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高祖李渊，怎样避免玄武门之变？
首先，根源之所在，在于父子之间的猜忌与权力的失衡。 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这三位皇子，各有其能，也各有其志。建成，作为太子，地位尊崇，但终究少了一份战场上的锐气和民间的声望；世民，战功赫赫，是李唐江山得以建立的擎天之柱，自然不甘居于人下；元吉，勇猛有余，智谋不足，常常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权力斗争的棋子。而我，作为父亲，作为皇帝，对他们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父子情深，也有对国家未来的考量，更有对权力稳固的担忧。
要避免玄武门之变，我的做法会是这样：
第一步：从根源上化解矛盾——权力的合理分配与界定。
太子权力的巩固，但需有监督。 建成作为太子，其地位是无可撼动的。但我会更明确地赋予他实际的执政权，让他能够真正地处理朝政，而非仅仅是一个虚衔。同时，我会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比如设立一个由老臣组成的“政务顾问团”，他们不参与党争，只以国家利益为重，对太子施政提出中肯意见，并且，他们有直接向我汇报的权力。这样做，既能让太子感受到被信任，也能防止他因为年轻气盛而犯下大错。
世民的功劳与封赏，必须匹配其付出，但限制其羽翼。 世民的军功是任何人都无法磨灭的。我会给予他极高的荣耀和封赏，让他成为大唐的“军神”，但必须严格限制他过度的军事集权。我会要求他将主要的兵权逐步移交给朝廷，或者由太子实际掌控，他本人则更多地以“检校”的形式参与军事事务，或者专注于一些国家的重大军事战略规划。我可以册封他为“天策上将”，给予极高的礼遇，让他感受到国家的倚重，但“天策府”的权力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且，我会更加频繁地召他入京，让他参与朝政，而不是长期在外领兵。
元吉的安抚与疏导。 元吉性情鲁莽，容易被利用。我会更加注重对他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和性格上的塑造。我会让他多接触儒家典籍，学习君子之道，并且，我会给予他一些实际的差事，比如负责一些朝廷的礼仪、典籍的管理，或者一些相对轻松的边疆事务，让他感受到被关注，而不是被忽视。更重要的是，我会明确地告诉他，在太子和秦王之间，我希望他能保持中立，作为手足，互相扶持，而非互相残害。
第二步：警惕与防范——对潜在威胁的提前预判。
加强对朝臣的掌控，防止拉帮结派。 我深知，朝堂之上，党同伐异乃是常态。我会更严厉地打击那些利用皇子之间的矛盾来谋取私利的朝臣。我会加强对官员的考察和任免，重点提拔那些德才兼备、一心为公的人，同时，对那些唯利是图、挑拨离间的奸佞之臣，绝不姑息。我会鼓励官员之间互相监督，但也强调忠诚于君，忠诚于大唐。
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与透明化。 我会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皇子影响的情报系统，专门负责收集朝野上下、内外各方的信息。这其中也包括对我的皇子们的日常活动的了解。我会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取信息，互相印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我会让一些我绝对信任的、无党派的老臣，充当我的“眼线”，在他们的周围，我能得到最真实的信息。
加强对京城禁卫军的控制。 玄武门之变，关键在于禁卫军的控制权。我会亲自过问禁卫军的训练、调动和人事任命，确保禁卫军的指挥权牢牢掌握在我的手中，并且，我会采取一些措施，让禁卫军对所有皇子都保持绝对的忠诚，尤其是对我这个皇帝。我会避免让任何一个皇子有机会渗透禁卫军，安插自己的亲信。
第三步：情感的调和与劝诫——父爱如山，但也要有威严。
定期召见，促膝长谈。 我会定期、不定期地召见我的几个儿子，与他们单独或者一起谈话。在谈话中，我会强调父子之情，强调大唐江山的来之不易，以及他们作为兄弟，应如何团结一致，共同辅佐朝政。我会坦诚地告诉他们，我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也看到了他们各自的优点，但我不能容忍他们因为权力而反目成仇。
利用“圣旨”的权威性。 在关键时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利用皇帝的圣旨来平息争端。比如，当察觉到他们之间矛盾激化，即将走向极端时，我会下达圣旨，严厉警告他们，禁止一切形式的冲突，并且，我会明确告知他们，任何违抗圣旨者，都将受到严惩，绝不姑息。
巧妙地利用“外患”来转移内部矛盾。 如果局势真的紧张到无法调和，我会考虑是否有必要主动制造一些“外患”，比如利用边疆局势，将精力集中在对外防御上。当外部压力增大时，内部的矛盾往往会暂时被搁置。当然，这是一种风险极高的策略，但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四步：人事安排的审慎——避免权力过于集中。
平衡朝中势力。 在朝臣的任命上，我会尽量做到平衡，避免某个皇子的势力在朝堂上过于膨 {}。我会提拔一些忠诚于皇帝，但与各位皇子都没有深厚私交的官员，让他们成为朝堂上的“中立派”。
亲信的设置。 我会在一些重要的部门，安插一些我绝对信任的亲信，让他们起到“耳目”的作用，并且，他们不能依附于任何一个皇子。
第五步：自我反思与调整。
反思自己是否给了他们过多的期望和压力。 作为父亲，作为皇帝，我需要反思，我是否在不经意间，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竞争？比如，我是否曾经在公开场合，更偏爱某一个儿子？是否曾经让某一个儿子承载了我过多的期望？
适时的退让与妥协。 在某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我或许也需要做出一些妥协，给予他们一些空间。比如，在一些地方性的权力划分上，或者一些具体事务的处理上，我或许可以采取更加圆滑的方式，而不是一味地强硬。
具体到玄武门之变发生前夕：
如果我预见到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我会采取更强硬、更直接的措施：
提前调离李世民和李元吉的兵权。 在没有完全掌控局势之前，绝不会允许他们掌握重兵。我会以“朝廷需要稳定”为由，将他们从军队中暂时抽离，让他们回到朝堂，或者去一些不带兵的闲职。
召集所有重要官员，在朝堂上公开宣讲“兄弟和睦”的重要性，并且，要求所有官员站队，表态支持太子，或者明确表示保持中立。 这种公开的表态，会给那些暗中拉拢皇子的官员带来巨大的压力。
直接命令太子和秦王，在某个时间点，必须同时来我这里“请安”，并且，我会提前调集我的亲信卫队，确保他们二人都在我的掌控之下。
我会让李建成和李世民同时进宫，并且，我会让李元吉出现在现场。 在我面前，他们兄弟三人必须和平共处。我会当着他们的面，宣布一些对他们都有利的政务安排，让他们看到，我作为父亲，作为皇帝，对他们都有兼顾。
当然，作为李渊，我也要承认，人算不如天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很多时候，个人的努力也无法完全抵挡大势的潮流。但如果能通过以上这些措施，最大程度地去化解矛盾，减少猜忌，疏导情绪，并且提前做好防范，那么，玄武门之变，或许，真的有可能避免。
最终，我希望看到的是，我的儿子们能够继承我的事业，共同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唐，而不是因为权力而自相残杀，让我的心血付之东流。这，才是我作为开国皇帝，最根本的期望。
网友意见
看到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段子：
某日郭德纲、于谦、高峰三人桶台表演群口相声。
郭德纲：下辈子我要当了皇上，于谦就是大太子，高峰就是二太子。
高峰立即回道：像话嘛，你这纯粹就是胡来。凭什么于谦就是大太子，你封得毫无根据嘛。
于谦应声回道：高峰，你疯了啊。凭什么我不能是大太子，我跟随父王都多少年了。
高峰：。。。。。
李渊也遇到了跟郭德纲一样的问题。他的性格恢宏大度，讲义气，重感情，他干不出来二选一的残忍事情，所以只能无奈地让太子党和秦王党相互斗争。我猜他本来的设想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两个儿子不至于放肆到相互残杀的地步，整体局面起码还能控制。可惜他低估了李世民的果敢与决绝，二凤直接让手足相残、子孙互屠、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提前上演。
想避免玄武门之变，这纯粹是个结果倒推过程的笑话。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李渊都没能预料到这一幕，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小咖。现代人，不要高看自己！！！
枭雄版：迅速囚禁并赐死李世民，同时全力扑杀天策府集团，至少只杀李世民一人，可保得他几个年幼儿女性命。 更勿论建成、元吉并其子孙，自己亦可得权位终身。
一切雄才伟略帝王定做是举。
凡人版：册立李世民为太子，剪除建成、元吉党羽，将其本人流放远州，与李世民誓约保他们并子孙终寿考，之后尽快让位。如此亦可保得子孙性命，不至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惨景。
重视家庭儿女亲情的我等凡人，当做是选。
这个回答想必不能令许多朋友满意，何以李渊堂堂一代开国帝王，竟至落到如此两难窘境？
那是因为被“孝子”李世民力图掩盖的历史真相：玄武门之变，对决双方集团的真正主角，正是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这两代英主。
至于太子李建成，他的遭遇当然令人惋惜同情，却仅仅是一个第一配角罢了。
激变玄武门的幕后：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殊死搏杀。 - 狐言论史 - 知乎专栏
最迟至武德六年，由太子李建成而非李世民出征刘黑闼起，李渊便开始着手遏制李世民集团权势，加入了李建成一方；那以后的数年，李渊与李世民与其说是君臣父子，不如说是定要分出输赢的政敌；
想强行用武力解决掉天策府实力，意味着大唐朝廷的空前动荡，若不能成功斩首，而让李世民及其党羽逃出长安成外，唐朝江山分崩离析，再打一场大规模内战，而各方群雄趁势而起，亦非危言耸听。 从开国君主与李唐皇族族长的双重立场，从李渊的角度设身处地，确实很难下定这个决心。
毕竟这等于要一次性大清洗大半个唐朝开国功臣集团，这是连朱元璋都未必能成功做得到的，看看老朱对明初功臣集团是怎么分化瓦解、循序渐进、依次打击，历时数十年才大功告成。
何况当时天下刚平，人心未定，突厥年年寇边，李渊甚至一度打算放弃关中，迁都襄阳，此时开启内战，其巨大代价李渊承受不起。
到了此时双方都早已是骑虎难下，不解决掉天策府这个畸形怪胎，唐朝政府的政治体制的正规化就根本无从谈起；而对天策府的任何削权行为，都必然遭致李世民集团的剧烈反弹，让朝局更加动荡。
李世民篡改玄武门事变相关史料，可为青史定论。李世民在官方版唐史中，诉说自己是如何被逼无奈，自卫反击，包括所谓“毒酒不死”事件。
这至多只能勉强解释，李渊改立李世民为太子。而完全解释不了一个如果还能操控大局掌握禁军与中枢的开国之君、实权皇帝，居然就这么屈服于逆子、选择让位了。
是日政变关键不在玄武门，而在皇宫大内；不在李建成，而在李渊。李世民作乱时，目标不止是弑兄逼宫，而是弑父夺位；
（李世民+天策府）VS（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大唐中枢政事堂）
李世民此次成败关键，在于就他以斩首战术挟制了李渊，他老子不是史书和相关影视小说里的窝囊老好人，而是大一统王朝众得天下最速的开国之君。
史料篡改的关键，正在于将李世民的对手从李渊变成了李建成李元吉，关键点放在了三兄弟在玄武门的肉搏战，
完全抹杀了政变真正关键在于突袭并挟制李渊与政事堂诸宰相，把李渊为了保命被逼传位写成了完全自主的主动传位。
李渊的问题，就在于他既放不下帝王权柄，又始终首属两端。 若他在大唐一统、李世民已无价值时，以皇帝名义，用斩首行动击杀李世民，剿灭天策府，亦不失为枭雄本色，又何至于落得被逼宫退位，还不得不下令将建成、元吉所生的十个孙儿全部杀死的惨景呢？
【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太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司马光《资治通鉴》
李渊其实已经做的足够好了。
他让李世民征战的时候没有跟坐镇后方的太子相互龃龉导致影响战事
他让在坐镇京师的太子和战功赫赫的皇子都没能直接威胁到自己皇帝的权力
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简单了。
但是有一个历史本身的惯性问题，近乎于死局，那就是天下平定之后，开国的战将集团如何处理。
而相较于汉高祖，宋太祖，明太祖这几位，李渊有一个先天不足，那就是他自己没有直接参与大部分征伐天下的作战中。
甚至他的局面比前代杨坚还棘手，杨坚虽然很多仗也不是自己打的，但是麾下各将战功相对分散，自己的皇子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更多是挂名而已。
这种自己带队杀出来的统帅，身上的能量你是没发预估的。
就大家给李渊出的这些办法，除了直接杀掉李世民，李渊都干了啊
兵权，拿掉了；权力，架空了；亲信也另有任命不让他们和李世民来往了
但是，那又怎样呢？
李世民最后成事，关键一环的常何，可不是李世民亲信啊。
换句话说，以李渊的智慧，也不可能把自己要打压的儿子的亲信放到这么关键的位置上。
天知道李世民怎么就拿下了常何，天知道李世民把长安城众将挨个勾兑了一番，怎么就没一个人跑去给李渊报信。
没办法，军队这些人是李世民这么多年一直混在一起的，坐镇后方的皇帝你做再好的铺排，也总有漏算之处。
我们总觉得玄武门的时候李世民已经被逼到绝地，但是李渊这一步步算下来也何尝不是如履薄冰。
这个问题，如果单纯就是想避免玄武门之变，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不要起兵、不要称帝、偏安关陇一隅、统一战争自己上、立李世民当太子，等等。
但是，如果题主想问的是“李渊如何先利用李世民的军事能力夺取天下，再凭借政治地位采取各种手段收回权力，最终当上真正军政实权一把抓的大一统君主”，我只能说：
无解。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著名的时间成本质量三角：有些矛盾，属于内生逻辑矛盾，是无法同时解决的。
一开始，李渊想要得天下，却又不想亲自上战场（或者是自觉军事指挥能力不够，这就不深究了，反正结果都是没上战场）——于是他选择了让别人替他指挥军队；
但是，把军队交给外人又不放心——于是他选择了自己的亲儿子；
然而，当儿子真的做到了不出数年扫灭群雄，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李渊又发现：儿子和自己拥有一模一样的Y染色体继承血统，太容易挑战皇帝的权威，甚至外姓功臣拥护起他来都不需要有心理负担。
于是李渊又开启了“正统保卫战”：一面延续隋唐禅代的招牌，大量加封前隋高官，三省六部尽是遗老；一面维护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杨文干事件各打五十大板；一面把地方行台机构的军政要员纷纷撤销的撤销下狱的下狱。
然后发现，整个“建唐”阵营（包括非李世民嫡系）都被划到了自己的利益对立面。
……
有人说李渊老谋深算，权术了得——确实，作为一个起兵时已经51岁的老官僚，李渊非常懂得官场处事之道，知道如何在体制内摸爬滚打，利用体系稳定晋升，同时避祸不落人话柄，拿现在常用的话讲，就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然而皇帝不一样，皇帝是最终决策者，你再怎么闪转腾挪，全天下解决不了的矛盾到最后还是都会指向你。
你想自下而上地重建秩序，赢得最多数人的拥护，可以亲临战阵，一刀一枪打天下——太危险，太累，不去？
你不想被儿子分走“家天下”模式下的家长地位，可以重用外姓大将，通过赏罚分明来控制人心，同时制定一套互相平衡互相制约的有效策略——不敢，还是懒得操这份心？？
你还可以闭上眼睛索性延续之前的做法，既然当初把发展权交给了儿子，儿子发展得好那我让位给他——你又不甘心……
那怎么办？？？
……涛声依旧呗！
到这时李渊还有什么能打的牌，我想了很久，为了找一个相对中性不偏激又便于理解的词，想来想去就是：
“价值观输出”。
我陇西李氏，富有龟玉，不出三月拿下长安，你们都是靠了我这个平台才能去打天下，给你们机会把脑袋别裤腰带上是你们的福报；
“贵者居其位，能者在其职”自古以来就是政治正确，对现实再不满意也只能寻求正确途径解决，程序不正义必然导致事实的不正义；
太白经天，预示法统动摇，有人作乱，功臣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
遗憾的是当时基本没人听这一套，李世民武装夺权甚至没激起一点浪花（本来打的是“水花”，想了想水花还是有的，但都没出州县便被就地剿灭了，浪花是真的算不上）。倒是不少现代人，对以上话术深信不疑，每次说到玄武门都能看到一堆类似评论。
李渊的问题，就在于他用忽悠韭菜的方式来忽悠军中有威望、地方有实力、砍人有胆量、造反有经验的乱世狼灭们。
最后说几句可能有点跑题的：
如今许多人非常欣赏李渊，我也十分能理解，因为整个舆论都在推崇“躺赢成功学”：轻资本、互联网+、概念圈钱、杠杆盈利、网红营销……所有人都渴望开发出一个轻松赚钱的模式，却很少有人好好地静下心来做产品。
所以，李渊的失败，实际是戳破了这些人的幻想：核心竞争力，是必须吃苦费力才能创造出来的。李渊有关陇贵族的出身，有前朝官场的人脉，有君父的政治地位，他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利用“平台模式”躺赢：卖命的事儿让别人去做，自己只要操控好平台玩好规则就可以收割利益——可是怎么就玩崩了呢？不对，这一定是侥幸！事实不应该是这样的，一定有被篡改的阴谋！
（话说，我倒是很少见到真正的创业者或管理者推崇李渊，文人或空想家比较多……）
最后，话说回来，虽然整篇文章都在吐槽李渊的“精致利己”，但必须说，李渊最大的优点，也是利己，真利己——李渊非常有“国家命运就是君主命运”的概念，所以每当唐朝出现危机，李渊虽然每次都要习惯性地优柔寡断权衡一下利弊，但最终还是每次都派了最有实力的人去解决（前期刘武周、刘黑闼作乱时的李世民，后期突厥入侵时的李世民和李靖），为保持政权的统一和进取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李渊最终得到了真正的安逸，过上了左拥右抱坐看盛世没事儿还能叫个可汗跳跳舞酋长吟吟诗的太上皇生活，而不用整日藏匕首于靴或者夜半被军情惊起之类的。这也是对李渊在“做大”和“掌权”两个盘子里坚持选择前者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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