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浙江中小学减负方案拟规定「小学生作业晚上 9 点做不完可不做」？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项规定体现了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关怀。长时间的课业压力，尤其是在小学生这个身心发展关键时期，确实可能对他们的视力、睡眠、乃至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设定一个明确的“作业截止时间”，尤其是将其与“9点”这样一个相对晚的时间点挂钩，意在提醒学校和教师，在安排作业时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休息和生活需求。这意味着，如果学校和老师布置的作业量过大，导致学生无法在合理时间内完成，那么学生不应该被强制要求熬夜完成，这种“做不完可不做”的处理方式，是在一定程度上将责任的重心从学生身上转移开，引导学校反思作业量的合理性。
它也可能促使学校和教师更加注重作业的质量而非数量。当“做不完可不做”成为一种可能性时，教师在布置作业前会更加审慎，思考哪些作业是真正有价值、能促进学生学习的，而不是简单地为了“练习”而布置大量的重复性练习。更高效、更有针对性的作业设计，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巩固知识，而非成为一种无效的负担。
然而，这项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和争议。
首先，如何界定“做不完”？这其中存在主观判断的空间。学生的学习能力、专注度、以及家庭辅导情况都可能影响作业完成时间。如果标准不明确，可能会导致一些学生“钻空子”，将“做不完”变成一种常态，或者家长为了让孩子“完成”而采取一些不恰当的方式。
其次，对于“9点”这个时间点的设定，也可能引发讨论。虽然初衷是保护睡眠，但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不同家庭的作息习惯也可能存在差异。有些家庭可能在9点后才开始进行亲子阅读或辅导，而有些孩子可能本身就不太容易集中精力。过于机械化的时间限制，是否能完全适应所有学生？
更深层次的担忧在于，这项规定是否会削弱学生克服困难、坚持完成任务的意志力？学习过程中遇到挑战，并努力克服，是培养学生毅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如果“做不完”就可以“不做”，是否会无意中让学生产生一种“放弃”的心理暗示，在面对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遇到难题时更容易选择退缩？
此外，如何确保这项规定得到有效执行？如果学校和老师依然按照原有模式布置作业，而家长又不愿意见到孩子“少做作业”，甚至认为“不完成就是没学好”，那么这项规定的实际效力可能会大打折扣。这需要一个系统性的配合，包括对教师的培训、对作业量的监测，以及对家长的教育引导。
总而言之，浙江省提出的这项“小学生作业晚上9点做不完可不做”的减负方案，无疑是在传递一个积极的信号：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减轻不必要的学业负担。它鼓励学校和教师反思作业的质量和数量，并保障学生的休息时间。然而，如何在保障学生健康与培养其学习毅力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实际操作中避免出现新的问题，将是这项规定能否真正落地生根，并取得预期的减负效果的关键所在。这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探索，也需要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和家长共同的努力。
网友意见
不邀自来。
看到这个问题不由得想起另外一个很火的知乎问题：
政策一出，这下家长不用纠结是不是要陪着孩子做作业了，只需要家长签个字确认后，就可以拒绝完成剩余的作业，老师还不会惩罚孩子。
但如果真的这么美好，也就不会出现那篇刷屏的《南京家长已疯》的微信文章。
那篇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实在：
素质教育，减负，宣传了这么多年了，虽然也没见学生负担变轻了，素质提高了，倒是觉得家长各方面素质高了不少，挑选补习班的素质增强了，自己辅导功课的素质也提升了。
减负这个话题，早就不是新鲜事，但每一次有新政策发布，必然会引起一波热议。这个事儿是教育局、社会、学校、家长、学生之间的一团麻绳，剪不断理还乱。
其实早在1955年7月，教育部就发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在过去的64年间，“减负”被国家教育部门至少喊了十多次，而地方“减负令”更是不胜枚举。但喊了这么多年，现实情况却是，孩子课堂作业没少，课外作业还更多了。
浙江中小学的减负方案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是实际操作中是很难推进的。
很简单，我们以囚徒困境来举例。我们都知道，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1]
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
选择1（互相合作）：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
选择2（一人背叛）：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
选择3（双方背叛）：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者都判刑八年。
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那换到“减负”这个事情，也是同理的。
教育部呼吁“减负令”实施，家长和学生也有三种选择：
选择1（合作）：大家都减负，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选择2（一方背叛）：我减负了，别人没减，我就处于弱势；我不减负，别人减了，那我就处于优势地位；
选择3（双反背叛）：大家互不信任，都不减负，还主动增负。
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永远是第三种情况：因为好的教育资源稀缺啊，每个人都唯恐自己没能拿到最优级，怎么可能会主动减负。
不患寡而患不均，认真你就输了。
正如一个家长所说：
学校减负，重视教育的家长 就在家和课外增负。更进一步强化了培训班辅导班的作业。更进一步强化了父母的作用。 既更进一步进入了拼爹拼妈的时代。
国家的退出，只会让私立教育机构不断增加，让家长的压力更大。
2017新浪教育发布过《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收集了5万余份调查，数据表明：[2]
教育支出已经占到了中国家庭支出的20%以上，其中在小学+中学的12年中，课外辅导费已经超过了学费和生活费成为第一大支出。
减负反倒变成了增负，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没有真的受益。
我们国家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其实不算低，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显示，201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6135亿元，占GDP比例为4.11%，这是连续第7年超过4%。[3]
但尽管2018年这个比例再次突破了4%，确实7年来占比最低的一年。
所以也有人有这种论调：减负就是为了让学生们去上课外辅导班。
确实有一些公立学校与课外辅导班有所合作，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在这一次浙江省出台的政策中也有提到“校外培训不得与升学相挂钩”：
但这也阻止不了孩子们的作业越来越多。
2017年的发布的《中国中小学生写作业压力报告》中提到：
过去3年时间，我国中小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长由3.03小时降低为2.82小时；
2017年的最新数据仍是全球水平的近3倍；
同为亚洲国家，我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是日本的3.7倍，韩国的4.8倍，而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差距也比较明显。
尽管拥有的教育资源不尽相同，但在写作业问题上，我国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孩子可以说是“同病相怜”。
比如，湖北黄冈和上海的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间最长，超过3个小时，排名全国第一。[4]
毕竟现在阶级固化、上升通道变得狭窄，当家长不能给孩子提供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资源时，就只能依靠孩子的竞争来争取资源。
这绝不是家长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你现在在知乎上随便一搜，关于【寒门】的问题不胜枚举。
减负令，确实让很多孩子从学校的书海中得到了解脱，但他们一下课就开始奔向各大辅导班。学校负担是小了，但是家长负担没小，钱包还瘦了。
有钱的家长让孩子报更多辅导班，没钱的家长咬咬牙也让孩子上。所以说如果学校减负，很可能家庭教育培养出一个孩子所需成本会更高。
这一典型例子就是日本。
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一个人口稠密、民众普遍重视学历的东方国家，日本几乎所有家庭都希望多出来的钱可以资助孩子上大学，于是，上大学的考试竞争变得异常激烈。
大学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又传导到整个基础教育，导致基础教育非常应试化，产生了包括“填鸭式教育”、“考试地狱”等一系列说法，这和中国很多家庭目前正在经历的情况有些类似。
在民众压力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宽松教育”的政策，宽松政策实施了近30年，比如：
把公立学校每周的上课时间、课程标准、课程大纲都降下来（缩减课本）；
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
《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
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
......
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减轻学生负担的政策，但是考试竞争压力并没有因此而降下来。
通过日本的人口数据，我们可以发现，1992年，日本18岁人口达到战后第二次婴儿潮高峰，之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间，18岁人口从205万减少至118万，降幅达42%。
这段时间，考试竞争压力逐渐降低，但是在1976年至1990年（“宽松教育”政策的头15年），人口数没有降下来的情况下，大学的扩招也没有跟上，高等教育录取率不断降低，考试竞争变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轻松了。
在这样的竞争压力下，有进取心的家长和家庭，几乎都是转向私立学校、民办教育机构，有些学生平时就上私立学校，课外还要去补习机构，去增加应试的资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家庭负担变得非常重。
与此同时，家长可能也会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原本公办学校都能够解决所有事情，给家长更多选择空间之后，家长并不知道如何做更有益，所以会产生过度补习等一系列问题，整个日本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出也变得非常大。
其实我们需要思考几个问题：
到底是不是考试的存在导致应试教育的恶化？是不是过多的作业导致了学生的压力过大，导致了竞争的激烈？家长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减负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问题真的是出在作业太多上吗？
我们讨论教育的问题，永远是要从根源上去看的。
说实话，不管是我们的应试教育，还是芬兰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都是一个理念：那就是要进行选拔，把学生区分出来，让学生和学校要进行匹配。
只是我们的选拔机制不同罢了。
我们一直在讲因材施教，什么叫因材，那就是要通过一定科学的方法把学生区分开来，才能有效地去“施教”。
用考试把学生区分开来这件事，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不同的方式，使得这件事变得更科学。
现在的高考当然为很多学子提供了一个向上的渠道，但单一标准的衡量，必然会导致大部分家长被分数牵着鼻子走。
学校教育本来就是一个普适性教育，很难针对性给每个孩子充分的、优质的教育，而在这个基础上，再实行减负，学生和家长只能在课外像无头苍蝇没有方向地去找。
家长和学生都不是教育专家，在选择的过程中反而做了很多无用的、甚至是负向的学习，仅仅只是为了追求成绩，从而打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减负，只能是辅助。考试制度的改革，才是本质问题的解决之道。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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