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SCA5法案等族裔平权诉求是否可采用折衷方案兼顾两者，如在个体打分和族裔比例间取平均值呢？
首先，我们来拆解一下“个体打分”和“族裔比例”这两个概念。
个体打分：这通常指的是基于申请人个人能力、成就、学术表现、工作经验、推荐信、面试表现等一系列量化和非量化的指标进行的评估。其初衷是建立一个相对客观、唯贤的评价体系，确保最优秀、最适合的人被选中。在教育或就业的语境下，这可以是对标准化考试成绩、GPA、论文质量、研究经历、技能掌握程度等等的综合考量。
族裔比例：这指的是在某个群体（例如，大学招生、公司招聘）中，不同族裔的成员所占的比例。在族裔平权诉求的语境下，这通常是为了纠正历史上或现实中存在的对某些族裔的系统性歧视，保障这些族裔获得应有的机会，并促进社会多元化。
折衷方案：个体打分与族裔比例的“平均值”
从字面上看，“在个体打分和族裔比例间取平均值”可以理解为：
可能性一：分数权重调整：在最终的录取或招聘决策中，给予“个体打分”一定的权重，同时给予“族裔背景”一定的权重。例如，一个申请者的最终得分不是单纯的个体能力体现，而是个体能力得分乘以一个系数（例如70%），再加上一个与族裔背景相关的加分或扣分项（例如30%）。这个“族裔背景”的权重，其背后逻辑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达到某种族裔比例的目标。
可能性二：分数线调整：或者，可以设定一个基础的个体能力分数线。在此基础上，对于来自某些代表性不足族裔的申请人，可以允许其分数在一定范围内略低于这条线，或者在达到分数线后，其族裔身份能够起到一个“加权”作用，使其在众多合格者中更具竞争力。
可能性三：量化族裔贡献：更进一步，可以尝试将“族裔贡献”或“族裔代表性”转化为一种可量化的“分数”或“加分项”，然后与个体打分进行某种形式的“平均”或“综合”。例如，如果一个族裔的代表性不足，那么该族裔的申请人可能会获得一个“社会贡献加分”，这个加分项的数值，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趋近理想族裔比例为导向的。
深入探讨其可行性与挑战
这种折衷方案的吸引力在于它试图在两个看似矛盾的目标之间找到平衡。然而，其操作性和实际效果则充满了挑战：
1. “平均值”的定义与量化难度：
何谓“平均”？。“平均值”是一个数学概念，但将“个体打分”和“族裔比例”这样一个量化指标和一个群体构成比例直接“平均”或“综合”，其内在逻辑需要被清晰地界定。是简单的算术平均？还是加权平均？如果是加权平均，那么这个权重如何设定？
族裔比例如何量化为“分数”？ 族裔比例本身是一个统计数据，如何将其转化为一个能够与个人能力分数进行“平均”的“分数”？
“理想比例”的设定：如果以“理想族裔比例”为目标来设定族裔分数，那么这个“理想比例”是如何确定的？是根据社会总人口的族裔分布？还是某个历史上的“平衡点”？这种设定本身就可能引发争议。
“不足”的衡量：如何量化一个族裔的“代表性不足”？是根据与总人口比例的差距？还是与历史上的某个基准线的差距？
“族裔分数”的独立性：如果族裔分数完全取决于该族裔在申请群体中的比例，那么它是否会变成一种“群体平均主义”，而不是真正对个体“族裔贡献”或“族裔视角”的考量？
2. 公平性的悖论与个体差异：
“平均”是否牺牲了最大化个体优秀？ 如果过于强调族裔比例，即使是某个族裔中非常优秀的个体，其分数也可能因为“平均”而受到影响。反之，如果过于强调个体打分，那么族裔平权的目标可能难以实现。
过度量化可能导致“标签化”：将族裔背景强行转化为分数，可能导致对个体身份的过度简化和标签化。一个人的价值和潜力，很难被简单地归结为分数和族裔比例的某种结合。
“平均”背后的目标冲突：如果“平均”的目标是为了弥合差距，那么这个差距是通过何种方式产生的？仅仅通过调整分数就能弥合吗？如果根本性社会结构问题未解决，分数上的“平均”可能只是表面功夫。
3. 法律与政治的敏感性：
“种族配额”的风险：即便不是明确的“种族配额”，但如果折衷方案的操作方式与此非常接近，仍然可能面临法律上的挑战。最高法院在涉及平权措施的案例中，一直对基于种族的具体指导原则保持警惕。
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任何试图平衡族裔平权诉求的方案，都极有可能引发政治上的巨大争议。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对“唯才是举”原则的背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是对历史不公的纠正。
4. 实施的复杂性与“黑箱操作”：
透明度问题：如果这种“平均”的计算方法过于复杂或不透明，容易引发“黑箱操作”的质疑，使得申请者难以理解自己的结果是如何产生的，从而增加不信任感。
操纵的空间：一旦存在分数或权重的调整，就可能存在被操纵的空间，或者被指责存在操纵。
更具体的折衷设想（尝试分析）
让我们尝试描绘一种“平均值”式的折衷方案，并分析其弊端：
设想一：加权平均制
个体能力评分 (ACS)：基于标准化考试、GPA、作品集、面试表现等，得到一个0100分的个体能力评分。
族裔价值贡献评分 (EVS)：
首先，根据申请池中各个族裔的比例，与某个“理想基准比例”（例如，根据美国总人口的族裔构成）进行对比。
如果某个族裔的比例低于基准比例，该族裔的申请人可能获得一个“弥补性加分”。这个加分的高低，与该族裔在申请池中的“代表性不足”程度挂钩。
例如，如果目标是让某个族裔的比例达到8%，而当前申请池中该族裔只有3%，那么该族裔申请人可能获得一个10分的EVS。
最终得分 = (ACS w1) + (EVS w2)
w1和w2是权重，且w1+w2=1。
分析：
问题：EVS的计算方式本身就非常复杂且主观。如何确定“理想基准比例”？这个“弥补性加分”的幅度如何确定？如果一个族裔的比例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基准，那么该族裔申请人还会获得EVS吗？这样会不会导致对某个族裔的“过度补偿”或“不足补偿”？
法律风险：这种基于族裔的直接加分，很可能被视为变相的种族偏好，触碰法律的红线。
设想二：分数线弹性调整
基准分数线：设定一个最低的个体能力分数线（例如65分），低于此线者不予考虑。
族裔背景调整：
对于来自代表性不足族裔的申请人，其在低于基准线一定幅度（例如5分）的情况下，如果其背景经历（例如，克服了显著的社会经济障碍，或者带来了独特的文化视角）能够证明其潜力，可以被“破格”考虑。
或者，在最终的录取名单中，当多个申请者分数接近时，族裔背景可以作为一个“加权因素”来区分。
分析：
问题：这种方法似乎更符合“整体评估”的精神，但“代表性不足”的定义仍然模糊，且“破格”的门槛和标准需要极为清晰和公正。同样，“加权因素”的使用也可能被解读为族裔偏好。
更隐蔽的风险：这种方式可能更难被直接指控为“种族配额”，但其操作的隐蔽性也可能导致不透明和潜在的不公。
总结
“在个体打分和族裔比例间取平均值”的折衷方案，其出发点是希望在“公平竞争”和“社会正义”之间找到一个折衷点。然而，这种方案的实施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和实践挑战。
概念的量化困难：将复杂的社会议题和个体价值，通过简单的“平均”或“加权”来解决，往往会陷入过度简化和量化不足的困境。
公平性的定义：真正的公平是普适性的，还是需要根据群体历史和社会境遇进行差异化对待？“平均”的意图能否真正实现所有人都认同的公平？
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任何方案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符合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直接以族裔比例作为计算的依据，很容易触碰法律的敏感区。
更现实的路径
或许，与其试图将族裔比例“平均”或“量化”到个体打分中，更有效和可持续的解决方式，可能在于：
1. 更全面的“整体评估”：在确保个体能力门槛的同时，更广泛地考量申请者的背景、经历、潜力、以及他们可能为群体带来的多样性贡献，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计算族裔比例。
2. 解决根本性问题：例如，通过改善基础教育、提供社会经济支持、消除系统性歧视等方式，从源头上减少族裔之间的机会差距，而不是仅仅在录取或招聘环节进行“分数上的平衡”。
3. 透明和可解释的政策：任何旨在促进多元化的政策，都应该尽可能地透明，让公众理解其目标、方法和预期的结果。
SCA5法案的争议，正反映了社会在如何理解和实现“公平”与“机会均等”上的深刻分歧。任何折衷方案，都需要在尊重个体价值、保障法律公正、并着眼于长远社会进步之间，进行更为审慎和细致的权衡。简单地将个体打分和族裔比例“平均”，可能是一种尝试，但其复杂性和潜在的弊端，需要被充分认识和讨论。
网友意见
感谢 @丢失的鹿掌柜 邀请，首先正面回答问题：
不可以采取「折衷」方案给特定族裔设定比例（如题目描述里提议的 35%），如果将族裔因素纳入「打分」体系的话同样会面临合宪性的挑战。
这里的「不可以」既包括和目前仍具拘束力的判例抵触，也包括不符合一般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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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为什么折衷方案不可行：
在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 438 U.S. 265 (1978) 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表示：「种族配额」（racial quota）是违宪的。高等院校可以为了促进各种族的「融合」（integration），推行有助于提升多样性的录取政策，但不得明确划分各个种族的录取比例。
好吧，一刀切的配额行不通，那更为柔性的方案呢，例如题目中描述的「在个体打分和族裔比例间取平均值」？
最为相关的判例是 Gratz v.Bollinger, 539 U.S. 244 (2003) 。本案中，密歇根大学采取了一项「积分制」录取政策，综合申请者的 标准化考试成绩、 GPA、活动经历和经济社会背景等因素打分，满分 150分，少数族裔自动加二十分。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录取政策同样违宪：首先，二十分的「少数民族加分」对录取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一种变相的「配额」；其次，简单粗暴的「积分」方式缺乏对个体的评估，不符合增进多样性的目的。
自己举个例子帮助理解：黑人小伙 Clarence 和白人姑娘 Ruth 都申请了，Thomas 虽然是黑人，但极度反对增进多样性，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鼓吹种族隔离；Ruth 虽然是白人，但关心少数族裔的平等机会，参与了很多帮助新移民的志愿项目。如果给 Clarence 加了二十分而不给 Ruth 加分，这样的录取政策真的能促进种族「融合」，提升多样性吗？
要说「折衷」的话，Grutter v. Bollinger, 539 U.S. 306 (2003) 一案中的路径可能是相对无可争议的。说「无可争议」，不是说它一定正确，是因为它并无定规、不成定型，一拳打过去没有着力点。
这种路径是：在录取学生时综合考虑包括种族之内的多个因素，促使少数群体人数达到一个「临界值」（critical mass）。
Critical Mass 和解？最高法院的定义是：如果少数族裔学生人数达不到这个这个程度，那么该群体无法在学校中舒适地表达想法并参与学习。举个例子：如果 40 个人的课堂上只有一名黑人，那么 ta 有可能因为感到自己受到孤立而不敢畅所欲言，影响参与学术讨论的积极性。
但这个标准也面临挑战：如何定义「少数群体」，如何定义能够引起舒适的「临界值」。我信仰飞天拉面教，如果中午找不到教友一起吃拉面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无法正常学习，这怎么办？另外，不同族裔对于引起舒适的人数比例也不尽相同，或许我可以主张：西裔美国人对美国主流文化了解较为深入，更加适应美国大学中的氛围，因此百分之十的西裔学生就能确保大家舒舒服服了；而亚裔因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孤立和排斥，融入美国校园主流文化的能力差，所以要百分之二十才自在，这种主张合理吗？
因此，该路径同样会遇到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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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几位朋友聊起这个问题，关于平权的未来发展， @Manolo 提出了两点需要关注的：
1、如何理解「教育」在宪法中的地位，这是不是一项「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
2、能否采取「商业条款」（Commerce Clause）监管教育，推行平权。
这两点提得很好。平权（Affirmative Action）的本质就是一种歧视（Discrimination），因为其中伴随着对不同种族的区别对待。有些歧视是法律许可的，而涉及基本权利时，这样的歧视行为就要受到更高标准的「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必须要存在「不可抗拒的公共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才能将其正当化。目前，尚未有判例明确将教育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看待，但基本权利的定义并非一成不变。（最高法院疯起来可以随便推翻自己）
而对于「商业条款」，不要被名字骗了，以为这个就是做生意。其实，商业条款的本质是赋予联邦政府监管广义商业活动的权力。有一种可能：联邦政府以管理「教育产业」的名义，立法将平权制度化。但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同样面临挑战：在United States v. Alfonso D. Lopez, Jr., 514 U.S. 549 (1995) 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拒绝将教育认定为一种商业活动（不过这个案子和校园禁枪有关，背景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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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议题太大了，以上仅仅是比较片面的理解，期待看到大家的补充。
所以，你根本就没搞明白别人在反对什么？就来折衷？折衷啥？
一群人要把另一个人捅死，被捅死那人反对的是要弄死自己的事实，结果你倒好，跑出来说捅死太不文明了，我们折衷一下，还是喂他吃安眠药吧，这TM也叫折衷？
不可以。
「我能不能拿你開刀？」與「我開你幾刀？」是兩個問題。
SCA5，是在打開潘多拉的魔盒。至於細節配比，百分 40，百分 20，百分 35，都不是重點。
大是大非的問題，一步都不能退。
這魔盒打開了，40，35，20 …… 怎麼變，變得多嚇人，都是一紙文書的事情。
You were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war and dishonor.
You chose dishonor and you will have war.
- Winston Chur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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