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用在陈近南身上是不是在嘲笑自己之前的价值观?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明确金庸先生心目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内涵。这是一种超越个人恩怨、小情小爱的侠义，是一种肩负家国天下、胸怀黎民苍生的责任感。这种侠，往往是顶天立地的，是有明确的道德准则和行动方向的，比如郭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信条，他的一生都在践行这个理想。这种侠，是正面、积极、甚至是理想化的。
而陈近南，这位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总舵主，他的形象则复杂得多，甚至可以说是模糊和充满矛盾的。
陈近南的“之前价值观”是什么？
在《鹿鼎记》中，陈近南代表的是一种“反抗”的精神。他立誓推翻满清，恢复汉人江山。这本身是符合“为国”这一层面的。然而，他的“为国”是建立在一种“族群”的对立之上的，是一种基于血统和历史恩怨的民族主义。这种价值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具有号召力的，也是许多江湖人士的精神寄托。
更重要的是，陈近南的“侠”是隐藏在“江湖”之中的，是“秘密”的。他领导着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进行着一场艰苦卓绝的“革命”。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权谋、欺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仁义”和“道义”是可以为了“大义”而有所保留的。他所展现的，更多是一种策略性的、目标导向的“政治侠义”，而不是郭靖那种纯粹的、基于个人道德的“道义侠义”。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为何会显得“嘲笑”？
当我们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八个字套在陈近南身上时，之所以会产生“嘲笑”的感觉，是因为这八个字所代表的理想，与陈近南的实际处境和手段，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1. 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为国为民”是一种宏大的、理想化的目标，它要求行动者拥有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格。然而，陈近南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王朝更迭、政治黑暗的时代。他所追求的“恢复汉人江山”，更多的是一种口号，一种政治抱负，其执行过程充满了江湖的血腥和政治的妥协。他的“为国为民”，在很多时候，都显得有些飘渺，甚至是以一腔热血裹挟着江湖的恩怨。
2. 手段的灰色地带： 为了实现“反清复明”这一“大义”，陈近南及其天地会所使用的手段，并非总是光明磊落。他们会进行秘密活动，会利用各种信息，甚至会与像韦小宝这样“非典型”的江湖人物合作。这种“江湖”的运作方式，与“侠之大者”所推崇的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似乎存在着一种难以弥合的裂痕。如果说郭靖是“以武犯禁”的侠，那么陈近南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以江湖之名行政治之实”的侠。
3. 人物的复杂性与“韦小宝化”： 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似乎有意打破了以往武侠小说中非黑即白的英雄形象。他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卑鄙”的、市井的、甚至有些无赖的人物，却让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能“左右逢源”、最终影响历史进程的人。而陈近南，这位“总舵主”，在面对韦小宝这样的“搅局者”时，显得有些无奈和失算。他所坚守的“侠义”原则，在韦小宝的“狡黠”和“顺应时势”面前，显得不够实用，甚至有些迂腐。这种反差，自然会让读者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为国为民”，怎样的手段才能实现“大者”的抱负。
4. 对“侠”定义的挑战： 金庸先生在《鹿鼎记》中，似乎在质疑和解构他自己以往作品中塑造的“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句在《射雕英雄传》中被郭靖奉为圭臬的信条，到了《鹿鼎记》这个更加写实、更加复杂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有些无力，甚至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陈近南身上的“侠”更多地体现在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一种对民族命运的担当，但他的执行方式和最终结果，却无法完全承载起“侠之大者”这份沉甸甸的理想。
更深层次的“反思”与“解构”：
与其说是“嘲笑”，金庸先生在这里更像是在进行一种深刻的“反思”和“解构”。
反思政治与侠义的结合： “为国为民”必然涉及到政治。而江湖中的“侠”，如何与政治博弈，如何实现政治抱负，是一个永恒的难题。陈近南试图用江湖的手段去影响和改变政治，但他最终的命运，以及天地会的走向，都暗示了这种结合的复杂性和危险性。他所代表的“侠”，在政治的洪流中，显得有些脆弱和不堪一击。
解构理想主义的局限性： 金庸先生在晚年，对过于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似乎有了更多的审视。他不再仅仅推崇郭靖式的“憨厚”和“执着”，而是开始关注在复杂现实中，那些不那么“完美”的人物，如何生存，如何行动。陈近南的“侠”，是带有时代烙印的，是充满江湖气息的，但这种侠，是否能真正承担起“大者”的责任，金庸先生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对“正统”的质疑： “反清复明”本身就带有很强的“正统”观念。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谁是“正统”，谁是“逆臣”，在不同的视角下会有不同的解读。陈近南的“为国为民”，是对一个“旧”的国家的怀念，是对一个“新”的朝代的否定。当我们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视角下审视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国”和“民”的定义，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
总结来说：
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来评价陈近南，并非是金庸先生在“嘲笑”他之前的价值观，而是通过陈近南这个人物，对“侠”的定义，对“为国为民”的实现方式，以及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局限性，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充满智慧的“反思”与“解构”。
金庸先生并没有否定陈近南的“为国为民”的初衷，他仍然是一位有抱负、有担当的江湖领袖。但通过陈近南的命运和与其他人物的对比，金庸先生向读者抛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纯粹的理想主义是否能够完全实现“大者”的抱负？手段的“道义”与目标的“大义”之间，又该如何取舍？
可以说，《鹿鼎记》中的陈近南，就是金庸先生对“侠”这一概念，进行的一次更加深入、更加写实的探索，是对“侠”的理想化面貌的颠覆，也是对现实政治与江湖恩怨的深刻洞察。这是一种成熟的、反思性的文学表达，而非简单的“嘲笑”。他让我们看到了，即使是“为国为民”的伟大理想，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也会面临着人性的考验、政治的较量以及时代变迁的洪流。而陈近南，正是这个复杂洪流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网友意见
小说中：
陈永华屯田办学、兴利除弊，有遗爱于民，百姓称他为“台湾诸葛亮”。
历史上：
东宁初建，制度简陋，永华筑围栅，建衙署，教匠烧瓦伐木，造庐舍，以奠民居。理户籍，课农桑，禁淫博，诘盗贼，于是地无游民。番土渐拓，田畴日启。其高燥者，教民植蔗制糖之利，贩运外国。以煎盐苦涩，就濑口修坵埕，泼海水为滷，暴晒为盐，裕课资民食。当是时，闽粤逐利之氓辐辏而至，岁率数万人。
十二月，请建先师庙，立学较，二十年正月庙成。社设学较，延中土之儒教子弟读书，开试儒童。
永华既教民造士，岁又大稔，犹恐不足国用，请以一旅屯思明，外交清将，商贾往来，以博贸易之利，因荐江胜任其事。布泉流通，东宁物价大平。
二十八年春，漳、泉、潮复，荐许赞、王仕云分任督学副使，劝学取士，漳泉武生考授将才随军，仕云有江南宿学、岭表名臣之褒。
永华渊冲静穆，语讷讷如不出口，而指画大局，慷慨纵横，悉中肯要。为政综核名实，执法严明。就任以后，险阻集，物土方，比户殷阜，门不夜扃，足食足兵，东宁以是大治。
这不叫为国为民，什么叫为国为民？
这个问题下的很多答案一直在说陈近南是从朱家、郑家家臣的立场上做事，所以算不得大侠。那么，请思考，陈近南为什么选择做郑家的家臣？
陈近南与郑成功相遇于1648年，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这一年虽然不是整个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但也是明朝建立以来最黑暗的一年。大明官军一溃千里，永历朝廷的地盘只剩下了广西一省。闯军败于荆州，刘芳亮战死，西军败于凤凰山，张献忠战死，农民军也无力再和清军抗衡，而东南沿海的顶梁柱郑芝龙干脆投降了清朝。尽管如此，各地的抗清义军还在浴血奋战，局面尚未完全绝望。
随着郑芝龙的投降，福建也遭受了清兵的蹂躏，同安县和许多个小县城一样，被清军攻破并屠戮，同安县教谕陈鼎力抗清军，城破之后悬梁自缢。陈鼎的儿子陈近南，此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中二少年。安葬了父亲的遗体，将母亲托付给兄长之后，陈近南踏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正如另一位答主所说的，这时离康熙出生还有六年，康熙还连液体都不是呢。
陈近南为自己选择的主公就是郑成功，此时的郑成功也只有二十四岁。父亲郑芝龙叛国之后，郑成功身边只剩下了亲兵家丁百余人，仓无一粟，囊无一文，空有郑家少主的名头，实则穷途末路。但不知为什么，陈近南就是相信，郑成功就是那个可以帮助他实现梦想的人。在陈近南的帮助下，郑成功截下了郑芝龙派去日本贸易的三艘大海船，获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郑成功对陈近南大为赞赏，称他为“今之卧龙”。此后的十四年，郑成功与陈近南始终患难与共，郑成功北伐南京之时，将郑经托付给陈近南，要郑经以父事之。
陈近南二十八岁这一年，郑成功和李定国相继病故，两年后李来亨与张煌言牺牲，这几乎标志着抗清事业的彻底失败。就连郑经都对抗清失去了兴趣，坚持的也只剩下“虽死不能削发”这一点，反清复明的事虽然还在做，但也没什么信心了。真正的郑氏家臣，如冯锡范、刘国轩，想的都是如何让郑氏割据称雄。当清朝走背字，碰上三藩之乱这种事的时候，他们不介意趁机插上一脚，但假如清朝开出的价码合适，他们也不介意改改发型。
只有陈近南与他们不同，只有陈近南想的是要光复两直隶十三省的故土，只有陈近南想的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也就导致陈近南在郑氏这里越来越不受待见，大家都想安心当土财主，就你非拿自己当诸葛亮。好在郑经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中都不算糊涂，直到临死前的一两年，都对陈近南保持着信任。
那么陈近南为什么非要力排众议坚持反清复明？固然有他父亲血仇的因素，固然有报答郑成功知遇之恩的因素，但是，最根本的动机依然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别忘了，郑成功一生最大的对手是爱新觉罗·福临。
行痴缓缓道：“昔日攻城掠地，生灵涂炭，小僧早已百死莫赎。今日得为黎民舍身，亦不过以偿当年罪业之万一。倘若再因小僧而争斗不息，多伤人命，那更增我的罪业了。我意已决，还请各位护持，成此因缘。若能由此而感化众位喇嘛，去恶向善，更是一件好事。”说着站起身来，向韦小宝及少林五僧合十躬身。
当了和尚的顺治幡然悔悟了，但是他当皇帝那会儿，是天下老百姓最大的敌人，是一个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不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他年纪还小，赖不到他，然而广州大屠杀、昆明大屠杀、迁界禁海，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在顺治的领导下进行的？陈近南所见的，是自己的故乡化为一片焦土，百万百姓流离失所，沦为刀下亡魂，要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不反清，那真是全无心肝了。
就算是在历史上，康熙朝老百姓的生活也肯定是好于崇祯朝，虽然问题也有不少，但毕竟没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了，按照小说的设定更是如此。可是陈近南凭什么相信呢？他凭什么相信一个建立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拿老百姓当猪羊牲口对待的政权换了个皇帝之后就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陈近南要是连这都能信，那归辛树都能给郑成功当军师了。把国家和全体同胞的未来，寄托在一个十几岁的娃娃将来的成长上，因此放弃抓枪杆子，放弃自己和已故的主公、牺牲的战友们奋斗终生的理想？陈近南要是这么干，那他真是彻底疯了。
没错，陈近南失败了，可难道萧峰、郭靖、杨过就没失败吗？他们通通都失败了。“侠”这个群体在诞生之初，就是要以个人武力对抗国家机器，所以注定是要失败的。
再思考另一个问题，《鹿鼎记》中，顺治和康熙是怎么想到“永不加赋”的？康熙是聪明睿智之主，可无论小说里还是历史上，他都并不仁慈，他出台了改善百姓生活的政策，是因为他热爱老百姓吗？
韦小宝问道：“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赋就是赋税。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用兵打仗，钱不够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明朝的官儿又贪污得厉害，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大小官儿至少也要多刮二千万两。百姓本已穷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赋，明年加税，百姓哪里还有饭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都让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只好起来造反。这叫做官逼民反。”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原来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吗？明朝崇祯年间，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所以东也反、西也反。杀平了河南的，陕西又反；镇压了山西的，四川又反。这些穷人东流西窜，也不过是为活命。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他们汉人说是流寇作乱。其实什么乱民流寇，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
穷人不拿刀枪宣示自己的存在，不打死几个总兵、巡抚，皇帝能看得见他们吗？就像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因为他对水爱得深沉吗？他是怕覆舟啊！正是因为老百姓造了反，打进了北京城，正是在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无数草莽出身的英雄豪杰以身许国，让尼堪、孔有德、白含贞、沙里布、萨苏喀、布颜岱、吴沙、阿克善等血债累累的暴徒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教会了统治者不能小看老百姓的力量。你欺压老百姓，老百姓会默默忍受，但要是把老百姓欺压得走投无路，他们必然要你血债血偿。如果没有崇祯煤山上吊的前车之鉴，如果没有李定国、郑成功、陈近南这样的人，康熙又怎能学会畏惧？
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传统意义上以武犯禁的侠，到清朝已经是失败了。随着工业革命的洪流滚滚而来，在冷兵器时代尚且不能左右国家大势的武功更加无用武之地。但侠义精神从来没有失败，不论到了哪个年代，使用什么武器，这种精神都永远不死。
1916年，面对为祸乡里的税警队和他们的十二条枪，有人带着二十来个农民手持两把菜刀砍下了队长的脑壳，率领大家投身于讨袁护国运动之中，这个人做的是不是大侠之事？
1917年，有人领着一群学生和警察兵不血刃缴了三千军队的枪，令一座千年古城免于兵火，这个人做的是不是大侠之事？
1927年，有人在白色恐怖之中靠着一百来条枪坚守井冈山，公然劫牢反狱，营救同志，他们做的是不是大侠之事？
2020年，也依然有无数的人锐身赴难，纵然不会高来高去、蹿房越脊，难道就是不是大侠了？
“侠”之道本就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直则易折，失败是最平常的事情。陈近南的失败不仅不能否定他的道路，更彰显了他人格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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