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治国的起源是什么？核心又是什么？

工程师治国的起源是美帝国主义。工程师治国的核心是赶英超美。

每当中国觉得自己取得了一点成绩，开始翘尾巴的时候，历代美帝大统领都会仿佛听到了大洋彼岸的声音，制定对华制裁清单。

美鹰：我要制裁你！
TG：啥意思啊？
美鹰：啥意思，就是发现你最近有点偏科。这几个技能树要点了。真让人操心啊！
TG：哦。

你以为这是制裁清单。不，这是衡水中学的错题本。这是查缺补漏的问题总结。这都是爱❤️啊！！

手动比心。

英国学者洛伦·R·格雷厄姆认为“科学与国家，或知识与政权之间的不断变化和互相矛盾的关系”是俄罗斯和苏联社会的一个特色问题。尽管科学家和国家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但科学与政权当局之间却“一直充满着戏剧性的斗争”，并认为“问题的根源是，一个国家既想实现现代化，又要维持独裁统治时，与之俱来的矛盾”。^[1]

1921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当局开始任用从旧政权接收过来的“资产阶级专家”，执行有戒备地信赖的合作政策。当局与科技和知识界的走近，一度使人们开始设想国家与科学和知识界联合的可能性，甚至可以形成一种“专家主政”。这种思潮在当时也同样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一战期间所有参战的工业国政府都采取了统制经济的措施，这大大提高了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的地位，一些人呼吁在和平时期也应创造一种更为合理的经济管理模式。在美国，甚至有人提出要“把政权交给工程师”。^[2]

在苏联，矿业工程师彼得·帕尔钦斯基成为专家治国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工业规划纲领注重合理性，主张用公开与合理的方法处理每一个问题，认为影响工程决策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的资料”，但同时也对工程师的自主权和大范围的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认为工程师应该成为一个“主动的”经济与工业规划人，提出经济在什么地方和应当用什么方式发展。^[3]不过，这种主张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显然无法实现，斯大林并不信任革命前培养出的工程师。他对工程师的社会功能的认知是“生产的组织者，不是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照命令来干……不能想象科技知识界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因此以帕尔钦斯基为代表的“专家治国论”遭到严厉镇压，被批判为“意图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的工业党”，帕氏本人被秘密枪决，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中的专家治国论者及其他几千名工程师被捕，并关进集中营。“专家治国论”的式微使人们认识到当局不允许工程师提出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4]

不过，斯大林并不排斥技术专家。1935年5月4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总结了“技术决定一切”这一旧口号的背景和作用。他认为“为了把技术运用起来并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有掌握技术的人才，就需要有能够精通并十分内行地运用这种技术的干部。没有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是死的东西。”^[5]并提出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旧口号，因为“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源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6]但斯大林时期工程院校培养新一代工程师的重点是专注于科学技术，学科划分细致、专业，强调应用性，人文与社会科学素养的培养相对薄弱，也影响了工程专家的发展视野，如果考虑到苏联高级领导都有技术专业教育背景，这种狭隘技术教育对其知识结构、管理方式和政策倾向的影响就更为深远。^[7]

参考

1. ^ 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5-176页。
2. ^ 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第178-180页。
3. ^ 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第180-181页。
4. ^ 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第182-184页。
5.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1页。
6.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73页。
7. ^ 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第186页。

可以读一读港中文三十书系的这本，我粗略翻过，非常好的视角。

非常有趣的是，在中苏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掌握中国权柄的是军人和工农干部。待到中苏矛盾激化期间，军人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在革命热情最高涨的时代，工程师被列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成为贱民。反而是在中美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及其后继的90年代，具有鲜明的苏联特色工程师治国现象开始出现。

消灭阶级差别和技术专家（所代表的的理性）治国，是共产主义愿景的两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两个部分其实又是矛盾的。如何做出抉择，是共产主义实践当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多的就不写了，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这本材料。

冒死回答一下“工程师治国”，先看别人家怎么看。首先是深深地怀念。

然后是“好棋”！

但实际上，只给了毛治国13个月。13个月，治毛线个国？所以，工程师治国，无论对于美国、英国、还是台湾和大陆，都很难是个常态。这个人性有关，只不过我们的中国文化更强化了这个效果（不展开了，得罪太多）。

我只说一下历史事实。

建国以来，一直是“南下干部”，后来文革时期，这都谈不上“工程师治国”。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当然不是工程师。真正开始“工程师治国”要过了30年一代人的领导时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工程师治国”的。而真正启动“工程师治国”是小平同志。因为组织内部的升迁的组织选用原则，是由邓公主导拍板确定的。

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定：“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

这就是我们共和国“工程师治国”开始时间，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始。

必须要牢记一个历史事实，工程师治国的时期不长。

治国意味的权力，“干部四化”的组织条例客观上对文人和秘书们不利，但文人是掌握舆论的。所以，整个90年代，社会一直有对“工程师治国”的颇有微词，百姓静静的被文人洗脑了10年。只要把经济和法律，挤入“知识化、专业化”即可。恰巧，墨客们有这样的权力。

直到本世纪初，

到了，2009年《聚焦“60后”省长：将改变“工程师治国”的局面》 2009年03月16日

转型完毕以后，工程师会和以前文人一样，受到排挤吗？这需要全社会的回答。当人民富足了，觉得工程师从政受到排挤也没啥，那也是人民的选择。或许，让人民富裕，工程师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理工学生，尤其是我们工科生，总有一个幻觉，那就是自己会一个技术，那么就能在所有方面吊打文科生。我们总觉得，文科生们学习的东西无非是死记硬背，无非是人人都会的东西。

包括当领导，包括治理一个组织、地区、乃至国家，都不如自己脑袋里的那点“技术”强。

而事实上，这些瞧不起文科生的理工科学生们，（包括曾经的我），并未真正地去了解多少所谓”文科生们“学习的内容。

我们觉得：历史有什么用，背一个个日期人物事件有啥意思。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历史本质上是一次又一次的周期律，每一个历史上真正的王者无不是熟读历史，包括教员。我们在自己生命中每一次没有跟上时代，也能从无数的历史史实中找到踪影。

我们认为：学外语有什么用，一个谷歌翻译加上查一查字典不就搞定了？然而，我们连China Daily都看着一头雾水，遑论外媒的严密而长篇累牍的社论。我们错过的是外语吗？不，我们错过的是世界上其他精英的思维方式。

我们一厢情愿：文科不讲究逻辑思维。咳咳，法学生发来了满头问号。而我自己后来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我们觉得最没用的贸易、经济、管理学科的通用基础课），不断被一个个逻辑缜密的数学模型所震惊，这也是我彻底顿悟我自己的错的起点之一。

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也不想一一枚举。

@盖因斯iFortune 妹子的回答已经非常好了，我没必要班门弄斧。

但是，你们想一想，别人花了十年时间，甚至一辈子时间去揣摩和研究的学问，我们仅仅凭着几十小时不到的相关领域阅读量就能超过吗？

当一个国家在百废待兴中起来，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而国内的高学历者非常有限的时候并几乎都是工程师的时候，让工程师治国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因为这个国家只有，也只能从这些人中找最聪明的人去兼任治国理政的重任。这才是工程师治国的核心原因。

而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工业国了，最高的时候每年有60%的毕业生是工科生。大量的工科生毕业只能去工厂干比工人好一点的活。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不需要在工科生里选拔官吏了。业术有专攻，让真正花费了大量时间历经的人去干他们trained to do的事情，不是应该的吗？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就应该是将财富创造者与分配者路径分清楚的制度。比如，学工科在工厂创造财富，学文科在政策领域分配财富。

我们先瞧不起人家，然后再抱怨为什么现在不让工程师治国了，这是自己狭隘而线性的思维的final seal.

“工程师治国”这个现象，在中国漫长的5000年历史中，只是非常短暂的特殊现象，持续时间不过几十年而已。

并且从当前的局势看，“工程师治国”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并且逐步回归到“文人治国”这一我们坚持了数千年的经典治国道路上去。

@盖因斯iFortune 在回答中对于这一变迁讲的非常透彻。

中华文明，泱泱五千年。维系我们这一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是历代先贤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这是我们文明之所以存在的基础。

公元前3000年左右，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开始形成；
公元前2070年左右，第一个世袭制的统一政权夏朝建立；
公元前17世纪，甲骨文已经出现。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有着较严密系统的成熟文字。
甲骨文的记载，明确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迄今已有3700多年。
正是因为有了文字系统的成熟和广泛使用，才使得中华文明的历史谱系得以追溯，也使得中华民族从文明源头处逐渐积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得以代代相传。
公元前1000年左右，《诗经》中最古老的部分——《周颂》和《大雅》已经产生。
《诗经》产生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定型的时代，不仅文学形式从此定型，而且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从此定型。
公元前600至300年间，中华文化迎来了自己的“轴心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易》《诗》《书》《礼》《春秋》《老子》《庄子》等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典籍都在这个时期出现。
这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奠基时代，这个时代的先哲们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这个时代的著作成为后世代代相传的经典，中华文明的思想版图由此形成并延续至今。
这些构成中华文化基本框架和特质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基本典籍，就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并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两千多年。

隋唐之际，科举制度诞生。从此，读书、科举、做官，成为历朝历代选拔官员的最主要方式。此后的大一统王朝如唐、宋、明等，其主要执政者均为文人出身，文人治国成为古代社会的主流。

文人的巅峰时代是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充分吸取了唐朝亡于藩镇、五代十国战乱的经验教训，杯酒释兵权，限制武将权利，并给予了文人士大夫阶层极高的权力地位。

宋太祖赵匡胤去世时，留下三条遗训：

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从此之后，宋朝历代皇帝优待士大夫。宋太宗极为重视选拔人才，对于有能力的官员并不需要从低开始做起，一旦发现有能力，便任用于高位进入国家权力中枢，这就使得了文人治国的实际性有了大大增加。

关于宋朝文人的地位，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这次对话发生在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的一次廷对上，参与者有宋神宗赵顼、枢密使文彦博、宰相王安石等。

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

文彦博敢在廷对上，当着皇帝的面说出天下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这种话，并且皇帝也没把文彦博怎么着，足以证明宋代文人阶层至高的地位。

北宋时，神童汪洙作有长诗《神童诗》一首，其中金句颇多，摘录几句：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

与地位崇高的文人相比，中国古代的工匠阶层地位就差的太远。

管仲在《管子·匡君小匡》中写道“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其原文中士农工商为并列关系，并没有分出尊卑。

但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统治者需要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阶层，且士要在最前面，以体现士人阶级的特权和地位，农则紧随其后，体现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工匠在古代并不受重视，所以还要排在农后面。而商贾在奉行重农抑商的古代，自然只能排在末位。

明代科举考试时，家庭成分有官籍、民籍、军籍、监籍、灶籍、匠籍之分。明代工匠社会地位低下，把罪犯家属籍充为匠几成惯例，造作工役，以囚人罚充。

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家中必须有人习匠，手艺世代相承。

除了建造故宫的蒯祥、建造永寿宫的徐杲之外，鲜有出身工匠而做官的案例。工匠作为一个阶层而言，从来就没有真正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舞台上唱过主角。

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国家对于工业人才有着极大的需求。同时，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体制，也培养了大量懂技术、懂生产、懂经济的理工科人才。

在那个农业人口占比超80%，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并且没有公考的年代，在城市中、工厂中工作的工程师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于国家政治体系而言也是极好的知识人才来源。从众多国有企业工程师群体中选拔公务员，无疑是一种非常高效的人才选拔手段，并且工程师群体也非常符合当时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需求。

正是这样一段特殊的历史，造就了一大批出身工科专业，从钢铁、机械、航空航天、石油、建筑、矿山类国企中脱颖而出的高级官员。

但一段特殊历史，随着公考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已经走向结束。

• 1989年，原人事部在监察部、审计署等6部门进行公务员考试录用试点，当时叫做“国家工作人员录用考试”。
• 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正式颁布。
• 2000年公务员考试开始考查《申论》这一科目，笔试部分由《公共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组成。
• 2002年开始，国家公务员考试只考查《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

随着“40后”、“50后”官员的退休，“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开始走上舞台，这批高级干部中，文科出身的干部占比已经超过了理工科出身的干部。

统计发现，在158位获得学位的省部级官员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有97人，占比61.39%；理工科学位获得者61人，占比38.61%。
这说明，“工程师治国”的时代渐渐过去，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领导干部群体崛起，这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趋势。
在97位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中，管理学学位获得者最多，为39人，占比40.21%；其次是经济学学位获得者29人，占比29.89%，而法学学位（包括法律、政治学等专业）获得者有19人，占比19.59%。经济、管理、法律知识与中国国情和发展所需相适应，因此拥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官员脱颖而出。

就公考本身而言，专业偏好也更多的向法律、金融、经济、中文、管理类倾斜，理工科仅有计算机、统计等少数专业受欢迎，而机械、土木、材料、化工等大部分传统工科专业岗位要少的多。

这一现象足以证明，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需要具备人文社科背景的人才，辅以计算机、统计等现代理工科人才。对于传统工科类人才的需求相对较少。

总而言之，“工程师治国”这一现象是我国进入工业化时代顺应经济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并非属于常态。

随着社会发展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进入成熟稳定期，“工程师治国”这一特殊时代现象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符合中国数千年来政治传统的“文人治国”将重新回归，人文社科背景的人才更加符合当下以及未来社会稳定治理的需要。

希望考公进入体制内的你，明白应该选什么专业了吗？

看了 @盖因斯iFortune 的回答感慨万千。我决定从国务院机构变迁的角度看一看。

1965年，中国急需快速实现工业化，在国务院中设立了大量工程师部门，大量工程师以此为阶梯，进入中枢机关与核心领导层，开创了工程师治国的时代。

狭义工程师部门有：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到第八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水利电力部，建筑工程部，建筑材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共18个部门。

如今，狭义工程师部门仅剩工信部一个独苗。中国的工业化任务也基本完成。工程师治国的时代悄然落幕。

8.1补充：

很多人强调苏联的影响，“从苏联引进苏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顺带把苏式计划经济的专家霸权引进了”。在我看来这要分开看，政企不分的计划经济体系、一大堆XX工业部，确实是苏联影响。但至于所谓的“专家霸权”，就有点生搬硬套了。这方面，新中国和苏联的区别非常大。

苏俄成立的时候，苏共只有三十几万党员，是一群左翼知识分子+工农兵骨干的政治社团，连正规武装都没有，也没有独立自主且长期地组织运作过政权，革命成功后必须大量接收旧帝国的技术官僚甚至军队系统。相较之下，中共在1949年10月已经有448万党员，控制着几百万人的自己一手创建的军队（战争结束后意味着大量的复员军转干部），有着在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执政”的长期经历（丰富的治理实践经验），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国家机器架构（当然建国初期出于统战需要，让出了很多技术部门的高级职位给党外人士），接管并充斥了大量的部门。而且旧中国基础很差，一穷二白，技术官僚、技术专家的体量远小于沙俄（还被台湾分流了一大批），更支撑不起所谓的“专家治国”，可以说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是鲜明的“党领导一切”。甚至很多现代化、工业化的部门，本身就是党一手创建的（很多部门的缔造者本身就是党政军干部而不是“专家”）样。很多技术单位，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仍然是“行政技术两张皮”，行政管理人员仍然是老革命，而不是“工程师”（以杭州某司局级设计院为观察样本）。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波又一波的各类“运动”，“白专路线”vs“又红又专”,"马钢宪法”vs“鞍钢宪法”，新中国在经济管理、组织人事等方面，一直在进行有别于经典斯大林体制的探索。在“政治挂帅”面前，“专家”还敢有“霸权”？这一历史时期，“治国”的也不是什么“专家”，反倒是大量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兵基层群众，倒是接着各类“运动”的契机，一飞冲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历史时期高等教育方面的变化（这为后来的“工程师治国”埋下了伏笔）。1952年院系调整后，因为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新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向理工科倾斜，而“法皇汉帝”们则被打入冷宫。1960年的64所"全国重点大学"，32所是工科，加上农业和医学的，一共40所是科技类的专门学校。而十几所文理科综合大学，也会培养一部分理工科人才。而经过后续的建设、增补，到了改革开放初期，100所左右的“全国重点大学”，除了16所综合性大学、10所左右的财经政法文体艺类专门学校，剩下的几乎全是理工科（及农学医学）专门学校。比例进一步提高。直接奠定了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中，“工程师”的数量和比例优势。

这个数量和比例优势，加上没有制度性的流动阻碍（具体在下面论述），到了八十年代，各类老革命、老干部退出历史舞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风潮下，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工程师”们获得了很多升迁机会。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是中美蜜月，苏联是假想敌的待遇。而到了90年代“工程师治国”时代开启，则更是完全“去苏联化”的历史时期了。

需要指出的是，八十年代的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并没有刻意向“工程师”们倾斜，更多是没得选，数量和比例摆在那里。而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读大学的新一代年轻干部群体中，财经政法、人文社科的比例急剧增加（感兴趣的可以看最近十几年成为高层的很多领导的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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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治国”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具体而言：

1.高度国有化、体制化的经济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政企不分”，几乎每个大类的工业领域，尤其是工程师扎堆的重工业领域，都有一个“一一对应”的专属行政部门，这种部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工程技术人员“从政”的过渡站。很多大家熟悉的大领导，从企业技术人员到党政领导，中间都有在“XX工业局”任职领导的经历。而这些行业部门的下属企业，也是“国家单位”，其全民身份的职工，是“国家的人”。“下属企业”和“上级机关”，是同一个“系统”，垂直方向的人员流动，远比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和如今的“行业监管部门”之间，要容易得多。9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改革，行业部门基本上被裁撤，或者演化为发改、工信等部门的一些内设机构，和企业的人事联系被基本切断。地市级以下，技术类工业类的国有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一堆平台类、投资类的国企，和“工程师”没啥关系了。

2.“一盘棋”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90年代之前，虽然也有行政、事业、企业等编制性质的区别，但更多还是强调“干部”身份，国有单位相互间的流动并没有法理上的障碍，组织上的阻碍也比后来要少很多。之后的《公务员法》则阻断了普通工程师调动到党政机关的通道，就算你考过去，之前的职业履历基本作废，和应届生一起慢慢熬资历。另一方面，改革后的国企系统（相较之前的行业部门，普遍降级，政治地位、在政府内部的话语权都大幅下降），其内部的“垂管”特征在不断强化。虽然法理上厅级国企的中层干部可以调任党政机关副处以上领导职位，但实际当中基本上要国企的领导层才会交流到党政机关，并且同等级别下，由于组织架构、人员规模等因素，同年龄起步的国企人员比机关人员，提拔要难得多。央企二级单位（比如省电力公司）和地方政府的人事联系也大幅弱化。杭州某厅级央企，二十年前干部任命文件要抄送省委组织部，对口支援之类也参加省里组织的，后来则基本上只和同系统上级单位玩了。而随着国企改革“管资本”大方向的强化，党政机关和工业技术类国企的人事联系会进一步弱化。

3.赶超型工业化的国家战略。理工科专业、理工科学生、工程师，获得了空前绝后的高地位。五六十年代很多大领导的子女学的就是工科，一些工科院校甚至二代扎堆，这个群体工作后提拔的机会天然大于普通人，也成为“工程师治国”的巨大助力。但现在嘛……

高级别的干部，需要大一个数量级的下级干部作为后备。计划经济年代，工程师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干部队伍中一度达到较高的比例，经过时间的递延（中基层干部到大领导的提拔周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工程师治国”的现象，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模式”的成功要素之一。

但如今五六十年代上大学的那一代领导人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八十年代之后上大学的领导，文科商科的比例就显著增加。而今天在“逢进必考”（国企工程师不能调任）、专业限制（大量工科只能卷三不限）、文科化考试（公考除了少数初中小学级别的数学内容，基本上可以归类为文科）的制度背景下，未来“治国”的更可能是“法皇汉帝”。

当然，恐怕这才是与国际接轨。大家熟悉的那些西方国家领导，有几个是工程师出身或理工科背景？但嘲笑别人是“讼棍治国”，就有点不合时宜了。

毕竟术业有专攻，“劳心者”治理“劳力者”，天经地义。人家在学校里就开始研究社会、洞察人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当然比整天研究机器的，更懂“治国之道”。工程师嘛，应该立足本职工作，老老实实坐冷板凳，发挥工匠精神，建造大国重器，贡献红利。各种职业间只是分工不同，并无贵贱之分。而如果心浮气躁，整天琢磨着升官发财，怎么对得起国家的培养、人民的养育？

就是和吹牛逼选上来总统们对着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