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详解一下分税制？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为何都与分税制有关？
分税制：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钥匙，以及它为何“绑架”了当下诸多难题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叙事中，“分税制”无疑是最为关键的节点之一。这项自1994年起实施的财政体制改革，不仅深刻重塑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分配，更在后续几十年间，成为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地方政府债务以及许多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理解分税制，就是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逻辑，也意味着触及当下中国诸多复杂问题的根源。
一、 分税制改革的“前世今生”：为何要改？怎么改？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长期实行的是“统一财政”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都高度集中在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中，地方政府除了极少的“截留”部分，几乎没有多少自主支配的财权。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时期有其合理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带来了效率低下、缺乏激励、地方积极性受挫等诸多弊病。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调动地方积极性，中央实行了“财政包干制”。即地方政府上缴固定数额的财政收入给中央，超出部分归地方所有，不足部分由中央补贴。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经济活力，但很快也暴露了新的问题：
“跑部钱进”现象： 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更多中央财政补贴，需要频繁地向中央各部委汇报和争取项目，导致行政成本高昂，寻租空间增大。
区域财政差距拉大： 经济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而欠发达地区则因税源不足而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
中央财力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
地方政府“乱收费、乱集资”： 为了弥补财政不足，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摊派和收费手段，扰乱了经济秩序。
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1994年，中国启动了分税制改革。其核心目标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划分，从而加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权，使其能够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分税制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税收划分： 将全国的税收划分为三类：
中央税： 主要包括关税、消费税（部分，如车辆购置税等也归中央）、消费税（中央与地方分享部分也按规定上缴中央）、企业所得税（中央企业）、个人所得税（部分）等。这些税种的收入主要归中央政府所有。
地方税： 主要包括营业税、地方所得税（地方企业）、个人所得税（地方部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印花税等。这些税种的收入主要归地方政府所有。
中央地方共享税： 这是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创新，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部分。主要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监管费等。对于共享税，其收入根据事先确定的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分别享有。例如，增值税是分税制改革的核心，大部分收入按照“中央占75%、地方占25%”的比例进行划分，但后来又调整为“总收入中央固定比例分成，增值税中央占60%、地方占40%”，具体划分方式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可能有所调整。
2. 事权划分： 虽然分税制改革主要关注财权划分，但其背后也隐含着事权划分的逻辑。一般来说，中央税对应的支出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如国防、外交、国家宏观调控支出、中央国家机关运转经费等；地方税对应的支出责任主要由地方承担，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维护、基础设施建设等。
3. 财政转移支付： 由于共享税的划分以及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分税制改革也确立了转移支付制度。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将一部分税收收入转移给财政能力不足的地区，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转移支付又可以细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用于弥补地方一般性财政困难，后者则用于支持特定领域或项目的支出。
二、 分税制下的中国经济“双刃剑”效应：为何当下很多问题都与它有关？
分税制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去财政体制带来的弊端，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正如任何一项深刻的改革一样，分税制在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少“隐患”，并逐渐演化成当下中国诸多问题的“导火索”。
成就：
巩固了中央财政地位： 通过共享税的划分，中央政府的财力得到了显著增强，能够更好地履行宏观调控、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等职能。
激发了地方经济活力： 地方政府在共享税中有了一定的分成，同时承担了部分支出责任，这促使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发展经济，增加税收，从而为地方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促进了统一市场建设： 分税制明确了税收划分，减少了地方各自为政的税收壁垒，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提升了财政透明度（相对而言）： 税收划分的明确，使得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更加清晰，虽然仍有改进空间，但相较于过去的体制有所进步。
隐患与问题：
正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导致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并成为了当下中国许多复杂矛盾的根源：
1. 地方“收支差”的固化与扩张：
事权与财权错配： 分税制改革虽然在税收上做了划分，但在事权划分上，很多社会化、公共化的支出责任（如教育、医疗、养老、环保）都集中到了地方政府手中。而与这些支出责任相对应，地方政府却只享有部分税收收入，特别是利润率高、税基大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大部分归于中央或由中央与地方分成。
“支出责任大，财力来源少”： 地方政府承担了越来越繁重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但其主要的税收来源——流转税（如增值税）在分成后，留给地方的比例并不足以支撑其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
结果： 地方政府为了弥补“收支差”，不得不依赖非税收入（如土地财政）或者通过举债来满足支出需求。
2. 土地财政的崛起与系统性风险：
土地作为地方政府的“蓄水池”： 面对巨大的“收支差”，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金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通过土地拍卖，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弥补财政赤字以及发展地方经济。
土地财政的副作用：
房地产泡沫与金融风险： 依赖土地财政，导致地方政府高度依赖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价的上涨一方面带来了地方财政的充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并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一旦房价下跌或房地产市场波动，将对地方财政和金融系统产生严重冲击。
经济结构失衡： 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发展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等方面投入不足，经济结构出现失衡。
社会不公加剧： 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得普通居民的购房压力巨大，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
耕地保护与城市扩张的矛盾： 地方政府为了出让土地，可能存在过度扩张城市边界、侵占耕地的情况，这与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形成矛盾。
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积聚：
城投债的野蛮生长： 为了进一步解决资金缺口，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投公司）。这些公司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以土地、在建工程等作为抵押，大量发行债券，为地方政府的基建项目融资。
隐性债务的普遍存在： 由于地方政府直接举债受到限制，许多债务是以隐性债务的形式存在的，例如政府购买服务、PPP项目中的不规范操作、以及城投公司发行的债券等。这些债务规模庞大，偿还能力不明，一旦集中爆发，将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威胁。
中央政府的“兜底”压力： 最终，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往往需要中央政府来“兜底”，这不仅增加了中央财政的负担，也削弱了财政纪律。
4.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固化与加剧：
税收分成与经济发展的“正反馈”： 在分税制下，经济发达地区能够产生更多的税收，从中获得更多的分成，从而拥有更强的财政能力去进一步投资基础设施、吸引人才、发展经济，形成“赢者通吃”的正反馈。
财政转移支付的局限性： 虽然存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但其规模和效率往往难以完全弥补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财政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一些转移支付可能过于依赖项目制，效率不高，也可能存在寻租空间。
中央政府“大包大揽”与地方“过度依赖”： 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来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特定项目；另一方面，一些欠发达地区可能因此产生“等靠要”的心态，过度依赖中央财政的输血，自身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5.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与财政权力再分配的诉求：
“财权”与“事权”的持续争夺： 尽管分税制确立了财权划分，但事权与财权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始终存在，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演变。地方政府不断希望获得更多的财权来支撑其日益增加的事权，而中央政府则需要平衡全国的财政收支和宏观调控。
地方政府的“财权焦虑”： 地方政府普遍感到财政压力巨大，希望在税收分成比例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或者被赋予更多的税收自主权。
中央的“财政集中度”考量： 中央政府也担忧地方财政权力过大可能导致国家财政分散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
6. 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与行政干预的残留：
土地制度的改革瓶颈： 土地财政的突出，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地公有制下，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定价权和分配权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中。土地制度改革的迟缓，使得土地这一关键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不高，也加剧了财政问题。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与资源配置扭曲： 分税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和GDP增长，往往存在投资冲动，容易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扭曲资源配置，例如过度投资于产能过剩的行业，或者为本地企业提供不公平的保护。
三、 如何理解和应对分税制带来的挑战？
分税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带来的问题也是相互交织、层层递进的。要理解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某一个方面，而需要将其置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审视。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深化事权与财权匹配改革：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需要在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可以考虑将一些属于中央政府事权的管理职能下放到地方，或者将一部分与地方事权紧密相关但税基较大的税种（如消费税）进一步向地方倾斜。
2. 构建现代地方税体系，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需要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等新的税种立法和实施，探索更多元的税收来源，如财产税、环境税等，以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定和多元化。
3. 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监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的扩张，并建立一套有效的债务风险化解机制。
4.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 在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需要中央政府承担更多责任，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等方式，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
5.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增强财政透明度和绩效管理： 需要进一步提高财政信息的公开程度，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评估，防止铺张浪费和低效支出。
6. 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关键，需要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总结来说，分税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财政体制改革，它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它也留下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收支差”导致的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理解分税制，就是理解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承认其历史功绩的同时，正视其带来的挑战，并积极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以期构建更加公平、高效和可持续的财政体制，最终化解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难题。这并非易事，但却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叙事中，“分税制”无疑是最为关键的节点之一。这项自1994年起实施的财政体制改革，不仅深刻重塑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分配，更在后续几十年间，成为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区域发展不平衡、地方政府债务以及许多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理解分税制，就是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逻辑，也意味着触及当下中国诸多复杂问题的根源。
一、 分税制改革的“前世今生”：为何要改？怎么改？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长期实行的是“统一财政”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都高度集中在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中，地方政府除了极少的“截留”部分，几乎没有多少自主支配的财权。这种模式在计划经济时期有其合理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带来了效率低下、缺乏激励、地方积极性受挫等诸多弊病。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调动地方积极性，中央实行了“财政包干制”。即地方政府上缴固定数额的财政收入给中央，超出部分归地方所有，不足部分由中央补贴。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地方经济活力，但很快也暴露了新的问题：
“跑部钱进”现象： 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更多中央财政补贴，需要频繁地向中央各部委汇报和争取项目，导致行政成本高昂，寻租空间增大。
区域财政差距拉大： 经济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而欠发达地区则因税源不足而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
中央财力不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
地方政府“乱收费、乱集资”： 为了弥补财政不足，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摊派和收费手段，扰乱了经济秩序。
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1994年，中国启动了分税制改革。其核心目标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划分，从而加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权，使其能够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
分税制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税收划分： 将全国的税收划分为三类：
中央税： 主要包括关税、消费税（部分，如车辆购置税等也归中央）、消费税（中央与地方分享部分也按规定上缴中央）、企业所得税（中央企业）、个人所得税（部分）等。这些税种的收入主要归中央政府所有。
地方税： 主要包括营业税、地方所得税（地方企业）、个人所得税（地方部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印花税等。这些税种的收入主要归地方政府所有。
中央地方共享税： 这是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创新，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部分。主要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监管费等。对于共享税，其收入根据事先确定的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分别享有。例如，增值税是分税制改革的核心，大部分收入按照“中央占75%、地方占25%”的比例进行划分，但后来又调整为“总收入中央固定比例分成，增值税中央占60%、地方占40%”，具体划分方式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可能有所调整。
2. 事权划分： 虽然分税制改革主要关注财权划分，但其背后也隐含着事权划分的逻辑。一般来说，中央税对应的支出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如国防、外交、国家宏观调控支出、中央国家机关运转经费等；地方税对应的支出责任主要由地方承担，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维护、基础设施建设等。
3. 财政转移支付： 由于共享税的划分以及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分税制改革也确立了转移支付制度。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将一部分税收收入转移给财政能力不足的地区，以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转移支付又可以细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用于弥补地方一般性财政困难，后者则用于支持特定领域或项目的支出。
二、 分税制下的中国经济“双刃剑”效应：为何当下很多问题都与它有关？
分税制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去财政体制带来的弊端，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正如任何一项深刻的改革一样，分税制在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少“隐患”，并逐渐演化成当下中国诸多问题的“导火索”。
成就：
巩固了中央财政地位： 通过共享税的划分，中央政府的财力得到了显著增强，能够更好地履行宏观调控、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等职能。
激发了地方经济活力： 地方政府在共享税中有了一定的分成，同时承担了部分支出责任，这促使地方政府更加积极地发展经济，增加税收，从而为地方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促进了统一市场建设： 分税制明确了税收划分，减少了地方各自为政的税收壁垒，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提升了财政透明度（相对而言）： 税收划分的明确，使得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更加清晰，虽然仍有改进空间，但相较于过去的体制有所进步。
隐患与问题：
正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导致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并成为了当下中国许多复杂矛盾的根源：
1. 地方“收支差”的固化与扩张：
事权与财权错配： 分税制改革虽然在税收上做了划分，但在事权划分上，很多社会化、公共化的支出责任（如教育、医疗、养老、环保）都集中到了地方政府手中。而与这些支出责任相对应，地方政府却只享有部分税收收入，特别是利润率高、税基大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大部分归于中央或由中央与地方分成。
“支出责任大，财力来源少”： 地方政府承担了越来越繁重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但其主要的税收来源——流转税（如增值税）在分成后，留给地方的比例并不足以支撑其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
结果： 地方政府为了弥补“收支差”，不得不依赖非税收入（如土地财政）或者通过举债来满足支出需求。
2. 土地财政的崛起与系统性风险：
土地作为地方政府的“蓄水池”： 面对巨大的“收支差”，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金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通过土地拍卖，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弥补财政赤字以及发展地方经济。
土地财政的副作用：
房地产泡沫与金融风险： 依赖土地财政，导致地方政府高度依赖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价的上涨一方面带来了地方财政的充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并带来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一旦房价下跌或房地产市场波动，将对地方财政和金融系统产生严重冲击。
经济结构失衡： 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发展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等方面投入不足，经济结构出现失衡。
社会不公加剧： 房价的快速上涨，使得普通居民的购房压力巨大，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
耕地保护与城市扩张的矛盾： 地方政府为了出让土地，可能存在过度扩张城市边界、侵占耕地的情况，这与国家耕地保护政策形成矛盾。
3.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积聚：
城投债的野蛮生长： 为了进一步解决资金缺口，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投公司）。这些公司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以土地、在建工程等作为抵押，大量发行债券，为地方政府的基建项目融资。
隐性债务的普遍存在： 由于地方政府直接举债受到限制，许多债务是以隐性债务的形式存在的，例如政府购买服务、PPP项目中的不规范操作、以及城投公司发行的债券等。这些债务规模庞大，偿还能力不明，一旦集中爆发，将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威胁。
中央政府的“兜底”压力： 最终，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往往需要中央政府来“兜底”，这不仅增加了中央财政的负担，也削弱了财政纪律。
4.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固化与加剧：
税收分成与经济发展的“正反馈”： 在分税制下，经济发达地区能够产生更多的税收，从中获得更多的分成，从而拥有更强的财政能力去进一步投资基础设施、吸引人才、发展经济，形成“赢者通吃”的正反馈。
财政转移支付的局限性： 虽然存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但其规模和效率往往难以完全弥补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财政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一些转移支付可能过于依赖项目制，效率不高，也可能存在寻租空间。
中央政府“大包大揽”与地方“过度依赖”： 一方面，中央政府需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来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特定项目；另一方面，一些欠发达地区可能因此产生“等靠要”的心态，过度依赖中央财政的输血，自身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5.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与财政权力再分配的诉求：
“财权”与“事权”的持续争夺： 尽管分税制确立了财权划分，但事权与财权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始终存在，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演变。地方政府不断希望获得更多的财权来支撑其日益增加的事权，而中央政府则需要平衡全国的财政收支和宏观调控。
地方政府的“财权焦虑”： 地方政府普遍感到财政压力巨大，希望在税收分成比例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或者被赋予更多的税收自主权。
中央的“财政集中度”考量： 中央政府也担忧地方财政权力过大可能导致国家财政分散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
6. 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与行政干预的残留：
土地制度的改革瓶颈： 土地财政的突出，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地公有制下，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定价权和分配权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中。土地制度改革的迟缓，使得土地这一关键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不高，也加剧了财政问题。
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与资源配置扭曲： 分税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和GDP增长，往往存在投资冲动，容易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扭曲资源配置，例如过度投资于产能过剩的行业，或者为本地企业提供不公平的保护。
三、 如何理解和应对分税制带来的挑战？
分税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带来的问题也是相互交织、层层递进的。要理解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某一个方面，而需要将其置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审视。
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深化事权与财权匹配改革：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需要在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可以考虑将一些属于中央政府事权的管理职能下放到地方，或者将一部分与地方事权紧密相关但税基较大的税种（如消费税）进一步向地方倾斜。
2. 构建现代地方税体系，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需要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等新的税种立法和实施，探索更多元的税收来源，如财产税、环境税等，以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实现财政收入的稳定和多元化。
3. 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 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监管，坚决遏制隐性债务的扩张，并建立一套有效的债务风险化解机制。
4.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 在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需要中央政府承担更多责任，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等方式，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
5.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增强财政透明度和绩效管理： 需要进一步提高财政信息的公开程度，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评估，防止铺张浪费和低效支出。
6. 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关键，需要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总结来说，分税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财政体制改革，它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它也留下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收支差”导致的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理解分税制，就是理解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承认其历史功绩的同时，正视其带来的挑战，并积极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以期构建更加公平、高效和可持续的财政体制，最终化解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难题。这并非易事，但却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网友意见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从1995年到朱镕基退任的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在制度原理上，分税制是一项联邦财税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采用不同形式的分税制，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却发生“变异”，成了中央实现经济集权的手段。作为分税制的首倡者之一，吴敬琏在晚年对这一制度的实行现状非常不满，在他看来，推行分税制的前提是必须清晰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分配，然而这两项都被刻意地“回避”了。
首先是事权不清，特别是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了县以及县以下的政府头上，以2004年为例，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约占45%，但财政支出却约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在教育事业费上，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方面，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在中央上收省里的部分税权的同时，地方也上行下效。省里上收地市政府的财政税收，而地市一级就上收县乡财政税收，其结果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要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由于“支出责任”的过度分散化，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企业”去赚钱。
其次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将大部分税收持于手中，却不公开财政支出细目，拒绝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应转移到地方的那部分从来不与地方讨论，不接受监督，而是以“项目建设”的方式落实，投资及决策权力集中于国务院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各大部委，地方政府毫无话语权，只好在北京设立“驻京办”，出现了所谓“跑部钱进”的恶劣局面。地方一“跑部”，中央的权威当然就至高无上了。
这两个问题，直白地说就是：地方把大部分的钱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钱收上来了，但怎么花却从不跟地方商量。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指出，政治权力制度在更宏观的层面上为经济运行规定了一种基本环境，形成了所谓的“统率性规则”。基于联邦政体的分税制在中央集权政体的中国发生“变异”，正是这一规则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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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风暴席卷全球，希腊，一个古老而充满韧性的民族，在这场浩劫中展现了令人动容的抵抗精神和不屈的战绩。他们的故事，远不止是一段历史记录，更是一种民族脊梁的象征。出乎意料的开局：意大利侵略的崩溃一切始于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向希腊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希腊无条件投降。然而，他们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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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咱们来聊聊B1B“枪骑兵”（Lancer）轰炸机，这家伙可不是一般飞机，那作战过程，说起来一波三折，既有高科技的加持，也有生死攸关的搏杀。咱们一点点给它掰扯清楚。首先得明白B1B是个啥。它不是那种飞得慢吞吞、挂满炸弹的传统大家伙，而是被设计来“低空突防，高速突破”的。这意味着它得像个幽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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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在战争这台庞大而残酷的机器中，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决定胜败、左右局势的命脉。它如同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让指挥官看透迷雾，理解敌我，从而做出最明智的决策。没有情报，战争就如同盲人摸象，只能凭空猜测，注定步入混乱与毁灭。情报的决定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层面：一、 了解对手，知己知彼：这是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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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花押，简单来说，是一种个人化的签名符号，但它远不止一个简单的签名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将个人姓名、头衔、甚至家族徽章等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复杂且极具艺术性的图腾。想象一下，这不是你每天在文件上潦草签下的名字，而是一件精心设计的艺术品，凝聚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审美。历史的渊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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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这感觉我太懂了！当初我也跟你一样，满腔热血想写一本荡气回肠的武侠，结果写出来的，总感觉像是我在古代街头摆摊卖手机似的，那股子江湖的韵味，怎么也挥之不去。别急，这事儿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过来的，但绝对有法子。咱们一步一步来，把那股子现代味儿给“拔”出来。首先，咱们得明白，为啥会跑偏？这玩意儿就像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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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陆军的步兵联队，就像是构成这支庞大军队的血肉，每一个联队都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战绩。它们不仅仅是番号，更是成千上万士兵忠诚、勇气与牺牲的载体。提起印度的步兵联队，很多人首先会想到锡克联队（Sikh Regiment）的勇猛，或者马哈尔联队（Mahar Regiment）的坚韧，但实际上，印度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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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这幅作品在艺术市场上搅起的水花可不是一般的大，一举拍出天价，让它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神作”。但抛开价格标签，这幅画究竟讲了什么，又为何如此动人？首先，我们得正视这幅画的“名字”——《最后的晚餐》。这个主题本身就自带了无数的宗教、文化、情感的厚重感。毕竟，从达芬奇那幅流传千古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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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克格勃培养色情间谍的说法，即所谓的“乌鸦”（男性）和“燕子”（女性），这在一些传闻和文学作品中确实存在，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关于苏联情报机构的各种神秘和阴暗的手段层出不穷，这使得这类说法更具吸引力。然而，要准确判断其真实性，需要区分传说与事实。传说的起源与传播：这类说法很多源于西方情报机构的解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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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复杂且充满历史背景，近年来因俄乌冲突而更加紧张。以下是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解释，涵盖历史、冲突起因、关键事件及各方立场： 一、历史背景：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与俄罗斯的反应1. 2014年乌克兰危机 亲俄政权与亲欧政权的冲突： 2013年，乌克兰时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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