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农村葬礼脱衣舞盛行状况？
首先，从历史文化渊源来看，丧葬礼仪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它们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和尊重，更是对生者的慰藉和教化。在古代，很多地方都有“唱戏”、“傀儡戏”等娱乐表演形式出现在葬礼上，以“乐”来“乐”死者，寓意着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安享太平。这是一种对死亡的超脱和对生命的延续的想象。
然而，“脱衣舞”表演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这种传统表演形式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扭曲和变异。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一些传统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部分基层文化娱乐活动匮乏，一些传统技艺失传，而“脱衣舞”这种更具视觉冲击力和“热闹”气氛的表现形式，便有机会填补了这一文化空白。
经济因素是推动“脱衣舞”盛行的重要推手。 在一些农村地区，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是家族荣耀和社会地位的体现。为了让葬礼“热闹非凡”、“有面子”，甚至吸引更多人来参加（一些人认为人越多越吉利），一些家属会不惜花费重金聘请表演团队。而“脱衣舞”表演因其“吸睛”和“低成本高回报”的特点，成为了一些表演者和组织者牟利的工具。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宽裕但又想“撑场面”的家庭来说，这种表演似乎是一种“性价比高”的选择。
地方习俗和群体心理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一些特定区域或家族内部，可能存在着一种“比排场”的心理暗流。一旦某个葬礼出现了类似的表演，为了不输给邻居或亲戚，其他人也可能效仿。这种群体性的攀比心理，以及在某些特定场合下人们对于“热闹”和“驱邪”的模糊认知，都可能为“脱衣舞”的出现提供土壤。
艺术表演的界限模糊和道德评判的复杂性也是需要考量的方面。 在一些表演者看来，这可能只是一种谋生手段，一种“民间艺术”的展现，甚至是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表演形式。然而，在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中，这种表演很容易被视为低俗、色情，与庄重的丧葬场合格格不入，甚至是对逝者的大不敬。这种认知上的冲突，导致了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强烈批评和担忧。
监管的缺失或不足也是“脱衣舞”得以在一些地方存在的客观原因。 对于这种游离于传统文化与低俗表演之间的行为，相关的文化、公安等部门的监管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或执行难度。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信息传递不畅，监管力量薄弱，使得这些表演得以在暗中滋生和蔓延。
更深层次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例如，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使得人们在面对生老病死这些重大人生节点时，缺乏更健康、更富有文化内涵的仪式来表达情感和寄托哀思。当传统的仪式感日渐淡薄，而新兴的、甚至是被扭曲的娱乐形式填补了空白，就容易出现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局面。
因此，评价农村葬礼“脱衣舞”盛行状况，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为“低俗”或“道德败坏”。 这是一种复杂社会现象的表征，折射出农村社会在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传统习俗重塑等多个层面的挑战。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丰富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引导健康的文化消费，让人们有更多积极向上的精神寄托。
引导和规范丧葬礼仪： 提倡文明、节俭、庄重的丧葬新风尚，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丧葬文化，抵制低俗表演。
强化基层监管和执法： 加大对低俗表演的打击力度，净化社会风气。
加强公众教育和引导： 提高农民的辨别能力和道德素养，形成抵制低俗表演的社会共识。
关注农村群体心理和文化需求： 深入了解农民在丧葬仪式中的真实情感和需求，提供更符合时代要求的仪式选择。
总而言之，农村葬礼“脱衣舞”盛行，是多种社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理解它，需要我们具备更宏观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洞察，去探寻其背后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根源，并从根源上寻求解决之道，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谴责。
网友意见
为了吸引人嘛，可以原谅啦，形式嘛，有条件时尽量改进一下即可。
农村地区，生而不易，那么就更希望死后哀荣，人来世上就那么一遭，即便不能奢望永生、不朽，也希望保有最低微的一点点葬仪上的尊荣啊。
现代社会好多了，再卑微的白领一族，也会有机会在广大的世间看一看，走一走，都去过普罗旺斯闻过薰衣草，在古罗马行宫旁吃过大餐，也就不太在乎葬仪这个最低限度的人格尊荣了。
X | “脱衣舞”成“新民俗”？对乡村文化问题的根源研究
✪ 吕德文 |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乡土中国”、“八亿农民”，是中国的底色，也是基层治理的基础。物质水平提升了，乡村也有了更多文化需求。但据媒体报道，近年来，从过分奢侈的红白喜事，到脱衣舞表演，大量低俗文化悄悄渗透、日渐盛行于乡村。
本文基于调研观察，分析了这一“文化现象”。随着农村市场化转型，传统民俗逐渐失去传承，农村文化供给不足，一些具有足够感官刺激且极易传播的文化类型，开始占领文化空间。而在乡村的严肃仪式中，“热闹”也是必要一环，既是对严肃气氛的平衡，也为满足“主人”对气场、名声的追求。各种异化的文化产品，就在“图热闹”的需求中蔓延开来。作者认为，乡村并非没有礼义廉耻，只是忽视了内容本身的性质，也漠视了这种文化的危害。由于这些活动与严肃礼仪紧密结合，村庄的文化实践有其自主性，动辄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介入，需慎之又慎；而依靠乡村自身调节，又同样困难：一来传统村庄共同体已解体，村里很难有仲裁者；二来俗文化的后果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很难引起注意。长远而论，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重建积极向上的新乡村文化，去填补和占据文化空间。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尤其要率先垂范，带动形成良好风尚，才能真正营造健康、良性的乡村文化。
本文转自“经略网刊”，原题为“俗文化：基层治理的重大挑战”摘自吕德文著《大国底色：巨变时代的基层治理》，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俗文化”：
基层治理的重大挑战
2018 年暑假，笔者和同事在北方某地农村调研时，碰到了一场“脱衣舞”表演。同事是研究民俗的，虽听说过“脱衣舞”表演在一些北方农村盛行，却一直不太相信“真脱”；亲眼看见以后，大为感慨。一是感慨斯文扫地，“恶俗”泛起。为了活跃氛围，“脱衣舞”女郎在表演期间邀请观众互动——当然是荤段子连篇。五六十岁的农村大爷抱着脱得光光的 20 多岁小姑娘的大腿打情骂俏，要多俗有多俗。二是感慨乡间的歌舞团真是专业。同事小时候练过相声，有童子功。根据其经验，那几位“演员”的舞蹈素养真不算低。尤其是在跳钢管舞时，我俩都觉得甚是精彩，不自觉地鼓起掌来了——可见其专业功底之扎实。
▍“新民俗”的演绎逻辑
我们在村庄里走街串巷入户调查时，随处可见歌舞团的广告，可见红白喜事上请歌舞团表演甚为普遍。歌舞团在表演过程中穿插一些带“黄”的节目，包括荤段子、“脱衣舞”，亦是常规。据当地村民说，多年前公安机关曾严厉打击过“脱衣舞”表演，他们也收敛了一段时间；但这几年又沉渣泛起。可见，“脱衣舞”表演在乡间市场颇大，接受度极高，俨然成了一些农村地区的“新民俗”。
这个“新民俗”，应该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在村里面看的这场歌舞表演，无论是演员的专业素养、舞台、灯光，还是节目的编排，都带着浓浓的酒吧味。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各种夹杂着现代城市气息的文化产品大举进入农村。其背景是，随着农村的市场化转型，一方面传统的民俗活动渐渐失去了传承，农村的文化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民间艺术团队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也被迫转型。传统民俗虽有文化积淀，却不一定符合人们的感官刺激。而城市的文化产品却具有消费主义特征，不一定有文化积淀，却一定能够刺激感官，调动观众的积极性，并且城市文化产品往往与现代媒介相匹配，更适合工业化生产，更容易传播。其结果是，城市文化产品以“流行”之名义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最终占领了农村文化市场，歌舞团便是其中的典型。只不过，歌舞团表演一开始是以文化产品的面目出现的，它并不“恶俗”。恰恰相反，它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甚至嵌入到农村的传统民俗活动之中。
在农村地区，红白喜事向来是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一方面，红白喜事里传承已久的仪式具有教化和规范的功能。就我们的调研，红白喜事，尤其是白喜事，其仪式虽有略微变化，内核却未曾改变。丧葬仪式里的一整套规程，对于表达对逝者的尊重、亲人的悲痛以及内隐的社会教化（如祭文里对逝者的评价），仍具有现实意义。笔者曾访谈过一位农村礼生，据其所言，现在农村条件好了，却也出现了不少“乱了套”的现象。比如，逝者很可能是个好吃懒做者，“风评”很差，但为了照顾孝子孝女的面子，祭文就不能写得太差。再有，子女在逝者生前很可能是不孝子，在祭文里表达孝子的悲痛感，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如此种种，极为考验礼生的用词和写作功力，也表明仪式具有极强的规范作用。事实上，乡间常有舆论，说某某在其父亲在世时极其不孝，死后却装得像个孝子，真是丢人！当前，农村地区的结婚仪式已改变颇多，很多地方甚至流行西式婚礼，由婚庆公司提供“一条龙服务”。但是，农村里哪怕是最西化的婚庆仪式，亦传承了传统婚姻仪式的核心内涵。
婚庆仪式本身就是一种见证，需要将婚姻缔结双方之间的诚意、对父母的恩情等告知亲朋好友，具有严肃性。一般而言，礼仪的严肃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实践。观众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角色，而是起到见证的作用。
另一方面，婚丧嫁娶是村庄共同体内部的公共事件，为文化产品的展演提供了事由和场合。在操办红白喜事的过程中，为街坊邻居提供一场文化活动，是主人家出于“热闹热闹”，制造热闹氛围的需要，客观上又为村民提供了文化福利。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每个地方提供的文化产品不一样，甚至不同的事由也会提供不一样的文化产品。比如，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电影市场开始转入私人承包，国家的电影艺术也比较繁荣，在各种喜庆场合为村民包场放一场电影，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甚至于，很多村庄在村规民约中规定，犯了错误的村民为了表示道歉之意，得包一场电影请村民观看。一些地方在办嫁娶之事时喜欢请歌舞表演，但给老人做寿时，还是喜欢请地方剧团唱戏。甚至于，近几年广场舞兴起，无论婚丧嫁娶，都要请腰鼓队或乐队来表演一下，也算是制造热闹氛围的一种有效方法。可见，“图热闹”这个村庄文化实践，为各种文化产品提供了天然的场所。
由于仪式已经承担了严肃的教化功能，其他文化产品的主要功能便是制造热闹。恰恰是“图热闹”这个村庄文化实践，为各种异化的文化产品提供了表达空间。简言之，这一村庄文化实践，对观看者而言是“看热闹”，但对主人家而言则是“面子”，两者之间相互强化。正因为村民有“看热闹”的需求，主人家才可以通过吸引更多的村民参与而变得“有面子”，而正是主人家需要彰显自己的“面子”，才会想尽办法增加热闹的可能性。笔者和同事看到的“脱衣舞”表演，也可以说是歌舞团为增加“热闹”而设置的一个文化产品。
确实，无论是主人家，还是观众，都将此作为一个制造氛围的手段。在表演现场，舞台前的第一排都是未成年的小孩，他们蹦蹦跳跳，像是过节。他们看到“脱衣舞”女郎表演“脱衣舞”，还未知其中的内涵，竟鼓起掌来，一个劲地说“好好看啊，好好看啊”。一群老年大爷大娘坐在看台中间，甚是安静，或许他们只是将此作为一个“热闹”的文化产品，低俗与否或许是不重要的。反倒是村里的小年轻，躲在最后几排的角落里窥探着。他们一是不太好意思和自己的长辈混在一起娱乐，二是多少还有点不好意思。表演期间，主人家走向观众席发烟，面带微笑，甚是真诚、友好，看到这么多人来捧场，想来也是蛮高兴，觉得有面子吧。
这么看来，恰恰是村庄日常生活及文化实践的严肃性，为那些“图热闹”的文化产品大行其道提供了可能性。其基本逻辑在于，在严肃如仪式这样的文化实践中，因需要遵从一系列的礼仪要求，很难有区分度。也因此，其主要功能是进行村庄社会的整合。但村庄社会需要另一面，即在严肃之外，需要活泼。村庄既需要整合，又需要竞争，因此，礼仪之外，纯粹的“图热闹”也是必需的。在村庄的文化实践中，恰恰是“图热闹”使得村庄竞争得以彰显：放的烟花爆竹越多，越是热闹；舞台越大，越有排场；能够吸引眼球的文化产品越多，就越有面子。“脱衣舞”之类的文化产品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并不是村庄不存在礼义廉耻，而是村庄本身就需要这些看似俗气，却能够较好地制造热闹氛围的文化实践。
▍“俗文化”的社会基础
“俗文化”本身不是问题。在村庄文化实践中，也许从来就不存在只有严肃的大雅文化。只不过，任何一个健康的文化实践，雅俗之间都应有界限。一是在严肃的礼仪实践中，雅文化对俗文化会有天然的改造机制。在各地的民俗传统中，并不乏用意庸俗的文化实践，但它们多有改造，并被有机吸纳到礼仪中，成了寓教乐的文化产品。二是哪怕是“图热闹”，对低俗文化也应有底线。文化实践毕竟还是有公共性的，亦多少存在教化功能，因此，衡量文化实践的低俗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性。如“脱衣舞”等文化实践，早已超越俗文化的范畴，成为低俗的文化实践。原因是，这些文化是在村庄的公共场合，面向男女老少开放的，仅仅考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这种文化实践就应受到道德谴责。更何况，“脱衣舞”还明显涉嫌违法。
吊诡的是，如果说依靠礼仪的严肃性和历史传统的惯性，可以对俗文化进行吸纳的话，那么，在俗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则面临界限不清，进而产生异化的现象。笔者和同事碰到“脱衣舞”表演后，甚感震惊，就随手拿上手机拍照。结果，立马有一位组织歌舞表演的村民拿起话筒站在舞台中央喊话，语言甚是霸气。他说：“本村是文明村，犯法的事咱不干，请把手机收起来。否则，看你的手机硬还是我的拳头硬。”从这位村民霸气的表现看，他是村庄精英无疑。换言之，在当地村庄精英的认知中，“脱衣舞”表演已是常规，并不低俗。
客观上，当前的村庄已经难以对低俗文化进行自觉抵制。一是绝大多数村庄共同体已逐渐解体，村庄很难再有村庄规范的仲裁者。尤其是在村庄文化实践中，因其不会对村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哪怕是村民一时还难以接受，久而久之也会习以为常，村庄精英也会成为低俗文化的维护者。二是村庄的自我调节机制往往周期长、见效慢。通常而言，村庄的自我调节机制需要由特殊的村庄公共事件触发出来，而低俗文化很难制造事件。比如，“脱衣舞”长此以往，必定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会影响乡风文明，但这种影响却很难建立因果联系，也很难出现不良事件让村民警醒。因此，如果不对低俗文化加以干预，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它会自然成为乡间的“恶俗”，而不是自动消失。
从全国来看，低俗文化很有扩张的势头，只是每个地方表现不一样而已。有些地区主要表现为“脱衣舞”表演等公共文化活动，甚至于，前几年媒体还有过在丧事上跳“脱衣舞”的报道。有些地区则表现为封建迷信活动的泛起，一些地方的活死人墓、豪华墓地甚是泛滥。有些地方在婚礼等场合，表演如灰公醋婆等恶作剧，甚至还出现借机骚扰伴娘的现象。麻烦在于，这些低俗文化实践基本上都披着民俗或风俗习惯的外衣，是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并不进行常规治理的领域。
故而，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如何有效规制村庄生活和文化？客观上，村庄文化实践有其主体性，这恰恰也是村庄活力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运用行政和执法手段介入村庄文化实践，需慎之又慎。但是，当前的村庄早已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其自主调节机制越来越难起作用，放任低俗文化泛滥，必定会影响健康的村庄生活。当前，各地基层政府以乡风文明建设为契机，积极规制农村的低俗文化。比如，通过建立红白理事会，帮助村庄自我调节办事规则；通过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倡导新风尚。
从笔者的调研看，这些做法在全国各地农村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直接作用是，极大地降低了农民的人情开支，减少了浪费。事实上，农村文化实践从来不是自生自发的结果，而是文化供给和需求相匹配的结果。欲真正规制“脱衣舞”等低俗文化，不仅需要基层政府参与村庄文化的规制，从需求端堵住低俗文化的入侵，还要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文化实践，为农村供给更多更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在一些农村地区，农民自发成立的腰鼓队、乐队等逐渐占领了部分文化市场，这一现象具有启示意义。一句话，对于农村的文化实践舞台，若积极健康的文化不去占领，低俗文化就会去占领。
本文转载自“经略网刊”公众号，原标题为《“俗文化”：基层治理的重大挑战》，选自吕德文著，《大国底色：巨变时代的基层治理》一书。
©“本文转自【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已授权。文化纵横——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
传统葬礼本就有民间地方曲艺项目，原生态曲艺本就是带点黄色的。
你看到的脱衣舞，只是这种曲艺的变体之一。一部分曲艺明清近代经历士绅化，变得高雅了，比如京剧，昆曲，越剧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种，很多承载了忠孝节义等更为正统的教化功能。
另一部分则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伴随着乡村的凋敝变得更加粗俗了，或者可以叫“光棍化”，完全是用来纾解乡村男性的食色性也的精神需求，比如大概以豫剧为基础的，爱唱扒灰，小姨子，表妹题材的“皖北小调”。
脱衣舞，就是后者的极致表现。曲艺形式已经荡然无存，而代之以现代的野生流行音乐与女郎艳舞，在葬礼上助兴，本质是让乡村的留守老人，寂寞光棍和单身青年借助白事这个习俗名头聚拢，愉悦一下身心。
这种脱衣舞，也不是全国乡村都有，大部分集中在华北旧黄河水患区，也就是皖苏鲁豫交界的传统黄泛区，以及豫鲁冀交界的黑龙港区域。
这一片也是豫剧，皖北小调比较流行的区域，很可能经历了“豫剧—＞皖北小调—＞脱衣舞”的演化过程，至今，这一带的这类白事脱衣舞表演团队，依然叫“唢呐班”，可以看出一点传统曲艺的痕迹。估计除了跳艳舞，也会吹吹打打，唱一唱豫剧形式的小调，内容就不好说了。
附录1:2015年记录鲁南村庄的《喜丧》中关于葬礼艳舞的情节（似乎没脱，只是唱黄段子）
附录2：相关新闻：
邯郸
临沂
阜阳
宿州
亳州
宿迁
徐州
连云港
安阳
没想到在我国某些农村地区，他们的葬礼习俗比坟头蹦迪来得更加硬核，竟然在亲人丧礼上请人来跳脱衣舞，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
一边是逝者家属披麻戴孝哭天抢地，一边是脱衣舞娘扭动腰肢绰约多姿，来出席丧礼的亲友不知道是出于悼念还是出于性欲这种看似魔幻现实的场景，却早在八十年代的台湾就开始出现了并流行至今。
85年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小镇，一位“孝子”想在父亲下葬前再尽一次孝道，考虑到父亲在世的时候又好这口，于是他请了几个脱衣舞娘在父亲灵堂上跳舞，有不要钱的艳舞看，来的人自然是一坨接着一坨，这个丧礼办得倍儿有面！
一传十，十传百，这又能看脱衣舞，又能吸引更多吊丧的人，还能卖孝子人设的法子，迅速风靡了富裕的台南乡村。
而当时的脱衣舞供应链被台湾的各个黑帮势力掌控着，殡葬业加脱衣舞产业这个空前绝后的商业模式可把他们给乐坏了，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去世，每场丧事都来段脱衣舞岂不是挣到盆满钵满？
实际上，1993年的台湾，在三分之一的丧礼上你都能找到脱衣舞娘的身影，丧礼加脱衣舞这个突兀的组合逐渐成为台湾宗教和民间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为了心安理得地接受，甚至给它套上了“合乎情理”的外衣。
“在阴间那头老的鬼魂会欺负新的鬼魂，请人来跳脱衣舞是想让这些小妞吸引老鬼魂的注意力，那样逝者的鬼魂融入新的环境就能容易点啦。”
“阴曹地府那些低级的牛鬼蛇神都是之前死去的鬼魂，会记得生前的喜好，所以打点他们的方式也得与时俱进了，烧香烧纸这些都过时了。”
虽然台湾当局一直在打压这种所谓的习俗，但还是屡禁不止，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前年，嘉义县的议长董象去世，他家属找来50辆吉普车，每辆车上都有一个穿比基尼的舞娘跳钢管舞为逝者摇臀送行。
对死者的尊重是以人群规模，费用和分贝来衡量的，这个观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扎根在我们脑子深处，丧礼上免费的脱衣舞表演能带来的也正是这些。
大陆丧礼上的脱衣舞表演也正是从台湾传进来的，早在06年央视的报道就曾曝光这种淫秽色情的丧礼风俗在江苏东海县风行，15年文化部也通报过两起葬礼淫秽表演案件，分别在在河北邯郸和江苏沭阳。
其实远不止这些地区，在很多省份的农村地区脱衣舞表演都及其盛行，而且不局限于丧礼，只要是红白喜事，逮着机会就得请歌舞团来表演，让父老乡亲们乐呵乐呵，有些甚至是村政府官方组织的。
傍晚七八点歌舞团的表演刚开始，先是很正常的劲歌热舞，这些是老少皆宜的合家欢剧场，但真正门儿清的大老爷们必定会杵到最后，因为夜深时分，等到女人们抱着小孩回去睡觉那会，带荤腥味儿的好戏才真正开场。
“记得小时候经常有这种，尤其是办三周年忌日的时候，各种脱衣服，恶俗的还有当众小便，前排的人还能伸手去摸，好戏一般都放在后面，夜里十一点之后。有钱人家请三班人马比赛，谁的呼声高还有奖金，表演的人当然是使劲脱啊。”
“我待在郑州中牟县那边的时候看过一次，八个美女两个戏台，边表演边脱，一丝不挂，还把胡萝卜黄瓜啤酒瓶，鸡蛋往X里面塞，看的鸡儿硬邦邦…”
脱衣舞娘是很多下乡歌舞团的标配，随着电视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从前的地方戏，相声小品这些传统把戏对人们的吸引力已不复存在，歌舞团不得不用这些烂俗的东西来维持生计。
可别以为跳舞的都是些肤白貌美的妙龄少女，大多数的舞娘都是扑满了粉极力掩饰皱纹
三十大几身材走样的中年妇女，可那又怎样，昏暗灯光下舞台上晃动着微垂的乳房，足够让台下的观众口水涟涟了。
随手打开个科学上网工具，再点击几次鼠标就能宣泄欲望的我们，是很难以同理心去揣测除了最传统的方式外根本无法接触到其他性材料的那些遏抑在生理渴望下的人的想法。
我们所嗤之以鼻的丧礼上的脱衣舞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关注公众号：529D实验室
在我们倒闭或者被封之前
麻蛋，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还挺带感的吗？哪天老子挂了你们一定给我来一套，太特么朋克了！
说点跑题的
之前在南疆偏远封闭自然村里，有些非法教士干涉村民的婚葬活动，婚礼反对高兴的亲人唱歌跳舞，葬礼反对悲痛的亲人哭丧，婚葬礼都反对烟酒上桌。这次去极端化运动把这些通通纳入极端犯法领域内打击。
我对去极端化的理解是不允许任何人借宗教或民族或者其他的名义去干涉或贬低别人合法生活，不能因为你或部分人的喜欢和不喜欢去攻击他人的合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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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这位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他的评价历来复杂且充满争议。要详细评价彭湃，需要从他的出身、思想、行动、成就以及其局限性和争议点等多个维度来审视。一、出身与早期经历：革命的种子在富裕家庭中孕育彭湃出生于广东海丰县的一个显赫的士绅家庭，祖父彭绍升曾任广东按察使，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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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它触及了艺术市场、艺术家价值、创作动机以及我们对“艺术”定义的理解等多个层面。农妇200元的“作品”与周春芽500万+的“大作”放在一起PK，本身就带有一种戏剧性的张力，也足以引发我们深思。首先，我们得清晰地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PK，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较量，而是两种截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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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仁健部长提出的“明年总的考虑是稳口粮、稳玉米、扩大豆、扩油料”这个思路，是站在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大局下的重要战略部署。要评价这个思路，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去理解其背后逻辑、潜在影响以及可能面临的挑战。一、 核心逻辑与时代背景：为什么是“稳”、“扩”？这个提法的背后，是对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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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心杯，中国围棋的“大考”，每一次都牵动着无数棋迷的心。而芈昱廷这次在农心杯上的表现，无疑又是一场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与其说是一场棋局的胜负，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坚持、失误、以及“反反转”的精彩演绎。“逆风翻盘”的序曲：从连胜到关键一战农心杯历来是中国队最难以逾越的关卡之一，尤其是面对韩国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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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农村部通报的“22省份发生87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总体可控”这一信息，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进行解读和评价。首先，让我们来理解这份通报的几个关键信息点： “22省份”： 这个数字说明非洲猪瘟的蔓延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中国幅员辽阔，农业布局分散，22个省份出现疫情，意味着病毒已经突破了最初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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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农夫》这篇写给杨超越的手记，从编导的视角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他们在节目制作过程中对杨超越这个年轻艺人的观察和情感投射。这不仅仅是一篇关于节目人物的介绍，更像是一次真诚的对话，试图去理解、去记录、去表达对一个人的复杂感受。首先，手记的基调非常值得玩味。 它没有用那种过于官方、套路化的溢美之词，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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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农场》，又名《动物庄园》，乔治·奥威尔写于1945年，是一部充满洞见的政治寓言小说。初读时，它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一群动物推翻了压迫它们的农场主，试图建立一个平等美好的社会。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尤其是猪的崛起，我们逐渐看清了隐藏在表面的荒诞与残酷。这本书最令人称道的地方在于它的深刻寓意。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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