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香港的官方语言会是粤语（广府话）？
那么，为什么在“中文”这个类别下，粤语（广府话）会成为香港最为广泛使用的、事实上的主要语言和文化载体，甚至在很多方面被民众和政府视为与英文并驾齐驱的官方语言呢？这背后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地缘、历史、人口、文化以及政治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香港的形成说起：
1. 早期移民潮与粤语的根基：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南海沿岸一个渔村，居民使用的语言自然是中国南方沿海的方言。在明清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海上贸易的繁荣，广东地区成为重要的贸易枢纽。
香港在19世纪初期被割让给英国之前，就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广东移民定居。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广府、客家、潮汕等不同籍贯的群体。然而，在这些群体中，广府话使用者占据了绝大多数，并且由于广府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广府话也逐渐成为当地主要的交流语言。
可以想象，当英国人踏足香港时，他们面对的当地居民，其主要沟通方式就是各种方言，而其中最普遍的就是粤语。
2. 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语言政策演变：
英国殖民者统治香港之初，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行政管理体系，推广贸易和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一个能够与当地居民有效沟通的语言。起初，英文是统治者使用的语言，而为了管理和征税，他们也需要了解和利用当地的语言。
早期的记录和法律文件，尽管是由英国人主导，但在涉及到与华人居民的互动时，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华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而当时最通行的语言就是粤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为了教育和司法系统，需要一个能够广泛应用的语言。英文作为殖民者的语言，自然被确立为官方语言之一。而粤语，作为大多数香港居民的母语，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英国政府在香港推行教育体系，早期学校主要使用中文和英文教学。然而，中文教学中，由于学生和教师大多来自广东地区，自然是以粤语为基础进行教学的。 这种教育模式进一步巩固了粤语的地位。
司法方面，虽然英文是法庭语言，但在涉及证人作证或传唤时，也需要通过粤语进行翻译和记录。这使得粤语在法律运作的各个环节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3. 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影响：
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尤其是二战后，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这种经济繁荣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内地以及海外的华人移民。
尽管后来有一些来自中国内地的其他方言区移民，但由于香港最初的基石是广东移民，且广东地区（包括其首府广州）在商业上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粤语的地位一直稳固。 许多来自内地的移民，为了融入香港社会和经济生活，也必须学习和使用粤语。
这种人口的聚集和经济的互动，进一步强化了粤语在香港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粤语不仅仅是日常交流的工具，更是商业往来、社会交往、媒体传播的载体。
4. 香港本土文化认同的形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粤语成为了香港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和身份认同的象征。与中国内地的其他地区相比，香港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上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粤语文化圈。
香港的流行文化，如电影、音乐（Cantopop）、电视剧等，都以粤语为主要媒介。这些流行文化不仅在香港风靡，也对东南亚和海外华人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进一步提升了粤语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当香港人谈论自己的文化和身份时，粤语往往是绕不开的核心要素。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使得粤语在香港社会中拥有了远超普通方言的地位。
5. 回归后的语言政策：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法律上承认中文和英文为官方语言。中文的运用，包括口语和书面语，应以粤语为准。” 这一条文是对香港语言现状的法律确认和制度性保障。
这里的“以粤语为准”并非排斥普通话，而是承认粤语在香港的普遍性和主导性地位，以及它作为香港中文书写和口语主要形式的历史事实。
回归后，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在香港的推广也日益加强，特别是在教育和官方沟通方面。但粤语作为香港市民的主要语言和文化载体，其根深蒂固的地位并未被动摇。
总结来说，香港的官方语言是中文和英文。而之所以粤语（广府话）在香港如此重要，乃至在很多人的认知中被视为“香港语言”，是因为：
历史人口基础： 香港早期移民主要来自广东，粤语是当地最通用的语言。
英国殖民时期的社会经济运作： 英国为了管理和经济活动，不得不倚重粤语作为与绝大多数华籍居民沟通的桥梁。
经济中心的地位： 粤语作为经济和商业活动的主要语言，吸引了更多人学习和使用。
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香港的流行文化以粤语为载体，塑造了独特的文化身份，使得粤语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的明确规定： 《基本法》明确规定中文的运用以粤语为准，这在法律上巩固了粤语的地位。
因此，粤语在香港的地位，是历史演进、社会发展、经济互动和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早已超越了一个普通方言的范畴，成为了香港社会生活、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石。
网友意见
主要还是两个因素，分主次。
次要因素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发生的大逃港事件，使得香港人口结构大为改变，广府人成为绝对多数。
主要因素是经过1965年的暴动之后，英国殖民政府终于开始注重这块土地，处于世界搅屎棍的本能，英国人意识到“如果要确立一种中文官方语言，就务必要和北边的官方语言不一样”。经过挑选之后，粤语成了香港中文的标准，得到了港英政府的大力推广，客家话和普通话落选。
其余的因素不是没有，但起决定性的就是这两个。
实际上，香港虽然在广东省邻近，但其人口在一开始并非都是广府人，语言也不都是粤语。尤其是在1949年之后，大批大陆富商，资本家，地主从大陆逃亡香港，给香港人口和语言结构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实事求是地说，1949年的香港发展的并不好，至少远远比不上上海。金庸老先生当时在大公报当记者，从上海外派到香港，感慨自己“被流放”，就和现在华为技术人员外派到拉美非洲差不多。1949年前后大批大陆富人来到香港，这些人自然看不起香港这个“乡下地方”，更看不起香港人这些“乡下人”，而彼时并不富裕的香港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直到现在很多香港老人对上海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有钱。香港的一些老电影里，如果要表现一户人家很有钱，就安排这户人家家人之间说上海话。
经济地位的差距也造成了当时香港内部语言的差距。当时香港语言复杂，英文当然是最高等级的，但是当时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治理并不用心，英文尚未普及。中文语言中上海话地位较高，但受众实在太小。然后是国语普通话，这不仅仅是因为说这些话的基本都是大陆富商，也是因为香港人口复杂，普通话能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至于粤语，虽然受众最广，但地位不高，基本就和现在都市里“外地人说话”差不多。如果仔细回顾香港的历史，就会发现50年代的香港歌曲，电影，基本都是国语/粤语一半一半。这说明在那个时候，国语虽然在受众人口上不占优势，但凭借“桥梁”作用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能和粤语打个平手。
然后呢？然后就是大逃港，最主要的是英国人下了功夫推广粤语，很多大陆籍也开始改说粤语，这些人甚至是香港现在维护粤语，抵抗普通话入侵的中坚力量。
PS：我并不同意很多人所说港英政府没有刻意打压，说什么是广州话自然发展的结果。首先英国作为世界搅屎棍没有参与这一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看看他们在交还香港的时候留下了多少大坑。
其次从经济地位来说八十年代之前的广府人普遍处于中下层，最出名的香港富商，早期的包玉刚和邵逸夫是宁波籍，后期的李嘉诚是潮汕籍，粤语的社会地位不高，社会地位不高，推广自然不利，就像你现在可能会去学广东话上海话，但谁会去学别的内陆省的方言？同样，英国殖民者也没几个会说中文，你凭什么指望七八十年代那帮富商主动学粤语？粤语的地位是随着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香港娱乐推进而逐渐变得高大上，之前并非如此，有一个过程。
第三，英国人的确没有明文规定，但有些东西根本不用明面来做。六七十年代之后香港国语歌曲和电影数量急剧下降，电视节目和学校教育只剩下粤语，1965年港英政府关闭了国语会考，七十年代的广播管理法取消非粤语广播节目。这就是大英帝国的高明之处——只要控制了传媒和教育，就控制了思想和语言。做的杀人不见血，到现在还有一帮人帮他们洗地，不愧是三百年霸权的大英帝国。
第四，至于说为什么英国人能推广粤语却没有干脆推广英文，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英国和法国不一样，英国一直是个商业帝国，目的是赚钱，为了赚钱，英国人刻意维持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封建传统，为了赚钱，英国人看到殖民地有可能暴力独立的时候就主动放了出去，以免资产被破坏。同样，英国人没有义务普及香港的英文，而法国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帝国，如果香港是被法国控制，只怕大清还没灭亡，香港就已经人人会说法语了。其次，香港人的努力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直有仁人志士为使得中文成为合法语言而奋斗，这就是中文没有在香港绝迹的原因。
语言学家刘镇发， 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香港两百年来语言生活的改变》（收入李如龙、苏新春主编的书《台湾及东南亚华文华语研究》，由香港蔼明出版社2004出版），把香港从1700年以前以本地话为主，到复界后客家话流行，再到多语多方言且互不相干、“以粤语为主体，辅以多种方言沟通”，最后到“几乎是粤语为单一语言”的语言生活史介绍得一清二楚。刘镇发揭示：
在1961-1971的十年间，接近四成的非广州话人口改以广州话为日常语言。
从他的论文中，我们得以梳理以下史实：
本地话（围头话）——18世纪以前唯一通行香港的语言，到1911年还是15-16%的香港居民的日常语言，到70年代以前还是新界的主要流行语言。在70年代以后，由于政府大力发展新界，新界人大量进入市区不再说原来的方言，新界房屋也大量对外出租变成广州话的天下，本地话迅速衰落。
客家话——18世纪复界后由广东东北的客家人传入香港全境，势力和本地话相若，但没有融合，到1961年还有约9%的香港居民懂得，4.9%的香港居民常说，在1967年前还有新闻广播节目，到1970年代以前还是新界的主要流行语言，后来同样受到新界开发影响而衰落，到1996年变成只有4.9%的香港人懂得、1.2%常说。
广州话——在19世纪中叶英占开埠之后才由广州商人传入香港，到1911年有65%的香港居民说，成为中文学校的主要语言，但是在四五十年代之前都只是通行于香港市区。后来，由于战后难民潮的缘故，英国人规定中文中小学必须用粤语教学，老师要通过粤语考核才能任教官立和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受规管），以使非粤语方言的华人下一代融合成一个语言团体，广州话得以开始在香港全境普及，并成为电台广播的主要语言。1967年暴动之后，港英政府取消非粤方言的广播，广播管理法限制香港的中文电视台只能使用粤语。70年代起，香港电影界开始以粤语拍电影，粤语流行曲也开始和国语歌曲、英语歌曲并存，粤语也因为政府大力发展新界得以成为新界的主要语言。到80年代，香港进入一个几乎是粤语为单一语言的社会。
国语——在20世纪初之后就已经在香港的中文学校传习，学校设有国语科，学生可在中学会考报考国语，以便香港人到内地升学，有些非粤语人士开办的学校甚至只用国语授课，这种教学语言方式一直维持到1960年代初。1950年之后，香港和中国大陆在深圳罗湖互设关卡，香港中文中学的学生已经不能往大陆升学，而香港政府又规定台湾的大学学位只等同于香港的高中毕业学历，因此国语教育的前景大受影响。1965年，港英政府以报考人数不多为由，取消中学会考国语科。1967年暴动后，港英政府不但取消包括国语在内的非粤方言广播电视，还阻止学校教“国语”。尽管如此，国语在1970年代以前都是香港电影、流行曲的主要媒介，直至80年代才式微。
潮州话——1920年代由潮州苦力及其眷属传入香港市区，在1961年还有约11%的香港居民懂得，4.2%的香港居民常说，在1967年以前都还有新闻广播节目，后来到1996年只有5%懂、1.1%常说。
四邑话——主要由战后难民大量传入香港，到1961年居然有20%的香港居民懂得，但只有4.4%的香港居民以之为日常语言，在1967年前还有新闻广播节目，到1996年已经只剩1.4%懂得、0.3%常说了。
福建话——主要由战后难民传入香港，到1961年有2.1%的香港居民常说，在1967年前还有新闻广播节目，到1996年仍有1.9%常说。
上海话——主要由战后难民传入香港，到1961年有2.6%的香港居民常说，在1967年前还有新闻广播节目，到1996年剩下0.5%的香港人常说。
（我已经将该论文的要点按时期整理成比较直观的表格，放到Google Docs去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点击这里参考一下。当然，能找到原作更好。）
刘镇发和苏咏昌2005年还合写了一篇《从方言杂处到广府话为主——1949 – 1971年间香港社会语言转型的初步探讨》（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的网站提供了全文doc文件下载），对最关键的那二十几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了更深入的说明，指出：
“香港在70年代初仍然是一个多方言共存的社会，人口超过1%的方言组别有九个。”例如，“操国语的人口经常维持在1%，而上海话在1971年则有 1.3%。”“除了英语和国语以外，在香港和内地分隔的头二十年间，非广府话方言严重萎缩，在头十年减得最急速的是四邑话和福佬话(包括潮州话和闽南话)。在第二个十年中，四邑话人口继续高速流失，而上海话、客家话也不能幸免，但“福佬话”的跌势反而缓和。”
值得说明的是，本地话（围头话）、四邑话虽然也能归入粤语的范畴，但是跟广州话差别很大，尤其是四邑话，根本不能通话。论文中引用的统计里，Cantonese也是指广府话（本来Cantonese就是广东省城话的意思），不是指包含四邑片、钦廉片、勾漏片等等子方言的粤语。潮州话、福建话属于闽语，和广州话差别就更大了。
——图腾子《广州话的语言扩张史——大粤语，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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