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未能解救中国?
首先，我们得回溯到国民党诞生的那个时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以及后来改组的国民党，其历史使命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在驱逐了帝制，完成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初步目标后，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真正实现“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国民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当时最有组织、最有理念的政治力量。然而，仅仅有理想和组织，在军阀割据、列强环伺的旧中国，是远远不够的。
国民党最大的软肋之一，便是其内部的派系林立与权力斗争。即使是孙中山在世时，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也未曾完全消弭。孙中山去世后，这种内部的裂痕更是愈发明显。例如，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左派力量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力量，在革命路线、对苏政策、土地改革等诸多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这些分歧在北伐时期，尤其是清党之后，虽然一度被压制，但其潜藏的能量，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成为其团结和凝聚力的巨大障碍。党内政治的倾轧，消耗了大量本应用于国家建设的精力与资源，也使得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
其次，国民党在土地改革和经济发展上的政策局限性，是其失去民心、最终败退大陆的重要原因。国民党虽然喊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但其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受制于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集团。土地改革的推进非常缓慢且不彻底，大量农民的土地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使得在农村地区，国民党政府的号召力大为削弱，反而为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提供了广阔的土壤。在经济方面，虽然国民党政府也进行了一些工业化建设，但其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抗战胜利后，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生产停滞，国民党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显得捉襟见肘，最终未能稳定经济局势，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
再者，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问题，如同一颗毒瘤，侵蚀着其统治根基。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运转，不得不依靠庞大的官僚体系。然而，在这过程中，官僚特权、贪污腐败等现象层出不穷。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接收日伪资产的过程中，暴露出的“大员发财”、“接收大员”等丑闻，让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达到了顶点。这种普遍存在的腐败，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也使得革命的成果被少数既得利益者窃取，进一步疏远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抗日战争的长期消耗，也对国民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打击。国民党作为主要战区，承担了抗击日军的绝大部分压力。虽然其展现了顽强的民族抵抗精神，但战争带来的经济凋敝、社会动荡以及人员伤亡，使其在战后面临的局面异常艰难。与此同时，共产党则通过敌后游击战，在农村地区积蓄力量，扩大根据地，并赢得了部分民众的支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争取国际支持（尤其是美国）和处理与共产党关系上，也显得策略失误。例如，在美国主导的调停下，国民党虽然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但其在政治上的妥协以及对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低估，最终未能巩固胜利果实。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宣传和思想领域的较量。虽然国民党拥有相对优势的媒体和宣传资源，但在争取民心方面，其效果远不如共产党。共产党的宣传更能触及普通民众的痛点和诉求，尤其是在土地和反压迫方面，其宣传更具吸引力。国民党政府的宣传，有时显得空洞、脱离实际，未能有效回应民众的关切。
总结而言，国民党未能彻底解救中国，其原因 multifaceted：内部的权力斗争消耗了革命精力；在土地改革和经济发展上的政策失误，导致其失去了广大农民和市民阶层的支持；政府的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其公信力；长期的战争消耗以及抗战后的战略失误，使其在与共产党的较量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在思想和宣传领域也未能赢得民心。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也使得“解救中国”的宏大叙事，走向了另一条道路。这并非否定国民党在某些时期的历史贡献，而是对一个政治力量在复杂历史进程中，未能实现其宏伟目标的深刻反思。
网友意见
（非爽文。引用电报多。请谨慎点开）1938年3月中共晋察冀边区银行开始发行“边币”，以抵抗日伪发行银联券的金融掠夺行动，同时算是开始威胁国民党政权金融权力，国民党中部分人员也意识到了这一危险并开始应对，但是具体落实到国府的应对就实在是太骚操作了，必须看看：
1939年4月24日，国府河北省民政厅长张荫梧急电军事委员会：
对经济方面，该边区银行擅发纸币，阴令人民不准行使中央法币。以致此间法币跌至六折，河北省钞八折，该边区票则十足行使。[1]
虽然边区币已经发行了一年，国府军政人员才发现、并正式上报，但当时情况尚不严重，因为中共靠行政命令推行边币，金融运作经验和手法尚且生疏，边币信用尚未建立，这时候遏制比较容易，张荫梧自己也说：
唯人民对法币信仰甚佳。[2]
而国民政府却只是一面转电行政院，一面将电文转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朱德和彭德怀，“责令限期收完所发纸币”，就算完事。[3]
中共方面对待这类事件是何等的小心谨慎，怎么能让你一句话就捆住手脚？朱德复电强调，侵华日军通过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币套取法币，并强行禁止法币流通，才是造成法币在河北贬值的根本原因，同时还强调了晋察冀边区发行边币的必要性：
目前金融流通主要是靠地方流通券之发行，以法币作准备金，因地方性质，敌人无法收买与抵制，法币信用方能提高，敌币伪币无法支配。[4]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因为敌伪在敌占区到处搜刮法币运到国际市场上换外汇、收购战争物资，所以我们敌后政权在当地明令停止法币流通，集中法币作发行准备金，发行一种离开当地就不能用的地方货币，敌人也就搜不到法币了。
中共这一招应对，不但抓住了防止日伪套取法币换取外汇的要点，还契合了3月份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地方金融会议精神，即降低地方银行发行准备门槛，鼓励前线和敌后的地方政府放行省钞和辅币代替法币流通，符合这一精神且流通情况良好的晋察冀边币，为什么要禁止？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
早有准备的中共，用这封电报就轻巧的回击了国民政府。
当然，国民党当然不是这么好打发的，反而更重视这个问题了。特别是1939年国民党确定了反共方针后，国共双方军事摩擦急剧扩大，国民政府开始多次下令要求废止边币，为啥需要多次呢：因为国府财政部、行政院、军令部、军委会之间，为这件事情扯皮就扯了长达……五个月。
财政部：行政院你快禁止啊！[5]
行政院：你说得轻巧，办法呢？善后呢？替代品呢？中共不听话怎么办？就一张嘴是吧。[6]
军令部：你们两个一起赶快禁止！再不禁止就晚了！[7]
行政院+财政部：其实边币还是没那么糟……[8]
军委会：都闭嘴！按《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立即禁止！[9]
行政院：好。财政部去办。[10]
财政部：我#@￥%……
时任民国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又把这事重新提交行政院审议，孔部长还专门模糊不定的说了一通车轱辘话：
惟本部既准军委会办公厅函知该项关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所发行之纸币，应于本年度以前取缔，业于《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案内决定，系属整个党政问题，为预防另有政治经济作用或企图起见，似又不得不予考虑……[11]
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们几百万军队都收拾不了共匪，现在让我一个搞财政的上？
这一拖，就拖到了1939年10月。行政院实在被军委会和军令部压得受不了，终于给出了一个处理方案——先派人去考察[12]。派去考察的人叫王乾德，是时任河北省政府财政厅长，请记住这个人，他后文还要出现。
说实在的，国府这帮大神的办事效率，如果穿越到今天，无论到哪个公司工作，不出两个月就会被开除……
国府金融管理部门的拖沓，换来的是前线将领鹿钟麟、程潜、朱怀冰等人一次次的加急电报，反映中共的边币、冀南币已成燎原之势， 蒋公也心急如焚，要求调派部队前往冀南地区协同中央交农等四大行尽快在河北省投放小额辅币券——直接上军事手段了。但这一紧急措施持续到12月底却徒劳无功，惹得 蒋公进一步痛批不知死活、还有脸询问军事手段效果如何的孔部长：
此事系属华北整个党政问题，正在审筹对策，徒以电文制止，恐难生效……[13]
蒋公 的震怒说明，中共在两年多的货币斗争实践中，磨砺出了足够的经验和实力，并可以在根据地逐步推广边币的发行和相互兑换了：因为日伪、国民党封锁，各根据地物资不能交互流通，但中共却规定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可以按比率兑换，用敌人的封锁凭空给自己的货币创造信用；根据地货币的准备基金中也有一部分伪币，等于是在敌人的货币上吸血。
相比国府人员的浑浑噩噩，中共高超的金融手段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12月30日，财政部又收到军委会通报，得知晋察冀边区银行又扩张了一个冀中分行，并发行了250万边币。实际上，国府实在是太后知后觉了：这时冀中分行已经成立了足足一年半以上……
各前线将领对此忧心忡忡，不断发电催促财政部处理，财政部也不知如何是好，左拖右拖，最后只好端出蒋介石“系整个党政问题”的电报当挡箭牌，这个时候让前线将领用军事手段强推法币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但必然会加剧国共军事摩擦，在这种小规模摩擦里，国军显然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最后财政部方面也只能坦率承认：
自办理以来，迄未有若何效果，所谓派员调查，亦不过延宕之计……[14]
看到这种窝囊情况，军委会只好决定硬来了。表示不会考虑给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法身份，坚定遏制边币，决定立即在后方开设河北省银行，印制河北省钞，并要求财政部半年前派去调查的人员汇报边币流通情况，方便进行针对性打击。
这时候，精彩部分来了！
财政部接到军委会命令后才想起自己派了河北省财政厅长王德乾去晋察冀边区调查，并且王已经几个月没有和自己联系了，急忙致电王德乾：
关于考察晋察冀边区银行之设立及发行钞票一案……迄今为日已久，该厅长等遵办考察情形，当已告一段落。应即克日报以凭核办。[15]
而王德乾一开始是不回电报，等到财政部左催右催，才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回电：我一直在重庆，没去晋察冀……
可怜的孔部长，当时估计差点气死。
原来王德乾一直在距离财政部不远的重庆罗家湾38号河北省银行联络处办（摸）公（鱼），当财政部命令他回到河北前线调查，他连个搪塞的借口也不找就直接没去，而是派了自己的秘书代替自己深入前线~~
而他的秘书呢？也！没！去！
直到2月22日，元宵都快过完了，王德乾才知道自己的秘书也在邢台摸鱼，而且他的秘书和另一个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本应组队前往边区，但两人不约而同的都在邢台摸鱼，而且相互之间都以为对方去了边区。
又拖到4月23日，王德乾才弄了个应急的报告出来，这篇报告总共……300字，而且错误百出，比如把晋察冀边区银行行长搞错、发行量搞错等，而且还用了很大的篇幅说由于”冀省于一月间情形突然恶化，八路军施行封锁，并拘捕工作人员，无法从容前进“[16]等借口。
于是调查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调查完蛋，那在后方发行新河北省钞票呢？印出来后，即便没情报，直接投放到市场总该可以交差了吧？没想到，印刷工作又出了同样的问题。
7月22日，财政部表示已经委托了中央信托局，安排大东书局印刷1000万河北省新钞，并早在2月27日就垫付了印刷费、签了合同，但4个月后，钞票呢？财政部却说：应该……可能……也许已经按合同交货了……吧？
事实上，财政部已于3月5日办妥了进口钞票纸的证件，合同约定“自甲方（中央信托局）交到运纸护照之日起一个半月后开始印制”。但中央信托部四个月来，一张钞票也没印，大东书局左等右等根本没收到钞票纸[17]，因为：他们把这事忘了……。
这就是国府应对中共根据地发行钞票这一重大危机时的种种奇葩表现。
尾声：虽然河北省钞于1942年底，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发行了高达3亿元，但因为发行过程实在拖延太久，已错过了遏制晋察冀边币的最佳时机，边币已完成了其他钞票的打压，建立了很高的信用，坐稳了边区本位货币的地位。
对于国民党政权能否解救中国这个话题来说，通过这件事情国府的林林总总众生相，我只能说：
势既如此，事又如此。成败之势，不问可知。[18]
参考
-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卅代电》（1939年4月30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1
- ^ 同上
- ^ 同上
- ^ 《朱德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冬电》（1939年5月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档案馆藏，特种档案，特4-90.1
- ^ 《国民政府财政部渝钱字第九六四号密呈》（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1
- ^ 《行政院吕字六一九号令》（1939年6月9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2
- ^ 《战地党政委员会战政渝00054电文附件》（1939年8月2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5
- ^ 《财政部秘书处签呈》（1939年8月25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5
-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公函》（1939年8月30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6
- ^ 同上
- ^ 《关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设立边区银行发行钞票暨延安光华商店发行代价券提案》（1939年9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6
- ^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设立边区银行发行钞票案审查会记录》（1939年10月6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8
- ^ 《蒋中正致孔祥熙电》（1939年12月22日），（1939年5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89.1
- ^ 《财政部钱渝字第15608号公函附件》（1940年1月10日）
- ^ 《财政部渝钱字13426号密训令》（1940年1月1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89.11
- ^ 《战地党政委员会致行政院战政渝000958号代电》（1940年4月23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90.18
- ^ 《财政部31906号密代电》（1940年7月2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特4-89.18
- ^ 全文参考：《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共晋察冀边币的应对与处理》，张燚明先生论文
我一直有一个简单的看法，就是民国连中国历史上的周期律游戏，都没能参与进去，换句话说，它从没有年轻过、朝气过，出生时已经很衰老了。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杀的人头滚滚，某种程度上也是解放生产力，将旧的暮气沉沉的联盟瓦解，重新分地。多多少少也能促进社会向前走，然后渐渐走向衰落和落幕。
民国从前一代继承得太多，包括旧有的联盟关系。乡绅还是那个乡绅，纲常还是那个纲常，吃人还是继续吃人。上层官僚资本下层地主豪强结成联盟，农民该饿死饿死。
孙中山在南方搞联俄联共，其实是一次从辛亥革命没能触动到的旧势力中摆脱出来的新生运动，我们可以从北伐军组织性和战斗力中看到新生的火花，但是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迅速联合起来，公推了共主蒋介石，那一闪而过的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也随着412的屠刀，迅速被割除干净。国民党清党后，又变回那张暮气沉沉、行将就木的老面孔。对于一个新生政权而已，这一切来的也太快了。
所以，毛泽东在解放前开始思考朝代周期律，而国民党是连进入周期律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好像推翻了满清，实际上只是在满清这具僵尸上诈尸，苟延了上一轮周期律的尾巴。
最近有一篇叫做“民国给新中国的真的是一穷二白？”（以下简称《一穷二白》）的旧文又被微博某什么作家翻了出来，夸赞不已。该文罗列了一些旧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奋斗成就，对于所谓旧中国“洋火”，“洋钉”的“传闻”大加鞭笞。
实际上，笔者从十来年前开始就不断见到有人从大清开始翻各种边角料证明旧中国之光辉成就。自然，即使在旧中国，也有不少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凭借个人的努力和爱国群众友商的支持，做出了一些成就，让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纯白底色上，书写了几行文字，点上了几抹亮色。
不幸的《一穷二白》没有清楚：这些工商业者大多碰到了命中的克星，那就是“正统”的国民政府。正是因为国民政府大员对民族主义一贯采取巧取豪夺，敲骨吸髓的手段，甚至不能落在自己手里便宁可将其拆光毁光，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截至解放前夕几乎凋零殆尽。那几行文字和几抹亮色又变成了惨白。
如果说，在军阀混战派系林立，国民政府权威不振的抗战之前，民族工商业尚可以在乱世之中挣扎出一点生存的空间，那么在抗战之后，国民政府的爪子伸到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仅存的民族工商业也就随之迎来了末日。
旧中国采矿、重工、棉纺等重要产业在大清北洋到民国的不懈努力下，几度沦落为外国资本控制。按照《一穷二白》的逻辑，难不成黄四郎老爷用凉粉害死小六子，把卖凉粉的孙守义一枪打死，然后连孙守义的家当带孩子都抢了去，这鹅城凉粉就成了黄老爷留下来的了？
民族资本家之死
当然，笔者说民族工商业在解放前夕凋零殆尽也不完全确切，《一穷二白》的一位主人公的经历便足够说明事实并不完整，他就是中国化工业先驱范旭东先生——他本人在1945年10月就被国民政府逼压而死，此时解放战争刚刚爆发，离“解放前夕”还有三年。
1929年，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打算以侯德榜的新式制碱法挑战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对中国硫酸铵的垄断。但是永利在资本上完全不是卜内门的对手，因此打算采用缓兵之计，向卜内门提出合资经营，只要永利还拥有侯德榜，早晚能依靠商业手段变成独资。
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关心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国民政府出手了：
1930年，宋子文一边否决了合资计划，一边亲自宣布向永利公司加入官股。然而承诺了之后，官方的资金迟迟不到。到1933年，范旭东亲自去见了宋子文。刚过完39岁生日，春风得意的宋子文提出了要求：宋子文私人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承担全部投资，宋子文自己出任永利制碱公司的董事长。
咽不下这口气的范旭东以永利全部资产做担保，发行200万公司债券，在中国实业界各大私营银行的协助下背水一战，在价格战里打败了卜内门，铸就了永利的辉煌，也结下了跟宋子文的梁子。
1943年，范旭东先生已经开始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化工救国”计划。范先生规划在抗战胜利后修复原本的塘沽永利碱厂，南京卸甲甸铵厂，完成五通桥合成铵厂工程等，统称十大厂工程。
当时中国产业百废待兴。这一系列宏伟工程需要贷款1600万美元以上，在民间筹集和政府筹集都是困难。但是范旭东先生有信心，他相信抗战胜利之后必然是民族的崛起和民族工业的腾飞。
从1944年9月开始，范旭东先生就着手准备筹集贷款，他连续飞美国、巴西等多个地方筹措款项，奔波了一年多。1945年6月，范旭东从美国银行贷到了这笔款子，民族化工业似乎即将从抗击侵略的焦土上腾飞了。
当时国内贷款必须要经国民政府行政院点头，无论是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还是具体经办跨国贷款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无论哪一位一句话都能解决问题，结果，三个月时间，渺无音讯。
三个月之后，宋子文派人捎话来了：如果让宋子文出任永利董事长，贷款马上就到，否则贷款就不可能通过。意思明明白白，一文钱不拿，直接要强行夺走范旭东耗尽一生创建的永利。这副嘴脸跟12年前一模一样。
范旭东愤于其人的无耻，断然拒绝，但是他此时已经没有背水一战的能力了。
行政院的回答很简单：对借款担保不予批准。范旭东的宏伟蓝图灰飞烟灭。
1945年10月4日下午2时，中国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因黄疸病与脑血管病同时发作病逝。
他办厂30年，用“纯碱”取代了“洋碱”，打垮了资本雄厚的外商，扛住了日本人的威逼，最后却被国民政府搞掉了。
范旭东生命中的最后三个月是与国民政府扯皮的三个月，也是不断在国内寻求支持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见到了自己的一位投资人，叫毛泽东。
当时正值毛泽东和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在百忙之中，毛泽东拜访了范旭东，这是他们首次见面。但他们的合作关系却可以追溯到一年前。
1944年范旭东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龚饮冰知道了范先生战后的十大厂计划之后，非常为之鼓舞。组织研究后认为，哪怕赔钱也要支持范先生的事业。
1944年6月，龚饮冰以个人名义成立了建业银行，中共为之投入资本1000万法币，以此银行为途径投资范先生的事业。
然而有件事情让龚饮冰也没想到。范旭东先生的永利久大集团在精盐业和制碱业上打败了外国人，在爱国群众和实业家之间名声非常之好。冲着范旭东先生的名声，建业银行的业务也非常之好。本来预计会赔钱的业务反而赚了钱。
毛泽东与范旭东寒暄之后，对他说，“等国内实现和平后，欢迎您到解放区办工厂。”
范旭东先生办厂30年，遇到过的有军阀的绑架，盐商的威胁，北洋官府的强行摊派，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拖延和巧取豪夺。没想到这样一个据说是“杀富济贫”的“泥腿子党”愿意挤出钱来支持他，愿意帮他办厂。范先生感到了难得的温暖，他跟身边的人说：
“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
只可惜，这一见是两人之间的永诀。范旭东与毛泽东会见的时候，毛泽东刚到重庆来，范旭东逝世的时候，毛泽东还没走。
1945年10月21日下午3点，重庆召开范旭东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前往，手书“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幛，悬挂在范先生遗像对面。
毛泽东去了，蒋介石也跟着去了，他也写了挽联。
其实他大可不必去：只需要他大笔一勾，放过永利的1600万美元贷款，范旭东的宏图大志得以伸张，就算死不是也能含笑九泉了吗？
范旭东逝世后，他的合作伙伴侯德榜万念俱灰，“悲恸三日，足不出户”。追悼会之后，永利首席协理、天津和南京两处分厂厂长侯德榜恳辞总经理的职位，最后因为众心所向，不得不履职。
他当时大概没想到，自己还有当上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的一天。
他也没能料到，自己一直处在构想和作坊生产状态的“联合制碱法”，在1964年投产的大连化工厂终于得以实现。
颇有些人为范旭东在大陆的“籍籍无名”鸣冤叫屈——不肖子孙从来都是在老人生前想方设法谋取财产，老人死后则崽卖爷田心不疼，不过在别人面前提起老人的时候，他们哭嚎的最大声。
世代豪商怎样成了红色资本家
国民政府的关怀不止是范旭东先生承受过。中国最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氏家族也差点被收拾了。
其实荣家比共产党资格还老多了，他门在晚清已经是大商家，那时候还没共产党。1933年荣宗敬六十大寿时，荣家已经是面粉业和纺织业的超级巨头。老爷子不无自豪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荣家“面粉大王”、“棉纺大王”的称号早已传遍大江南北，而当时的共产党还在钻山沟，当“山大王”。
不过，这两伙“大王”倒有一个共同点，都在遭受国民政府的围追堵截。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荣家的申新纺织公司也遭遇资金危机。
荣德生向南京政府求援，希望允许申新发行500万元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保息。 时任实业部长陈公博提出了条件，政府给300万银元债券获得申新所有权，鲸吞申新9000万资产。荣家自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
然而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荣家无力偿还英国汇丰银行的200万元到期借款，汇丰也不含糊，直接将抵押物——拥有5.6万纱锭、3000多工人的申新七厂公开拍卖。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厂被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竞得，当时抵制日企风潮此起彼伏，此事一经披露后群情激奋。申新工人跑到南京政府请愿，还用高压水龙冲跑了前来接收的汇丰和日企代表。加上全国实业界集体支持荣家，最后拍卖被解除，汇丰将这笔贷款延期到1940年底再还清。
荣宗敬没办法，想起了故交宋子文。
1935年4月荣家向宋子文求助。五个月之后，宋子文答复：要求中国银行将申新九家纱厂全部并购，并自派总经理，然后发行公司债券，以新债还旧债，荣家欠银行及钱庄利息全部可由1分减半至5厘。
这手比陈公博狠多了，陈公博最多是想要申新纱厂，宋子文这一手干脆要让荣家倾家荡产。
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图穷匕见，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开会，就吞并申新最后摊牌。
债权人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看不下去了，他派代表否决宋子文的各项提议，荣家死里逃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1936年秋天棉花丰收，价格终于回落。市场日渐兴旺起来，申新各厂陆续复工。荣家在时年10月1日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总算保住所有权。到底还是家大业大，没被逼死。
度过了抗战之后，荣家的心思又活动了，打算借着抗战胜利的东风让老朋友帮忙扩大产业。1945年10月，荣德生次子荣尔仁向行政院递交一份接收日商纱厂名单，建议将其分配给战时受损失并在后方作出贡献的工厂。
此时宋子文正忙于筹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对此置若罔闻。一个月之后，宋子文就宣布敌伪纱厂全部收归国营，荣家在战时被日本人强占的申新一厂、四厂、八厂被并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福新三厂、六厂倒是还给荣家，可粮食部特派员却提前将仓库卖掉，只留下两座空厂房。
被老朋友捅了一刀还不算完事，1946年4月24日上午，荣德生居然遭人绑架，此案轰动一时，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在被关押的34天里，绑匪并未虐待荣德生，只图财而不害命，最初开价勒索百万美元，他宁死不从，后来减半至50万美元仍不动摇，他甚至立下遗嘱：“如果拿出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
后来才知道这起绑架案根本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策划的。荣德生被释放后，荣家先后给上海警备司令部送过60多万美元，由申新各厂分摊支出。经此一难，荣德生身形消瘦，精神不振，在家静养。
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老虎，9月4日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拘捕荣宗敬长子荣鸿元，荣家前后花费约50万美元才将荣鸿元“捞出来”，但还是被羁押77天，直到11月18日正式宣判：“判刑6个月，缓期2年”。
牢狱之灾令荣鸿元灰心丧气，不久便远走香港，荣家长房的资产几乎随之全数转移。
就在荣鸿元被判刑的半个月之前，蒋经国的“打老虎”行动查到表弟、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头上就戛然而止，“清算豪门”失败，建丰同志于11月2日狼狈离沪。
噩运至此并未完结。1949年4月，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因“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被监察院起诉。
荣家自1946年11月开始为国民政府政府储军粮并运往北方战场，运输途中各路官员轮番调包掺假，以次充好，优质米面到士兵手中已发霉变质。国民政府便指责荣家输送霉烂面粉，造成东北战场失败。
5月25日，“军粉霉烂案”正式开庭，可是东北战场的责任还没厘清，沪宁杭战场的形势也糜烂了——恰好在这一天，解放军攻入上海，“军粉霉烂案”不了了之，荣家幸运脱困。
感谢百万雄师摧枯拉朽，不然荣毅仁怕是要把命赔上。
世代豪富的大商家为什么会跟世交的宋氏家族决裂，反而跟“泥腿子”混在一起？——知道了这些，还不明白吗？
“一穷二白”的中国真相
被国民政府这么对待的民族资本家可不是一个两个，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都遭遇过。在近代主权残破的中国，民族资本不但要应对外来的虎狼之师，还要应对背后的刀子。
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不少实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都付出了艰辛，也取得了些成就。然而他们大多和范旭东，荣德生一样，错判了形势，把抗战的胜利当成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契机。
其实这却是灾难的开始。
日本投降后，天津沙船鞋厂的经理刘景荣很想大干一番，他特地从北京邀来做男女皮鞋的师傅三十多人，扩大业务。这时，每天已可生产皮鞋六，七十双，基本产销平衡，营业尚好。可是半年过后，进入一九四六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业务显著下降。一九四七年，情况更坏，多数正当的工厂、商店明盈(钞票多了)暗亏(货物少了)，摇摇欲坠，沙船鞋厂也不例外，皮鞋日产量由八十双减到四十双。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同时限制物价。有一天，国民党经济警察在沙船鞋厂门市部查获一双涨价五角(金元券)的皮鞋，立即把沙船查封，传讯经理，指控破坏限价政策，并下令强迫沙船把当时库存的四千多双皮鞋，按限价的价格，在三天之内拍卖一光。卖鞋所得货款，沙船不敢存放，拟买皮革却无货源，只好买了煤炭，大米、面粉，小米等囤积起来。这些东西合计不过值一千袋面粉钱，可是四千双皮鞋应值一万二千袋面粉，由于物价飞涨，转手之间，一万一千袋面粉不翼而飞，把厂子的积累赔进百分之九十。从此，沙船鞋厂一蹶不振。
不久，天津警备司令部又把沙船鞋厂经理刘景荣叫去，命令他给军官们定做进口皮的皮鞋。刘景荣说鞋厂一张皮子也没有了，他们不信，查帐查仓库，证明经理的话是真实的，这才作罢。
从抗战胜利开始，国府治下的工厂就开始纷纷倒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天津市共有工人58.5万余人，至当年底就有22.9万人失业，占工人总数的39％。
抗战结束时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到1946年底，已经倒闭了3160家，青岛 700余家民营工厂全部歇业，广东400家工厂剩下不足100家，沈阳3000余商号倒闭2000多家。
1946年上海、南京、北平三地有失业人员和无业人员260万。到1947年，仅上海一地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就超过了200万，连公教人员和学生都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在1946年，仅上海一地有记载的罢工和劳资纠纷争议就达1716起；到1947年，该一数字更加上升到到2538起。
最为神奇的是，原本应该在日本投降后长江航道打通中收益的西南工业，他们挺住了日寇的肆虐还是没顶住国府的祸害。国营重庆钢铁厂在日本人投降之前还能生产，在日本人投降后不到一个半月，9月底停炉中断生产。
在湖北棉花丰收的同时，10万担棉花被作为敌产扣押在仓库里面。四川棉纺织业在日本人占据湖北的时候还能搞到原料，在“光复”后却因为国内棉花不得调运而停产崩溃……
1946年2月，昆明工业企业停产关闭90%。
把皮鞋工厂搞的没有皮子，把螺丝钉工厂搞的不能产螺丝，火柴工厂搞的没法生产火柴也是不在话下的。
如果说旧中国1840年以来中国还不到一穷二白的地步，不过在1946-1949经过国府三年时间的努力，确实不剩什么了。
抗战前，1914年前后，上海大隆机器厂开始仿制美国的单级离心泵。
1934年上海华通电业机器厂（现上海华通开关厂）生产出国内第一台电冰箱。
抗战后，1949年解放军进上海前夕，上海通用机械制造产业基本只余修理能力。
抗战前，至1924年，上海有11家机器厂制造机床。1936年，明精机器厂（现上海第二机床厂）开始仿制天轴传动皮带车床和牛头刨床，因做工讲究，质量好，销路很畅。“明精机床”成为当时的名牌产品。。
抗战后，1949年，上海全市1000多家机器工厂中能够修机床的只有42家
抗战时，1940年前后内迁的庆茂昌五金螺丝厂（现上海远东标准件厂）生产的螺钉还远销印度、缅甸、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南洋群岛。
抗战后1949年能够生产螺丝钉和紧固件的生产厂家基本破产，连工人都没有了。
抗战前，1936年，天津卷烟产量154092箱。
抗战后，1949年，天津烟草公司基本停工，工人基本解雇。在职的也发不出工资，改由积存的纸烟代替，市面抢购美国与上海烟。临近解放时，因为交通受阻美国纸烟绝迹，上海纸烟也无法运来，这就给天津各烟厂一个复活的机会，可是没有烟叶原料，各烟厂还是无法恢复生产，只有等死。
国民政府的神奇操作
那么国府究竟干了什么能做到这等效果呢？其实也不复杂：
首先是复数批次的接收大员来回扫荡。在上海至少有十多个机构在贴条查封敌产，分属海军司令部，驻防第三集团军，战区总司令部，国防部办事处，经济部办事处，粮食部办事处等等等等……
基本上是有枪的直接冲过去抢仓库甚至互相大打出手，没枪的就争车倒运。上海闸北警察局长亲自带着一群警察，从一座仓库里面抢走50袋白糖倒卖了，基本上能卖出钱来的什么都没放过。
在抢夺完成之后自然就是销赃，由于各种工业原料和生产原料都抢完了，基本上抢来的机器都无法开工，最后这些机器就化整为零甚至重新回炉回收，最终出现在各地的修理铺或者五金店里面。湖南公路局报告称从战时运输管理局接收1000辆日伪汽车“拆的失去了汽车的本来模样”。最后只有六七十辆汽车能开。
而东北地区作为当时中国重工业最发达地区，虽然经历了日本人战争末期破坏，又被苏联人拆走了部分设施。但是经过清点，抚顺煤矿百分之八十的设施未遭破坏。鞍山昭和铁厂留下的设备每月能造3辆火车头和100个车厢，炼钢设备原封未动，锦西工业区原封未动。辽阳各个棉纺厂也具备生产能力。水力发电设备基本完好。
然后这些设施和工业区在国府统治下不到一年就全部成了废铁。这个能力绝对是叹为观止。
光国府自己的官员的破坏力就如此之强大，加上美国货物对中国市场的冲击，和货币光速等级的贬值速度。工业萧条商业破败的结果也就不出意外了。
“一穷二白”下的起死回生
国府为了把中国搞成“一穷二白”的贡献简直罄竹难书。遗憾的是解放军当年打的不够快，让这群祸害带着搜刮来的227万两黄金还有其他珍宝拍屁股去了台湾。
而新中国这里，据《广州地方志》，广州市1950年合计收兑到的，纯金不足万两（9580.774两）、纯银不足7万两（65034.13两）、甲、乙类银元共487658枚。整个广州省统计加在一起收兑的黄金不超过14吨。整个中国1950年的外汇储备不过1.57亿美元，不够国府带走的黄金价值的六分之一。真的是一穷二白。
唯一的好处也就是国府滚蛋了，共产党虽然没有某些谣言里面变出200多吨大金矿的能耐，至少是正常人。
国府用不到三年时间祸害个遍的工商业，在3年经济恢复状态普遍产值增长3倍以上，产能增加5倍以上。单机床产量从理论上的年产690台提升到3789台。
一旦政府发挥正常的调配职能，提供所需的社会服务。而不是像旧中国专注于吃拿卡要和抢劫，民族实业也就能飞速的发展起来。
正如荣毅仁的回忆中提到：
“谁来建设独立强盛的国家呢，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是共产党。解放前夕，我们一家对于共产党的到来是感到惶恐的。我们几个兄弟中，有的跑到泰国去办工厂，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亲因为恨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坚决不愿意离开祖国，我也不愿做白华，和他一道留了下来。我们企业的流动资金当时已经枯竭，解放以后又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这个时期申新能够维持生产，全部依靠爱护民族工商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贷款，加工和收购，依靠职工群众的团结和积极生产。政府帮助我们建立了总管理处，统一领导过去分散 经营的各个工厂，并且指导我们逐步改进经营管理。生产因此得到发展，纱锭的生产率提高了 40% 以上，1951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年的盈利就达到了资本总额的 1/4 以上。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使我们的企业完全摆脱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而我们的弟弟在泰国办的工厂却破产了。”
不管荣毅仁到底有什么想法，他对比一下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情况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从晚清开始，民族资产阶级就被封建行商帮会，北洋军阀官僚，国府买办银行，洋行外商汉奸这么转圈折腾。拿着草纸一样飞速跌价的金圆券还时不时被抢劫。
到建国后，见识了共产党才知道，政府除了收税是不能随便要钱的，警察除了保护是不能进来放火的，工人积极生产是不会被莫名其妙的外来人打死的。中央银行给贷款是用不着送股份的。金融市场不是用来破家打劫的。
将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解释为是“抢劫资本家”的人，恐怕没法理解民族实业家们对改造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是见识过国民政府真正的抢劫。
老电视剧大宅门里面，白七爷看见共产党的干部来给自己送驴的表情，很能体现所有民族实业家的想法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少仁人志士，他们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付出了无数的艰苦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的理想在惨白的底色上一再地遭到挫败和践踏。
最后证明：只有底色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才能改变，在红色的底色上，民族资产阶级也化成了一颗金黄色的星星。
网友评论：
现时代民族资本家还愿意化为红底黄星嘛？不会了，因为他们没见识过“国府”和四大家族的手段，毛主席说过：不知道过去的苦，就不知道现在的甜，还会把甜误认为苦。
那篇烂文又有人翻出来了？当年在超大就评论过：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的成就是事实，建国初的一穷二白、洋钉洋火也是事实，这两个事实间发生的事情，是问题的关键。
文史资料文集里有关于永利，包括国府时代国民资源委员会的回忆材料，以及其他各方材料，读完就一个感觉…蒋的国府抗战后飞速失掉各界民心倒台…一点不冤…
谁让旧中国这么穷？我是重庆人，州县下面的，民国时期，我大爷爷二爷爷那时都是土匪强盗头子，到处抢劫。关键在于我祖祖还是县里当差的头儿，我很难理解那时当警察的老子，几个儿子却都是土匪的社会。我爷爷说那时地方政府都是假的，什么也管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就是谁强谁有理。那时根本不是个国家，地方上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死如草芥，没人管得了。不过到我爷爷就好了，他说他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我只真诚地希望在这里替民国辩护的评论者，你（们）家上3代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或者官僚。否则，就像王绍光说的：民国好不好，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因为如果不是推倒民国，压根就可能没有你，即使有，你也没能力、没资格、没机会在这儿敲键盘。
仗都打不赢，怎么救中国？
哈，作为广东淫，中山大学毕业生，我很高兴能黑一黑我们的校父。
很简单，因为果党和TG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弓箭叫箭，火箭也叫箭，此箭非彼箭。
果党的组织结构内核，其实是中国传统会社，内部论资排辈，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结社组织结构在中国历史悠久，属于民间非主流团体，相当落后，不具备很强的组织力，随时会出现有人拿走龙头棍搞新联和胜的破事。本质上，果党的组织模式并不比洪兴先进到哪去。
至于关于更为关键的组织理念，好吧，其实我校父，大炮先生的理论水平相当的差，他的政治理论可谓跌宕起伏，从洪门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模仿西方的三民主义，最后联俄连供新三民——说明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也学不透，纯粹拿来做招牌。最能显示他糟糕理论水平的，就是他抄美帝三权分立，画蛇添足搞的所谓五权并立，典型的我纯抄显得太low，加点东西好像升级全面了显得我有突破，实则加上去的监察权和考试权根本就是拍脑门强凑，这两个玩意何德何能和立法行政司法并立？这两权又和铁三角三权有什么政治上的配合和制约关系？
现在大家看呆湾新闻，行政院、立法会和法院都是热门词汇，日常相互撕B，可有谁知道呆湾其实为了践行大炮理论真的有监察院和考试院？这两货压根就是江西阿卡林院，半点存在感都没有，和御三家撕都撕不起来。充分证明了我炮哥理论水平属于拍脑门瞎想等级。
而TG是什么组织？
TG的基础理论是老马这个大思想家，综合黑格尔辩证法，诸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启蒙后哲学，蹲大英图书馆地板上都踩出脚印想出来的。
TG的组织，是综合基督教架构（这玩意虽然也旧，但真的是牛掰，耗死了罗马，现在都让我们头疼），欧洲长期斗争实践，最后天才歌名家列宁同志发扬光大的。
我都懒得提后面又一位旷世巨才的又一次升级版，太欺负人了。
综上，果党就是个半吊子拍脑袋理论指导的黑社会组织，TG可是西方启蒙以来思想加实践的大成之作，这比二向箔都更能称上真正的降维打击。
果党后来一段时间的雄起，完全就是因为全面抄TG，从理论到组织全部抄，甚至直接让TG加入，这才撑了起来有北伐的生机勃勃万物勃发的荣光。然后光头清D了，果党自然一下子就烂了回去，因为从来都只是TG牛逼，果党狐假虎威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所以能救中国的，必然是TG，果党的底子，就是呆湾一破岛都拿捏不住，我认为他们的极限，就是在铜锣湾称霸吧。
那是个悲苦的交班年代，土地，风烛残年；资本，弱不禁风。外有，虎狼之族；内在，盲昧同胞。
国民党是个柔弱的长子，上无法安葬爹娘，下不能抚育儿女，外无力抵御强敌，内压制不住手足。
简单交手，江山易主，老二果决地摆脱了上一辈的负担，狠心地手刃了养不大的子嗣，只留下国家资本。高丽之战既开国也立国，三反五反、反这反那，平息了喧嚣的弟妹。
看准问题是世界观，下定决心是方法论，掌握了哲学，才能解救中国。国民党沿用传统哲学，共产党学习古典哲学，中医治疾病，西医治急病。
因为国民党自己杀光了自己的群众组织。
解救中国需要的是：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工业、科技、人民……
你会写日记有个娘希匹的用！
1 国民党战败另有原因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达到巅峰。
包括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经济实力雄厚——拥有8亿美元外汇储备，黄金储备近1000万两，同时还接收了数额惊人的日伪资产。
除了国际影响与经济层面，国民党军事力量更为强大。
1945年国民党军队总人数达到430万，不但陆海空俱全，而且装备精良。而中共领导的解放军只有127万，没有海军与空军，陆军重型装备与国民党军队也有较大的差距。
如此巨大的优势让蒋介石志得意满，宣称只需要3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解放军。
（来源：搜狐网）
但是内战爆发之后，所有军事观察家的眼镜掉了一地，除了少数战场国民党军队获得胜利之外，在大多数战场国民党军队连战连败，被解放军打得没有脾气。
为什么拥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却打不过解放军？
是因为国民党军事将领愚蠢无能？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国民党绝大多数军事将领都有正规军校学习背景（黄埔军校、保定军校），相当于科班出身，并且经过抗日战争的熏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综合军事素养并不低。
而我军军事将领大多没有军校学习背景——林彪、刘伯承等少数将领有军校学习背景，但是从整个军队系统来看，包括旅、团、营等中级指挥体系中我军有正规军校学习经验的军官基本为0。
所以，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败绩并不是双方将领军事素养有很大的差距，而是另有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中共对基层强大的组织力与动员力让解放军在战场上掌握了绝对的主动，这个主动权让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发挥自己军事上的优势。
2 战场浓雾
现在我们就用一个案例做麻雀来剖析双方在军事上的优劣势以及选择的策略。
这个案例就是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取得的7战7捷的战争过程。
1946年7月，蒋介石派李默庵率领5个师15个旅约12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发起进攻，而我苏中解放军只有3万余人。
12万VS3万！
双方兵力对比是4:1，国民党军队有绝对优势。
国民党领军将领李默庵是黄埔一期毕业，在国民党内部有“文武双全”之称，从过去战绩来看确实是国军一员能征善战的悍将。
李默庵（来源：搜狐网）
这样一位国民党悍将率领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军队，结果1946年7月中旬到8月31日，与苏中解放军连战7场，场场大败，被苏中解放军歼灭5.3万人，差不多被干掉了一半！
那么，李默庵是怎么输掉这场战争的呢？
说实话，如果了解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你很难用“无能”来描绘李默庵的失败。
首先是双方掌握的战场情报严重不对等。
解放区由于中共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几乎就是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铁板，李默庵除了大致知道苏中解放军的数量，对解放军的部署一无所知。
而同样因为我党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以及无所不在的中共地下党的渗透，我军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清清楚楚。
总而言之一句话：战场信息对我军属于单方面透明。
所以，当双方指挥官趴在同一个区域地图上制定作战计划时，看到的完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图。
站在粟裕的视角，看到的苏中地图是这样——
粟裕眼中的国民党军队部署一目了然
粟裕不但知道哪些地方部署了那些国民党军队，还能预测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路线——铁定是沿着公路线行军！（这个原因我们后面来讲）
但是站在李默庵的视角，看到的苏中地图却是这样——
李默庵眼中的共产党军队部署一团迷雾
对！你没看错，由于国民党军队严重缺乏我军部署的可靠情报，所以，整个苏中地区都笼罩在一团战争的浓雾中，他既不知道苏中解放军在哪里，也无法预测苏中解放军会去攻击哪个地方。
好吧，假如你现在就是李默庵，手握12万大军，你觉得该怎么打？
3 占点保线压面
你是不是已经准备破口大骂了——没有情报，还打个屁啊！
这句话对也不对。对的意思就是没有情报确实很难制定有针对性的作战计划，不对的意思就是即使没有可靠情报，也不是绝对不能打！
举个例子，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没有可靠的情报支持，但是日军还是可以利用其军事优势对我抗日根据地发起多次扫荡作战，给我抗日根据地造成巨大的损失。
如果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来观察抗日战争，有一个现象就很奇怪——日军驻中国的部队最高峰也只有100万人左右，而国民党军队高峰时期数量超过600万，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高峰时期也要超过100万。
100万日军对抗700万中国军队不但能压着我们打，更过分的是还能占据大半个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中国区域（蓝色）
（来源：搜狐网）
怎么做到的？
就算日本对中国有巨大的国力差距，但是区区100万日军如何能控制如此广阔的沦陷区地盘？
日军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制定了一套优秀的战略。
这个战略简单的说就是：占据点，确保线，压制面。
占据点就是日军主力主要集结在交通要点的城市，同时组建一支强悍的野战部队确保交通线（铁路、公路）的畅通，通过控制的交通线实现对“面”的压制。
其逻辑很简单，只要日军能控制线，在“面”上任何点的战斗，日军都可以利用畅通的交通线迅速调集兵力，在局部实现以多打少的优势。
而丧失对交通线控制的对手，即使战役发起时能集结大军，但是调动不易，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
后来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蚕食也复制了这套策略，占据点就是修碉堡（八路军重武器缺乏，攻坚能力差，碉堡就是我军很难啃掉的点），控制线就是在公路旁边修深壕（阻碍我军行动能力），这么一张密如蛛网的大网撒下来去给我军造成极大的困难，在斗争最残酷的冀中地区，日军靠着这套战术甚至蚕食了我们90%的根据地。
所以，在缺乏情报支持的情况下，李默庵准备效仿日军故智，也制定了一套以点带线，以线控面的作战计划。
具体计划如下：
国民党军依仗兵力的绝对优势，分兵多路先期打通泰州、泰兴、靖江、南通等国民党军队出发地与海安的交通线。
攻占海安这个要点之后，再沿海安两侧公路展开，从而切断苏中根据地与苏北根据地联系，最后再利用控制的苏中公路网（交通线）将整个苏中根据地蚕食掉。
简单的总结李默庵的作战计划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战略完全一致，其核心思路就是：占据点，打通线，蚕食面。
李默庵的作战构想
在缺乏解放军基本部署情报支持的情况下，用控制点线来蚕食面的战术基本就是国民党军队唯一能选择的策略。
4 执行的差距
策略没有问题，能否成功关键还是执行者是否给力。
日军能执行这套策略取得成功是因为日军战斗力很强，不但装备、训练、补给等各个层面都全面碾压中国军队，而且战斗意志也非常顽强。随便一只小部队坚守一个点，就是中国军队啃不动的堡垒。
而国民党军队相比日军就差远了，即使装备在内战时已经达到了日军水平，但是训练、补给、作战意志都与日军有不小的差距。
而解放军在内战时，装备、训练水平相比抗日战争时期也有很大的提高，此消彼长，就让国民党这套控制点线来蚕食面的战术面临较大的变数。
5 七战七捷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粟裕的作战计划。
对于粟裕而言，制定作战计划相比李默庵就有更多样化的选择。因为战场情报对解放军单方面透明，所以解放军自动拥有战争的主动权——解放军可以任意选择时间、战场、对手进行作战，而国民党军队只能被动的接受解放军的挑战。
这个战争主动权优势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说明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性。
假设甲乙双方，甲方主守，有A、B两个方向需要防守，乙方主攻，可以任意选择A、B两个方向进攻。甲方部队有3个师布防，乙方只有1个师进攻。
基本规则是，师级部队不准拆分，甲乙在同一战场相遇，兵力相同时判定乙方获胜（进攻有利的原则），甲方兵力大于乙方时则甲方获胜。
从这个模型可以推导出，不管甲方如何设防，乙方都有50%的胜率。为什么甲方拥有3倍乙方兵力，却只能有50%的胜率？
就是因为乙方负责进攻并有选择进攻方向的权利——这就是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的威力。
解放军不仅拥有战争主动权，另外，还拥有行军路线的空间维度优势。
国民党军队由于缺乏对基层的掌控力，所以，军队后勤缺乏足够可靠的人力支援，在绝大多数时候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补给只能依赖车队运输。
这个后勤补给特点就决定了国民党军队只能沿着公路线运动，一旦脱离公路线，其补给线就有中断的危险。
而解放军因为中共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所以后勤有充足的人力支持，这就让解放军运动完全不受公路交通线的限制。
简单的说，国民党军队只能在线上运动——它的行军轨迹是二维的，而解放军却能在面上运动——它的行军轨迹是三维的，这就让国民党军队战术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而解放军则拥有更丰富的战术选择。
而粟裕恰恰是将解放军机动灵活的运动优势以及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优秀的将领。
粟裕大将（左二）
（来源：新浪网）
下面我们来看粟裕在苏中战役中眼花缭乱的表演。
苏中7战7捷示意图
（来源：搜狐网）
第一仗：长途奔袭泰兴，吃掉83师两个团3000余人；
第二仗：突然回师如皋，全歼49师1万余人；
第三仗：佯守海安，打掉国民党军3000余人；
放弃海安之后，粟裕率领的苏中解放军主力就猫在距离海安只有十来公里的地方，而占领海安的国民党大军云集，偏偏对在附近休整的粟裕主力一无所知，可见双方对战场情报掌握的巨大差距。
粟裕猫在海安附近是因为对李默庵的作战计划了如指掌，知道国民党军队攻占海安之后必然要分兵控制海安两侧公路线，以切断苏中根据地与苏北根据地联系，粟裕等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分兵的机会。
第四仗：果然，国民党军队占领海安之后开始分兵，粟裕抓住机会在李堡、洋蛮河再次伏击获得大胜，吃掉国民党军队1.2万人，
第五仗：李堡战斗结束之后，粟裕以一部佯攻黄桥吸引国民党军注意，亲自率领主力再次长途奔袭，在丁堰镇又敲掉国民党交警大队3000余人；
第六仗：取得丁堰胜利之后，粟裕率领主力再次回师黄桥，在如皋至黄桥的公路线上再次歼灭增援黄桥的国民党军1.7万人。
第七仗：因为解放军在如黄公路上的大胜，让围攻邵伯的国民党25师感到危机，于是匆匆撤军，此仗25师一无所获，还损失2000余人。
5 国共内战的特点
苏中7战7捷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战斗，这场战役比较鲜明的表现出国共内战的几个重要特点。
其一，解放军完全掌握着战争主动权，国民党军只能被动应战；
其二，国民党军只能沿着公路线做二维运动——大家注意一下上述的苏中战役示意图，解放军与国民党军7次作战都在公路线上。
这种二维的运动方式不但极大地限制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术选择，而且也让解放军很容易预测国民党军的运动轨迹。
而解放军则可以在广大解放区自由机动，光是行军路线这一点，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就是降维打击。
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一旦战败多半就是被全歼，而解放军即使战败，也能迅速撤退，就没有被国民党军队全歼过整建制部队。
苏中战役解放军行军路线（注意下我军风骚的走位）
其三，解放军在解放区具备连续作战能力。
苏中战役一共打了7仗，其中有好几次苏中野战军都是连续作战——也就是一战结束，马上急行军又能投入到第二场战斗。
这种中途不休整就能连续发起高强度作战是一种很逆天的能力。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任何一只军队在经历一场高强度作战之后，都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包括大量伤员、俘虏要安置，要及时补充战争损耗的弹药、物资，要恢复一些损失较为严重的部队建制等等。
这些问题不解决，任何军队是无法继续作战的。
但是在苏中战役中，我们看到粟裕率领的苏中解放军完全没有上述烦恼，显示了强悍的连续作战能力。这说明苏中解放军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系统，可以在任何时候为解放军接管伤员、俘虏，补充弹药、物资与兵员等等。
这个对军队的支持系统同样来源于中共对基层强悍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
有了这个支持系统在，解放军除了作战啥也不用操心，这样的军队是任何将领都梦寐以求的，因为这意味着在紧急情况下军队对战机有更强的掌握能力，一支部队能当两支用。
总结一下，在内战爆发之后，国民党军队表面上拥有兵力优势、装备优势、火力优势，但是到了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不但根本无从发挥上述优势，而且还处处受制。
因为解放军掌握着情报优势、战争主动权、行军优势以及连续作战的优势。
所以，只要解放军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点上死打硬拼——让国民党军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兵力、装备、火力优势，国民党军队就根本没有战胜解放军的可能。
按：内战爆发之初，解放军几场败仗包括四平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都是放弃自己机动灵活的优势，将兵力集中于防守大城市而失利的战例。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之所以能靠占据点、确保线、压制面的战术取得巨大的成功，本质原因还是日本与中国当时国力差距太大，这种国力的差距具体到军事层面就是军队战术素养、装备、后勤等各个层面全面压倒中国军队，以至于一只日军小部队占据一个要点就是中国军队啃不下的堡垒。
但是国民党军队无论战术素养还是战斗意志都远不如日军，效仿日军战略的结果就是处处分兵处处挨打。
6 惨无人道的经济消耗战
1946年—1947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虽然占领了解放区若干个城市，但是损兵折将上百万。
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集中约67万军队重点进攻我陕北与山东解放区。
结果这个“重点进攻”一开始也很不顺利。
在陕北，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被西北野战军牵着鼻子在山沟里做武装大游行；在山东，国民党军队重蹈李默庵覆辙，连续收获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两场大败。
一年多的战争历史已经让国民党军队无数次陷入这样的窘境——国军兵力有优势的时候抓不住解放军，而国军一旦分兵就会被解放军痛揍。
怎么办？
这个时候美国顾问团提出新的建议。
这个建议就是让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打经济消耗战。
具体建议就是让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坚持在解放区作战，即使抓不住解放军也要用残酷的破坏手段摧毁解放区经济，只要解放区经济基础被摧毁，中共动员能力再强也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如果解放区不能给解放军提供足够的物资与粮草，解放军自然会崩溃。
这是一个狠毒的策略。
这个非常不人道的策略恰好就是美国佬自己的创造。
在美国南北内战期间，虽然北方经济与工业实力都远超南方，但是，彪悍的南方军队在优秀的李将军率领下将占尽优势的北军打得满地找牙，连战连败。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北军采取了所谓“整体战”的策略。
这个“整体战”就是北军在南方区域大肆烧杀抢掠，用残酷的手段摧毁南方的经济基础，执行这个策略最坚定的就是在美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谢尔曼将军，著名小说《飘》就对北军对南方的烧杀抢掠有详尽的描述。
谢尔曼将军
（来源：铁血网）
这个整体战的战略发挥了奇效，南军越打越弱，李将军即使有天纵之才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后北方取得完胜。
现在美国佬把这套非常不人道的整体策略兜售给蒋介石，然后被蒋介石全盘接受！
按：所以美国向全世界兜售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是最虚伪的，我们不谈美国起家对印第安人屠杀的历史，在南北战争期间，对不同阵营的美国普通老百姓，美国佬狠起来也同样没当人看。
在蒋介石密令之下，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大肆烧杀抢掠，其对普通老百姓残酷程度甚至还超过侵华的日军。
1947年在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期间, 山东除渤海地区外都遭受了国民党军队毁灭性的破坏, 损失极为惨重。
仅鲁中区14个县的统计, 被抢劫耕畜达83900余头, 毁坏耕地120万亩, 有百万农民沦为灾民。
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区执行“经济消耗战”在很多时候还伴随着对普通老百姓的屠杀。
1948年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是解放战争历史上罕见的一封群众来信，因为这封信只有一个主题——强烈请求解放军为老百姓报仇！
我摘录一段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
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
“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要求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大家能想象解放军将士看到这封群众来信的心情吗？
大家现在还会质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吗？
所以，第九纵队接信之后发布攻打潍县的命令，其措辞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为保证战斗的胜利，要求所有进攻的部队只准进不准退，有我在，不准敌存，发挥你手中武器的最大效能，大量的杀伤敌军……只准活着打下去，打到胜利，不准活着退下来……
7 全国经济崩溃
蒋介石这个惨无人道的“经济消耗战”策略给解放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39年10月，解放区翼南银行发行了一种翼南币作为晋、冀、鲁、豫根据地主要流行货币，这种翼南币在发行之初1元货币对应能购买1元的商品。
翼南币
（来源：中国收藏网）
我们假定当时物价指数为100，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时，1元翼南币的购买力已经贬值到只能购买0.02858元的商品——这个时候物价指数为3500，6年时间物价上涨了35倍。
到了1947年9月，1元翼南币迅速贬值为只能购买0.00265元商品，物价指数大致是35000，2年就上涨了10倍！
1948年6月，1元翼南币再次贬值为只能购买0.00173元商品，此时物价指数为57890，9个月又上涨了1.65倍。
物价上涨如此之快，显示解放区经济已经有撑不下去的迹象。
所以，1947年8月毛泽东急不可待要求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希望把战争引到国统区，让解放区摇摇欲坠的经济喘口气。
1948年3月，毛泽东再次命令粟裕率领华野3个纵队渡江南下，也同样是基于上述目的。
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发生了！
国统区地盘是解放区的3倍，中国精华城市基本都被国民党政权所掌握，战争还是在解放区展开，国民党军队还在解放区实施了残酷的“经济消耗战”战略，但是，经济率先崩溃的居然是国统区！
解放区与国统区货币发行、物价指数、购买力
（来源：知乎）
我们同样以1940年为起始点，到1948年6月，解放区物价上涨了578倍，而国统区却上涨了1865倍！
解放区的翼南币在迅速贬值，但是国统区的法币贬值更快！
据《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记载，100元法币在不同年代的购买力如下：
1937年 可买牛两头
1941年 可买猪一头
1945年 可买鱼一条
1946年 可买鸡蛋一个
1947年 可买油条1/5根
1948年 可买大米两粒
1949年 可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在国统区创造这个经济“奇迹”的就是宋子文先生，这位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的海归精英担任行政院院长之后将西方那套自由经济学理论全套搬运过来在民国复制，结果毫不意外被市场毒打。
按：宋子文在经济领域“神操作”详见《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
8 国民党失败的命运
总结一下，在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政府表面上看具有压倒性优势：
经济层面：拥有8亿美元外汇储备，黄金储备近1000万两，同时还接收了数额惊人的日伪资产。
军事层面：拥有43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并且海陆空俱全。
但是与中共交手不过短短3年就迅速溃败，不但军事上节节失利，连打经济消耗战率先崩溃的也是自己。
为啥国民党如此之渣？
具体原因当然非常之多，这里就阐述一个被大众忽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政府对基层掌控力太差！
从前面苏中战役中就可以看出，由于国民党军队缺乏对基层最基本的掌控力，所以不但战场情报对解放军单方面透明，而且其行军也只能依赖公路线进行二维式运动，导致处处被动挨打。
在经济层面，同样因为国民党政权对基层缺乏掌控，导致对资源的动员能力极差。
以粮食为例。
抗战胜利后，为了保证军粮和主要城市粮食供应，国民党政权在国统区仍然实行抗战时采用的征实征借征购政策。
1946年到1947年两年实际征收粮食7210万石，平均一年不过3600万石。1948年因为形势恶化以及统治区的缩小则剧降到2000万石。三年国民党共计征粮9200万石。（数据来源《民国财政史》）
而在东北解放区，仅1949年，中共东北局财政收入就折合1000万吨粮食，约1亿8000万石。
由于当时中共在解放区采用粮本位经济制度，这1亿8000万石折合粮食收入即使有一半是实收粮食，也有9000万石，与国民党3年在国统区实收粮食总和相等。（数据来源《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我在《上海金融战争》中曾经描述国民党与中共在上海与投机商的作战模式有根本不同。
蒋经国只能通过暴力胁迫的方式来控制上海物价，最后毫无悬念地失败，而陈云却可以从全国调集海量物资与投资商打经济战，最后大获全胜。
这里经济战模式的区别其实代表着国民党与中共对基层控制力的巨大差异。
那么，为啥国民党对基层掌控力如此之差？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是一个分水岭。
4.12反革命政变
（来源：搜狐网）
在4.12清党政变之前，国民党党员有121万，但是在4.12“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走1人”的疯狂口号指导下，国民党不但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而且杀国民党内部的党员人数更多！
清党1年之后，国民党党员急剧下降为22万，这就是100万国民党党员没有了。
在清党之后，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基本全面瓦解。
1933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全国仅有17%的县有国民党党支部，后来一直到1949年，在国统区每个县，国民党建立的党支部都一直没有超过20%。
即使在县里有国民党党支部也不过只有几个人，对农村也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总体而言，在1927年4月12日之前，国民党还是一个对基层保持相当影响力的政党，但是因为蒋介石与江浙财团的联姻加上4.12清党——让国民党迅速蜕变为一个财阀与地主的利益代言人，国民党以放弃对基层的掌握来获得地主与财阀的支持。
按：国民党与地主财阀的分权模式类似于皇权社会，中央政权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由地主乡绅管理。这就是“皇权不下乡”的由来。
国民党统治模式本质上还停留在古代农耕文明阶段，而中共对基层强大的掌控力已经具有现代国家的雏形——现代国家对农业社会就是一边倒的碾压。
即使这个农业社会人口更多，经济总量更大，也无法对抗一个现代国家的冲击。不管有多么优秀的将领，制定多么出色的战略战术也无法改变最后失败的命运。
甲午战争中满清被日本碾压是如此；
国民党政府迅速失去大陆也是如此。
9 扎根于人民
写在文章的后面。
中共为啥能拥有对基层强大的组织力与动员能力？
原因很简单，中共成立之初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基本盘一直定位为工人、农民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建党100年，这个政党走过一些弯路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其政党本质与基本盘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正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正是因为中共一直牢牢地扎根于人民群众，所以其不但拥有强悍的纠错能力，而且更拥有对基层强大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
这种能力一直贯穿到今天，让中国在全球化的大国竞争中拥有超然的优势。
2020年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中共正是靠这种对基层强大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在一个月之内迅速扑灭了疫情，反观全球其他国家因为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根本无法抄袭中国“作业”，最后疫情肆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所以，别看美国现在气势汹汹使用各种手段打压中国，但是，我从来都没担心过中国会被美国所击垮，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不但有延续5000年的文明积淀，更拥有中共这样实践能力很强的执政党。
中共一大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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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国民党？
是1927年死掉的那个，还是1927年借尸还魂的那个？
前排省流：最根本原因是四一二之后的国民党本身就是美国在华的代理人。最表面的原因是国民党出于崇美心态，生搬硬套了一系列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
以下详述：
首先是根本原因，四一二之前的国民党还是很有希望解救中国的，因为孙中山先生已经把光明道路指出来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哪怕后面的人再怎么菜鸟，照着做这三条还是能救中国。结果四一二之后的国民党政策变成了绝俄、清共、压迫农工，这就是自寻死路了。
国民党之所以要走这一步烂棋，就是因为 蒋公和其他人心思变了，感觉和美国走更能满足个人利益，因此四一二之后的国民党就成了美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你问他们为何不能解救中国？人家变成了精神美国人，比美国人还喜欢美国，连信仰都改成了基督教，为什么要救中国？
虽然包括 蒋公在内的国民党虽然跪舔美国，但美国却是很看不起他们的。杜鲁门先生“他们都是贼”的言论太熟悉了，换个大家少见的例子。大家都知道 蒋公厌恶烟味。所以后来重庆谈判时 蒋公得知对方为了照顾他不抽烟以后是很感慨的。那美国人在吸烟这点上又是怎么做的呢？前方高能！
这张照片是在1944年6月21日 蒋公欢迎华莱士的宴会上拍的。可见 蒋公对面两个扬基佬当着 蒋公的面大抽其烟，好不快活。 蒋公则是明显不爽，一脸便秘的表情。这个细节就可以说明美国人根本没把 蒋公放在眼里，而 蒋公面对同胞杀伐果断，面对美国人就只有装孙子。
既然美国人没有把 蒋公放在眼里，那么中国老百姓呢？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年轻时被美军征发去修机场，他就亲眼见过美军用扁担活活打死两名中国工人。当然后来一些更著名的事例也就不用提了。
然后我们提表面原因：由于过度吹捧美国，国民党自己真就信了美国的制度最适合中国，照抄照搬了很多东西。当然其他方面由于 蒋公专业水平不够，不能识别好坏，照抄美国带来的问题不能怨他。我们还是说说 蒋公自己擅长的军事领域吧。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事机构主要参考德国、日本的军政、军令分开的机制，再加之苏联的政工体系。这是一套杂糅的机制，战争后期已经不太适合了。而后 蒋公就决策照抄美国顾问的意见，整一个协调各个军种、战区的国防部出来。
蒋公照抄美国顾问的意见到了什么程度？1948年3月徐永昌记录到国防部有一个科长，居然不知道自己负责的业务是什么。原来美国就设置了这一个科，所以国防部就照抄照搬也设置了这一个科，养了一个闲人。[1]
最搞笑的虽然国防部的设置是照抄了很多美国顾问的意见，然而美国的类似机构的具体方案都还在探索之中。1946年国府国防部成立。1947年美国国防部成立。等于美国顾问是拿国府试了水。
国防部这么一个重要的机构， 蒋公都不重视实事求是地根据实际需要来改革，而是照抄外国的那一套。结果就是水土不服、信息不畅、指挥不力、运转不灵。对方五个人就可以指挥解放战争。国防部这么一个庞大的机构在大决战却是臭招连出。（当然 蒋公也有贡献）
国民党照抄美国制度的一个具体例子还有取消政工机构，虽然国府的政工在四一二之后已经废了，但终归还有一点用处。美国人来了说保留政工机构不好，这不是通共嘛。于是国军所有政工机构都被彻底撤销，改为国防部新闻局。结果 蒋公被坑惨了，仰天长叹上了美国人大当。后来跑到台湾后就重设政治部，而且还作为核心部门之一掌握在自己儿子手里。可见即便是 蒋公这样的人，最后也还是知道照搬美国那一套死路一条的。
参考
- ^ 《徐永昌日记》1948年3月19日
东京奥运会期间，恰逢广岛核爆76周年，全世界唯有国民党发文表示“哀悼”。
每年的反法西斯战争纪念日，他们不哀悼；每年的七七、九一八，他们不哀悼；广岛核爆纪念日，他们反而哀悼了。
至今日本本土，还有一座专门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神社“，感谢他对日本的”友好“。
这个蒋公神社还有一块碑，碑文上写着：
“本社是为了纪念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而建立的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日，“蒋公”曰：“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分区占领日本，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200多万军民即行遣归日本。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兴旺。想来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各国领导人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今天大陆的“果粉”，往往把蒋介石塑造成一位“民族主义者”和“抗战领袖”，但实际上，他从头到尾都与日本暧昧不清。
蒋介石对日本，一直充满幻想，可能与他早年在日本读过士官学校有关，国民党大部分高层，都曾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如何应钦等人，和后来的侵华日军高级军官，还都是同学，所以他们也是国民党中的“亲日派”。
至始至终，蒋介石政府都不愿意和日军彻底翻脸，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民党政府的主流意见，都是“不抵抗”，一二八事变中，抗战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镇压，撤销番号；吉鸿昌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结果蒋介石派中央军和日军一起联手绞杀之，为置吉鸿昌于死地，宋美龄不遗余力，她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将吉鸿昌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最终将其处死。
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就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吾方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有蒋介石的命令在先，我们就可以搞懂东北各军政长官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奇怪表现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是立刻要求张学良“不抵抗”，并且下令让东北军撤到长城。
蒋介石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力量，如果抵抗的话，日军可以在三天之内横扫中国，占领长江流域，他说：“以中国国防之薄弱，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也......”总结一下就是：日军太可怕了，不能抵抗，抵抗三天就亡国了。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蒋介石给地方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长官一定要保持克制爱国情绪，虽然日方侵略中国，但我们不能抵抗，不能妄动，同时还要严格镇压老百姓的抗日运动，不能伤害“友邦”。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蒋介石发电文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要关怀备至，还要帮他们买菜送到船上去。“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蒋介石处处怕得罪日本，禁止国内将领、民众讨论“抗日”二字，香港人民发表抗日言论，他派人到香港去封锁审查报纸，搞得香港媒体嘲讽：“委员不知亡国恨，隔海犹删抗X言！”
1933年，中华民国和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日军利用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意图吞并华北，结果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罢免所有抗日的军政人员，撤走所有的政府机构，撤走河北所有的中央军和东北军......
1937年11月5日，抗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蒋介石还在试图和日本媾和，他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
“……日本提出的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且寻觅友好的谅解，但前提是恢复战前状态（七七事变之前）。但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而中国会爆发全面革命......要知道，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整个抗战的过程，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军队是一败再败，消耗了无数国军将士的生命，哪怕是在胜利前夕，全球都在对法西斯大反攻的时候，就连新四军、八路军都在收复失地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还是打出了豫湘桂大溃败。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积极抗战，而是在“消极等待胜利”。
就在抗战的过程中，蒋介石政府也不断和日军进行沟通，试图“和谈”，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他曾经讲过，他的“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东北是不想要了。
不但如此，蒋介石政府还一直给国内的伪军发军饷，因为这些伪军，都曾是国民党的军队，《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至少有50万之多。”
伪军将领亲口承认：“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裕仁天皇发布带有侮辱中国词语的停战诏书后，蒋介石的回应讲话却充满了“不念旧恶”的表达，不但把犯下滔天血债的200万日军“礼送出境”，还给许多日军将领开了“欢送会”，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将领与日军将领很多都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同学，双方把酒言欢，洒泪而别......
蒋介石政府对日军战犯们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日本军人不像是是投降了的战败国军人，而像是国民党座上的贵宾。
投降的日军享受和中国正规军相同的伙食待遇，甚至还有零用钱发，让日军自行采购副食。
在遣返过程中，蒋介石政府允许日本官兵与侨民携带一件盥洗具、一件毛毯、三套冬季衣服、一件大衣、三双皮靴、三条短裤、三件衬衫、一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另外侨民可带1000日元、军官可带500日元、士兵可带200日元的现款......“让他们体体面面回家”。
在神州大地饱受日军蹂躏14年，数千万人死亡，山河破碎，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之际，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要“卖肾援日”，简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日寇之欢心”。
对此，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曾感叹道：日本的士兵从东南亚回来时，就跟乞丐一样，唯有从中国回来时，跟走了富有的亲戚一样，什么毛毯、衣服、皮靴、手提包什么都有，还有现金。
蒋介石的战后对日政策总基调为“以德报怨”，包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内的大批战犯都没有受到惩罚，满手鲜血的冈村宁次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了蒋介石日后反共的“军事顾问”。
冈村宁次甚至穿上了国民革命军上将军服，佩带上青天白日勋章和领章，头带青天白日帽，出现在1947年1月2日的中国山东鲁南地区，成了鲁南战役国民党军方面的最高指挥官.......
更夸张的是，国民党政府居然还留下了15000名日军在山西担任“保安工作”，此部日军打后多次参与国共战场，被称为“山西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总队”，直到1948年3月，在临汾战役中，被徐向前元帅指挥的华北野战军彻底消灭。
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惩办战犯，还放弃了分区占领日本，甚至还大幅减免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当时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赔款如下——印度尼西亚：8亿美元；菲律宾：8亿美元；韩国：3亿美元；缅甸：2亿美元……中国：0.25亿美元。
中国遭受伤害最大，但赔款却最少，这源自于蒋介石的“博爱”，认为侵华战争只是日本军阀的错，没必要把负担压到日本人民身上.....
解放战争后，一败再败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为了反共，更是要拉拢日本。1952年，蒋介石居然擅自以中国的名义彻底放弃了对日本的全部战争索赔......
可以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本来说，不是敌人，而是大恩人。
这个国民党政府，对日寇，美国、对侵略者、对帝国主义，一向是关怀备至，但对于自己的人民，却异常残忍冷酷。
他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各种“宽容”、“以德报怨”，但他们对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以及民国的老百姓，可一点都不宽容。
1924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将近80万普通注册党员，而等到1928年3月份，也就是上海的412和武汉的715之后一年，国民党员已经锐减到了22万。在地方上，地主乡绅旧军阀土匪反攻倒算，借着反共的名义，大肆屠杀国民党基层干部，尤其是在广西，在1927年清党之前，大概有国民党员12.8万人。但是等到1934年只有区区5000人，还不到之前的一个零头。
1931年7月，蒋介石开始发动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在“围剿”行动中，蒋介石多次下令对苏区进行“大烧杀”。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在给赵观涛、卫立煌的手令中写道：
大小各村庄务全烧燬，勿遗。然后移动可也。凡我军所到之处，为匪化太深，不易防守者，皆可焚燬。
他命令国军所到之处，焚毁所有村庄，8月21日的时候，蒋介石还不放心部下的手艺，开始指导“微操”，下手令给熊士辉，详细布置如何进行烧杀，细化到了如何放火，如何烧杀：
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约焚二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1933年8月30日，蒋介石给时任豫鄂皖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刘镇华、鄂湘边区剿匪军总司令徐源泉下达手令，要求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烧杀”。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卖弄学问，讲“剿”字的意义，要求国军对苏区民众斩草除根，杀戮殆尽。
潢川刘总司令、沙市徐总司令，密。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遗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中正。
蒋介石的部下是怎么执行命令的呢？他们从老蒋的电文中悟到了“斩草除根”的意思，于是对苏区人民实施了“灭绝”政策，陈忠贞主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记载：国民党在“清剿”中，沿用“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等血腥口号，纵兵烧、杀、抢、掠，所剿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新坟叠叠。
经扶县箭厂河附近的肖湾原有500多口人，被“清剿”后仅剩五六十人。油榨湾是几百人的大村子，被“清剿”后只剩下一个瞎子、一个腿上生疮的人和一家三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周河附近的汤村原有160多人，被“清剿”后只剩10余人。当时，以卡房为中心，南起天台山，北到凌云寺，西至莲花石，东到郭家河，方圆90里地区几乎成了“无人区”。第十一路军的一个旅在立煌县的柳树庄，挖一条长达几里的大沟，一夜间活埋苏维埃干部、群众3500余人。商城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每到一处就大喊大叫要开人肉铺子，在汤家汇周围百里内，杀害红军伤病员、军属和群众1万多人。刘镇华第六十四师在皖西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向上级报功领赏，割下死难者耳朵达七担之多，残暴到了极点。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茅草过火，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一名记者写道：“（别动队）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
在大别山区，蒋介石下过一个手令：“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和后来日军的‘三光政策”差不多。
结果就是，这道命令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
当地的西方传教士记载：“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民国人口统计下，江西省1933年有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剩下1370万人，三年的时间内，被蒋介石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这是在20世纪，离我们还不足100年，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饶恕的法西斯行为。
蒋介石政府抗战无能，害民有术，在七年抗战中，国民党自己拉壮丁征夫虐待致死的新兵，远胜在战争中死去的士兵。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注释。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政府想当然地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间接导致惨绝人寰的1942河南大饥荒，史称“花园口决堤”。
在花园口决堤过程中，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
“花园口决堤之后，河南民宅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被淹没12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达480万人。89余万老百姓猝不及防，葬身鱼腹，上千万人流离失所。”
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仅河南一地就有300万农民死于饥饿。灾难之后，河南老百姓痛恨蒋介石和国民党，尤胜日本侵略者，他们把“水旱黄汤”称作河南的四大害，其中这个汤，就是蒋介石的爱将，驻守河南的汤恩伯。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的故事说得太多，就不再赘叙，可有谁知道，当年蒋介石甚至允许美军拿中国人民做“轰炸实验”？二战末期，美空军司令李梅准备轰炸日本各大城市，但是没办法验证其低空燃烧弹轰炸密集房屋的效果，于是就向国民党申请在当时的日占区武汉“练手”，而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居然“同意”了。
“1944年12月18，两百台美国战机和轰炸机来回空袭武汉，在汉口一元路Yiyuan和五马路之间投下大量炸弹，又从江边起一路炸到铁道。受炸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3x5长方形，连成焰海，沿途建筑物均化作瓦砾。21号，美国第14空军轰炸机群在汉口投下1000吨炸药，引燃了港口周边的棚屋，火势蔓延5公里。”
“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居民伤亡共计15,1607人次。其中96,557人死亡，重伤者22,389，轻伤者32,661。据1946年汉口市统计，共有两万人死于44年12月的空袭。日占期间7515座建筑物损毁，554座毁于38年攻防战，6951座损于其后，美军轰炸致毁占92%。与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和青岛诸地相比，武汉受害尤烈。”
蒋介石自己日记里提到，美军在武汉的轰炸，造成了40000人死亡......拿自己国民的性命，给美军做轰炸实验，蒋公可真是“仁慈”、“慷慨”啊。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反动派就有所改变吗？并没有！
他儿子蒋经国主政时期，是台湾白色恐怖最为酷烈的时期，由他亲自审定做序的国民党特种部队正规教材中，赫然写着“要当众强奸共军女兵女军官以及共军女家属，当众强奸共党女积极分子和共党同情者，以此打击共军及共军同情者的士气。”除此之外，还把“焚烧学校、给儿童食品下毒、电影院放火、在公共场合爆炸”这些恐怖手段通通写进了教材。
这是人干的事情？这样的烂党不亡，还有天理吗？
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前途，看它这数十年来教育出来的精英们就知道了，他们某专家学者2018年居然在电视节目上公然说：“反腐会导致战斗力下降，因为男人当兵为了什么啊？抢钱抢粮抢女人啊......”21世纪已经过去了20年了，在他们心目中，军队、政党，还是当年蒋介石的那个军队和政党，只为贪婪掠夺，不为天下。在他们看来，战斗力来自于欲望和利益，而不是理想和组织。你说，秉持这样思想的人和组织，还有什么前途？
国民党完美地诠释了“买办”这个阶层。
他们对帝国主义委曲求全，一退再退，博爱，包容，不念旧恶，以德报怨；对自己的百姓动不动大动干戈、挥舞屠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石要过刀，茅要过火，人要换种”......对外卖国求荣，对内搞法西斯灭绝，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贯作风。
哪怕到了2021年，他们还是当初那个模样。
这事情可以从内、外两个角度谈，但其中内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从内因上讲，国民党政权在四一二政变后严重缺乏合法性，同时其官方纲领对中国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也缺乏吸引力，这使得国民党无法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救亡和建设。在北伐时期，虽然处在“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但对面的北洋政府也处在《临时约法》彻底崩溃、国会停止运作，靠军人独裁维持局面的状态，并不比国民党更民主。此外国民党这时仍然主张反帝反封建，在进步性和合法性上都无疑高于北洋政府，然而四一二政变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改变了这一切。
在“正统”的国民政府已经存在于武汉的情况下，蒋介石以军事优势单方面另立中央。虽然他尝试通过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方式对南京政府的合法性加以追认，但是由于法定人数不足无法召开全体会议，只能强行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宣布南京政府成立。这样的结果当然不能被武汉方面接受，随之导致了宁汉分裂。
在武汉和南京、汪派和蒋派、军阀和元老等各方势力几番争斗后，到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出山重掌国民政府，并陆续收编了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等势力，完成了所谓“名义统一”。但此时的国民党也完全变成了合法性极低的军阀集合体，原本在孙中山设想中地位重要的党务被边缘化，只是暂时服从蒋介石的各派一有机会就以拳头说话，蒋桂战争、中原大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大大小小的分裂和内战不断，而占据“中央”名分的蒋介石终究无力摆平这些地方势力。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公开纲领对社会各界也严重缺乏吸引力。名义上完成统一后，国民党宣布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宣布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全国政权，而原本有一定进步性质的三民主义则被束之高阁。这种连虚有其表的民主都不尊重的做法自然不可能得到社会各界大部分人的支持，在连争取人民支持都做不到的情况下，也就更谈不上“救中国”了。
当然，历史上有很多低合法性的政权也能带领国家取得一定的发展成就，比如康熙以后的清朝通过对外战争和发展民政逐渐争取到大部分士大夫乃至原本对清朝鄙夷的朝鲜、安南的拥护，通过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也带领南朝鲜进入一段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算不上“奇迹”或“腾飞”，原因见另文）。但相比国民党，他们也都有着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康乾时期的清朝，欧洲各国尚无力大规模进入东亚，日本在锁国，其他更为弱小的国家更是不足挂齿，清朝有充足的时间自我调整。朴正熙时期的南朝鲜则是美国的盟友，又和日本完成和解，北方人口不足自己一半，没有南越那样朝不保夕的风险。
相比之下，国民党时期的中国，国内有各种根深蒂固的列强势力，重要城市和交通线遍布外国驻军，就连海关权力都掌握在英美手里。国外除了苏联外的邻国都是列强殖民地，国民党的反共主张又使得他们无法赢得苏联信任，同中国只有一水之隔的日本此时也已经完成工业化，磨牙吮血时刻准备灭亡中国。国民党根本没有康熙或朴正熙那样安心发展的机会。
综上，政变和军事独裁造成的低合法性以及忽视民主、缺乏有号召力的政治纲领是国民党不能救中国的内因。列强环伺、积重难返的恶劣国际环境则是国民党不能救中国的外因。二者相辅相成，使得国民党继承了清朝和北洋对列强妥协退让的恶习，并尤有过之，而某位答主说的国民党扮演“英美代理人”其实并不算妥当。
据说当年两名黨国要员曾做出过如下分析：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后曾任台湾当局“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怀念民国的基本上都是民国时期的地主、商人；反而是民国大佬的后代对民国没什么看法。
蒋介石之子蒋纬国回忆民国：
【蒋纬国口述历史-哔哩哔哩】https://b23.tv/krXnDE
【蒋纬国讲述民国抗日乱象：物价飞涨经济崩溃、乱抓壮丁腐败盛行-哔哩哔哩】https://b23.tv/WyeUQE
白先勇：白崇禧之子，毕业于台湾大学、美国爱荷华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昆曲研究推广计划”荣誉主任。写小说和写他爹的事迹。
冯巩：北洋总统冯国璋的后代，祖父是民国时期的实业家；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内地相声演员、曲艺演员、一级演员、导演。
现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其他民国大佬的后代的资料查了，很少；但有一点就是这些人根本没有从政。
袁克定：袁世凯之子，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再也不问政治。建国后安排在中央文史馆工作。
这是袁克定的后代
“他们(国民党)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以及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
“我从来没有改变我对蒋他们那帮人的看法。他们个个都他妈的该进监狱！如果我活着看到他们锒铛入狱的那一天，我将很高兴。”
——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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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子时雪放出了具体出处，我这里也借用一下他发的原文截图。要看全文可以去评论区看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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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挂一个人吧。我就觉得他挺双标的。
可以救啊，很容易，把他吃的全吐出来搞建设，搞国防，搞民生，从上到下，过着清苦的生活，穿粗布补丁衣服，吃素菜，上下平等，对内拯救百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站起腰来，敢于对任何列强说不。
只是这是极其痛苦的，也是他们不愿意承担的，他们只想捞钱，越多越多。
国民党是“党派”的畸形产物，是党派第一次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时的实验性产物。
国民党的建立初衷就很怪，一群人在一起的初衷，是以武力推翻政权而聚集在一起。带着理想和冲动，却没有一个成系统的理论来支撑，在国民党二次组建的时候，国民党员要向孙中山宣誓，这个政党就已经展现出其幼稚的一面。他们不是因为政治理想而聚集在一起，而是以原始社团模式出现。
“党”在说文解字里解释为“不鲜也”，即行为不鲜明。
国民党最初建立，只是一群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推翻满清为目的聚集在一起。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等人在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之后兴中会便组织策划了1895年的广州起义，之后国内又出现了华兴会和光复会，但是彼此分散不能合力。
1905年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的推动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几个组织，合并成同盟会。同盟会以推翻满清为主要纲领，快速团结了同盟会员，“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就成了同盟会纲领。
1912年，宋教仁牵头又和其他几个政党合并成国民党，然后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被袁世凯解散。
1914年孙中山在流亡日本期间，再次以反袁为旗帜，以个人魅力团结骨干和新兴党员，成立中华革命党，1916年该组为国民党。
没有核心理论一直困扰着国民党，当孙中山死去的时候，国民党最原始的病就暴露出来了，他的凝聚就是必须有个敌人，而不是组织核心理论来凝聚。国民党北伐的时候，就是凝聚党员最好的时刻，当国民党得到政权后，就立刻失去自己凝聚力，当一盘散沙的国民党，遇到核心理论强大的共产党的时候，内心是恐惧的。
国民党每一个大佬，和其他人理念都不同，国民党建立之初，是想要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欧或者美国的工业化强国，他们以为民主立宪是西方强大的根由，但是每一个人对于民主立宪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最后凝聚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一致。
也就是说国民党的团结，必须有一个结果来支撑，国民党靠着利益才能凝聚在一起，要不然就要有一个强大敌人让自己凝聚。所以抗日战争是国民党凝聚最好的手段，但是一遇到战争结束后的情景，国民党必须要在一起以利益捆绑凝聚党员，于是国民党在腐败贪污这个泥潭里挣扎。
看一下最近台湾省国民党乱斗，大家就清楚了，他们还是当年那个党，一点没变，凝聚他们的是利益与敌人，唯独国家人民的利益被忽视，还是没有核心理论去支撑整个党，是民进党在支撑国民党的团结，然后国民党内部仍然困在利益漩涡里挣扎。
民国其实就是个过渡……辛亥革命时，清政府拉胯到，前一秒还在抓革命党，后一秒人人都革命了。之后袁世凯掌权、复辟，袁死后军阀割据。之后又是北伐，又是中原大战……国民党仅仅在形式上完成过短暂的统一。然后日本人就来了，先占东北，然后开始全面侵华，国民党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分裂。
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国民党实际上保持着两大派割裂的情况。即使是抗战胜利以后，蒋领导下的国民党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各自为阵。看似力量强大，实际上确实是前篱笆宿猫，后篱笆走狗。而此时的国民党，甚至腐败到，拿着蒋介石手令都提不到武器。
可以从这条历史线看出，国民党内部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大量投机份子，当然也包括蒋介石本人。似此，它中华民国能名义上维持了在大陆30多年的统治就算不错了。
国民党本来在孙中山先生的带领下，国共合作，实行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就是在解救旧中国的人。
只是后来孙中山病逝以后，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开始搞以“中山舰事件”为代表的反革命动作，后来把国民党右派带走带偏了，同样还有汪精卫。
当蒋介石在上海拿了江浙财阀的钱，英美的钱，残杀了许多党员以后，就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已经成为了中国发展阻碍的力量。
他不为人民服务，所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至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解救旧中国。
看过南明啥样吗？
国民党就是南明plus。
你指望南明救中国？
救之前他会先把自己玩死的。
有一种说法，说是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因此，国共内战没有正义性，只是各为其主。
这些人还套用俄罗斯的例子，认为如果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胜利了，俄罗斯的命运会更好，普京最近也说，如果不是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俄罗斯现在可能有5亿人口。
所以，这些人得出了结论，如果俄国是资产阶级胜利了，俄罗斯的命运会更好，如果中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胜利了，中国的命运也会更好，还拿出台湾地区，和日韩两国作为例证。
要反驳这种观点，要证明国民党不能救中国，首先就要证明中国与俄罗斯不一样，中国与日韩不一样，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不一样。
第一，国民党真的代表资产阶级，中共真的代表无产阶级么？
答案是否定的，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业少的可怜，工人数量占人口的比重极低，而且很多企业都是外国资本，很多工人都是在外资企业劳作，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比工人阶级的力量还要小。
中共只是在1927年以前，主要发展工人运动和城市革命，南昌起义之后就主要是土地革命，革命的主力也从工人变成了农民。
无论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还是苏联的革命经验，都瞧不上农民，农民也不属于无产阶级，因此，教员之后的文章，就很少提无产阶级，而反复强调人民，主要是因为人民的范畴很广，既包括工人，也包括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主要是失业工人，工人，以及工人的同路人，在中国的人口比重太低了。
所以，中共与俄布完全不一样，中共代表人民，而俄布才主要是代表无产阶级。
中国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太低，力量太小，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占人口的比重更低，力量更小。
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城市革命，很早就失败了，比工人阶级的人口比重更低，力量更小，也更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几乎就没开展过真正的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吗？北伐战争是资产阶级革命吗？
都不是，教员说的很清楚，这些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所以，国民党压根就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少的可怜，比工人阶级的力量还要小的多，他们首先是军阀，是外国在中国的代理人，也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国民党就是军阀，就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封建地主的代言人，而中共为广大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奋斗，谁是正义的，谁是反动的，也就很清楚了。
历史是记忆的，只要将国民党与日本，与苏联，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协定摆出来，就会发现这个党的真面目，国民党在卖国方面比袁世凯厉害了千万倍。
宁肯相信袁世凯能救中国，也不会相信国民能救中国。
第二，中国不是日韩，中国大陆也不是台湾地区。
有些人经常拿出一些数据，来证明五十年代，中国GDP总量与日本差不多，中国人均GDP与韩国差不多，来否定新中国的经济成就。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主要是计划经济，物价被压得很低，汇率被严重高估，而日韩的汇率却被严重低估。
到了八十年代，但是的中国汇率大约只有五十年代的五分之一，而日本的汇率则是五十年代的四倍左右，因此，五十年代的中日韩之间不应该用汇率比较，而应该比较发电量，钢铁产量，和化肥产量等等，又因为中国的工业质量，远远低于日本，因此，即使同样的发电量，同样的钢铁产量，中国实际的GDP，也会比日本低很多。
所以，五六十年代，中国与日韩，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工业生产的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都差距巨大，即使到了现在，中国也主要是在数量方面赶超了上来，在质量方面，仍然与日韩和台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
日韩的成功，台湾地区的成功，底子比中国大陆好太多，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跟着美国混，成为了美国的桥头堡，和半殖民地。
中国大陆的底子太差，也只是一方面，难道中国也能跟着美国混，也能做美国的桥头堡，和半殖民地么？
第三，国民党能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国家的工业化么？
1928年，东北的张学良改旗易帜，名义上认同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算是实现了民国在名义上的统一。
但是，一直到1949年，蒋介石集团败退中国大陆，国民党从来也没有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军阀林立，军阀混战，有枪就是草头王。
如果，国民党长期统治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清除军阀，实现国家的大一统，到2021年能做到么？2050年呢？
只要看看国民党与日本，与苏联，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国家的真正独立，呵呵，做梦去吧。
至于实现工业化，没有大一统，没有真正独立，连想都不用想，压根没有资格。
而中共一开始就不存在军阀问题，抗美援朝就是中国的独立战争，基本是实现了国家独立，连蒋介石出卖给苏联的大连旅顺等，也拿了回来。苏联即使援助了156个工业项目，提出搞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却被教员一口回绝。
到了六七十年代，新中国宁肯同时面对美苏霸权，宁肯不被联合国承认，也要两个拳头打人，绝不妥协退让，终于在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迎来了与外国建交的高潮。
国民党政府跟日本妥协退让，跟苏联妥协退让，跟美国妥协退让，始终是棋子的命运，而新中国却只要苏联的援助，不要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开始跟苏联一个阵营，后来又跟美国代表的西方走在了一起，左右横跳，始终独立自主，自己做棋手。
尼克松访华之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很多国家攻击中国，说是中国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周总理只能说，尼克松要来，我们也是没办法，总不能不让人家来吧，中国可是礼仪之邦。
前些年，美国有人说中国有战略忽悠局，是教员要求设立的，把尼克松，把美国忽悠了。
到了现在，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基本实现，无论是军备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大多能够自给生产，成为了世界上工业门类最全面的国家，生产制造规模最大的国家。
总而言之，国民党从来也不能救中国，只能不断出卖中国。如果国民党继续统治中国，国家无法大一统，无法真正独立，更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分裂成几个国家，或者形式统一，军阀割据，才是大概率事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连印度都会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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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产航母为何尚未装载核动力装置，尽管核动力与常规锅炉在燃烧产生热能的“产热”原理上确有相似之处，但将两者直接类比，并由此推断航母装备核动力的简单性，其实忽略了其中极其复杂的技术、安全、经济及政治因素。这并非简单的“技术成熟度”问题，而是多方面考量的综合结果。首先，我们来深入理解一下核动力装置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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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的言论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触动了法国社会神经的敏感地带。围绕“强制”与“自由”的争论，在疫情阴霾下被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要理解为何有些民众如此抗拒接种疫苗，甚至是宁愿冒着被限制社交的风险，我们得把目光放得更远，深入探究这背后复杂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一、 对政府权威的天然不信任感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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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触及到了历史叙事、国家认同以及后世对过往王朝的解读等多个层面。单就“元是我国史上疆域最广的朝代”这一说法，为什么在中国如此普遍，而在曾被蒙古统治的其他国家却鲜有类似论调，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原因。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元朝”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特殊地位。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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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光绪元宝的熟悉程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清朝末期流通广泛，铸造数量庞大，而且各地铸造的版式也颇为丰富，给集币爱好者留下了很多研究和收藏的空间。说到宣统皇帝登基，也就是宣统元年（1909年），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和转折的时期。此时的清朝，虽然内忧外患不断，但表面上看，仍然维持着一个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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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可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咱们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一个大调整。要说能不能转得成，我觉得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正在发生，并且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实现的过程。你想啊，过去几十年，咱们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也就是原材料从国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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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何允许民进党的出现？这可不是一个简单能三言两语说清楚的问题，背后牵扯着台湾政治几十年来的演变，以及国民党自身策略和压力的变化。要详细说，得从头讲起。一、历史的“因”：戒严下的压抑与暗流涌动首先，得明白民进党“出现”之前，台湾政治是什么样的。从1949年国民党迁台开始，实行的是戒严，长期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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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最终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是一个复杂且多层面的历史事件，其原因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多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下面我将尽量详细地阐述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一、 政治上的腐败与失信于民 政府的腐败与低效： 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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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产被追讨，导致党务运作出现困难，发不出工资，这无疑是政党运作中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要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以及国民党与民进党在资金来源上的差异，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台湾政党运作的资金机制以及历史背景。首先，国民党党产的来源，很大程度上与国民党过去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历史以及战后接收日据时期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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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国民党军在国难当头、自身力量也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决定派遣远征军奔赴缅甸战场，这绝非一时兴起或草率之举，而是基于多重、深远的战略考量和历史必然。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将视线拉回到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体会当时中国所处的严峻形势，以及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抉择。首先，缅甸战场直接关系到中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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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聿明在国民党内为何仅仅只是中将，这个问题其实涉及到国民党军衔制度的复杂性、派系林立的政治环境以及历史的局限性。我们得把这件事儿掰开了揉碎了讲。首先，得理解国民党军队的军衔体系。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军队的军衔授予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并非一味地看战功或者职务高低就立刻升级。这套体系是从德国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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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时期，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批评，但确实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从历史的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结为“黑暗”或“光明”。以下将从多个方面详细阐述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为何仍有很多人追随：一、 历史背景与国家认同的复杂性： 承载民族复兴的希望（早期）：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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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历史教科书上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的论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以及随后的建国和发展路径所形成的叙事。这个结论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历史进程的结果，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政治现实和经济发展逻辑的考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将历史背景、双方的政治主张、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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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其战斗力确实经历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时期，尤其体现在国内战场和缅甸战场上的表现差异上。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具体情况。抗战后期国民党战斗力的整体状况：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在经历了几年艰苦卓绝的作战后，其士气和装备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也并非全然衰退。相反，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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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国民党对传统深蓝势力的重视，以及大陆传统深红毛左势力的边缘化，这背后涉及的因素相当复杂，既有历史的沉淀，也有现实政治的考量，更有意识形态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影响。要细致地理解这一点，需要分几个层面来剖析。台湾国民党重视传统深蓝势力：历史传承与现实生存的必然首先，得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根源说起。国民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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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先生一生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充满了传奇色彩，其中关于他早期加入共产党又转而投身国民党，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简单的“变节”，而需要深入探究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以及思想的演变。首先，我们得回到蒋经国年轻的时代，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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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迅速崩溃，其“半壁江山”迅速瓦解，这一过程涉及多重复杂因素，以下从战略、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多角度详细分析： 一、国民党内部的系统性崩溃1. 腐败与派系斗争 国民党统治集团长期依赖军阀势力，内部派系林立（如蒋介石、陈诚、李宗仁、白崇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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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解放军在短短几天内突破国民党军依仗长江天险和海空优势建立的长江防线，这绝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要理解这其中的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方面，而是战略、战术、装备、士气以及国民党军自身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 战略上的高瞻远瞩与周密部署渡江战役的胜利，绝非一蹴而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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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无疑是那个时代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经济危机所做的一次重大尝试。这场运动的目标直指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的商人，试图以此稳定民心，恢复经济秩序。然而，纵观历史的长河，我们发现这场“打虎”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最终却未能阻止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这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并非简单的经济问题所能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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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时期，中统和军统无疑是两股叱咤风云的特务力量，它们的存在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然而，这两个机构虽然都隶属于国民党，却又因为各自的背景、职能、领导层以及权力斗争，逐渐形成了“貌合神离”乃至“死对头”的关系。要深入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和矛盾，我们需要剥开历史的表层，细看它们各自的“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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