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采用法家思想的秦朝长久存在下去，会对后世产生什么影响？
政治制度的凝固与演变：
首先，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将得到更彻底的巩固和发展。 秦朝严酷的法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架构，如果能够维持下去，将可能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治模式的“模板”，而非仅仅是一个短暂的过渡。这可能意味着：
地方官僚体系的固定化： 郡县长官的任命、考核、任免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并且可能更加强调其职业性和服从性。对士族的依赖会大大降低，以纯粹的官僚系统取代，这在理论上可以实现更高效的统治，但也可能扼杀地方的活力和创新。
法律的绝对权威： 法家的核心在于“法”，如果秦朝能够长久，法律的严苛和普适性可能会被进一步推崇，甚至演变成一种全民遵从的“习惯法”。这或许能带来社会秩序的稳定，但过度压抑人性的自由和创造力，也可能导致社会缺乏韧性。
皇权的绝对至上： 秦朝对君主权力的强调，如果得以延续，将可能使皇权更加绝对化，对权力制衡的观念更加淡薄。这将对后世形成一股强大的“皇权崇拜”思想，使得民主、共和等观念更难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
“依法治国”的早期形态： 尽管法家的“法”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法治”有本质区别（更多是君主手中的工具），但秦朝的实践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的“依法治国”尝试。如果它能延续，可能会形成一套独特的、以君主意志为核心的法治传统，对后世的法律条文、司法实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经济模式的强化与弊端：
秦朝的经济政策，如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以及对农业的重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标准化与效率： 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体系，将极大地促进国内的商品流通和经济交流，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这会为国家积累大量财富，支持其庞大的军事和工程项目。
重农抑商的延续： 法家思想中的“重农抑商”原则，可能会在秦朝得到更长期的坚持。这意味着国家会持续投入大量资源发展农业，以保障粮食供应和税收，但商业的活力可能会受到压制，长远来看可能不利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创新。
国家垄断与计划经济的雏形： 秦朝对重要资源（如矿产、盐铁）的控制，以及对大型工程的组织能力，可能会发展出一种国家垄断或计划经济的早期形态。这种模式在特定时期可能高效，但长期来看，缺乏市场竞争的刺激，容易滋生腐败和效率低下。
文化与思想的压抑与塑造：
法家思想对“道”、“德”、“仁”、“义”等儒家提倡的价值的排斥，对“智”、“巧”、“辩”的警惕，以及对“愚民”政策的推崇，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思想的单一化： 如果秦朝长久，以法家为主导的官方思想可能会压制其他诸子百家的声音，尤其是儒家、道家等。这可能导致思想文化领域的单一化，扼杀学术争鸣和思想的活力，使得中华文化缺乏多元的色彩。
“愚民”政策的负面影响： 法家认为民众的愚昧是国家强大的基础，这种“愚民”政策一旦长期实行，将极大地限制民众的自主性和创造力。教育可能被简化为服从性训练，民众的权利和自由空间将被压缩。
对“德治”观念的消解： 儒家强调的“德治”和“以德化民”，在法家严酷的法律和功利性的治理模式下，将难以获得生存的空间。这可能会使中国文化中关于仁爱、礼义的传承受到阻碍，社会价值观导向更侧重于功利和服从。
文字和教育的工具化： 秦朝统一文字，但其背后的目的是为了政令的统一和信息的传递，而非知识的普及和思想的启蒙。如果这种模式延续，文字和教育可能更多地被视为统治工具，而非促进个体发展和思想解放的手段。
军事力量的持续强大与对外扩张：
秦朝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其统一中国的基础，法家思想也强调“耕战”。
军事制度的完善： 秦朝的军事组织、训练、奖惩制度可能会进一步完善，形成一套高效的战争机器。
持续的对外征伐： 法家思想的侵略性和扩张性，加上秦朝强大的军事能力，可能会导致其对外扩张的步伐不会停止。这可能意味着：
对周边民族的同化或征服： 周边地区，如匈奴、百越等，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同化或征服压力。这会改变民族融合的进程，甚至可能导致其他文化的消失。
与其他文明的早期接触与冲突： 如果秦朝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可能会更早地与其他文明（如罗马、印度等）发生接触，甚至发生军事冲突，这将改写世界历史的进程。
国家资源的过度消耗： 长期持续的对外战争，即使有法家高效的组织，也可能因国家资源的过度消耗而埋下不稳定的种子，成为王朝衰落的导火索。
社会结构的变化：
士族的地位变迁： 秦朝对六国士族的压制，如果成功延续，将彻底改变传统的分封制下的士族阶层。取而代之的将是完全听命于中央的官僚阶层，他们的晋升更多依赖于对君主的忠诚和能力的表现，而非家族的世袭。
平民的处境： 在严酷的法律和沉重的赋税下，平民的生活将更加艰难。他们的生存更多依赖于对法律的敬畏和对君主的顺从，缺乏向上流动的渠道和质疑的权利。
长远来看的潜在危机：
尽管秦朝初期可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也可能为其埋下隐患：
人性的压抑与反抗： 过度压抑人性、忽视情感需求，必然导致社会潜藏的张力。一旦出现外在的危机或内部的腐败，这种压抑的情绪可能会以极端的方式爆发。
缺乏精神支撑： 法律和功利化的治理模式，难以凝聚人心，缺乏足以支撑长久统治的精神和道义力量。当法律的威慑力减弱，国家将失去核心的凝聚力。
创新与活力的丧失： 愚民政策和对商业的抑制，将导致社会整体缺乏创新和活力，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无法应对科技和思想上的挑战。
周期性崩溃的可能： 历史并非线性的，即使是看似强大的帝国，也可能在长久的积累后，因为某种导火索而迅速崩溃。秦朝这种高度集权、高度压抑的模式，一旦崩溃，其破坏性可能也远超其他王朝。
总结：
如果法家思想的秦朝长久存在，它将是一个高度集权、严酷法治、效率至上但压抑人性、思想单一的帝国。 它可能会极大地加速中国历史的某些进程，比如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国家统一。然而，它也可能扼杀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创新性，阻碍民主、自由思想的萌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历史引向一个更加注重功利、服从，而忽视个体价值和精神追求的方向。
这种长存的秦朝，或许能让中国在某些时期成为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但其内在的脆弱性，以及对人性的忽视，也可能导致其在某个时间点以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更加残酷或彻底的方式走向终结，并对后世留下更深邃的、也可能是更负面的历史烙印。甚至，我们今天所习惯的许多“中国特色”的思想和制度，都可能因为这个“平行时空”的秦朝而截然不同，甚至不复存在。
网友意见
首先商鞅那一套法家政策是用来争天下而不是治天下的。
战略层面上，国家和个人一样，需要目标才能发展。而统一后商鞅那套法家思想提供不了目标。而儒家恰好擅长画饼，能够给出国家目标。
执行层面上，法家需要大量的执行官僚，而统一后中国面积和人口，官僚人才的数量远远不够。
所以，在秦始皇时期，秦国的法家理念就已经发生改变了，从法家法治转变为法家势治，依靠秦始皇个人的威势管理国家。而始皇一挂，其他继位者都没有这种威势，所以秦国是无法长期存在下去的。
题主这也算是想瞎了心啊。法家思想怎么可能随着秦亡而消失，历代统治者的手段处处都有法家的身影，外儒内法更是帝王家的必修课。只不过秦的速亡，让后世统治者们看到了法家思想太过刚猛，容易让自己的统治基础崩盘，所以才慢慢地给法家手段披上了儒学的外衣。
回到法家思想本身，法家可以说是秦国的主体思想。但是万万不能把法家思想中的“法”等同于现代社会中的“法治”。就如同“爬山虎”，不可以被认为是爬山的老虎一样。法家思想究其根本讲的是“帝王术、富国强兵、天下大事唯耕与战”等充满专制特征的内容。在法家看来，吾等黔首皆是国家战争机器中的一环，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不可以有自己的个性，更不能自我发展，从而挑战统治者或者对统治者说不。再说得直白点，法家认为黔首一生中唯一要做得事情就是遵守统治的法令，这是黔首的唯一活路。可以说，法家思想是诸子百家中最为蔑视百姓的思想了。
在这种思想的统治下，根本不可能出现民间“哲思”的现象，更谈不上什么“理性社会”。古希腊、古罗马的先哲们放在秦朝绝对是罪犯，如果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或者聚众讲学那绝对是重罪。
看一段法家最具表性的人物——商鞅的操作：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史记.商君列传》
这段话暴露了法家人物的嘴脸，商鞅的内心独白就是：老子做得好和不好，老百姓没有权利评论，没有权利向我提出要求，我只要你们闭嘴，遵守我的法令。
虽然不同意 @姜源 的答案。
但同意秦朝不可能长久。我从法律方面分析一下。
1.秦亡并非因为法苛。对比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可以看出汉代的法律比秦朝更苛刻。秦朝如果主观上对一些事情不知情会免责，但是汉代会同罪。
2.秦亡源于法令过细而王权下乡。当是时也，秦初并六国而民俗各异，秦代法律针对民俗直接排斥，后世自汉而起直至清末，乡村之间皆为习惯法体系，其间缘由（赞的多了我再写 ）纷繁复杂但也可以说明以秦时之条件根本不可能实现，而它强行推行，此败之一；二者，翻看睡虎地秦简可知，当时秦律规定过细，连一天吃多少盐，吃几顿饭都有规定，当时秦朝初并六国，国家认同感逐步确立，秦法与六国之法，秦俗与六国之俗，彼此征战而结之血仇，皆需怀柔与时间淡化，但是他却执意推行一地之秦法而布六国之旧土，可以想象有多加深矛盾。
3.商君书不能用于批判法家思想，更不能批判秦政。因为，首先，它是部伪书，里面许多内容写的是商君死后的事，所以就整本书而言，它和商君的关系不大；其次，有几章，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是儒墨两家写的，所以。。。。。。
4.愚民穷民始于道家，老子，所以，用它来批判法家不得长久难免有失偏颇。
5.唐律确实很香，但是王博琦老师在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一书中说明，自汉以后我国律学基本没有发展，唐律疏议仅仅是总结。无独有偶，沈家本老师在论律博士议一文中说明，法家自汉后一线之延。瞿同祖老师进一步在中国法律与中国固有文化一书中说明，汉后是儒者做法，而非法家做法。（秦和汉初是有专门研究法律的人的，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少了，然后基本就没了）。陈灵海老师在通往唐永徽律疏之路一文中，更是提出，唐律疏议受佛教律学的影响更大（就连疏字的意思都出自佛教），而儒家律疏是在刘宋以后兴起的观点。（唐代，是世俗律学的谷底）
6.综合王博琦，蔡枢衡，吴经熊，瞿同祖等老师的观点，可知，儒法两家在根本目的上没有区别，都是达到社会的大治，礼的实现。但是途径不同。儒家重德教而法家重法。
7.法家的确有君人南面之术，但是它的君是一个上不及尧舜，下不为纣桀的中人，希望他抱法处势则治。当然，他的问题在于把桀纣想的千世而一出，后世白居易也曾经指出过这个问题。
另外，回答题主问题，秦朝活上一亿年也不可能。近代文明的建立主要通过思想上的革命与工商业文明的发展两条并行之路，但是中国自古包括秦朝都是农耕文明，法家还重农抑商，所以不可能。中西方文明差异的源流太复杂，不展开论述，不过就是上面的理。还有，中国的落后和儒家没关系。根本上是农业文明选择了自己的统治思想与发展方式。
假设看的人多，我就去把睡虎地秦简这些文献的原文直接引过来，毕竟是晚上失眠之作，如果没人看我还写的详细会伤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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