代代相传，成为一种价值导向。
“克己复礼”与“忍耐”： 儒家也倡导克制个人欲望，遵循礼仪规范，而“忍耐”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不公或困境时，适度的忍耐和隐忍，有时被视为一种智慧和策略，而非软弱。这种观念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也造就了中国人民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在艰难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3. 宗教与哲学层面的认知：因果报应与个人命运
佛教、道教等宗教和哲学思想也对中国人看待苦难的方式产生了影响。
佛教的因果轮回与业障： 佛教认为现世的苦难可能是前世业障的显现，而通过今生的修行和忍耐，可以化解业障，为来世积德。这种观念让一些人能够以更为平和的心态面对苦难，将其视为一种解脱的途径。
道家的顺应自然与知足常乐： 道家思想强调顺应自然规律，不强求，不怨天尤人。面对不可抗拒的苦难，一种“无为而治”的态度，或者“知足常乐”的心态，也能帮助人们在困境中找到内心的平静。
“宿命论”的底色：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宿命论色彩。人们可能会认为某些苦难是命中注定，而努力奋斗的意义在于在既定的命运中寻求更好的位置，或者通过坚韧来“逆天改命”。歌颂苦难，也是在歌颂那些敢于在宿命面前挑战，并最终战胜它的人。
4. 社会结构与集体主义倾向：牺牲精神的颂扬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呈现出较强的集体主义倾向，个人服从于集体，为了集体的利益可以牺牲小我。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民族危难之际，个人承受的苦难被赋予了更崇高的意义——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做贡献。这种牺牲精神的颂扬，将个人苦难置于宏大的叙事中，赋予了其积极的价值。
榜样力量的强调： 通过歌颂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做出杰出贡献的模范人物（如雷锋、焦裕禄等），社会试图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这些榜样的事迹中，往往伴随着艰苦奋斗、克服万难的经历，他们的成功被视为苦难淬炼的必然结果。
5. 情感宣泄与共鸣：艺术创作与文化表达
歌颂苦难也与人类普遍的情感需求有关。
艺术的张力： 苦难往往能激发强烈的情感，如悲伤、愤怒、坚韧、希望等。这些强烈的情感是艺术创作的宝贵素材。通过歌曲、诗歌、小说、电影等形式，艺术家们能够将个人的苦难经历升华为具有普遍感染力的作品，引发观众的共鸣。
“同情”与“理解”： 当人们看到有人在苦难中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强，会产生同情和敬佩之情。歌颂苦难，也是在表达对这些品质的认可和赞美，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抚慰自己内心的脆弱。
总结来说，中国人喜欢歌颂苦难并非源于对苦难本身的享受，而是：
历史的必然： 苦难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沉淀了生存智慧和民族韧性。
文化的熏陶： 儒家等思想将苦难视为道德修炼和人格升华的途径。
哲学的启示： 因果、宿命等观念为理解和应对苦难提供了视角。
社会的需求： 集体主义精神鼓励为了大义而牺牲个人，歌颂这种精神。
情感的寄托： 苦难是艺术的沃土，能引发深刻的情感共鸣。
这种歌颂，更像是一种对克服苦难的精神的赞美，对人性中顽强与坚韧的肯定，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探索。 它反映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何与困难共存、如何从中汲取力量，并最终塑造出独特的民族品格。然而，也需要辩证地看待，过度强调苦难的价值，也可能导致对现实苦难的麻木或不作为，这并非问题的全部。但从文化传承和精神塑造的角度看，这种对苦难经历的重视与歌颂，无疑是中国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友意见
从近代来讲，就是受东正教文化影响嘛，那个弥赛亚情节
但是没咋学好，学得比较土
（当然还有学得更次的，就是朝鲜这种）
日常生活中，差距主要就体现在艺术作品的感染力上
一个人你再瞧不起苏联那套，你也得承认人家的战争片儿拍出来就是牛逼，它不是好莱坞大片儿的换皮
传到中国这儿为啥没学明白呢？
因为没有那个文化传统
学了半天，反而比较像本土的原始宗教
说白了，层次比较初级
就类似于医疗系统一有啥事儿，就歌颂一波儿白衣天使，或者抓几个女护士把人家头给剃了，让外人看着，哎呀，这当护士的不容易呀
等事儿过去，啥变化没有，理论永远没有创新，下次还这个档次
“牺牲”是啥？
本来就是祭祀用的
祭祀是干啥的？
统一意识形态的
那帮人把现代的牺牲，单纯理解成抓几个小动物给献祭了
但是没有啥核心价值观
你没有那种普世的价值观输出、没有那种传教一样的坚定信仰，你输出那个东西就更接近于迷信
说的不好听点儿，这牺牲不是自愿的，是被迫的
就是我常说的一个词儿“被无私”
一有啥事儿，就抓一批倒霉的，你们就无私奉献去吧
作为回报，我们歌颂一下你
你要敢说你不想无私......那你等着吧
这种歌颂为啥不行呢？
咱就单从功利主义角度讲啊，它没用，事儿过去了人就忘了
受众当时听着挺感动，实际根本不走心
这种照抄人家宣传模式的东西，按网络时代的语言说，没有灵魂
这个东西，永远不好使
因为歌颂苦难的人压根儿就不信那套
......听的人，也不信
我就举个例子
03年，我家长辈也是在非典一线的，当时那也是没少宣传，所以虽然当时不大，但我印象还挺深的
我在网上搜一个怀旧的报道啊（这是随便搜的，不是我家亲戚）
我为什么对歌颂医护人员的苦难有印象呢？
就是我清楚地记得，每一次歌颂，都啥用没有
事儿过去了，你会发现，医患矛盾一丝一毫也没有缓解
03年非典，05年吧好像，我家亲戚孩子要考大学，来问，报医学专业怎么样
我家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别学医，前两天儿医院还有一医闹儿呢，患者家属带着二十多号人把一个大夫撵得从二楼窗户跳下去了
回顾一下，其实歌颂医护人员的苦难，可不是一次了
但是所谓白衣天使的形象树立起来了么？
为啥树立不起来
医护人员是典型儿的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面前是医疗资源紧缺，患者和患者家属不满；背后是医疗资源过剩，哪个大爷你也惹不起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旱的负责给医护强化苦难，涝的负责歌颂医护的苦难
这回知道是谁、为什么喜欢歌颂苦难了吧？
其实这个上升不到“中国人”的高度——严格点儿说，这是受了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最先这么做的并不是中国人。这个不是甩锅，而是全世界经常采用的一种“大众传播学应用技巧”。传播学确实是从美国，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先发展起来的。
痛苦本身无法改变的——以前的方式往往是淡化（既不报道对负面消息），或者对冲（既放出明星绯闻，或者其他国家的新闻，对冲掉负面信息的影响），大众传播有严格的“把关人”（gatekeeper, 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芝加哥学派的Park提出），既可以拒绝报道或者选择性报道，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审查机制”，这样，大部分的新闻可以被控制住。
整个事情的转折点在90年代（有人争论是2000年初），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使得了大众传播整个结构垮掉了，传统的新闻审查方式失效。经常会出现很麻烦的事情，比如新闻，报纸的公信力丧失，而网络的传播信息被人认为是真的。（点对点传播模式）。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西方学者提出了第一时间曝光——自己曝光，好过别人曝光，至少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还会在。但是曝光本身，并不能减少苦难。所以学者提出了，苦难可以是一次机会，团结人们的机会，可以是一次lesson，从中吸取经验，可以用其他方式，引导人们的情绪从不满，愤怒转变为网络的虚拟“参与”（参见：大众传播心理学）。
这种参与可以是多方式的：比如点蜡烛——纪念死者；比如在网页上送花圈；比如朋友圈拜祭。这样通过使得人们加入的方式——给人们一种“虚拟参与”的感觉，这种成本很低，又可以第一时间引导受众发泄情绪。甚至可以引导受众们去捐款，这样可以减少政府开支（倡导小政府的发达国家经常这么做，因为应对公共灾难预算不足的可能性更高）。
所以几方面都赢了，政府媒体可以第一时间曝光，赢得了信任；其他媒体跟进，蹭到了流量；地方层面通过引导民众捐款，减少了公共开支；民众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获得了心理的满足感。
这方面的论文很多，具体方法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是“中国人歌颂苦难”，略不负责。美国疫情死了很多人，也是通过敲钟，网络纪念等等一系列的方式，加深民众的参与感。只是全世界各国政府采用的传播学技巧相差不大，所以你看着眼熟。
不然政府每年投资，用那么多的科研基金，动不动几十亿的拨款，养活那么社会科学学者，自己写不出，抄作业也学会了，真的以为大家就是吃干饭么？大家都会利用量化分析人群倾向，会用质化定位大众的情感变动....学者们抄作业的经验还是有点儿的。当然，中国学者也有自己的改良，发展和进步。比如他们改良了舆论引导技术和理论——利用大数据实时计算，效果一直不错，可以第一时间发现舆论热点的倾向性（参见：985高校某些学者的著作，知网关键词搜：舆论管理+大数据 即可）。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中国性”的问题，上升不到中国的文化特性。
中国人没有歌颂苦难，而是歌颂克服苦难，或者歌颂不屈和勇敢。
哪有歌颂苦难啊？
因为你的阅读理解能力实在太差，中国人从来没有歌颂过苦难，中国人歌颂的是在苦难中不屈不挠克服困难的人们。而你莫名其妙的把这看成了在歌颂苦难。
苦难有什么好歌颂的，又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们歌颂的是克服苦难超越苦难。
背后也有点问题，就是手段变目的。歌颂克服苦难的目的说白了是宣传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勤奋刻苦的精神，但最后往往变成了习惯性歌颂吃苦。
当变成了歌颂苦难本身的时候，实际上宣传目的就沦为了博取同情。
为什么会这样？不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姑且说是水平问题吧。
武举老爷冤。
好好体会下，就懂了。
中国人本就是一直在苦难之中深度挣扎，在万恶的旧社会受苦受难，你有机会控诉它，批判它，可是迎来了新社会，走入了新世界之后，当初描绘的幸福场景却始终未曾出现，苦难依旧，怎么办？你可以控诉旧社会的苦难，鞭挞旧社会的黑暗，但你不能用这一套在新社会里啊，怎么办？那就只有歌颂苦难，发扬吃苦精神了，让大家以苦为乐。
中国从汉代出现道教的反叛哲学，坚持不吃现世之苦的文化对所有人的信仰体系都产生了极度冲击，直到外来佛教进入，通过南北朝的普及，一直到唐代定型，才算用佛教的那套忽略现实之苦，追求未来之乐的哲学理念来稳固人们浮躁抓狂的野心，自那之后，歌颂苦难的文化也就开始有了现实基础，更有了自洽逻辑，让你相信现在吃苦的必要性。
还不至于在歌颂，但操弄认知，把苦难内部是有的，不然怎么办？季风性气候，水旱灾害轮着来，改朝换代，二十多次了吧，一遇饥荒战乱就千里无人烟，唉，你把它内部化了，苦得就有点意义，有点宿命感，有点隐约的回报可能，使得人们相对容易接受和容忍苦难一些，不然跟太平天国一样大闹一场，制造更大的苦难，更广的苦难，就更好一些？
因为苦难的根源，他们不敢提，甚至不敢想。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么。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可别介，受累就是受累，挨饿就是挨饿，没听说过让你挨饿是为了你好的。
996为什么是福报啊？
永远记住极左分子对新中国的倒行逆施。
极左分子乱捕乱杀成风
“文革”刚一开始, 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 与“文革小组”成员遥相呼应, 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受此影响, 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 72人被捕下狱
为鼓动造反派接管公安事务, 1966年12月31日, 谢富治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造反组织“政法公社”时, 谢富治“突发奇想”对造反派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 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 由你们去管。”
1967年8月7日, 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八七讲话”,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随即, 全国的公、检、法系统大多因被造反派强占而陷于瘫痪。据统计, “文革”中除西藏外, 全国公检法人员中有3.4万余人遭到打击迫害, 其中被逼死、打死的1200余人, 打伤致残3600余人, 拘捕判刑1300余人。
1970年2月5日, 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全国迅速开展“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行动, 史称“一打三反”运动。
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虽然中央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 但在错误的形势估计和极左路线的影响下, 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军管会掌握生杀大权, 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很多人被无辜杀害。
遇罗克因写作《出身论》, 身陷囹圄, 其罪行在“一打三反”中迅速升级, 最终于1970年3月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一个多月后, 原北大历史学系学生沈元同样难以幸免于难。
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 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的亲表弟。1955年, 17岁的沈元以全国高考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专攻秦汉史。1956年, 因摘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极右分子。1958年, 沈元被开除学籍并发配到北京西郊门头沟, 进行为期三年的劳动改造, 后因表现良好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返城。
1962年, 沈元被推荐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所长黎澎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录取。1963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沈元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一文, 全文五万余字。《人民日报》摘录万余字, 予以转载, 以《论洪秀全》为题, 刊登了一个整版, 史学界为之轰动。建国以来, 《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
沈元显示了才华, 也招来了忌恨。有人向组织告状, 说沈元本是右派, 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 公然宣扬“白专”道路, 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爆发。
“文革”一来, 黎澎首当其冲, 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被批为“招降纳叛, 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澎时, 沈元一同陪斗。
1968年9月1日, 不堪凌辱的沈元突发奇想, 用黑色鞋油涂抹在脸上身上, 假扮成黑人, 欲偷渡出境。此举被警卫人员识破, 沈元当场被捕。两年后,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到来, 沈元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1970年4月18日, 沈元在被枪决。
“文革”结束后, 沈元得以平反, 宣告无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 号啕大哭:“我要人, 我不要纸……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 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
“一打三反”运动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即是生杀大权由最高法院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 报中央备案。”这样, 判处死刑便无须最高法院认定, 只不过备案存档而已, 有些地方甚至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了县一级, 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国。
1970年1月, 贵州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张贴了一张大字报, 批评省革委会主任兰亦农, 被警方拘留。2月25日, 马绵珍在批斗会上, 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 被当场击倒, 遭正式“逮捕”。
5月10日, 在贵阳春雷广场20万人的公审大会上, 马绵珍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宣判会结束后, 她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 直到下午4时才被拉到郊区野地, 按成跪姿枪毙, 死时年仅30岁。
除了单个枪毙, 把“现行反革命”集中起来枪毙也是常有之举。1970年夏, 南京市就枪决了两批“现行反革命分子”, 每批24人。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后, 24名犯人被分别押上12台卡车, 开赴江东门刑场。被枪决的包括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马列主义编译局俄文翻译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王飞等。
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 使得“文革”中“依法”被枪决的“反革命分子”激增。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记载: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70人中, 1970年判处的有68人;天津市错杀的28人中, 1970年判处的有22人。
“文革”中众多被随意、错误宣判死刑的人, 不仅仅是个体的悲惨遭遇, 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劫难。
至于“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因死刑等非正常死亡, 答案或许永远无人知晓。据《中国国情总览》统计, 仅1970年2月至11月短短10个月间, 全国共抓捕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等计28.48万名。
引自
文革“死刑”极左路线下的乱捕乱杀
丁抒文
世界上信徒最多的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徒。
然后你说中国人喜欢歌颂苦难?
评论区一哥们说我们信奉佛教，所以祈愿修来世，今生受苦受难。
你说这个我就不困了，咱唠唠印度人对苦难的态度?
我不喜欢。但是有些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喜欢。
贴一个我以前的读书笔记：
许多知识分子热衷于去描绘底层的生活图景——无论是真实的，或者干脆是臆想出来的。实际上臆想的成分还居多一些。
这种描绘能让他们取得“有调查就有发言权”的假象，取得“站在鸡蛋那一边”的道德高地。
但是往往发出的声音却是：“底层人不关心你们讲的那些，他们只关心.......”云云
列宁说，工人根本不满足于这种稀粥一样的经济主义。工人们对政治是无比关切的，知识分子不要总自作多情的想着去提高工人的积极性，工人比知识分子积极多了。不积极的恰恰是这些知识分子。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知识分子们陶醉用浮华的文笔去描绘底层人的生活图景，到底是给谁看的？工人需要用你们的文笔才知道“哦，原来我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吗？
底层难道需要借知识分子之口，才了解到自己每天在经历的东西？
知识分子写这种东西只是给知识分子看的。然后反过来再跟另一个知识分子说，底层不关心你们这些东西。言下之意，底层只关心我所主张的那些短视的东西。
渲染底层苦难的苦难为自己的理论张目，实际上就是窃取了真正经历苦难的人的话语权。
他们不是站在鸡蛋这边，是希望鸡蛋站在自己那边，
我以前说他们的同情心傲慢又愚蠢。
现在我会说，他们的同情心精致又卑鄙。
你看：
他们是怎样打着苦难的名义，发出无谓的呻吟的。问题在于，你该如何告诉他“你以为的苦难，对于许多普通人都属于奢侈？”
如此一来，往往就会落入到描绘苦难的道德竞赛之中。
两波人纷纷拉出经历苦难的人证明自己的正确，进而去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
而真正经历的人呢，他们期待的深刻的理论，难道是这两波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辩经辩出来的吗？
小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歌颂苦难，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人民之友。
但是什么是人民之友？
不是你硬拉着人民做“朋友”，而是人民把你当做朋友。
没有成就。
笑话！
世界上最喜欢歌颂苦难的是犹太人。
他们的游说团，以及以色列的建国根本就是——我们很倒霉，我们被压迫了上千年，我们死了很多人，小胡子给了我们苦难。
国内的文宣在之前还一直岁月静好，苦难每天提的次数也就那些重大几年节日的数目。
这个问题本身我都感到了费解。
对抗生活的无常性和自然灾难最终获得升华是许多文艺作品的套路，这不是中国人专属。
其中间要强调苦难的不可避免性，外界帮助的局限，个体的摇摆或者说抉择，最终在其他方面获得一个推己及人等级的升华。
而大量应付了事级的产品，没头没尾只有后果严重的苦难，想也不想的选择。没有或者没有到升华的正反馈。
这么凑合着出别说评论苦难，夸点好事也是灾难级的翻车。
只不过因为涉及无常性和打击的玩意太给人瞎眼了印象深刻。
中国古代没有喜欢歌颂过苦难啊……
歌颂苦难是很典型的宗教文化，美国的清教，印度的大乘还是小乘我忘了，俄罗斯的东正……
这个真不是祖传艺能，你们也别随便什么锅都往老孔身上甩。
我国古代歌颂的是穷，嫌弃铜臭，读书人要整得清高，
但这东西和苦难并不是一会儿事儿……
因为要说服自己接受苦难，要为曾接受并还将接受的找出存在的理由，特别是在潜意识里知道现实无法改变的前提下。
歌颂能够承受苦难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任何生命少有不受苦难的，能够承受更多的苦难是人的意志力的体现。在宗教的语境下，这也是神对人的考验。
但如果我们歌颂苦难本身，将其视为人生的必需，甚至将苦难视为成功的前提条件，那无异于自虐并亵渎智慧。
但人会自虐吗？尤其是一群人，会无缘无故自虐吗？所以，如果一群人在歌颂苦难，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苦难，而是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希望这群人中的其他人喜欢苦难而不是智慧。
不是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而是中国人崇尚那种面对苦难时的乐观和心态。
你看当年唐山，具体什么情况就不提了，事后人们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欢声如雷的庆祝唐山救助行为取得圆满成功。
这样的作风和别出心裁的思路，多么沼气蓬勃，多么积极向上，多么发人深省，又是多么的惊天动地啊。
苦难是什么？苦难是我们民族的粘结剂，是我们国家的试金石，是我们人民的强心针。
很多事情，其实换个角度去看，不仅视野不同，感悟不同，最后的效果也是天差地别。
例如某港口发生爆炸了，几乎炸没了，看起来血糊浪荡好像很惨，但是啊，你换个角度看，首先这港口已经年老失修，正头疼经费紧张，这不正好省了一笔拆迁费么？设备老化，正好都买新的，借着这功夫，把周边的地也整整，被震怕了的居民要搬走，正好可以买下来开发地产，这一弄，你看是不是坏事变好事？
不是国人刻意赞美苦难，完全是因为大家不要禁锢旧思想旧思维。
换个角度看天地，大好世界宽啊。
如果大众停止歌颂苦难，他们就会反思苦难，随后就会知晓自己的苦难从何而来，千千万万的谎言从何而来，从而变得聪明团结起来。而一群这样的人，是不好XX的。
与其这样倒不如营造出一种苦难是通向成功必备的钥匙，苦尽方能甘来的励志光环。想要达到这一效果，自然少不了歌颂苦难的意义。
于是乎可以看到
孩子，我宁愿欠你一个快乐的童年，也不愿看到你卑微的成年，是为赢在起跑线。
孩子，我宁愿欠你一个幸福的中年，也不愿看到你卑微的老年。是为996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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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涉及到文化喜好、时代背景、内容吸引力等方方面面。作为中国人，大家喜欢日漫的原因有很多，而《那年那兔那些事》虽然也有拥趸，但整体的受众群体和受喜爱程度确实和日漫有所不同。咱们就来掰扯掰扯这其中的道道。日漫的“魔力”在哪儿？首先得承认，日漫在中国拥有一批非常庞大且忠实的粉丝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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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养儿防老”的观念，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背后有着复杂而多层的原因，可以从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等多个维度来解读。一、 历史与文化根源：宗法社会与家族延续1. 父权制和宗法制度： 传统中国社会是以父权制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在这种制度下，家族的延续和男丁的传承至关重要。儿子是家族姓氏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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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报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价值观，意思是对于别人的怨恨或不公，不报复，而是以恩德来回报。这句话出自《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在中国文化中，崇尚“以德报怨”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以德报怨”？1. 儒家思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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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人对INTP和INTJ这两种MBTI类型在现实与网络上的态度差异，感觉就像是开了两个平行世界。现实里避之不及，网络上捧上神坛，这背后原因挺复杂的，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方，而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现实中的“冷遇”：不合时宜的疏离感与对“格格不入”的警惕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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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也是不少人在讨论的。其实啊，说中国人“喜欢”炒房、购房，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人“主要”选择租房，这是一种挺普遍的观察，但背后原因可复杂着呢，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咱们得掰开了揉碎了聊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买房？这事儿得分几个层面看。1. 传统观念的根基太深：安居乐业，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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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普遍喜欢喝冰水，而中国人更偏爱热水，这背后涉及多种因素，从文化习惯到生理感受，再到科学解释，都值得深入探讨。 美国人喜欢喝冰水的原因：1. 文化习惯与社交常态： 餐馆文化：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餐馆都会免费提供冰水给顾客，并且通常会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加冰。这种普遍性使得冰水成为一种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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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观察角度，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待事物的一些微妙差异。咱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捋一捋，为什么美国人好像更爱“自己动手”，而咱们中国人有些时候会觉得“动手修车没面子”。美国人为什么爱自己动手修车？这事儿啊，得从几个大方向说起：1. 汽车文化深入骨髓： 历史原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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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移民海外的社群中，“中国人坑中国人”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是不是”的问题，而是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多种表现形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个体心理等多个层面去剖析。一、历史遗留的“生存哲学”与集体记忆首先，我们要明白，中国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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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而且背后涉及的文化、历史和价值观差异相当复杂。简单地说，美国人对政治正确的强调，和他们批评中国人将事务与政治挂钩，并非简单的双重标准，而是源于不同的社会语境和对“政治”定义的不同理解。美国人为什么强调“政治正确”？首先，要理解美国人对“政治正确”（Political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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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媒体和一些台湾民众之所以会频繁使用“中国人玻璃心碎”这样的说法，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这并非简单的嘲讽，而是包含了历史、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多层面的解读。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其根源。历史遗留的政治现实与认同的张力首先，最根本的因素在于海峡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和国家认同的差异。自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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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拍古装片的原因非常复杂且多元，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这种喜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心理以及影视产业自身的特点。下面我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一、 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文化认同感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史，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故事、传说、人物、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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