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论汪精卫?
一、 年轻时的风采与革命的初心
很多人对汪精卫的最初印象，是那个“从容赴死”的青年革命家。1910年，他参与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虽然事败被捕，但他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确实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赏，也为他赢得了“民国第一革命党”的声誉。在辛亥革命前后，他与陈璧君（他的夫人）、宋教仁等人一道，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也曾是孙中山先生器重的助手。
那个时期的汪精卫，无疑是充满理想和热情的。他渴望推翻满清，建立一个民国。他写下的诗歌，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确实表现出一种慷慨激昂的革命情怀。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一个有胆识、有理想的革命者，甚至是当时青年人中的精神偶像。
二、 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与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汪精卫作为孙中山先生器重的助手之一，自然被认为是“孙中山的继承者”之一。在国民党改组和北伐时期，他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度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然而，当时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权力斗争也异常激烈。汪精卫虽然有理想，但在政治手腕和权谋方面，似乎不如蒋介石那样老练和决绝。他曾与其他派系合作，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但最终在权力斗争中往往处于下风。他早年表现出的革命热情，在面对复杂的政治现实时，也逐渐显得有些“理想主义”和“软弱”。
三、 “联俄容共”与“清党”的摇摆不定
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上，汪精卫也经历了一个从合作到分裂的过程。在国民革命时期，他曾积极主张“联俄容共”，认为这是实现北伐统一中国的必要手段。但随着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清党”的呼声渐高，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这种摇摆不定，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成分和意图的疑虑，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复杂政治环境下，为维护自身政治地位而做出的权衡。这种策略上的不确定性，也为后人诟病，认为他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
四、 抗日时期的“曲线救国”与民族罪人
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具争议，也是最受谴责的部分。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而汪精卫，在抗战初期，以“曲线救国”为名，最终走向了投降日本的道路，成立了汪伪国民政府。
“曲线救国”这个说法，本身就极具争议。汪精卫认为，通过与日本合作，可以减少中国人民的损失，并在战后争取中国的主权。然而，他的实际行动却是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成为日本的傀儡政权首脑，对中国人民的抵抗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他发布的“艳电”，更是将他推向了民族罪人的深渊。在南京建立伪政权，签署卖国条约，配合日本的“清乡”运动，这些都是无法洗刷的罪行。从这个角度看，他背叛了革命初心，背叛了民族利益，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五、 评价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分歧
评价汪精卫，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概括。
正面评价的角度：
早期革命家的勇气和理想主义。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助手，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在特定时期，如北伐战争中的作用。
甚至有人会从他“曲线救国”的出发点去辩护，认为他并非出于汉奸的本意，而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和策略。
负面评价的角度：
政治上的投机和摇摆。
权力斗争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最终走向投降日本的道路，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
其伪政权的存在，对中国抗战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和伤害。
总结来说，如果要给汪精卫一个评价：
他是一个从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一步步走向了民族罪人的悲剧性人物。他的早期生涯，无疑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选择，彻底葬送了他曾经赢得的声誉和历史地位。
历史终究是由人民书写的，而人民对汉奸的唾弃是明确的。汪精卫的选择，无论其出发点如何，其结果都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我们不能因为他早年的革命经历，就模糊了他晚节不保、出卖民族的罪行。
理解汪精卫，需要我们看到他一生的多面性，看到他从革命者到“曲线救国者”，再到民族罪人的转变过程。但同时，也要坚持历史的公正，不能因为任何理由，而轻描淡写他晚年的卖国行径。他的一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深刻的教训，警示着我们，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政治立场和民族气节是多么重要。
网友意见
汪精卫这个人，别看他少年时反满，中年时左倾，晚年投日。
这些都是表象，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国家是一家一姓私有物”的拥趸。
1932年“屈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面对“国难会议”代表要求国民政府开放党禁、报禁等要求时断然拒绝，并且表示：
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如此“振聋发聩”的一番话，瞬间把参加国难会议的民间代表们说懵逼了，由此也可见号称温文尔雅的汪精卫骨子里也不过是一条“视天下为私有”的国民党党棍而已。
“中华民族没我不行！”？
驱除鞑虏，我也得管；
创建民国，也得我管；
拯救江南，我怎不管？
太自恋了，美男子都有这毛病，偏偏丑老婆还特别作。
一腔热血全在搞事，
满腹文章净付嚼情。
评价汪精卫，我还是就复读他夫人的那句话：
汪先生事事慢蒋先生一步，这回连投降都要被蒋先生赶在前面吗？
——陈夫人，在汪精卫投敌当汉奸前
清朝末年，跟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晚期一样，社会结构像一个大金字塔，据外国传教士统计的数据，在首都北京最底层的老百姓占总人数的20%，无收入，赤贫，借贷无门，活得基本上跟牲口没什么区别；70%是贫穷人口，勉强温饱，家里碰上点什么事就得找人借钱渡过难关；中产以上的只有10%，阶层的分界线是能下馆子、逛戏园子。
南方的情况要比北方好一些，最起码吃饱了肚子、口袋里还有几个闲钱才会读书；读了书，思想就会变得不安分。汪精卫的祖籍是浙江绍兴，绍兴这地方的特产是官府的师爷，另外两个姓周的浙江名人也都是出自于师爷世家。他的老爸叫汪琡，一听名字就知道是文化人，哪像张作霖的老爸叫张有财，孙大炮的老爸叫孙大成，一个是乡村爱情风，另一个是七十二家房客流。汪琡虽然有文化，但屡试不第，只得去当师爷，但浙江这地方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遍地都是同行，汪琡拖家带口去广东讨生活，汪精卫就出生在广州旁边的番禺。小汪原名叫汪兆铭，字季新，他上面有3个哥哥和4个姐姐，老爸生他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老来得子，十分宠爱。汪小四从小就被称为神童，5岁开始念书，到8、9岁时已经可以毫无障碍地每天给老爸朗读王阳明的书，他还很喜欢古诗，尤其对陆游的诗倒背如流。没过几年小四的老爸老妈都生病死了，大哥汪兆镛继承家业当师爷养活这帮弟妹；由于不是一个妈，再加上年龄上的差距，汪大哥对小四非常严厉，但小四不光颜值高，情商也高，察言观色，能说会道，与兄嫂们相处得还不错。
18岁的时候，汪小四连续考中县试和府试，而且是广州府试的第一，就在他要继续往上考的时候，大清废除科举了，平底一声雷，小汪失去了阶层跨越的通道，但随即他考上公费去日本留学的名额。在东京汪小四进入了法政大学学法律，跟一个同样出身于广东师爷家庭的同学成为好朋友，这个同学姓胡叫艳红，字展堂，在家里排行第二，从小也是个学霸，后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很拉风的笔名叫汉民，汪小四不甘示弱，也起了一个更拉风的笔名叫精卫。小汪和小胡这对小伙伴在中国是神童，可是去了日本，别说专业的法律了，在东京混了好几年，连日语都说得稀烂；认识了孙大炮之后，更是放飞自我、干脆连大学都不去了，一心扑在乱党的事业上。相比之下炮党四大天王的另外两个廖仲恺和许崇智的日语水平要好得多，廖是正宗的广东官二代出身，他在早稻田和中央大学学经济，货真价实地毕了业，还把一些日语小册子翻译成中文；许则是陆军士官学校的，这种军事院校如果日语不好根本考不进去。有一个姓蒋的浙江青年，第一次去日本想念陆军士官学校，人家告诉他先得学会日语才有入学考试资格，小蒋找了家补习班学日语，半年下来学得稀里糊涂，只得借钱买了船票回家读保定军校；读了一段时间因为年少气盛在老家惹上官司，又去日本想接着考陆军士官学校，可还是过不了日语关。好在小蒋虽然没有语言天赋，但性格豪爽，爱交朋友，不久就在东京认识了一个干哥哥叫陈其美，终于也走上乱党的道路。
清末的乱党主要分为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三家，都与江湖势力有关系。华兴会的基本盘是两湖，光复会则以浙江人为主。后来因为这两家乱党在国内闹得太厉害，官府重拳出击，华兴会和光复会的头领黄兴、宋教仁、徐锡麟、陶成章和秋瑾全跑到日本避难。按理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才会造反，但徐锡麟、秋瑾都是根正苗红的官N代：徐锡麟出身于名门望族，叔叔是安徽巡抚，早就给他安排好了体制内有前途的工作，可是这小子吃着锅里的还要砸锅，一心推翻清政府；秋瑾的家族也是世代为官，老公是朝廷的兵部侍郎，结果秋瑾好好的官太太不当，天天舞刀弄剑，结交江湖亡命之徒，她老公对她应该是真爱，不仅对老婆参加乱党视而不见，还出钱让老婆单身一人去日本留学，直到秋瑾在造反前为了不牵连家人提出断绝关系，他老公才答应离婚。兴中会是孙大炮的老广帮派，本来他上面还有一个老大杨衢云，但杨老大拿孙大炮当小弟，孙大炮拿杨老大当提款机，两个人平时摩擦不断，没多久杨老大就莫名其妙被暗杀了，这笔帐被算在了清政府的头上，但孙大炮也失去了金主，只得到欧洲和日本四处化缘。在日本孙大炮遇见了汪小四、胡老二、廖仲恺与许崇智这4个小老乡，比得到几万两银子还高兴，黑社会只懂打打杀杀，流氓有文化才是乱党的终极形态。
紧接着经过朋友宫崎滔天的牵线搭桥，孙大炮又抱上了新金主内田良平的大腿。内田是日本的官二代，外号叫hard rock，他搞了一个帮派叫黑龙会，作用类似于民间的KGB，专门寻找和训练对社会不满的外国人颠覆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有了内田良平的钱和宫崎滔天的面子，孙大炮胆子也大了起来，找来黄兴、宋教仁商量说你们湖南佬跟我们老广一向是血浓于水，干脆把两家乱党合体算了。于是在内田良平的家里，华兴会和兴中会宣誓合并为同盟会，在场的有7、80人，大多是中国留学生。内田良平是体面人，还特地准备了茶点，这帮经常饿肚子的穷学生们一看有免费吃喝，眼睛都绿了，一拥而上，内田家是老宅子，哪经得住这样的多人运动，客厅地板都被踩塌了。同盟会成立后，小胡和小汪直接退了学，跟随孙大炮闯荡江湖。孙大炮带着他俩去了新马泰开拓新市场，小汪是销售总监，主要负责宣传和筹款。孙大炮看人很准，汪小四不光文笔好，口才也好，起码普通话说得比孙大炮、胡老二地道，再加上人长得帅，只要在集会上台演讲，台下准保花痴一片，会后纷纷慷慨解囊，连胡老二都嫉妒得要命，评价小四的演讲不仅能把死人说活，还能把活人说死。小四的女粉丝很多，其中最狂热的一个姓陈，叫陈冰如，后来她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陈璧君。
陈璧君是马来西亚华侨的富二代，老爸是著名的橡胶大王。她小名叫阿环，因为从小就比较胖，女校的同学们都叫她“肥环”，陈璧君非常讨厌这个外号，因此不走寻常路，远离女生小团体，专门参加男人们的各种政治活动。她老爸思维很传统，觉得女儿不好好念书、跟乱党混在一起，以后怎么嫁人？但陈璧君的老妈很支持女儿，因为陈妈自己就是孙大炮的女粉丝，为了追星母女俩一起加入了同盟会。陈璧君对汪小四一见钟情，回家就让老爸把替她订好的亲事给退了，非汪精卫不嫁；陈老爸大怒，说你一个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怎么能跟这种四处漂泊、朝不保夕的亡命之徒过苦日子呢？但陈璧君的脑子里除了爱情，已经装不下任何东西。当然在那个“我嫖妓、我酗酒、我赌博，但是我是个好男人”的年代，生活俭朴、被女粉丝示爱时竟然会脸红的汪小四简直就是个圣人了。除了陈璧君，还有不少女孩子也因为汪帅哥心甘情愿加入同盟会，有两个福建妹子，一个姓曾叫曾醒，另一个姓方叫方君瑛，她俩作为小四的红颜知己，陪在小四身边默默地奉献了一辈子，后来即使小四跟陈璧君结婚生子，远走法国，曾醒和方君瑛也没有离开，而是帮他们带孩子，照顾起居。人心也是肉长的，小四给自己的儿女起名字，长子叫文瑛，长女叫文醒，但陈璧君小心眼，她把孩子的名字改成文婴和文惺。
别的女孩子追帅哥靠撒银子，陈璧君追汪小四靠玩命。当时汪小四准备回中国刺杀满清大臣，包括孙大炮、胡老二在内几乎所有的同盟会的小伙伴们都劝他不要逞匹夫之勇，只有陈璧君非常坚决地说四哥我跟你一起去。小四说搞暗杀不是过家家，无论事成与否都要被押到菜市口杀头的，陈璧君说那我就陪你一起死，这时有人说了一句你陈大小姐有英国护照，当然不怕了，关键时刻自然会有英国领事馆来捞你。陈璧君一听，马上掏出英国护照撕得粉碎。撕完护照，陈璧君回家变卖了自己和老妈的金银首饰和名下的股票、财产，换成一大笔钱作为刺杀经费。汪小四用这笔经费在北京的琉璃厂开了一家照相馆做掩护，又从日本买了一大批炸药和雷管伪装成摄影器材运进北京，出人意料的是，这家照相馆的生意还挺好。一开始小四的暗杀目标是庆亲王奕劻，也就是袁大头的后台老板；但当时溥仪已经登基了，朝廷中掌权的是溥仪的老爸、摄政王载沣。小四这帮人又转移目标想刺杀载沣。由于清末经常发生乱党暗杀朝廷大臣的恶性事件，载沣也怕死，每天出门都是前呼后拥带着一大群人，小四担心炸药的威力不够，特地找一家铁厂订制了一个能装40多斤炸药的大铁罐。暗杀团把这个自制炸弹埋在载沣上朝的必经之路旁边，第二天夜里去布置电线，没想到有个被老婆戴绿帽的车夫在附近抓奸，正好撞见这几个人蹲在那里鬼鬼祟祟的不知在做什么，车夫吓了一跳，连忙报警，暗杀团一看警察来了马上逃跑，暗杀计划就这么失败了。
警察们发现了炸弹并抬回官府，虽然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大铁罐子是什么东西，但直觉告诉他们这是个高科技产品，于是就请来了美国和日本领事馆的专家来鉴定一下。美国人一看就说这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爆炸起来方圆两、三里都得阙勒霍多。警察们吓坏了，立即上报朝廷；日本专家又说这种炸弹外壳是定制的，不可能从国外或外地做好后运进戒备深严的北京，只会是在本地加工出来的。清政府的这帮官吏们也不是吃闲饭的，马上锁定了北京城内几家有能力造出这种铁罐的铁厂，又顺藤摸瓜地找出汪小四开的照相馆。其实从常理来说，炸弹既然被警察发现了，汪小四他们就应该赶紧逃跑，但小四是那种没完成任务决不罢休的人，他躲了几天，看到没有警察来照相馆抓他，再加上各大报纸在报道这颗炸弹的时候，竟然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有的说是庆亲王奕劻要除掉政敌肃亲王善耆，有的说是贝子溥伦要干掉宣统皇帝篡位，还有的更离谱，说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载洵要弄死自己的哥哥载沣，就是没说跟乱党有关。小四觉得没有危险了，便放下心来，让陈璧君去日本再买点炸药和器材，咱们这暗杀大业不能停。送走了陈璧君，小四刚回家，就被埋伏好的警察抓起来了。小四到底是个书生，他不懂一个体制再腐朽没落，也不代表这个体制内的每个人都是笨蛋。
不管在哪个朝代，刺杀皇帝他爸都算是特级大案了，掌管警务系统的民政部尚书亲自审理此案，这个尚书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肃亲王善耆，他有个女儿非常有名，叫川岛芳子。善耆在满清大臣中算是比较能干和清廉的，他与奕劻是死对头，跟载沣也不对付，属于隆裕太后的妹夫载泽一派的。要是落到别人的手里，汪小四死之前至少得脱两层皮，但善耆对他的印象很好，没有用刑，再加上友邦都非常关注，清政府也得装文明人，就让小四在牢里好吃好喝，还能写文章、写诗发表在报纸上，简直是北欧级别的待遇。包括奕劻在内不少满清大臣都主张对汪小四处以极刑，但善耆说现在清政府正在推动形象转变工程，革命党也不止汪兆铭一个人，如果来一个杀一个，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载沣也批了一个条子说：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宜以渐进，徐图改良国政。该生等躁急过甚，致陷不轨之诛，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连刺杀的当事人都主张宽大处理，就这样汪小四逃过了菜市口砍头的命运，被判为终生监禁。
汪小四入狱后，孙大炮、胡老二以及陈璧君都在想办法营救。一开始他们打算用钱买通看守放人，但孙大炮这个人大家都懂的，钱包比脸都干净，后来要饭都要到张作霖那里去了，你让他去挪威给汪小四争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说不定他能办到，你要是指望他能马上掏出几万块钱江湖救急肯定就是做梦；陈璧君自己的钱也差不多都在刺杀行动上花光了，于是大家四处借钱，凑了一笔款子，可是觉得还不够，陈璧君出个主意说我听说有人是赌博致富的，不如我们拿这笔钱去赌一把碰碰运气，胡老二也不知中了什么邪，竟然真的和陈璧君带着这笔钱去了澳门，结果一个晚上输得精光。胡老二急火攻心，晚上睡觉做梦梦见小四被杀头了，嗷的一声就哭了出来。陈璧君跑到北京，要从监狱后面挖一条地道，直通汪小四的牢房把他救出来。孙大炮都看不过去了，劝陈璧君说姑奶奶你能不能不要折腾了？大家在外面替小四干着急，其实小四这铁窗生涯过得那是相当滋润。善耆在刑部监狱里给小四准备了一间套房，按五星级酒店级别装修，放了上百本书让小四充电，隔三岔五还会去看望小四，喝茶聊天，就差提供东莞式服务了。陈璧君虽然不能探监，但可以通过狱卒天天送饭，她在食盒中藏了一封信：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小四的回信只有一个字：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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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years 的文章，我想在评论区说两句，发现他把我拉黑了……
当看到“杨老大在洪门中的辈分是489坐馆，孙大炮是426红棍，比杨老大低两级”时就知道他的文章有多扯淡了。
杨衢云是香港上流社会的，和底层洪门基本没有联系，这就是为何杨衢云很早有过共和国构想、也组织过学社，却从未实施起义的原因，因为他有钱没人，放不身段结交底层会党，这点孙中山、陆皓东这帮人拉下身段，结交会党，会党势力是彼时中国底层民众的核心凝聚，我党在上海时联络青帮，在长江中游搞土改时联络哥老会，就是这个原因。
1899年孙中山就是洪门、哥老会、兴中会合并的兴汉会会长，到杨衢云去世，孙哪里来的红棍之说？明明是龙头嘛！
孙中山的红棍说来自孙在1910年前后赴美筹款，加入了“北美洪门”（北美华侨华人的自卫组织）和真正的洪门（地方会党）关系不大。
这位答主学历史都学杂了[捂脸]
至于汪精卫的问题，真是“月经贴”“破事儿水”，一言以蔽之，汪精卫“没根”，性格波动，他可以冲动之下干出刺杀的事儿，却无法承担内外政争的压力，他又不甘寂寞，想挑事儿，挑事儿之后又拒绝担责，所以汪的套路一直是寄希望于外来势力，从联苏驱胡，到联日抗蒋。
书本里评论的汪精卫，基本上都是卖国贼或者是徒有虚名(中年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堂堂的气度了)，老百姓多半也只想说他声名狼藉会遗臭万年，而某些近代文豪对他的评价也有悲叹有叹息。客观地看，我想，在这些评价中，大部分应该是少了点宽容和实话实说，虽然他越做越大的人生观底线，确实没有努力把握好自己的后半生，但如果换个角度思考，我们今人是否可以做的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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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S（徐熙媛）和汪小菲的离婚事件，自宣布以来就牵动着无数吃瓜群众的心弦，也给外界留下了许多值得玩味的空间。与其说这是一场简单的夫妻财产分割，不如说是一场集情感、名誉、商业利益、甚至两岸关系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复杂大戏。要评价这场离婚，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维度来深入剖析。一、 离婚的起因与过程：从“爱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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