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超 2.6 亿，少儿人口比重回升，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如何应对老龄化？
如何有效应对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这并非单一部门或某一项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多维度、系统性推进的战略工程。
首先，从经济和就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重塑“老年人”的定义和价值。
延迟退休政策的审慎推进与完善： 这是应对老龄化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延迟退休并非简单地“一刀切”增加工作年限，而是需要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实际情况，以及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和意愿，制定灵活、多层次的延迟退休方案。例如，可以针对体力劳动岗位设置更早的弹性退出机制，而对于知识型、技术型岗位，则可以鼓励和支持有能力、有意愿的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同时，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同步调整，确保延迟退休后的养老金发放和医疗保障的充足性。
发展“银发经济”： 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我们可以大力发展面向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例如适老化家居、便捷交通、健康管理、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这不仅能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更能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发展老年志愿服务、再就业培训、创业扶持等多种形式，让他们继续贡献智慧和经验。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面对劳动力数量可能减少的挑战，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提升劳动生产率。这包括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产业智能化、自动化升级，用技术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使其更符合新的经济需求和劳动力特征。
其次，在社会保障和医疗健康体系的建设上，需要更具前瞻性和可持续性。
健全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除了现有的基本养老保险，我们需要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等补充养老保险，形成更加稳固和多元化的养老金“支柱”。这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更多倾斜和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养老金融产品，同时加强对这些产品的监管，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构建完善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 这不仅仅是提供机构养老，更重要的是将服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提供上门照料、送餐、医疗护理等服务。社区层面，可以建设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等，为老年人提供社交、康复、娱乐的场所。机构养老则需要提高服务质量和专业性，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此外，鼓励社会力量和市场参与养老服务供给，引入竞争机制，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
加强老年健康服务和慢性病管理：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患慢性病的几率大大增加。我们需要加强老年疾病的预防、筛查和早期干预，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同时，建立健全的慢病管理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专业的医疗服务。发展医养结合模式，将医疗服务更多地融入养老机构和社区，是重要的方向。
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针对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减轻家庭和个人的经济负担，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
再次，在社会文化和家庭支持层面，需要营造尊老爱老的社会氛围。
倡导积极老龄观，弘扬敬老孝亲文化： 改变社会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不再将其视为负担，而是视为宝贵的社会财富。要通过教育、媒体宣传等多种方式，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鼓励子女尽孝，同时也需要社会和国家提供更强大的支持。
鼓励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助与支持： 在现代社会，家庭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要引导和支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怀和照料，例如，为年轻的家庭提供育儿和养老的社会支持，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他们更有精力去照顾老人。
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和幸福感： 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志愿服务、文化学习等，让他们保持社会联系，丰富精神生活，提升自我价值感。这不仅有助于老年人自身的健康和幸福，也能为社会贡献更多的正能量。
最后，科技赋能与创新将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驱动力。
智慧养老和科技助老：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智慧养老解决方案。例如，智能穿戴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远程医疗可以让他们在家就能获得专业的医疗咨询，智能家居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便利性和安全性。
科技在医疗和康复领域的应用： 研发更先进的医疗器械、康复设备，提升老年疾病的治疗水平，帮助老年人恢复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应对老龄化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形成合力。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一个社会现象，更是为了我们自身，为了我们未来的社会能够更加包容、和谐、有活力。这需要我们转变观念，积极适应，用创新和智慧去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篇章。
网友意见
宏观上寄希望提高劳动生产率，确保我国世界生产中心地位。此外还有几点建议：
1. 增设社会保险长期照护险种。立足现有社保和医保体系，增设老年人及残疾人、长期慢性病患者的照护保险。先建立覆盖职工人群的长期照护保险，对目标人群进行失能评估，分级理赔，运行良好后再推广到覆盖全民。可参考无锡市长期护理保险运行模式，按人头为参保支付护理费，由其自行支配，雇佣亲属和邻里。
2. 建立完善社会福利事业社工队伍，介入到老年人居家养老和长期照护工作中。规范公共服务行业的助老社工人员配置、服务标准与资金支持。规范和规定社区社会福利部门、社会福利社工队伍的人员配置、服务内容与资金支持。设立社会福利社工专岗沟通社区老年人的照护需求并评估合理性，帮助老年人联系相关服务并监督服务质量。
3. 完善不同形式、多种层次的照护服务组织机构。形成老龄终末期病人与长期慢性病人的医疗介护机构、满足失能失智高龄老人基本医疗需求的照护机构和居家照护服务、半自理与全自理老年人的居家照护服务与社区服务体系。
4. 随着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完善，有效扩张养老护理市场，实施全面市场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以市场经济推动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和养老产业发展，提升服务水平。养老照护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要与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综合考虑，提供就业援助岗位、公益岗位。
5. 长期照护保险应明确社会保险属性。财政可根据财税增收情况量入为出提供资助，更好满足残疾、低收入等特殊困难老年人群照护服务，但是不能长期依赖财政输血。长期护理保险要与医疗保险明确区分，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应尽早“分灶吃饭”；医疗机构的“医养结合”项目应尽量收治医疗需求较多的特殊困难老年人，避免滥用医保。建议建立第三方评估中心和采取政府采购商业保险形式减少人力、物力的支出。
6. 对老年人家庭的厨卫、起居等生活场所，以及家具配置、细节保护等进行一定的调整或改造，便于老年人通行、洗澡、如厕、休息等日常生活，缓解身体老化影响，避免意外伤害，结合医疗保健措施延长老年人健康寿命。对适龄老人家庭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采取政府补贴一部分、自家投入一部分的模式。鼓励助老人工智能、生活服务机器人的研发、应用。
根据个人判断，我们应对老龄化的核心，不是老龄人口的照护问题，而是大龄人口的就业问题。
解决大龄人口就业，可以让人口红利期延长一些，给国家和个人多积累一些财富。
也可以让年轻人的未来预期不至于那么绝望，能提升一些婚恋和生孩子的意愿。
而不解决这个核心问题，社会大量35岁以上学历能力都不错的人被踢出循环圈，既让社会创造价值下降，又让这些人无法为自己老了储蓄足够的资金，更是吓得年轻人不敢生育怕孩子出生自己失业全家玩完。老龄化带来的负面会层层加大。
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后，照料医疗等都是技术能够实现的了。
后续少儿人口比重稳重向好，人口红利继续，房地产继续可持续发展。
借张图，来源见水印。从各省市的人口结构来看，除开青海，新疆，西藏外，人口最年轻的人口大省是广东，对比看另外一张图:
广东人口的迁入是最多的，可以看出，珠三角，大湾区仍然是充满活力的。
接着看，人口结构最老的前四里面，东三省占了仨，上海排第二，原因不太一样。
东三省是年轻人走得太多，上海是整个存量太大。这几个省市应该对于老龄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会走在全国前面。
附一张整理版数据（来源网络，侵删）：
再看人口分段数据：
上海的少子化真的很严重
老龄化是一个伪概念，建国初期，人均寿命都不长，随着医疗技术不断发展，人均寿命逐渐延长了，而且以前的人很多是读完初中，中专就开始工作的，因此退休年龄比较早。50后有45岁就退休的（男性），后来退休年龄逐步延长，只是当时媒体咨询并不发达，大家有什么都口口相传。
因此，只要继续延长人均寿命，老年人的定义可以改写。以前60岁就是老人，那么人均年龄提高后，70岁才是老人，甚至80岁才是老人。这样一来，老龄化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60岁就被定义为老人的那一代，在接下来10年会逐渐离世，然后把老年人定义从60修改为70，这样一来，老龄化就缓解了，反正65岁退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70岁，75岁退休指日可待。
2035年，50岁的年轻人朝气蓬勃，表示还能再干25年，30年，30岁的娃娃，人生才刚刚开始。
另外，以后发明了人形高达之后，只要坐进去就可以做体力活了，70岁飞天搬砖打灰玩钢筋不喘气的，驾驶舱内全天候空调不用擦防晒霜，全触屏操作，不怕闪到腰，超强气垫缓冲装置，下降时保证血压不会上升，安全，高效。
我看到了未来，50年后，我坐着轮椅老头乐，在篮球场上快速穿梭，轮椅弹簧一弹射，我就可以轻松完成大灌篮，年轻人纷纷惊呆了，竖起大拇指，惊叹姜还是老的辣。
在城市化工业化大流不可逆的背景下，如果不想付出真金白银，提高生育率就只有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基本人人都晓得，但十分难听，谁说出来谁就被人斥责为封建反动分子，所以我还是不说了。
想想国内生育率最高的地方在哪里吧，就算只看汉地也能得出结论。
事情反正就是这么黑色幽默，先进的不代表永恒，人类把自己发展到灭亡不是一句空话。
遥想当年嵩县的定论：xx主义终究还是有其价值的。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揭晓，我们对数据保持关注。目前已知的是，在“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我国的育龄妇女数量还会继续减少，平均每年减少400多万至500多万人。如果不能显著提高生育率，那么“十四五”期间我国的出生人口将会继续下降，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扣除二孩的堆积效应，近几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1左右，差不多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这个生育水平接近世界最低水平，比日本和南欧国家等典型的低生育率国家还要低很多。
显然，仅仅全面放开生育还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更替生育水平，所以如何鼓励生育，应当会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但有很多学者悲观地认为，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已经是世界最低，放开和鼓励生育都没有用了，甚至有人说民族的衰亡已经注定。我却并不这么看，尽管鼓励生育是个世界难题，但是只要我们有决心，依旧可以有所作为。当然，鼓励生育是一项综合工程，包括很多社会政策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复杂的教育和房地产政策改革等等。这些政策改革的推出和落实需要时间，短期见效比较快的措施，是给出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来直接补贴多孩家庭。
世界上也有鼓励生育成功的例子，例如北欧国家，他们在家庭和育儿方面有比较好的福利政策。比如瑞典和丹麦，支持家庭的财政支出占GDP的3%到4%。那么，中国需要花多少钱才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呢？我做了一个生育率和家庭补贴的相关分析，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用于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越多，生育率越高。每提高相当于1%GDP的支出用于家庭补贴，就会使生育率提高大约0.1个孩子。按照以上分析，如果中国需要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高到日本1.3-1.4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2%，如果中国需要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高到发达国家平均1.6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5%，提高到更替水平2.1，需要花费GDP的 10%。
为什么中国鼓励生育需要花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钱呢？因为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太低了，只有1.1，比日本和欧洲低0.3到0.5个孩子。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比其他发达国家还要低很多？这是因为中国的养育成本包括房价和教育成本相对于家庭收入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而房价和教育成本要降下来，需要教育政策和土地政策的彻底改革，短期很难实现。在现有养育成本不变的情况下，鼓励生育必须采取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的财政支持力度，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其他国家对家庭的补贴可能占3-4%的GDP就够了，中国和韩国这样的世界最低生育率国家，需要把GDP的10%用于家庭补贴，才能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如果要想提高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需要GDP的5%。
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00万亿元，GDP的10%，也就是说每年要花10万亿的财政支出，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的小孩来计算，每个小孩需要给予差不多100万元的奖励。当然这种奖励可以是现金、所得税和社保减免，房价补贴等多种形式，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不妨就假设成折合现金，来看看其合理性、公平性和可行性。
一是合理性。生一个娃给100万，乍一听似乎是太多了，但是你如果真的和年轻夫妇讨论这个问题，就会知道其实一点也不多，因为在大城市，抚养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直接费用，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且这个数字未来会随着房价和教育成本的上升而上升。所以100万基本上只是能劝说大多数夫妇多生一个孩子的平均数，而50万差不多只能说服一半的人多生一个孩子。
二是公平性。有人说这个不公平，这么多钱是来自于全民的税收，那么对于单身或者丁克家庭是否不公平？其实长期而言还是公平的，因为小孩未来对整个社会的税收和社保的贡献，会惠及所有人，其中也包括不生小孩的人。可以说，税收制度和养老金制度实际是生小孩的人补贴了不生小孩的人，补贴生小孩的人只是纠正了这种不公平。那么每个小孩未来会给社会带来多大贡献呢？按照一个人一生的收入是600万来计算，如果按照20%的综合税率来估算就是120万。一个普通人一生对国家财政和社保的贡献肯定超过100万，所以即使拿出100万给每个孩子，也并不有失社会公平。
三是可行性。有人会说GDP的10%，中国负担得起吗?我说完全可以负担。中国是世界上最有负担能力的国家，因为中国有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经济学上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一样的）。中国的储蓄率在2007年至2010年一度高于50%，这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现在虽然有所降低，也有44%的储蓄率。我们比较中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的总储蓄率，如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总储蓄率比其他国家高了10多个至30多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为未来投资的。那么高的投资率都投到哪里去了呢？投到了各种固定资产如基建、厂房、房子等等。中国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就得益于非常高的投资率。未来中国的基建和工厂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所以完全有能力从超额的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拿出10个百分点来，即10万亿，投资给未来的小孩。
当然100万是个平均数字，实际可以向二孩和多孩倾斜，也可以根据当地的生活成本浮动，形式上可以是现金、购房补贴、所得税或者社保减免。还有可以补贴企业的产假成本和幼托教育等。
购房补贴可以是补贴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好处是还可以有平抑房价的作用。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政府无需拿出真金白银，只要在低生育率地区多给些用地指标，扩大土地供应就可以了。这样，只要对奖励多孩家庭的优惠房源增加相应的供地指标，就基本不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还有，部分多孩家庭新增的购房需求，被新增的土地指标所消化，还有助于平抑整体房价。中国的大城市并不缺地，大家其实可以算一算，即便所有中国人都住上别墅，也就用到1%-2%的国土面积。中国既然不缺地，中国的造房子和基础设施的效率又是世界最高，房价就不应该成为养不起孩子的理由·。
现在是鼓励生育的好时机，因为中国现在的人口老龄化还不严重，如果错过当前的鼓励生育时机，未来人口老龄化加剧，储蓄率下降，养老负担加重，财政上就会捉襟见肘，届时就拿不出这么多钱鼓励生育，那就会真正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而不能自拔。
总结：面对低生育率，中国非常有必要重金奖励，2%的GDP能够提升到日本的生育率水平，5%的GDP能够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想要提高到更替水平则需要10%的GDP。这不仅是合理和公平的，而且是负担得起的，至少现在是负担得起的。长期来看，对孩子补贴的本质，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未来进行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只要我们下决心彻底解决抚养小孩的成本问题，我还是谨慎乐观的，因为毕竟人的天性是喜欢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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