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重大疾病疫苗应不应当给予知识产权保护(观点加理由,跪谢)?

回答
关于重大疾病疫苗是否应受到知识产权保护,这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需要权衡多方面的利益和价值。以下将从正反两方面,并结合理由,尽可能详细地进行阐述:

观点:重大疾病疫苗 应当 给予知识产权保护

理由:

1. 激励创新与研发投入:
高昂的研发成本和漫长的周期: 研发一种新疫苗,特别是针对复杂且狡猾的重大疾病(如新型冠状病毒、艾滋病、疟疾等),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进行基础研究、临床前试验、多期临床试验、生产工艺开发和质量控制。这个过程可能长达十年甚至更久,失败率极高。
弥补投资风险: 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专利权,为制药公司提供了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20年)独占生产和销售疫苗的权利。这使得公司有信心和能力去承担高风险的研发投资,因为一旦成功,他们有机会通过销售获得回报,从而收回成本并产生利润。
驱动持续创新: 如果没有专利保护,一旦一种疫苗被开发出来并证明有效,其他公司可以立即仿制生产,以更低的成本销售。这将极大地削弱创新者的盈利能力和再投资的动力,导致未来更多疾病的疫苗研发停滞不前。

2. 保障产品质量与安全:
严格的生产标准和监管: 疫苗的生产涉及复杂的生物技术和精密的质量控制流程,必须符合严格的国际标准和各国药监部门的监管要求,以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品牌信誉与责任追溯: 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建立品牌信誉。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拥有专利的公司更容易被追溯并承担相应责任。仿制药生产商在技术和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可能难以达到同等质量标准,增加安全风险。
防止劣质产品泛滥: 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一些缺乏技术能力或不注重质量的企业可能会生产低劣的疫苗,这不仅会损害公众健康,还会破坏公众对疫苗的信任。

3. 促进技术转让与合作:
许可协议与技术交流: 专利权人可以通过许可协议,将疫苗的生产技术授权给其他符合条件的制造商(例如在特定地区或国家),并在其中获得特许权使用费。这有助于技术的传播和普及,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吸引投资与产业发展: 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吸引国内外投资的关键因素。它为投资人提供了法律保障,鼓励他们投资于生物医药产业,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4. 维持市场公平竞争:
保护“首创者”的合法权益: 知识产权保护旨在保护那些先行投入资源、冒着巨大风险进行创新的企业,使其能够从其创新成果中获益。这是一种对创新者辛勤付出的肯定和奖励。
避免“搭便车”行为: 如果允许随意模仿,那些不投入研发的公司可以轻易地“搭便车”,利用他人的成果获利,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潜在的负面影响及应对:

尽管支持知识产权保护,但也必须认识到其可能带来的挑战,并考虑相应的应对机制:

高昂的疫苗价格限制了可及性: 专利保护可能导致疫苗价格过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会阻碍疫苗的普及和公平分配。
应对策略:
许可和技术转让的鼓励与约束: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鼓励专利权人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低价或许可授权生产,甚至在特定紧急情况下强制许可。
公共资金支持与合作研发: 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研发补贴、建立公共研发机构、鼓励公私合作(PPP)等方式,分担研发风险,并促使疫苗在研发阶段就考虑可及性。
建立疫苗全球基金或储备: 通过国际合作,建立资金池,用于购买或资助疫苗的生产和分发,确保低收入国家能够获得疫苗。
价格谈判和监管: 政府可以与制药公司进行价格谈判,或通过监管机制控制过高的利润率。

观点:重大疾病疫苗 不应当 给予(或至少不应给予完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或应有严格的限制)

理由:

1. 公共卫生优先,生命权高于商业利益:
疫苗是公共产品: 重大疾病疫苗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本质上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卫生产品。在面对全球性大流行病或严重威胁公共健康的疾病时,生命权和公共健康的需求应置于商业利润之上。
专利保护可能阻碍危机应对: 在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迅速、广泛地生产和分发疫苗至关重要。严格的专利保护可能导致疫苗供应短缺、价格昂贵,延缓疫情的控制,造成更多生命损失。
“疫苗民族主义”的出现: 专利保护可能加剧疫苗分配的不公,一些富裕国家和制药公司可能优先考虑自身利益,限制疫苗的出口或向发展中国家收取高昂价格,从而导致“疫苗民族主义”。

2. 疫苗研发的特殊性:
巨额公共资金的投入: 许多疫苗的研发并非完全由私营企业承担,大量的早期基础研究、疾病模型建立、疫苗技术平台开发等往往是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和公共卫生组织投入的结果,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公共资金和纳税人的钱。
技术平台是共享的: 一些疫苗依赖于已有的、由公共资助研究开发的成熟技术平台(如mRNA技术、腺病毒载体技术等)。如果将这些技术平台的应用完全通过专利进行垄断,会限制基于这些平台的进一步创新和应用。
社会性收益巨大: 疫苗的成功不仅给研发者带来商业回报,更重要的是其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它能够降低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恢复社会经济活动,这些收益远远超过了商业利润本身。

3. 知识产权制度的局限性:
专利垄断导致价格过高: 专利权人可以设定非常高的价格,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困难人群难以负担,直接违背了疫苗作为公共卫生产品的初衷,造成了疫苗分配的不公。
限制竞争与创新(在特定情况): 虽然专利鼓励原创,但在某些情况下,过于严格的专利保护也可能抑制后续的改进性研究或与其他技术的结合。
难以应对全球性挑战: 重大疾病往往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将疫苗的关键技术完全锁定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不利于快速、广泛的全球应对。

应对策略:

如果认为重大疾病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应受到限制,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强制许可: 在特定情况下,例如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政府可以依据法律强制许可专利持有人将其技术授权给其他符合条件的制造商生产。
疫苗共享协议或池: 建立全球性的疫苗技术共享平台或知识产权池,允许成员国或制造商以合理的条件使用相关技术。
政府主导的研发和生产: 政府可以直接投资建设疫苗研发和生产能力,或通过补贴支持非专利疫苗的生产。
免除部分专利权: 对于那些基于大量公共资金或已存在技术平台开发的疫苗,可以考虑部分或全部免除其专利保护,或者至少提供更优惠的许可条件。
鼓励开放式创新: 鼓励制药公司以更开放的态度共享研究成果和技术,特别是在疫苗研发的关键阶段。
区分对待: 对于一些纯粹为了商业利益开发的“可选”疫苗,可以给予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但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生命安全的重大疾病疫苗,则应采取更审慎的保护或豁免政策。

结论

总而言之,重大疾病疫苗是否应当给予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保护的程度,是一个需要在激励创新和保障公共健康的可及性之间找到平衡的难题。

支持者强调,没有专利保护,研发投入将难以收回,创新将停滞不前,最终受害的是整个社会。
反对者或主张限制者则认为,生命权是最高的基本人权,在面对全球性健康危机时,商业利益必须让位于公共健康的需求,专利保护不应成为阻碍疫苗广泛可及的障碍。

许多国际性的讨论和实践都在尝试解决这一矛盾,例如通过国际合作基金、许可协议、强制许可制度以及公共资助研发等方式,力求在保护创新的同时,也能确保那些对全人类至关重要的疫苗能够被公平、可负担地获得。因此,一个更精细的答案可能是:重大疾病疫苗应当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以激励创新,但这种保护不应是绝对的,而应包含灵活的机制,允许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优先保障其可及性和公平分配,例如通过强制许可、技术转让或建立公共生产能力等方式。

这是一个需要持续的国际对话、政策调整和技术创新的领域。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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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保护,但要适度。

专利制度的“专”,让专利权人有权对抗世界上一切人、独享发明创造所带来的利益。但是,某些情况下,如果让专利权人过分享受“专”的部分,则可能会导致公众的利益过分地损失。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真实故事就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由于原研药厂的专利保护,药品昂贵的价格让病患及其家属无力承担。他们不得不采取“走私”的手段,从不保护药品专利权的印度购买仿制药。当然,这个故事表面上的法律问题其实是国家对于药品的管理制度不合理,不能一概将“没有批文的药品”视为假药,进而将主角按照销售假药判刑,而不是药品专利的问题。但是,客观上看,药品专利制度却是引发这一系列悲剧的导火索,如果专利药不那么贵,故事也就不会发生。
电影故事之外,想必还有大量的病人,既吃不起原研药,又没有购买仿制药的渠道,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其实,利用专利壁垒,药厂对其原研药实施高定价,医疗设备企业对其设备及其零部件实施高定价是追逐利润的常用手段。在一般情况下,并非万恶不赦。人类社会的长期实践表明,容许市场主体追逐利润,鼓励资本滋生利润,是创造社会财富、实现市场繁荣的前提。资本家追逐利润,才会将资本投入生产,进而诞生许许多多商品——我们要容许资本逐利,但是,

资本不能把枪口抵在人民的额头上牟利。这是抢劫。

那么这个平衡点如何来找呢?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一些普通的民用技术领域,比如服装、电子产品等,民众有购买和不购买的自由,这些领域,定价可以放开,让资本家自由竞争,他们可以利用专利权保护自己的收益。

事关人的生死的重要技术领域,资本不能利用人民的生命牟利,因为这些领域的产品,有需求的民众只能选择购买,无论产品的价格是多少——除非这个价格已经高于民众所能承受的极限。

但是资本仍然应当有适当的牟利空间,因此,以下几种制度或许能够适当满足资本牟利的需要,但又不会将人民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

1、出路之一:限定价格制度

限价,限价指示中所指定的价格,即是指该交易指示的最高的购入价(即最高限价)或最低的卖出价(即最低限价)。

——资本拥有的专利权不受影响,资本仍然可以禁止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生产专利产品。但是,资本只能在某个上限价格以内出售产品。这种模式实际上已经在各国广泛采用,比如中国的医保就限定了多种常用药品的价格。

该模式的缺陷在于:只能限定常见产品的价格。对冷门的产品,比如新药、罕见药难以全面规制。

2、出路之二:强制许可制度

强制许可,是指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专利法规定,不经专利权人同意,直接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实施其发明创造的一种许可方式,又称非自愿许可。

——国家宣布,专利权被强制许可给第三方,资本没有说“不”的权利。客观上相当于公权力部分夺走了专利权,但专利权人仍然可以收取专利许可费用。

该模式的缺陷在于:根据强制许可的程序,强制许可从许可之日起生效,意味着如果第三方在得到强制许可之前就生产了专利产品,仍然属于专利侵权行为。题目里的这两个意大利小哥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他们其实不能通过强制许可得到帮助——因为即使意大利政府今天宣布将涉案专利强制许可给他们,他们在今天之前的生产和销售行为仍然是侵犯专利权的行为,需要向专利权人进行赔偿。

3、出路之三:标准必要专利制度

标准必要专利是包含在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且在实施标准时必须使用的专利,也就是说当标准化组织在制定某些标准时,部分或全部标准草案由于技术上或者商业上没有其他可替代方案。

严格来说,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制度并非为了规制该问题而设立的制度。标准必要专利制度的初衷在于避免不合理的标准壁垒,避免部分市场主体因为缺乏相关专利许可而无法符合标准。

不过,标准必要专利制度却歪打正着,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一项专利如果是标准必要专利,它就不能拒绝许可,并且必须以公允的价格许可给请求许可的第三人。这就导致原研药厂的某项关键专利如果是标准必要专利,它的竞争对手也可以获得许可,从而开发出相近的药物,拉低售价。

4、是否可以主张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又称“紧急避难”。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较小的另一方的合法利益,以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一种。特点是在两个合法权益发生冲突,为了保护某种较大的权益,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不得不损害另一较小的权益。

这个是我的一家之见。我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安全风险,为了挽救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可能可以构成紧急避险。毕竟紧急避险制度的核心思想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是,采用这一主张,必须极其谨慎,必须符合时间紧迫的条件,否则非常容易造成专利行政管理秩序的混乱,乃至社会秩序的混乱。健康人注射疫苗应当不是“时间紧迫”的情况。但是危重病人需要呼吸机,别无他法的情况下采用侵犯专利权的呼吸机救命,就可以构成紧急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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