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的角度，囤积货物到底有没有错？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囤积货物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而是取决于其发生的情境、动机、规模以及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经济学更关注的是囤积行为的效率性、市场功能以及潜在的福利损失或收益。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详细分析：

1. 囤积在正常市场机制下的作用 (效率性)

在正常市场环境下，适度的囤积行为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并且能够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

平滑供需波动，稳定价格： 当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涨或需求会增加时，生产者或中间商会提前囤积原材料或成品。反之，当预期价格下跌或需求减弱时，他们会减少囤积或抛售。这种行为能够帮助平滑短期内的供需波动，避免价格的剧烈起伏，从而提高整个市场的稳定性。例如，农业生产受到季节性影响，农民或粮商在丰收季囤积粮食，可以为淡季提供供应，避免价格过高。
套利行为的驱动力： 囤积是套利行为的一种表现。如果市场参与者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涨，他们会选择现在购买并囤积（即“持有”），等待价格上涨后出售以获利。这种套利行为有助于使当前价格和未来预期价格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并将资源（货物）从当前配置到未来使用，提高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
应对不确定性： 对于企业而言，适度持有一定量的库存是为了应对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例如原材料供应中断、生产设备故障、突发性的订单增加等。这是一种风险管理的手段，可以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和客户的满意度。

在这个层面上，囤积行为是市场出清和资源有效配置的信号和机制的一部分，本身并没有错。

2. 囤积的负面影响与“错误”的发生

当囤积行为超越了市场调节的范畴，或者其动机和结果对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时，就可以被视为一种“错误”或至少是“低效率”的表现。

制造稀缺，推高价格 (非理性囤积/投机性囤积)： 这是最常被批评的囤积行为。当出现突发事件（如疫情、自然灾害）或谣言导致人们对某种商品（如口罩、粮油、药品）产生恐慌性需求时，部分人或企业会利用这个机会，大量囤积这些商品，并不是因为其有实际的生产或消费需求，而是为了在短期内通过销售来获取暴利。
经济学解释： 这种囤积行为扭曲了商品真实的供需关系。由于部分商品被不合理地囤积起来，市场上实际可供销售的商品数量减少，导致商品价格被非理性地推高。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也可能导致恐慌情绪的蔓延，进一步加剧市场失灵。
福利损失： 囤积者可能获利，但整体社会福利会下降。消费者因为高价而减少购买，或者无法购买到必需品。即使囤积者最终出售了商品，其高价出售也意味着部分消费者愿意以更高价格购买却未能如愿，或者被迫支付不合理的溢价。

阻碍市场流通，损害供应链： 大规模、非理性的囤积会占用大量的仓储、运输资源，并导致其他环节的商品出现短缺。如果囤积行为过于普遍，可能会扰乱正常的生产和销售流程，使得产品无法及时到达需要它的地方。
经济学解释： 市场的功能在于实现商品的有效流通，从生产者转移到消费者。囤积行为将商品“冻结”在某个环节，阻碍了这一流通过程。这相当于人为制造了市场梗阻，降低了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

资源浪费与机会成本： 被囤积的商品，如果长时间积压，可能面临过期、变质等风险，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同时，用于囤积的资金、仓储空间、运输能力等资源本可以用于更具生产性的投资或满足其他更迫切的需求，囤积行为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

信息不对称与市场操纵： 囤积者往往掌握比普通消费者更多的市场信息（例如对未来供应的了解），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投机。这种行为利用了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市场操纵，对市场公平性造成损害。

3. 法律与伦理的考量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上述的负面影响是导致囤积行为被视为“错误”的主要原因。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法律也明确规定了禁止某些形式的囤积，尤其是那些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制造市场恐慌的行为。

价格欺诈 (Price Gouging)： 许多法律会将突发事件中，因恐慌性需求而进行的极端价格上涨视为价格欺诈或价格操纵，并予以禁止。
伦理道德： 即使在法律未明确禁止的区域，大规模囤积必需品以牟取暴利在伦理上也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它体现了对社会福祉的漠视和对市场规律的恶意利用。

总结：

| 情境/动机 | 经济学角度的评价
正常市场下的适度囤积： 促进价格稳定，平滑供需，套利机制的驱动力，风险管理。无错，有效率。
异常市场下的非理性囤积/投机性囤积： 制造稀缺，推高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市场流通，资源浪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操纵。有错，低效率。

总而言之，经济学并不反对囤积行为本身，但高度警惕和反对那些违背市场供需原则、利用恐慌情绪、损害他人利益并降低整体社会福利的囤积行为。 评价囤积行为的“对错”，关键在于其对市场效率和整体社会福祉的影响。

如果仅考虑饥荒年代的“囤货居奇”，那么这种行为应该是不公平的。 @Richard Xu 的想法类似于“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让我们看到囤货的风险，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深入一下。

在于在小农经下，普通个体决策并不是在所有风险领域选择投资最优，而是风险规避的。我们把社会分为a和b两种群体，其中a是普通老百姓，而b是有钱的地主。如果不存在金融可得性问题，也就是a群体和b群体都可以通过抵押贷款投资，那么群体a和群体b长期投资回报率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如果金融可得性存在障碍，两个群体都很难获得贷款，投资更多的需要依靠自有资金，而为了生存有最低要求底线M，那么由于高风险领域的投资门槛问题，高风险投资领域就会由于缺少竞争有高额利润。

简单地解释一下原因：

首先，对于人均财富接近M的群体a成员来说，合理的决策是不进行投资高风险，而对群体b来说则可以进行高风险投资。比如地主可以用多余的土地租聘年限购买粮食，而普通农民根本无法将生存用的土地未来一年的种植权抵押购买多余的粮食。

其次，对于群体a来说，其投资只有中低风险两种领域，而群体b存在高风险领域。由于投资领域的边际回报存在递减，比如更多的施农肥、浇水、除草，而地主则可以通过抵押地权和租聘权从事粮食的期货交易，农民则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投资。

最后，谈谈“囤货居奇”为什么属于有投资门槛的高风险投资。粮食属于需求弹性比较低的商品，也就是说粮食供给的波动对粮价的影响非常大。如果今年囤货，明年粮食丰产，那么就赔哭了，而如果减产，则赚翻了，所谓“谷贱伤农”大概就是这样。

考虑到风险和金融可得性的结果是什么？结果自然是囤货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在传统社会，越有能力进行高风险投资的富人会越来越富，而穷人会越来越穷，所以才会出现Galor观察的在某些社会高风险投资后代的比例越来越高的现象。因为如果高风险投资领域不存在门槛，那么在充分竞争条件下，该领域的投资期望应该和中低风险领域一样，那么就不应该存在Galor观察到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古代地主越富裕，他们就越有可能进行高风险投资，那么就越有可能在粮价暴跌的时候收购土地。同样，反过来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越是穷就越应该减少风险投资，越保持现有的土地，减少抵押。因此，通过风险投资的角度，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南方比北方富，但1933年中国北方的自耕农比例近60%，而南方不到30%。

在古代，土地分配极大的受权力的影响，土地的生产又极大受气候（气象）的影响，前者本身就是分配不公，而后者是完完全全的运气，其对财富分配的影响可以近似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所以二者本身都有不公。

简单地说，刨除信息问题，考虑不同群体信贷可得性的条件下，在古代的“囤货居奇”还是有些不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