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六镇之乱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手边没书，随手一答。有很多专著和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看一些比较新的应该比知乎回答更有用。

六镇武人团体在迁洛前后都不是什么国之贵戚、高门子弟，大量镇民的来源是政治斗争失败的酋豪（艾特独孤信的祖先）、被北魏所灭国家的贵族（艾特高欢祖先）、中原士族的破落户（艾特李虎祖先），这从其婚姻、官爵等等方面都能得到佐证。元渊和魏兰根的上书有为了增强说服力加以虚饰、夸张的嫌疑。当然不能说迁洛完全没有影响了，毕竟像高车羽林后来可能就被撤销了。

六镇的经济模式极大程度依赖于中央的转运输血与对柔然的战争掠夺。伴随北魏战略重心的转移，这种经济模式的衰败可能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宣武帝的南征最终失败了）

需要谨慎的区分六镇的各类团体。后来开创周齐政权的六镇武人，与最初起义的破六韩拔陵在六镇体系中的地位可能就有很大的区别。值得关注高车部在六镇下的生活状况。

以上

524-499=25年。

这是从孝文帝元宏去世到六镇之乱爆发的25年，也是北魏王朝由迁洛后的鼎盛向北乱带来的紊乱滑落的25年。我们需要系统性梳理这25年北魏王朝是如何“自由落体”的，方能更好地认识六镇之乱背后的所谓“深层次”。

首先，我们必须从公元499年一代明君孝文帝元宏的去世谈起，这一年的孝文帝元宏还不到32岁，这个终寿年龄甚至比北魏王朝皇权尚且没有被严重冲击时九位皇帝寿命的平均水平26.8岁还要高。

• 道武帝拓跋珪：371年~409年=38岁
• 明元帝拓跋嗣：392年-423年=31岁
• 太武帝拓跋焘：408年-452年=44岁
• 文成帝拓跋濬：440年-465年=25岁
• 献文帝拓跋弘：454年-476年=22岁
• 孝文帝元宏 ：467年-499年=32岁
• 宣武帝元恪 ：483年-515年=32岁
• 孝明帝元诩 ：510年-528年=18岁

如果把献文帝时期与孝文帝前期的实际当政者文明太后冯氏（441-490=49岁）也算上，北魏皇权稳定时期的十位统治者的平均寿命也才29.1岁。也就是说，北魏王朝只有在公元五世纪的拢共加起来只有13年的时间（448-452；481-490）被一位年龄40岁以上的最高统治者统治，而且其中有4年的时间，那位太武帝还不怎么正常，屡屡给北魏上层造成不必要的紊乱。

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说年龄大就一定有更丰富的政治经验，毕竟这十位帝后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干得确实不赖。但，过于年轻的君主年龄，难免在新君继位后，为巩固其政治威望付出时间，反而会搁置前代君主曾经凭借其威望推动的改制，这也是北魏平城时代不断在改制与保守中翻翻覆覆的一大原因。再加上保守派势力确实很强，即便像道武帝、太武帝这样的强腕人物也难免在改制过程中摇摆（道武帝离散诸部政策的妥协与反复、太武帝时在各种矛盾冲撞下爆发崔浩案），甚至最终殒命在政治斗争之中。所以，北魏始终无法凭借一位站在扎实功勋基础上有强力威望推行改制的长寿君主去彻底改革北魏原有的部落制度残余。

到了孝文帝元宏时期，虽然有冯太后的铺垫，但冯太后开展的大多是因势利导的改革，像三长制这样的重大改革举措甚至出现“汉人土豪反对、鲜卑权贵支持”的局面，而孝文帝在其亲政的九年间试图推行的，完全都是打破北魏百余年摇摆在改制与保守之间政治习惯的激进举措。迁洛、改籍、改姓、改服、改语、通婚，项项都是砸在鲜卑老派权贵的敏感点，只有个别相对而言比较明智的鲜卑新锐权贵才会支持孝文帝的做派。若不是孝文帝本人近乎当年赵武灵王的巧妙政治手腕，真不是一般人能够镇得住的。

可惜就可惜在孝文帝元宏及其儿子宣武帝元恪的英年早逝上，虽然从北魏皇帝平均寿命上来看，孝文帝与宣武帝都是32岁寿终，似乎也说不上是早逝-_-||。但北魏的这对儿父子皇帝在位的年限还是不太足够，这一点就像是文帝、明帝父子之于曹魏一样。孝文帝亲政九年、宣武帝主政15年，从时间上来看，根本无法完成“太和改制”以来的顶层设计以及新政治习惯的形成。

而且，孝文帝迁洛，虽然南征只是一个名头，但真正实现“南征一统”之目标未必不是孝文帝的心愿。而且完成“南征一统”才能彻底在威望上压服逐渐退缩回北方的保守派，也能通过军事行动的刺激尽量避免门阀化后带来的“洛阳汉鲜权贵”的腐化堕落，再不济也能做个第二“西晋”，何况以孝文帝、宣武帝的魄力，应该不会重蹈晋武帝的布置失当。问题在于，孝文帝没赶上萧衍代齐的政治波荡，宣武帝虽然赶上却并没有进一步推进，可能也是时机未到吧，使得局面再度回到南北对峙之形态，南征与北镇两大隐患都没有彻底解决，这就为524年-535年间的北魏崩盘，埋下了在形势上“两线作战”的隐患，即便不一定南北两线开战，也得把施政精力牵制在南征与北镇两线，必然顾此失彼。

概括起来，北魏在六世纪初的深层次BUG主要有：

1. 皇权无法稳定而长期地掌握在一位长寿的统治者手中，以至于皇帝必须把精力消耗在与政治传统博弈之上，而非制度改革上，从386年到490年百年的纠缠反而成为一种政治习惯，形成一股很难适应太和改制Pro版的保守派势力。
2. 孝文帝在力推改革四五年（494年迁洛起算）后便去世，宣武帝在位15年间忙于威望积累、继续南征、继续改革，都没有足够的时间解决深层次问题。
3. 北魏王朝在迁洛以后，不仅需要把军政资源有一定倾向性地持续到南线战事与洛京建设之中，还需要顾忌但实际上并没有投入精力给北镇集团在制度改革产生心理落差后的待遇解决上。眼馋洛阳汉鲜权贵奢靡生活的一批或主动或被动留在平城的鲜卑旧权贵，还会参与到推翻现有政体的潮流之中。
4. 关陇地区汉胡诸族群的吸纳工作并没有得到平城时代、洛阳时代任何一位君主的重视，以至于关陇地区从太武帝夺得之时，一直到北魏崩盘，都在不断兴起叛乱。这就为日后的六镇起义扩大化，将北魏南北两线隐患扩大为南北西三线隐患埋下了伏笔。

宣武帝去世后，公元515年-524年间，北魏的皇权既无能、又无力，孝明帝元诩只是一个5-15岁的幼主，根本镇不住权臣元叉与淫后胡氏，熙平、神龟、正光年间的北魏最高权力就这么被元叉、胡后的任用非人、淫乱后宫、相互攻击中不断消耗着，哪里还顾得上去发现或解决孝文宣武二帝即便励精图治也来不及解决的上述四项中第1、3、4项的深层次问题？元叉与胡后在后宫与前朝的两种胡搞，不仅没有解决上述深层次问题，还错失了上述深层次问题解决的最后时机，进而激化了上述深层次问题，并且使得北魏中央决策层的昏庸迷乱，也成为了促成六镇之乱的深层次问题之一。

所以，六镇之乱即便被镇压，也无法挽回北魏王朝的崩盘趋势，之后相继掀起的河北乱局（六镇之乱的余绪）、关陇乱局（关陇长期貌合神离的余绪）、尔朱荣霸业（新一批霸主崛起的序幕）便是对北魏无力解决前述深层次问题并丧失解决时机的全方位绝佳回应，而公元528年的河阴之变与陈庆之北伐，更是彻底宣告了北魏政权的名存实亡。528年之后的元魏皇帝，无论是在洛阳、邺城还是长安，已然只能拱手让位给更有可能通过军政手段解决深层次问题的尔朱荣、高欢、宇文泰了，由尔朱荣掀起的又一波双雄争霸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从孝文帝驾崩，到六镇之乱爆发，这其中一共经历了二十五年。

这二十五年间，北魏政局急剧败坏。也正是因为这些年的荒政，北魏丧失了重大战略机遇、军事实力遭受巨大损失，朝政败坏、内部矛盾激化……因此种种，才有六镇之乱的爆发，而且，最终，演化为北魏灭亡的先声。

想要厘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需要先对这1/4世纪以来北魏朝廷历史做一个梳理。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孝文帝元宏因病去世。同年，十七岁的太子元恪继位，是为宣武帝。

宣武帝继位时，有个天然的缺陷：他当太子的时间太短了，只有两年时间——这意味着，北魏传统上对于太子的严格教育，可能在他这里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北魏从第二代君主明元帝开始，对太子的培养就是朝廷的大事。而且，从北魏几代皇帝的实际表现来看，这种教育是成效卓著的。自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至孝文帝，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合格的君主。联系他们的鲜卑人背景，再对比一下五胡十六国时期其他胡人对于继承人的培养模式，那么北魏的成绩可以称得上是一骑绝尘了。

但偏偏，到宣武帝这里却出了点意外。

前太子元恂，因为反对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而被废。之后，元恪是作为二子补位，才成了太子。而且，只当了两年太子，便继位成了皇帝。

在入主东宫之前，元恪可能并没有怎么入父亲的法眼，因为史料中仅有的父亲对于他的夸赞，很像是事后补记的；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参与朝政的经历。很有可能，元恪的童年就是自由生长的，只不过是到了十五岁时，天上突然掉下个大馅饼，正好砸到他头上。

但问题是，十五岁的人，如果已经有了一定的世界观，那么再想纠正是很难的。这一点，元恪在后来的用人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他特别喜欢重用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而不能像他的父亲孝文帝那样恢宏大度，不计前嫌，量才录用。

他都喜欢用些什么人呢？

外戚。

尤其，是在看到辅政大臣名单以后，就更加坚定了元恪信任外戚的决心。

孝文帝在病逝前，曾经给宣武帝指定过六个辅政大臣，这当中，元氏宗室占了四个。但面对着这些自家长辈，宣武帝的态度却是：

防备。

他先是罢免了孝文帝的堂叔父、自己的堂叔祖父、任城王元澄，让这个汉化改革中的重要人物在整个宣武帝年间都毫无作为。

然后又害死了孝文帝元宏的弟弟，自己的亲叔父，彭城王元勰。这位元勰年少时即有令名，成年后尽力辅佐兄长，在孝文帝去世后竭力远离朝政，但依然没逃脱被毒杀的命运。

借着外戚高肇的手，宣武帝在 排斥宗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些年，折在高肇手上的，先后有孝文帝之弟、北海王元详，被杀；孝文帝之子、京兆王元愉，逼反被杀；孝文帝之弟、彭城王元勰，毒杀；并且，他还与孝文帝之子、清河王元怿当众发生过争吵。

这个高肇，正是宣武帝年间败坏朝政的罪魁祸首。他不仅对亲王们痛下杀手，所打击的另一个目标群体还有位高权重，但不归顺于自己的人。

而且，这位高肇还是风气恶化的始作俑者。史书记载，太和年间清正的政治风气，到宣武帝年间已经变得结党营私，腐化堕落，脏脏不堪。

朝政之外，宣武帝一朝在战场上的表现，就更不如人意了。

其中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有两件事：

其一，第二次魏梁钟离之战，北魏损失二十余万兵力，此后再也无力南征；

其二，蜀中之役，因为宣武帝的犹豫，永远失去了占领蜀中的机会。

而除了以上这些因自身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乱局外，宣武帝的运气也不大好。

北魏在道武帝开国之初，为了防止其他部落插手拓跋氏内部事务，设立了“立子杀母”的残忍制度。以保证在与其他部落联姻的同时，不让其他部落有干涉本族事务的提供可能——尤其，是在少主年幼之时。

如今随着时间推移，拓跋氏的北魏已经越来越强大，其他部落也已经纷纷没落。在这种情况下，再维持这个残忍的制度，变得毫无意义。

但是，没有意义的制度，却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被革除。“子贵母死”再怎么说也是祖制，虽然已经没有任何人受益于这项制度，但这顶大帽子就是它的保护伞。

还在孝文帝时，就有很多人希望能够革除这一制度。册立废太子元恂之时，孝文帝希望能免除其母林氏之死。但当时由于冯太后不同意，最终还是将林氏赐死，追赠皇后。

如今到宣武帝这里，在太子元诩被册立时，这个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此时宣武帝对朝政已经能够完全掌控，也不再惧怕有什么反对力量借机生事了，于是便顺势废除了这项制度。

也就是说，北魏一百五十年以来，太子元诩的生母胡氏，是唯一从这项残忍制度中逃出生天的人。

然而世事就是这么无常，在宣武帝去世后，太子元诩继位，这位胡氏得以听政，是为胡太后。正是这位胡太后，用自己的后半生精彩演绎了一个祸乱朝政的女主是怎么给一个国家带来无穷灾难的——这恰恰是当年道武帝在创设这项制度时，心心念念想要避免的情况。

宣武帝想要放飞一只和平鸽，不想手一挥放出的却是一个女巫师。

延昌四年正月，33岁的宣武帝去世，太子元诩做为他唯一健在的儿子，毫无悬念的继位，是为孝明帝。

在一番明争暗斗之后，胡太后联合朝臣，除掉了宣武帝时期的权臣高肇。在赶走了宣武帝的皇后高氏以后，胡氏顺利升格为太后。随后，又罢黜权臣于忠。一时间，北魏朝廷竟然隐隐有了振作的迹象。

但可惜，这只是假象。

胡太后当政时，朝廷的风气已经大坏，而这在胡太后时期又进一步恶化。洛阳城里，甚至出现了两百年前出现过的场景：斗富。

而在宗王们以奢侈为竞的同时，胡太后也不甘示弱。她的追求是 崇佛。

胡太后喜欢佛教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她造的永宁寺，据说里面有九十丈的高塔，夜里钟声响起时，声穿十里之外。史书记载，“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

如今永宁寺早已被毁，盛况如何我们无从得见，但胡太后还有别的所造遗迹留存了下来：龙门石窟——这不仅是中国石窟之首，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群。透过它，我们足以一窥北魏当时造佛的盛景。

这位胡太后的执政，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前后不衔接，中间曾经中断过。因为权倾一时的胡太后，竟然被软禁了五年。而且主谋之一，还就是她一直以来信任的宦官刘腾。

这也算是历史中的荒唐趣闻，胡太后生性淫荡，以清河王元怿为面首。同是宗室的领军将军元义以及宦官刘腾，因为和元怿政见不合，害怕遭到报复，便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政变，幽禁胡太后，诛杀元怿。堂堂一国太后，就这么被关了起来。

直到五年以后，胡太后才重新获得权力。此时，导致北魏灭亡的导火索——六镇起义已经被剿灭。

这里先来交代一下六镇起义之后的事情（至于事情的起因和经过，会在下面讲到）：

起义爆发后，北魏上下已经完全是一副末世景象：朝廷里，文恬武嬉，腐败不堪；地方上，狼烟遍起，危急四伏。疲于应对的孝明帝朝廷，此时已经无兵力可调。还在宣武帝一朝时，因为与南方作战大败，北魏就损失了二十余万兵力。如今又逢国内反叛不断，焦头烂额的朝廷哪里还抽得出兵去平叛？

最终，北魏还是借助柔然的势力，才剿灭了叛乱——柔然当然乐得借这个机会拔掉这些存在了一百多年的眼中钉。

同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谓的六镇之乱，其实都是中下层镇民的反叛，他们一没有组织纪律性，二缺乏有军事素养的将领指挥，三来彼此之间还缺乏联络，因此很容易就被北魏大军逐一攻破。

整个平叛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叛乱只持续了一年多便被攻灭。

也就是说，胡太后一复出，要面对的就是该如何处理善后的棘手考验。

六镇之乱被平定后，牵涉到的镇民有二十万之多，这些人该如何安置才好？河间王元深在前线平叛，他的意见是“改镇为州”，把边镇改为州县，取消军户，分给镇民土地，就地安置。

事后来看，这应该是解决北镇问题最简单也最稳妥的办法。因为大部分的反叛者并不是对北魏的统治有异心，而只是因为剥削严重，生活贫困，才愤然反抗的。在叛乱被镇压以后，解决这些北镇贫民的生计问题，无疑是釜底抽薪之计，能彻底断绝后顾之忧。

但朝廷却没有批准这一设想，反而是将俘虏的20万镇民安置到了河北的瀛、冀、定三州就食。元深在看到这份诏令后喟然长叹：

“此辈复为乞活矣！”

这个逻辑再简单不过：三州之地早已人满为患，如今再把北镇贫民安置其中，势必会激化矛盾。这些镇民既有同乡之谊，又曾经结成过军事组织，以后若要再行反叛之事，不会有任何的技术困难和心理负担。

但元深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坚持己见的反对朝廷，因为他也有自己的顾虑：朝廷之所以会做这个决定，是胡太后听从了城阳王元徽的意见所致。而元深与元徽互为政敌，此时，元徽正在散布流言，说元深想要积攒个人势力。因此，元深只能噤声。

更糟的是，镇民在迁入河北后，恰逢河北大旱。因为生存矛盾愈发尖锐，仅仅在几个月以后，北镇镇民便裹挟河北难民，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民变，葛荣之乱——此乱最终由尔朱荣平定。

而尔朱荣的出现，才是真正导致北魏走向灭亡的开始。

然后来说回六镇这边。

所谓六镇，是指北魏设置在边界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个军镇。这六个军镇的主要作用，就是攻击柔然，防备首都——当时，北魏的首都还没迁到洛阳，而是在北方的平城（今山西大同）。你可以理解为，六镇当时所驻军队，就是国家的中央常备军——主要作用，就是防备柔然。

在北魏早期的历史中，皇帝都有亲自领兵出征的习惯，所以六镇军队是最容易接触到皇帝，也最容易建立军功的地方。因此，大量的鲜卑贵族子弟进入到了军中，以求晋身之阶。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人也进入到了六镇军中，比如，死囚。

为什么这些人也能混入其中呢？

首先，是能“废物利用”。毕竟是一条汉子，就算不能打仗，做个苦力也是有价值的。

其次，在于有归属感。死囚一旦进入北镇，就是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这对于很多人，尤其是对那些凶狠好斗充满故事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片可以大放异彩的广阔天地。

这种情形，自北魏开国以来，一直持续了约一百多年。直到孝文帝迁都。

其实在迁都以前，就已经有些苗头了：为什么要迁都？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柔然在北魏的不断打击之下已经势弱，不再是北魏的主要作战目标。

而随着孝文帝正式颁布迁都的诏令，这支中央军的地位一落千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杂牌军”。

了解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这当中的差距能有多大，更何况身在当时，你还处处都能感受得到对比：本来，身在六镇的鲜卑贵族们也是这个国家的上等人。但自迁都以后，他们迁入河南的亲戚、同族都变成了羽林、虎贲，与勋贵士族同列；而他们这些当年的“国之肺腑”，却突然沦为身份低下的镇户。

同时失去的，是未来与希望。

站在朝廷的角度上，六镇的作用依然还是防备柔然，但既然已经不是中央军了，那待遇自然就得相应下降。可六镇的存在，本就需要朝廷不断的提供资源。如今资源越来越少，人却还是那些人——进入六镇以后，镇民便被转为“府户”，属于军府，世袭为兵，不准迁移。

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不断推移，这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会变得越来越大。

到孝文帝的儿子——宣武帝时期，北镇曾一度引发过朝廷的关注。景明四年（公元503年），因为边镇百姓贫困，宣武帝命尚书左仆射源怀巡视北边。史载，源怀的任务是“赈给贫乏，考论殿最，事之得失皆先决后闻”。而源怀去了以后，处理了一大批的贪官污吏。

这其中，有两条细节上的记载很有意思：

第一条，是“时细民为豪强陵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

老百姓被豪强所欺压，案件积年不审。如今源怀前来，帮助百姓伸冤，案子每天有上百件之多。要注意，这是发生在六镇之乱二十多年前的事，可见当时六镇的内部矛盾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

第二条，是源怀的上奏。

他说，“边镇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馀人；请一切五分损二。”源怀认为，边镇事少而官多，沃野镇自将以下，有官员八百多人，裁掉五分之二正好。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

话本里一向很喜欢这种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申冤情的故事，但放在现实中，源怀的办法却一点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要北镇镇民无法离开的死结打不开，矛盾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如今官多是不假，但一下子裁掉五分之二，这种做法并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加剧竞争矛盾。

源怀自己做了一次青天大老爷，但从根本上讲，他一来没有解决六镇的问题，二来还加剧了北镇的内部矛盾。此后，六镇又一次被朝廷所遗忘，直到六镇之乱爆发。

最后点燃炸药桶的那一点火花，迸出得很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怀荒镇的镇民因为怨恨镇将不发粮廪，杀镇将而反。不久后，沃野镇的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杀镇将，占领沃野镇称王。

六镇起义爆发。

历来有一种声音，认为六镇起义是导致北魏灭亡的罪魁祸首，并因此而对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持否定意见。

但通过上面的回溯，你会发现，北镇之乱只是肇因，不是原因。

“肇因”和“原因”的差别，就在于它到底是导火索，还是火药桶？

六镇之乱其实是导火索。

六镇之乱本身并没有引发北魏的灭亡，真正导致了北魏末年政局大乱的，其实是葛荣在河北的叛乱，是这场叛乱引出了尔朱荣，激化了孝明帝与胡太后之间的矛盾，才让北魏危若累卵的局面彻底崩溃。

它只是肇因，不是原因。

这就好比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一场感冒的后果有多严重，要取决于患者自己的身体素质。如果患者年轻力壮，那可能感冒也就意味着一个星期的咳嗽流涕，过了就好了；但如果染病的是常年卧床的老年人，那秋冬季的一场感冒就能要了他们的命。

在孝文帝之后，宣武帝、胡太后两任执政已经让整个北魏进入到自由落体式的衰败之中。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强壮的机体因为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原因而迅速老化的过程。

如果非要把北魏的灭亡归罪于孝文帝，那么应该这么说：他没有考虑到六镇问题，这确实是原罪之一。但是，还是那句话，六镇只是导火索，不是火药桶。

孝文帝若泉下有知，大概也不会想到仅仅在他身后三十年，一个蓬勃向上的帝国就会忽然间失去生机与活力；一场内部叛乱，就能引发全局性的溃败。

最后，再说回六镇的问题。

并不是说因为六镇的存在，北魏便不能改革。还是那句话，北魏是因为对六镇问题处置失当，才最终造成了这种局面。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对六镇的解决思路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不能造血，需要外部输血。那么，在首都南迁以后，既然要减少资源投入，就必须开放退出渠道，通过内部的激烈竞争促使成员流出，以此来减小其规模。

温柔而坚定。

这个过程，是缓慢而漫长的。如果进程顺利，那么两三代人之后，北镇就会缩小到一个适宜的规模，既能防备势弱的柔然，又不至于消耗掉国家太多的资源。如此，问题就能够顺利解决。

在这当中，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手段不能太激烈，但大方向一定要坚持：需要持续推进。

然而，当时北魏的情形却是：在孝文帝病逝以后，北镇逐渐被人遗忘。宣武帝时期，还有源怀北巡。但到了孝明帝时期，朝廷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这片土地的存在。

这期间，北镇成员的退出通道一直都没有开放过。当资源越来越少，成员却越来越多，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矛盾越来越大。

所以，汉化改革不是问题，六镇并不是问题，汉化改革间接造成了六镇的问题，朝廷却没有相应的解决策略和规划，这才是真正的麻烦问题。

回看南北朝的历史，汉化确是历史的必然，融合也确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个使命是不是一定要由鲜卑拓跋氏来完成，这是要靠元氏自身努力的。

而从实际表现来看，孝文帝之后的北魏帝王，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这种没有完成，特别的让人惋惜。因为这不是一辈人的功业，而是近百年来数代人的积累与传承，但却被断送掉了。

从道武帝开国以来，北魏历代君主或快或慢，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到了孝文帝时期突然提速，眼看就要迎来最后的辉煌。但偏偏就是在这样的好趋势里，两个偶然性事件的出现——宣武帝的才具不足与胡太后的祸乱朝政，就戛然截断了整个进程。

北魏一百多年来的上升趋势戛然而止，急转直下。此后，你在这个王朝中将很少再能看到进取和奋发，留在史书上的，只有勾心斗角的龃龉与苟且，直至一步步走向灭亡。

宣武帝自己没有做亡国之君，这只是因为他运气好，在位十几年即便病逝，所以没有看到自己治下的衰退进程继续进行下去，也没有等到矛盾积聚并爆发的那一天。他把这个“任务和使命”，交到了北魏的下一任掌舵者——胡太后手上。胡太后“再接再厉”，终于保证了仅仅通过两代人，就把一个强盛一时的大帝国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北方民族融合、孕育更强大政治体的过程，并未因此就终结，但是，元氏却从此失去了站在时代潮头上的机会。

这正是历史有趣又残忍的一面，它把偶然藏进必然之中，让你扼腕叹息，不能自已。

回答完毕。

以上，节选自：

兵变与内卷

后政治强人时代：衰二代的急转直下

被历史困住的她们

延伸：

军事，永远是政治的延续

我们 和 你们：一场关于民族认同的征途

云州远秋月，洛上开龙门

个人公号：喻以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