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廉租房不应该配独立厕所」的经济学逻辑是怎样的？
核心出发点：资源稀缺与成本效益最大化
茅于轼先生的经济学分析，如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都建立在资源稀缺的根本前提之上。在任何社会中，住房、建筑材料、劳动力、土地等都是有限的资源。廉租房作为一种旨在解决社会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政策工具，其目标是在有限的资源下，尽可能多地满足更多人的基本住房需求。
因此，他提出“不应该配独立厕所”的建议，其核心逻辑在于：将有限的资源（如建造独立厕所所需的材料、空间、安装成本、维护成本等）用于提供最基本的住房功能，而不是额外的便利性，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惠及更多需要基本住房的人。
1. 成本分析与节约：
直接建造成本： 一个独立的厕所需要墙壁隔断、门、防水层、排水系统、瓷砖、马桶、洗手盆等一系列的材料和人工。这些成本在建造大量廉租房时会累积成一个可观的数字。茅于轼先生的逻辑是，这些成本可以被节约下来，用于增加更多的居住单元，或者提高其他更基础的居住质量（例如更坚固的结构、更好的隔音等）。
长期维护成本： 独立的厕所也意味着更高的维护成本，包括管道维修、清洁费用等。如果廉租房的居住者在使用中不慎损坏，维修费用也可能成为一个负担。通过共享厕所，可以集中管理和维护，降低单户的维护压力。
空间利用效率： 独立的厕所会占用一定的室内空间。在有限的面积内，取消独立厕所可以将这部分空间用于增加居住面积或改善其他功能区（如公共活动空间）。
2. 目标与优先级：
基本住房 vs. 高度便利： 廉租房的定义是“保障基本住房需求”。茅于轼先生认为，“独立厕所”虽然是现代社会普遍的便利设施，但从最基本的人类居住需求来看，提供一个干净、安全、可用的共享厕所，已经满足了“遮风挡雨、有基本卫生条件”的要求。他区分了“基本”和“便利”，并认为在廉租房的语境下，应该优先满足“基本”。
市场机制的反馈： 经济学逻辑也常常考虑市场机制的反馈。如果政府提供过于“舒适”或“超标”的廉租房，可能会扭曲市场预期，甚至可能导致一些本有能力支付更高租金的群体涌入廉租房体系，挤占了真正最需要帮助的人的资源。他的观点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政府福利政策的“审慎”态度，防止福利的过度化。
3. 经济学原理的应用：
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茅于轼先生的逻辑强调了机会成本的概念。为廉租房增加独立厕所的资源，其机会成本是可以用这些资源去做的其他事情，比如多建多少个不带独立厕所的廉租房单元，或者提高多少人的住房质量。他认为，将资源用于“非必需”的便利设施，是放弃了更有价值的替代选项。
帕累托最优/效率 (Pareto Optimality/Efficiency)： 虽然不是直接应用这个概念，但他的逻辑指向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通过去除独立厕所，可以在不降低任何人基本居住条件的情况下，为更多人提供基本住房，那么这就是一种效率的提升。当然，他也会考虑到“效用”（utility）的降低，但这里的权衡在于公共利益（更多人有基本住所）与个体便利（独立厕所）之间的比较。
边际效用递减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获得一个住处，其次才是提高居住的便利性。从经济学上看，第一个增加的住所带来的效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是巨大的。而从有基本住处到有独立厕所，这之间的效用提升相对于前者来说，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资源应该优先满足边际效用最大的需求。
4. 类比与历史视角：
共享设施的普遍性： 茅于轼先生的逻辑也可能借鉴了历史上的经验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实践。在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老旧的住宅区或者学生宿舍、集体宿舍等，共享厕所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从这个角度看，廉租房采用共享厕所并非“剥夺”某种权利，而是回归到一种更为基础和共享的居住模式。
“简朴”的价值观： 经济学分析也常常与一定的社会价值观相结合。茅于轼先生的观点可能也隐含着一种鼓励“简朴生活”的价值观，认为不应过度追求物质的便利，而应更关注基本生存和社会公平。
总结茅于轼先生的经济学逻辑：
在“廉租房不应该配独立厕所”这一观点背后，是基于资源稀缺性的深刻认识，以及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目标。他的逻辑是通过削减非核心、非基本的需求（如独立厕所），来降低成本，从而在有限的资源下增加廉租房的供应数量，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居住保障。这是一种典型的成本效益分析和机会成本权衡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旨在用最少的投入解决最核心的社会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观点也可能引发关于“体面”、“尊严”等伦理和社会层面的讨论，而茅于轼先生的经济学逻辑侧重于从效率和资源分配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意见
谢谢邀请。以上所有高赞的答案全是错的。政策分析的门槛特别高，普通人搞错很正常。耐心看一下我写的答案，对以后各位做类似的分析是很有帮助的。
刚刚开始学了一点点基础经济学的人想要分析问题总是想着拿到概念就去套用，不懂什么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比如跑去丹麦瑞典之类的地方，参观一下那边最穷的人住的难民营，会觉得比中国很多人都要住的好，跑到那边去说廉租房不能建厕所，不然穷人分不到，肯定要被人笑死。人家会说多建几个不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觉得廉租房一看名字就是给底层的穷人住的。比如现在有一万套廉租房，有10万个所谓的穷人，那就要挑出10万人中最穷的1万人给廉租房住。有这种想法就是望文生义，肯定是错的。
“穷人”是一个大的概念，人有不同的穷法。一个北京有户口的三口之家，家里一个劳动力都没有，住在一个10个平方的老房子里，是穷；一个进城务工人员，住在地下室里面，一个月挣3000块也是穷。哪个更穷，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有一点是不需要质疑的，没户口在街头拾荒一个月挣1000块不到睡大马路的人肯定算是最穷的了。按照上面讲的廉租房的逻辑房子肯定应该优先考虑这批人的了。可是这批人是一套房子都分不到的。
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口过多，过度集中。很多人离开老家到北京工作就导致老家那边没人了。地区发展不均衡长此以往要出大问题，毕竟全中国的人都住到北京北京肯定会垮掉的。原来很多外来人住在北京地下室里面，条件特别差，但是房租便宜。比如一个人一个月就挣3000块，你要他花500块住地下室没问题，把地下室拆了让他住到2000块的房子里面他肯定就没办法了，只能会老家了。要是廉租房真的是给底层穷人住的，来一个穷人就有房子住，北京早就垮掉了。
廉租房的建房目的是为了改善城市中有户口的底层群众，兼顾部分有稳定收入的外来人员的住房条件的。本身就是为了改善这些人的居住条件，当然尽可能的把房子建好。怎么可能不修独立卫生间呢？
廉租房不是给最穷的人住的。中国穷人太多，政府的施政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阻碍这些人进城定居，户籍审批都在越来越严，怎么还会建房子给这些人住呢？
所以看见政策问题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见人家取个名字要廉租就开始往底层穷人的方向去想得出来的结论当然是错的离谱的。
假设你是一个有仁慈之心的富人，刚吃完午饭，还剩下一个肉包子，门外从院子里进来两个男人，衣着近似，都声称他们自己是没有生计、饥肠辘辘的流浪汉，已经饿了一天一夜，乞求你施舍这个肉包子给自己。而事实是其中一个是好占小便宜的路人，一个是真正快要饿晕的可怜人，你如何辨别他们并且把肉包子施舍给真正需要的人呢？
你自然可以考虑调查他们各自的背景，要求他们提供各种证明自己贫困潦倒的证明，或者用一台测谎仪在他们回答问题时进行测量，但考虑到这仅仅是一个肉包子的问题，这些方法的成本太高，而且在采取这些方法时，包子都凉了，流浪汉可能也饿晕了。那么？怎么办？
将肉包子在院子里的地上滚一圈，然后拿起肉包子问他们谁还需要这个包子，这时那个来占便宜的路人自然会愤愤离开，一边咒骂你的机智，而另一个真流浪汉则会拿起肉包子擦擦外面的灰狼吞虎咽并且感激你。这就是最低成本的方法，不要你来选择，而是让投机取巧者自己选择离开。
此处情节看官可能感觉不适，觉得流浪汉的尊严被侵犯了，但请从流浪汉的角度想，一个脏了的肉包子也是肉包子，好过难捱的饥饿。
但是，如果既让我们考虑到流浪汉的尊严，又要用低成本做出抉择淘汰掉投机者，怎么办？
向两个人提出一个要求——谁可以为我将院子里的草除去，我就可以给他这个肉包子，甚至是今天的晚饭。然后呢？只是想占便宜的路人根本没时间去做这种苦力活只是为了包子和晚饭，但是流浪汉则不是，他会感激这样一个工作机会和你给的报酬，并且觉得是自己通过劳动获得了回报，这种成就感会大大激励这一个流浪汉以后面对苦难的勇气。
怎么说呢，增加就业才是王道，充分就业是最理想的情况。但是现实没那么理想，人才结构不合理，失业与空位并存，结构性失业愈显严重，再或者由于自身原因无法正常工作的弱势群体，廉租房对弱势群体的福利保障绝对是必要的，僧多粥少，如何对申请者进行选择呢？如何把那些想靠着关系享受低价廉租房的投机者淘汰出局？
很简单，把肉包子在地上滚一圈就好了。
电视里看过一个故事，大同小异，拿出来分享下。
和珅在施粥布衣中，在米中掺糠掺尘，和纪昀现场督查，看到熬好的白粥，随手抓起一把泥土洒了进去，还叮嘱下属要把粥再熬稀一些。纪昀大怒，扬言要弹劾和珅，和珅却心平气和的讲出了其中浅显的经济原理：人们都喜欢占便宜，如果是干净好喝的白粥，势必会有很多不是灾民的百姓参与进来，对灾民产生威胁。只有这样，才能把滥竽充数的人赶出去。
在制度缺失，行政杠杆失效，无法对资源合理配置的前提下，降低标准或许是实现物尽其用的最好的无奈之举。
生存和尊严孰重孰轻，各有定论。只有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才能实现人人平等吧。
很奇怪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竟然没有人能说清楚这里面内在的逻辑。每个人都只是说，这个已经很清楚了，难道真的很清楚了么？
不过这也的确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假设现在政府为了解决贫困人口的住宿问题，新修了一批廉租房投放市场。这些廉租房的租金不可能很贵，必须在贫困人口可以负担的程度之内。我们不妨假定贫困人口可以负担的租金大概是200RMB/月这样。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就假定在这批廉租房的附近，有一批商品房，这些商品房也谈不上高端大气上档次，也就是一般水平的样子。按照这个城市的物价，这些商品房根据市场规律，租金大约在1000RMB/月这样。
我们再假设，这批廉租房和商品房没有任何区别，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在廉租房附近的这些商品房的市场租金是1000RMB/月，这就意味着廉租房的市场期望价格也是1000RMB/月（也就是说这批廉租房如果以1000RMB/月出租，是可以找到租户的）。但事实上政府因为考虑到对贫困人口的照顾，廉租房实际的出租价格是200RMB/月，这就造成了800RMB/月的套利空间。也就是说如果我用200RMB/月租下这个廉租房，转手以1000RMB/月租出去，我凭空就能净赚800RMB/月。这等好事我为什么不去做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政府就必须进行必要的介入，例如认真审查廉租房的入住资格，但是任何审核都是有漏洞的，譬如说开具虚假的证明，行贿相关职能领导等。如果开具虚假证明和行贿的成本和风险小于800RMB/月，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去做。
其实在这里，钻空子的可以造户口神马的一次搞多套廉租房，最终套利空间可以更大，在这里不展开。
而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投入，增强纪律检查等手段来提高开具虚假证明（例如加大处罚力度）和行贿（给官员发放更多福利）的成本和风险，使其超过800RMB/月，但这其实是伤其八百，自损一千的法子。
更麻烦的是，即使我们将廉租房的资格审核做到天衣无缝，在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漏洞，那就是贫困人家可能会为了800RMB/月的收入，会申请到廉租房后，再将其租出以换取收入。这种行为，几乎无法监管，最终政府补贴了800RMB/月，还增加了许多的行政成本，其结果只是等于给贫困人口发放了800RMB/月的补贴。但最终贫困人口的住宿问题还是没有得以解决，地铁站或者候车室可能还是会出现贫困人口，等于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所以换个思路，堵，不如疏。政府提供200RMB/月的廉租房，但该廉租房的市场价格却高达1000RMB/月。市场是个无形的手，要逆市场而行，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管理成本，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效果。
所以，相对更正确的做法是提供市场价格只有200RMB/月或者接近200RMB/月的廉租房，这样一来，就不存在任何套利空间，也就无需花那么大的力气去监管。
如何提供市场价格只有200RMB/月，却又可以保障基本起居需要的廉租房呢？不提供户内厕所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措施。
不提供户内厕所，事实上成本没有降低多少，但其居住舒适度却降低不少。除非房屋市场已经饱和，开发商是不可能开发这样的房产的。所以这个事情只能由政府出面来解决。
最终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形成了一个合适的价格梯度：
0RMB/月（大街或者候车室，没有隐私和遮蔽，没有床和家具，没有私有空间，厕所需要用公共的）
200RMB/月（廉租房，有简单的床和家具，有私有空间，厕所需要用公共的）
1000RMB/月（商品房，有床和家具，有私有空间，有户内厕所）
所以你知道了，除了不给厕所，还有降低层高，把门开小点，禁止接入有线电视等等方案都可以降低居住舒适度。而这些手段和措施的根本目的，是打压廉租房的市场价格！尽可能使其市场价格与贫困人口可以负担的价格接轨。
而不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帝都的88RMB/月的廉租房。你只能在新闻联播上看到YY下。
==========================问题回答完毕==========================
事实上到这里，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完毕，也就是茅于轼的主张的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这个逻辑是否有道理。
茅于轼的主张的背后的逻辑是，降低廉租房的市场价格，减少廉租房套利空间，提高分配效率。事实上这一点不仅仅有理论支撑，也有实际的案例来说明。但是这个方案是不是最好的方案，的确无从得知。
但无论怎样，不管这个方案是不是最好的方案，希望大家在反对其方案时，最好提出自己的方案并指出其优于茅的地方，否则讨论将毫无意义。同时请注意，这个问题问的是茅于轼的方案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而不是我心目中最佳的廉租房方案。如果希望深入的讨论廉租房的问题，另外开题会更好。
利用降低服务品质（或者说就是增加麻烦）来筛选价格敏感的人群（不一定是穷人）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其实很多团购（大部分实物团购或代金券团购）就是其中一种，通过增加购买环节的障碍，筛选出价格敏感的人群。还有很多优惠促销活动，需要积攒各种卡片什么的，这些都是增加享受优惠的成本。价格不敏感的人群会直接无视。
另外就是还有很多人会把一个东西的成本和价格混为一谈，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受供需关系所决定的。政府应当提供市场价格接近200RMB/月的房子，而不是提供成本接近于200RMB/月的房子。所以扯到集装箱神马的完全是跑题了，而且政府的廉租房需要解决的正是集装箱这种临时居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就廉租房来说，政府应当修建的是高质量、低服务品质的廉租房。
在房屋质量方面，应当有所保证，譬如说不应漏风漏雨。在社区建设方面，应当完备，例如完善的基层居委会组织。而在服务品质方面，则应当降低。
一个房子的市场租金取决于很多方面：所处地段、房屋质量、服务品质等等等等。其实最影响租金的是服务品质和所处地段，房屋质量对于租客来说影响并不大。所以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去修建低质量的廉租房。
相较于地段来说，服务品质是更容易调节的，例如降低一点层高（你直接把天花板压下来点就好了），把门开小点（这样大家具，大家电就搬不进去了），禁止有线电视接入（把线剪了就行了），使用公共卫生间（也就是茅的不修厕所）。
有节操媒体列表：财经网，《读者-原创版》，以上两家媒体已经征询我同意转载。
好吧，说道逻辑，看了
@Ivony的答案，我很赞成。本人不懂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逻辑，但是我可以结合生活逻辑解释一下茅于轼的这个厕所逻辑。
茅于轼为何这么想，其实看看他的岁数就能够明白。他这个岁数的人，是有筒子楼生活经验的（即使没有，也是非常熟悉筒子楼的）。而筒子楼是只有公共厕所和公共厨房的。那么结合
@Ivony的解释和茅于轼的筒子楼经验，我们很容易会想到他对于廉租房的想法，自然容易提出不要厕所的主张了
PS：看到很多人说只有公共厕所的房子没法住，我真的怀疑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国家？或许我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得太大了？俺们这里博士毕业过来工作，住的就是筒子楼（当然如果携家带口的话，会给两个房间），一层楼十几家两个公共厕所和两个公共厨房。你问俺这是哪个城市？帝都啊～
我在回答完深感自己的答案还不成熟，看到答案被推到了知乎日报头版更是诚惶诚恐，但是的确很高兴看到大家讨论的这样积极。在这里真的要感谢一下题主。一个好的提问就像一个好的药引子，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我们在这里的回答和辩论很可能不会在短期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是这至少能帮助大家更好的从更多的角度进行思考。这种思考每多一些，我们就朝着最终的答案迈进了一步。我想这就是知乎这个平台的意义所在~
以下为原始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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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段affordable housing的项目，虽然现在转行了，但还对这一领域有一些想法，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赞成排名第一的人解释的逻辑。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人为的降低价格，会造成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的增加，这样会造成过量(excessive demand)需求，而通过公权力进行购房者筛选会增加寻租的可能性，并且本身也有成本。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去掉厕所带来的使用者效益(utility)的减小可以挤出过剩的需求，减少了政府干预的成本和寻租收益，是一个从经济学角度很有效率的方案。
但是，这种狭义的经济学规律在现实中不是很容易成立，原因是社会不是有一群所谓的经济人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尊严的个体。减少一个厕所带来的对人格和尊严的损害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的通道转化为社会成本。美国50,60年代大规模兴建的廉租公寓，低矮的楼层，阴暗的楼道和电梯以及缺少绿化是其典型特征。这些地方被社会公认为贫民窟，住在其中的居民也长期承受着社会歧视的痛苦，在其居民中犯罪率和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社区。
现在美国已经摒弃了这种将低收入群体集中收纳的政策，而是通过补贴的方式在一般社区中混入供低收入群体租住的廉租房。这种公寓与社区中的其他公寓没有区别，而且在社区中并不集中布置，目的就是帮助低收入群体融入主流社会，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为了对这一类住房提供补贴，政府采用了比较新颖的税收返点（tax credit）政策，激励纳税大户参与社区开发投资。在住户资格甄别方面，政府的确有投入成本，但是依托于美国社会完善的个人信用体制，甄别成本是可以控制的。
中国和美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不一样，我并非觉得照搬美国的办法是可行的。但是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应该考量的是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成本，而不应该局限于项目本身。同时，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不是一锤子买卖，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多管齐下才能有效解决问题。除了提供廉价的房源（不仅有政府主导的廉租房，还可以有经过规范整改的城中村以及远郊区），还可以通过减少低收入家庭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医疗，食品，交通等）以及提高其收入（职业培训，社保覆盖等）让其可以负担更高的房租。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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