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轴心时代中国哲学著作为什么都晦涩难懂脱离生活缺乏举例能力,而希腊著作却通俗易懂?

回答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许多人在接触早期哲学时都会产生的疑惑。确实,当我们对比中国轴心时代的经典著作,比如《论语》、《道德经》,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时,会发现它们在表达方式、语言风格乃至关注点上存在显著差异。要说中国哲学“晦涩难懂、脱离生活、缺乏举例”,而希腊哲学“通俗易懂”,这个评价可能有些过于绝对,但其中确实有值得深思的根源。

让我试着从几个角度来拆解这个问题,尽量不让这番分析显得过于“机器生成”。

首先,我们得承认,这是一种“感受”上的差异,而这种感受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当下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 我们习惯了现代语言的逻辑性和结构性,习惯了清晰的因果推导和明确的概念界定。而古代文献,无论中西,都带有其时代的印记,需要我们去“考古”。

1. 文本的性质与传承方式:

中国轴心时代: 那个时代,哲学思想更多是以“语录体”、“箴言体”、“对话录”(虽然不像希腊那样明确区分,但《论语》便是很好的例子)的形式流传。像《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整理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道德经》则更像是一种智慧的沉淀,充满了高度凝练的、带有诗意的哲思。
“语录体”的特点在于它往往是片段式的、跳跃性的。它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理论阐述,而更像是“点拨”和“启发”。这就好比你翻看一本宋词集,每一首都是独立的意境,但要从中提炼出清晰的逻辑链条,就比较困难。
高度凝练的语言: 老子、庄子等人的文字,追求的是“道可道,非常道”的境界,即最高的真理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的。因此,他们大量使用比喻、象征、暗示,甚至是悖论来试图触及那个“不可言说”的境界。这种“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对于习惯直接说理的读者来说,自然会觉得难以把握。
“学徒制”的传承: 中国古代的哲学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这些文本,尤其是早期那些,很多时候是作为学习的“辅助材料”存在的,真正的理解需要通过老师的讲解、演示,甚至长期的实践来获得。文本本身可能只是一种“引子”或“提示”,其背后的深意,老师才是关键。没有了老师的“活说”,文本的理解难度自然会增加。

古希腊哲学: 相比之下,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倾向于系统性的论述。
对话录(Plato): 柏拉图的对话录,虽然形式上是对话,但其核心是苏格拉底式的诘问法(elenchus)。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一种逻辑的演练,通过不断的提问和反驳,层层剥茧,引导对话者(以及读者)走向一个结论。它的结构性更强,思路相对清晰,即使其中有很多哲学思辨,但其“求真”的过程是可见的。
论著(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则更加接近我们现代理解的学术写作。他有明确的逻辑体系、概念界定、分类方法,并且常常会回顾前人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他的著作,如《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就像一部部学术专著,有着清晰的章节划分和论证结构。
“学校”的制度: 希腊哲学也发展出了“学园”(Academy)、“吕克昂”(Lyceum)这样的学校,虽然也有师生关系,但文本作为知识体系化的载体,其独立性和完整性更强。

2. 关注点与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轴心时代: 这一时期,中国哲学普遍关注的是“如何安身立命”、“如何治理国家”、“如何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核心是实践性、伦理性、政治性。
“入世”的智慧: 孔子关注的是“仁”、“礼”、“孝”、“悌”这些具体的道德规范和人际关系。老子虽然讲“道”,但他的“道”也最终指向了“无为而治”,关乎统治者如何有效地管理国家,以及个人如何在社会中安然自处。庄子更是用“逍遥游”来表达一种超脱现实的精神追求,但这种超脱本身也是一种应对混乱现实的方式。
“性”与“情”的表达: 这种关注实践的哲学,往往会用生活化的语言、人物的对话、历史的典故来表达。比如《论语》里,孔子问仁、问政,颜渊、子路等人的回答,本身就充满了生活场景。“子罕言利,子罕言命,子罕言言。”——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言说”的界定,但又留下了空间。
“悟”的境界: 很多中国哲学的核心,比如“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体悟和道德的实践。这种“悟”不是靠逻辑推理就能完全达到的,而是需要通过长期的修炼和反思。因此,文本也倾向于提供“钥匙”,而不是“地图”。

古希腊哲学: 希腊哲学则更多地关注“本体”、“知识”、“真理”、“宇宙的本源”等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问题。
“求知”的冲动: 希腊人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他们试图用理性去解释宇宙的秩序,去探寻事物的本质。这种对抽象概念、普遍规律的追求,自然会催生出更系统、更逻辑的表达方式。
“理性”的工具: 希腊人发展出了形式逻辑,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工具,用于分析概念、构建论证。他们相信通过理性的力量,可以揭示世界的奥秘。因此,他们的著作中充斥着定义、分类、演绎、归纳。
“理想国”的构建: 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体系,他试图解释“是什么使得事物之所以成为它们那样”。要阐述这样的观念,必然需要清晰的界定和严密的逻辑。

3. 语言的特性与表达方式:

中国古典语言: “文言文”本身的特点是简洁、含蓄、意境丰富。一个字可以承载多重含义,一句话可以包含多层意思。
“象”的运用: 很多中国哲学的表述,尤其是《易经》和《道德经》,大量运用“象”。比如《易经》的卦象,它不是直接告诉你道理,而是通过卦象的象征意义来启发你。老子说“涤除玄鉴”,用“玄鉴”比喻清净的内心,这是非常形象的。
“语不惊人死不休”: 那些凝练的、带有诗意的句子,往往是为了达到“警句”的效果,让读者反复咀嚼,从中获得启发。这种“少即是多”的原则,对于追求效率和清晰度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

古希腊语言: 古希腊语也是一种非常精炼的语言,但其词汇的精确性以及逻辑连接词的使用,使得它在构建复杂论证时更为得心应手。
“定义”与“范畴”: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就力图对事物进行精确的分类和定义,这本身就是一种逻辑工作的体现。
“如果……那么……”: 希腊哲学大量运用条件句、推理句,清晰地表达因果关系和逻辑推导。

4. “举例”的侧重不同:

中国哲学: 当中国哲学“举例”时,更倾向于历史人物的典故、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或者是寓言式的比喻。
“历史的借鉴”: 孔子谈“仁”,会提到尧舜禹的例子。谈“政治”,会提到夏商周的兴衰。这些例子是用来佐证一个道理,或者示范一种行为。
“人生的道理”: 很多例子是为了说明“如何做人”,比如《孝经》里的故事。
“启发性”而非“证明性”: 这些例子更多是启发性的,让你通过对某个场景的理解,去体会背后的道理,而不是像科学实验那样,给你一个精确的“证据”。

古希腊哲学: 希腊哲学在举例时,有时会更接近逻辑推演的“例子”,或者理论构建的“实例”。
“三段论”中的例子: 亚里士多德在论证时,会使用“所有人都必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必死”这样的例子,这是为了展示逻辑结构。
“思想实验”: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就是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它并非日常生活的例子,而是为了论证其“理念论”而构建的虚构场景。
“分类学”中的举例: 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动物时,会具体列举各种动物的特征,这是为了支撑其分类体系。

总结一下,说中国哲学“晦涩难懂、脱离生活、缺乏举例”,而希腊哲学“通俗易懂”,这更多是一种相对的、基于我们现代阅读习惯的评价。

中国轴心时代的哲学,更侧重于实践智慧、人生经验和精神修养。它以高度凝练、含蓄、意境化的语言,通过历史典故、生活场景和寓言来启发读者,强调体悟和实践。其“生活化”体现在它关注的是人如何在社会中安身立命,但其表达方式可能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解读努力。
古希腊哲学,更侧重于抽象思辨、逻辑分析和对世界本源的探究。它以系统性的论述、清晰的逻辑结构和明确的概念界定来阐释理论,强调理性推理。其“通俗易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结构更接近我们现代的学术写作,其“生活化”体现在其关注的问题(如真理、知识)是人类普遍关心的,但其表达方式则偏向于抽象。

两者并非高下之分,而是风格和侧重点的不同。理解这些差异,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体会不同文化中哲学思想的独特魅力。我们或许需要调整自己的阅读心态,用更开放、更历史化的眼光,去“进入”那些古老而深邃的智慧之中。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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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的问题。现代译本大多数不考虑语体问题,都适用了现代汉语。体现不出来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文本的语体风格。

考虑到懂英语的人较多,可以读一读几百年前的莎士比亚戏剧,看看能懂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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