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国民党训政体制?
历史的召唤与“以党治国”的必然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中国并未立即进入稳定和繁荣的轨道。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使得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人深感，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来领导和改造中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党治国”的思想应运而生，被认为是克服中国积弊的必要手段。
训政，顾名思义，就是“训导”和“政治”。它源于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建国方略。他认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封建统治，政治素质参差不齐，难以立即适应民主宪政。因此，需要一个由先进政党（即国民党）来承担训政的责任，通过普及政治知识、培养政治人才、建立政治制度来为宪政的实现打下基础。训政时期，国民党扮演着“教员”和“家长”的角色，负有教导民众、指导政府、训练官员的重任。
理论基石与运作逻辑
国民党训政体制的理论基石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政治民权”部分关于“国民大会”和“直接民权”的设计。但训政体制的实际运作，更多地体现了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威性和领导性。
其运作逻辑大致可以理解为：
党的领导至上： 国民党被视为国家的最高政治意志的代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如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的决定，对政府的施政方向具有决定性影响力。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等五院）的角色更多是执行党的政策。
五权分立的政治构架： 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是训政体制下国家机构的基本框架。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五院的职权和关系往往受到党的影响而发生微妙的变化。例如，考试院和监察院的设置，旨在实现党对官僚体系的有效管理和监督。
党的组织渗透： 国民党强大的组织系统，通过各级党部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中央党部可以通过设立党务工作指导委员会等方式，对政府各部门进行指导和监督。党员在政府和军队中占据关键位置，确保党的路线得以贯彻。
政治教育与公民训练： 训政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向民众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国民的政治素质和参与能力。这包括通过设立政务训练所、宣传部等机构，向民众灌输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执政理念。
实践中的演变与挑战
训政体制的建立和运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演变，并面临着诸多挑战。
北伐成功后的巩固： 在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初步统一了中国，但国家的重建任务艰巨。训政体制被正式确立，成为国民党领导国家走向宪政的过渡期安排。这一时期，国民党集中力量于稳定国家、统一政令、发展经济等方面。
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性：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的政治重心转向了国家生存和民族解放。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训政体制的角色也随之调整，强调党的领导在战时动员和国家组织中的作用。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承担了国家抗战的重任。
与军事管制、训政时期的交织： 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训政体制与军事管制、戒严等措施并行存在，这使得民众的政治参与和自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
内部的权力制衡与党内斗争： 尽管名义上是党领导一切，但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权力制衡和党内派系的斗争。这些因素都会对训政体制的实际运作产生影响。例如，中央与地方、党与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存在博弈。
民众接受度的考验： 训政体制的核心在于“训导”，但如何有效地进行“训导”，如何让民众真正理解和接受，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如果政治教育流于形式，民众的参与热情难以被激发，训政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争议与评价
对国民党训政体制的评价，历来存在争议。
积极方面：
国家统一与稳定： 在一个饱受内战和分裂之苦的国家，训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的基本统一和政治稳定，为后续国家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现代化建设的开端： 国民党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法律体系建立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这些都可以视为现代化建设的开端。
应对危机： 在外有日本侵略，内有各种挑战的情况下，强有力的中央领导和集权体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有效地组织资源，应对国家危机。
消极方面：
党国不分与政治压制： “以党治国”的模式容易导致党国不分，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对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造成压制。
僵化与效率低下： 过度的集权和官僚化，可能导致政策的僵化和执行的效率低下，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复杂需求。
权力腐败的温床： 权力过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也可能滋生腐败问题。
阻碍宪政进程？ 一种观点认为，训政时期过长，可能延缓了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因为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监督机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总结
国民党训政体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复杂而重要的政治实践。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国民党为实现其建国理念而采取的一种模式。它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也暴露出了权力集中、政治压制等弊端。理解训政体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独裁”或“落后”，而应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思想、以及国民党自身的实践逻辑中去审视。它既是国民党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尝试，也是一段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的历史经验。它最终未能带领中国走向理想的宪政社会，其原因复杂，既有体制本身的局限，也有外部环境的挑战，还有国民党自身运作的得失。
网友意见
“ 针对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和社会失序，国民党借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成功经验，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符号为号召，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有效协助下，通过革命党这一严密、高效的组织系统渗透到社会基层，将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城乡平民都动员起来，参与一场社会大革命——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1927年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通过高度动员的政治体系进行社会整合，建立以党治为核心的政治霸权秩序，不仅是社会的中心部分，而且其边缘地带也被调动起来，企图以此克服民国初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权威危机和权力危机。
应该说，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这一目标上取得了部分成功。在克服权威危机方面，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的统摄符号，强化政权的道统资源，同时沿承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程序说，在训政期间由国民党代替国民治理国家，将军事合法性与现代合法性结合起来，实现了北洋政府所一直没有完成的权威的理性化、世俗化转移。
国民政府在城市扩大了自己的合法性资源，一批技术专家与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各级科层组织。在克服权力危机方面，国民政府通过军事和政治的两手将权力与资源逐渐从地方收归到中央，加强中央集权的凝聚力，尤其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的权力中枢地位。
另外在清党分共之后，国民党割断了自己与社会革命的联系，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渗透、扩张到民间社会的各个层面，一度相当活跃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群体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商会、工会等中间组织名义上还具有法人地位，但在国民党与政府间接或直接的控制干预下，已失却了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和支配权。
我们已经知道，在现代化政治发展的早期水平上，当权力的分散实现了摧毁传统政治秩序的使命之后，必须不失时机地使权力重新凝聚化，建立具有现代导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从这个意义而言，全能主义政治在20世纪中国的出现不无其历史的合理性。
然而权力的集中并非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亨廷顿指出：“由于革新政策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将导致新集团要求进入政治体系并要求扩大体系的容量。在第三阶段，即现代化后期，体系的扩大将可能促成体系中权力的重新分散。”
这就是说，全能主义政治只是政治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随着社会革命的成功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它必须逐步退出社会领域，缩小政治控制的力量和范围，同时扩大政治参与，将被社会发展动员起来的各种利益群体容纳进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之内。这也是孙中山从训政过渡到宪政的基本政治理想。
然而，国民党的全能主义政治却在权力的凝聚与分散两个层面同时犯了错误。首先，在国民政府统治大陆的22年中，其行政权力的集中化、分层化、制度化始终没有彻底实现。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权威长期面临着严峻挑战，起先是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军事割据势力，随之是来自日本的大规模的入侵，最后是中共的武装革命运动。
许多历史学家共同认为，国民政府的真正版图，不出长江下游一带，其他各省只是“奉国民党正朔”而已。
由于国民政府更偏重于从地方收缴权力，而不注意决策的分层化，因而在中央能够控制的权力网络中，大小决策过于集中于行政中枢，尤其是蒋介石个人手中，造成底下各层权力普遍性的效率匮乏。
同时，尽管立法与行政机构制订了大量法律与行政规范，形成了整套书面的制度化系列，但在中国权力运作实际过程中起真正作用的，仍是两千年遗传下来的、带有浓郁宗法血缘关系的“习惯法”，这种因人而异的、随意性极强的人治传统极大地阻碍了现代行政机构中形成理性原则的确立，使国民政府的制度化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状态。
而身负执政使命的国民党既不能实现向现代法理型政党的结构转变，又丧失了“革命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意识形态内聚功能减弱、组织结构涣散和政治权力既无内部制衡又无社会监督的情形下，逐渐趋向腐败低能，丧失了领导现代化的政治功能，最后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受到体制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的挑战，权力系统处于半瘫痪局面。
当国民政府在本应集权的行政层面无力支配权力时，却在本应分权的社会层面强化了政治对社会的控制，这使得民间社会严重萎缩，政治系统过于膨胀，现代化的资源配置出现大幅度的失衡，被剥夺殆尽的民间社会失去了推进现代化的基本动力，而控制了主要资源的政治权力又忙于应付合法性危机，无暇承担现代化的使命。
更重要的是，被民族主义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而动员起来的新老社会利益集团，在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中缺乏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合法性渠道，也难以找到可靠固定的集团代言人，于是，就发生了间歇性的“参与爆炸”。清末的辛亥革命是一次，1915年底的护法战争是一次，而到40年代下半叶则是一次更大规模的“参与爆炸”。
对国民党全能主义政治怀有不满的各种利益集团，以种种温和的或暴力的方式强行参与国家的公共决策，开成了一次新的社会革命。”（1）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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