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群体是先进生产力的先导,因此从封建时代开始他们就很激进。
如果学生都不激进,那要么是共产主义实现了,要么是社会玩球了。
首先,激进的不是学生群体,而是高校。说得更准确一点,激进的是研究单位。
你如果比较一个20岁的学生和一个50岁的局长,然后得出结论说学生激进,那这个结论显然除了搞笑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一个30岁的助理研究员和一个30岁的二级主任科员,前者仍然会比后者激进很多。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成立的。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往小了说,是因为研究单位不需要承担任何执行以及执行带来的成本。往大了说,是因为每个人都要在社会上承担那个属于自己的角色,而每个人的角色都是不同的。
研究或者说参谋单位(部门),其先天是不需要承担执行工作与执行成本的。他们只需要为自己的研究结果本身负责,至于研究结果在现实中是否有效,有效了他们功劳有限,无效他们则完全没有过错。他们的职责仅仅就是提供方案,供人选择,没有决定权。至于这个方案执行起来是不是特别痛苦,执行层的牢骚最多只能发到决策者那里,怎么也到不了研究者这里。所以他们永远都最支持在真空中的球形世界里最为优秀的方案,因为反正也不是我去做。
而执行机构则恰恰相反。执行机构同样没有决策权,但他们必须承担执行工作本身、执行工作的成本以及执行失败的责任,所以他们永远都倾向于选择最为保守成熟的方案进行工作,因为我是真的要去做的。
那是不是说,因为研究机构站着说话不腰疼,所以他们的激进就是愚蠢而毫无意义的呢?当然不是。回到我最初说的那句话,每个人都要在社会上扮演自己的角色,而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角色演好。社会现实不可能永远采用最保守、成本最低、工作量最少的方案去解决问题,如果没有激进的势力存在,执行机构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选择的方案就会越来越保守,社会的进步也就会越来越慢。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执行机构虽然同样没有决策权,但他们拥有更要命的执行权。如果没有激进力量进行制衡,放任执行机构保守化,那么无论你说什么,执行机构永远都有一万句何不食肉糜等着怼你。实际工作的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中,整个社会的运转就会迅速沦至崩溃,不是迟早,而是迅速、立刻、马上。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学生(或者说高校研究机构)特别激进?
答案就是一句话:因为需要有人激进,那么就是他们。
这是一种平衡。
「首先你们要懂得,学生并不构成一个分明而统一的社会群。他们本身分成为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政治态度,与社会上存在的那些不同群的政治态度密切相符的。有些学生的倾向是激进的;但在这些激进学生中间, 只有很小一部份人能被革命党争取过来。」
「事实是:在那些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中,激进思想常常是一种青年病。法国人有句俗话说:『Avant tsente vans revolutionaire, après Canaille』—―(30岁以前干革命,30以后变混蛋)。这样的话不仅仅在法国才有的。在战前(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译者)时期的俄国,人家也用同样的话来讲论过学生。从1907年直到1917年,我流亡在外国,旅行过不少地方,给当时侨居国外的各色各样的俄国学生做过许多讲演。在当时,这些学生都是革命者。等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那些人之中的99%却是在街垒的敌对方面和我们作战。」
「你们可以在每一个国家的年青人中间找到这样的激进思想。年青人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时常会感觉到不满。他总以为他能比老一辈的人干得更好。所以年青人老觉得他们是进步的—―可是他们对于进步这个词了解却是有所差别的。例如在法国,有一种激进反对派,又有一种保皇反对派。自然,在这个激进主义中包含有某一数量健康的反对派势力,可是对其中的大部份说,他们的激进主义只能等于求职谋事主义(Careerism)。」
「这里我们找到了真正心理的动力。年青人觉得被人给排斥在外;老年人占据了所有的地位,而年青人却找不到出路来施展他们的才能。他们之所以不满,很简单因为他们坐不到司机的位子。一旦他们自己坐正了这个位子,他们的激进主义便消失于无形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这些青年人逐渐得到了他们可以到手的位置。他们变成律师、写字间头头、教师。这样一来,他们回顾自己较早时期的激进主义,就好像看到了他们青年期的罪孽—―一种既令人讨厌,却又令人喜爱的错误。作为本人年青时期记忆的一个结果,这位学生便一生过着二重生活。他自己相信仍旧保持着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其实他所保留的乃是某种自由派的表皮。而这层薄薄的表皮只是他那实体的一种外饰,它掩饰着一个心胸狭隘的、社会上向上攀爬的小资产者,它的真正的利益只归结于他的职业。」
来源于托洛茨基1932年演讲《论学生与知识分子》,最后一段的表述,关于“实体”的概念用在这里,妙极了,“实体即主体”。
关于这十年来中国激进学生群体的观察,有空再表。
你如果产生学生群体容易激进或者激进的就是学生群体的印象,那你附近一定有一个网右理论复读机。和这种复读机做朋友可以,但是从复读机那里学东西是得不偿失的。
O国网右认为学生群体激进,和编造“年轻时思想不左,是没良心!长大成熟后思想不右,是没脑子!”这种网络经典名句同属一个原因。因为学生群体都在读书、又年轻没有社会经验,所以网右要通过学生群体激进从而构造学生群体被マルクス思想吸引是一种非常幼稚、脱离社会的鄙视链。
也就是网右要换种方式说你信マルクス是因为你幼稚而已。
这种理论能不能站得住脚呢?我想是不能的,下面以第二次安保斗争为例。
第二次安保斗争期间安保反对派动员约一千八百七十四万人次[1],而1970年全日大学生总量才一百多万,学生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成为是第二次安保斗争的核心。当时反O制“激进分子”的主力是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为代表的工会成员以及普通市民。换句话说,你日的“军公教”[2]当中的绝大多数人[3]是和市民、学生一起团结在社会主义[4][5]以及民族主义[6]的旗帜下参加70年安保斗争这种反O制活动,这大概是某些人最不愿意看到[7]而又真实发生的。
学生是党最可靠的晴雨表。
——托洛茨基《新方针》
大学生受到就业与进入社会的压力 ,所以对于社会的改变自然非常敏感,甚至比社会当中利害相关的阶级还要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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