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李德和博古？
李德（Otto Braun），一个德国人，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他原名奥托·布劳恩，在德国共产党内颇有经验，曾参与过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共产国际看重他的“实战经验”，认为他能为初生的中共提供必要的军事指导。
李德的到来，最初被一些中共领导人寄予厚望，特别是那些对军事指挥经验相对匮乏的领导层。他带来了苏俄的军事理论，包括一些在西方军事领域被认为是先进的战术思想。例如，他强调集中兵力、速战速决、以及重视军事技术和装备。在当时，中共军队装备简陋，缺乏正规训练，李德的指导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为这支军队注入现代军事的基因。
然而，李德在中国革命的实际环境中，他的指导却遭遇了巨大的挑战，并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主要的问题在于：
脱离实际： 李德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中国广阔的农村、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根据地群众的动员能力缺乏深入的了解。他习惯于在欧洲战场上看到的正规战，而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尤其是在根据地内，需要的是与群众紧密结合、因地制宜的策略。
教条主义： 他过于依赖共产国际提供的军事教条，机械地套用苏联红军的作战模式，而忽视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力主采取阵地防御战，要求红军与装备精良、数量占优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正面决战。这种战术在缺乏重武器、兵力分散的红军身上，无异于以卵击石，导致了红军在战略上的巨大损失和被动。
忽视群众基础： 虽然他理论上知道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的军事指挥中，他更多地关注军事部署和阵地攻防，而未能有效地将军事行动与根据地的群众动员和政治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这使得红军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斗争中，往往孤立无援，难以获得持续的支持。
个人权威主义： 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在中国党内享有一定的权威，尤其是博古等人在一定时期内对他言听计从。他有时会忽视甚至压制党内其他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同志的意见，例如毛泽东等人在早期就对他的军事策略提出了不同意见，但并未被采纳。
博古（Qin Bangxian），原名秦邦宪，是中共早期的一位年轻领导人。 他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代了王明，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曾留学上海，对苏联的政治理论和组织模式有较深的了解。
博古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在那个时期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他对李德军事策略的采纳和推行，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是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挫折的主要原因之一。
博古的执政时期，也反映出了一些关键问题：
“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 博古被认为是中共历史上“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主政时期，党内弥漫着一种“宁左勿右”的思潮，过于强调阶级斗争的激烈性，在革命策略上表现出冒进和脱离实际的倾向。这种思潮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等多个方面。
过分依赖共产国际的指示： 和李德一样，博古也过于信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李德的军事建议。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共产国际确实对各国共产党有指导作用，但其指示并非总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博古未能充分发挥党的独立自主性，而是将共产国际的意见作为金科玉律，这削弱了党自身的判断能力和决策力。
在关键时刻的失误： 最为致命的失误发生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博古采纳李德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和阵地防御的军事路线，导致红军主力在苏区腹地与国民党军进行消耗战，损失惨重。在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时，红军也因错误的指挥和策略，在最初的突围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认识的转变： 值得肯定的是，博古并非一个顽固不化的人。在长征初期，尤其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并主动让出了领导权。他对毛泽东等人的正确路线给予了支持，并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依然为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统一战线和干部培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担当。
二人的关系与影响：
李德和博古在中共早期领导层中的合作，是共产国际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缩影。李德作为“洋顾问”，在军事层面拥有技术指导权；而博古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在政治层面给予了李德及其军事路线以合法性和推行力。这种“顾问”与“被顾问”的角色，以及“指导”与“服从”的逻辑，在初期对中共的成长可能带来某些积极因素，但最终因脱离中国实际而酿成大祸。
他们的失败，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以及随之而来的艰难长征，成为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失败，也促成了中共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自主。这场“洋顾问”路线的失败，为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独立探索革命道路，提供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总结来说：
李德 是一位拥有欧洲军事经验的德国人，他的军事教条和脱离中国实际的指挥，导致了中共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重大损失。他过于依赖正规战和阵地防御，忽视了游击战争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
博古 作为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李德军事路线的推行者。他未能摆脱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洋顾问”的影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承担了主要责任。
然而，评价他们也需要放到历史的特定语境中。他们都处于一个年轻、经验不足的政党在复杂环境中摸索前进的时代。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他们也都为党的事业继续贡献力量。李德最终离开了中国，而博古则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对他们的评价，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曲折中前进，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革命道路的。
网友意见
其实就是一个很古老的骗局。
博古是诈骗集团主谋，为了把自己临时中央领导机构负责人（本来进入苏区之后应交权给周恩来、项英等人）的位子扶正，找了一个滞留苏区的外国人李德（被无法进入苏区的真国际顾问施特恩临时采用为联络员）冒充国际顾问以强化自身权威，同时借助这个外国人来推行自己的军事路线。
说白了，跟装修市场上那些拿公开图库里不要钱的【old businessman】外国人头像冒充自己董事长、总设计师、总工程师欺骗消费者的三流公司是一个路数。
至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受骗，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他们中有的人上当受骗当然是心甘情愿的，这就是博古军事路线的【群众基础】了。
谢谢邀请。
我在长征史里面《遵义会议总评》那一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问题二：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说，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后来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最后长征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这有道理吗？敢情别人指挥无论进攻防御撤退都是错误，就他正确吗？
相信大家都接触过股票，即使没有亲自操作过也一定在各类媒体上常常听到相关报道。一般来说，股市演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如下图，不断循环。
（以下有关股票市场的内容并不严格，只为分析本文问题，不必深究）
从图上看，若想获得最大的收益，应当在一、二阶段买入，三、四阶段卖出，五六阶段不进行大规模操作继续等待时机。
然而，广大股民的表现可并非如此。我们听过无数例什么准新郎拿结婚钱入市赔光跳楼，退休职工拿一辈子积蓄入市赔光自跳楼，借亲戚朋友钱入市赔光跳楼等等的例子。
大多数人一二阶段都在观望、犹豫、患得患失。
第三阶段，本来是应当提高警惕的时候，大多数人却红了眼，盲目乐观拼命入市。
四、五阶段，下跌没什么，赔了钱也没什么，这时候坚决平仓止损也就好了，可是大多数人却狠不下这个心，始终幻想股市能再涨起来，“再涨一点我就撤”，于是终于被套牢。
到了第六阶段，也不是没得救，应该冷静下来，分析形势，择机卖出，也能减少一些损失，可惜大多数人不是悲痛欲绝就是心灰意冷，胡乱地仓促卖出。刚卖出没多久，艹，怎么又涨了！
战争也是类似。
博古接手的时候，正是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红军连连取胜发展迅速，就像股票市场的第三阶段。身为投资高手毛泽东，深信“众人贪婪我恐惧，众人恐惧我贪婪”，已经看出了长时间战争造成的红军以及根据地内部的诸多问题，希望能借此喘息机会赶紧解决（具体见第一章）。然而博古李德二人却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此阶段盲目乐观，也不掂量自己斤两就主动进攻白区，认为很快就能攻打南昌、占领江西、解放全中国。
第四次反“围剿”大概就相当于第四阶段，貌似胜利，其实双方在根据地的局势已经开始逆转。
第五次反“围剿”类似于阶段五，屡战屡败，本应及时止损，适当放弃，改变战略，当时由操盘手被贬为小分析员的毛泽东提出了几个思路，全被否决了——他们已经红了眼，说老毛逃跑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末期一直到遵义会议，阶段六，大盘持续下跌，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这时投资高手毛泽东依然冷静分析，一路上找到各种比较好的时机，希望帮助红军将损失降到最低，甚至逆转局面。可是此时的操盘手博古和执行操盘手李德在狂跌的大势面前已经心慌意乱，只想赶紧退市，一心就是和红二六军团汇合，丝毫不考虑撤退的时机。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时常有同学给我评论，怒斥博古李德，我最初读历史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感觉——“他们是白痴吗，怎么每次都能准确地做出最错误的决策”，但是之后明白了，他们不是白痴，只是普通人，如果让我们去指挥，只会更差劲。华尔街的天才利弗莫尔（股票大作手回忆录&操盘术）曾经这么说：
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一个共同的人性弱点的诱惑，每一次轮流下注时，都想参与一份，每一手牌都想赢。我们或多或少都具备这个共同的弱点，而正是这一弱点成为投资者和投机者的头号敌人，如果不对之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它最终将导致他们的溃败。满怀希望是人类的显著特点之一，担惊受怕同样是另一个显著特点，然而，一旦你将希望和恐惧这两种情绪搅进投机事业，就会面临一个极可怕的危险，因为你往往会被两种情绪搅糊涂了，从而颠倒了它们的位置——本该害怕的时候却满怀希望，本有希望的时候却惊恐不宁。
已经进去的私募一哥徐翔，大家都熟悉，他的私募叫做“泽熙”，取自他最崇拜的两个人——毛泽东、康熙。
缺点是可以改正的，而弱点就是那种你明明知道，事情来临时却永远无法克服。
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博古李德不是蠢，他们只是普通人。他们的对手，国民党的指挥者，也是个普通人，但双方实力相差巨大，所以博古李德的失败是必然的。红军最终的胜利，实在是难以置信的扭转乾坤之举，也只有毛教员这种不世出的伟人才能完成了。
额，长征史的全文，知乎有残缺版（知乎编辑反人类啊），完整版可以去我公众号查看。
通吃岛：tongchidao123
博古那时候才二十多岁，是个小年轻，说白了他就是王明的傀儡，跟着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的。
你想象下，你刚刚大学毕业没几年就成为一个国家主要武装反对派的临时头头，你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做一个临时头头的小年轻，面对复杂艰苦的局势，把握不住，最终失掉权力也很正常。
至于李德，他本来就是一个连排长的角色，虽然军事理论知识非常丰富，但距离因地制宜、灵活机变的军事家还很远。更何况第五次反围剿本身实力差距就非常巨大，单单靠军事手段想要打破是非常困难的，必须综合政治外交舆论等各种手段。换成老毛亲自出手，大概可以利用十九路军的机会艰难破局，但估计依然是惨胜，因为苏区的战争潜力就那么多，而对面的KMT战争潜力要大得多。
真正厉害的人是老毛，我看中国党史，那时候中共的领导人真不是什么好干的职位。一方面上面有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这个老子党在瞎指挥，一方面共产党本身的力量也非常薄弱（具体可以参考叛变的党书记向忠发的供词）。真正的实力和家底，全是老毛他们在山沟沟里面一点点打拼出来的几万红军。儿子党的头头不好做，所以从背黑锅的陈独秀，到继续背黑锅被扔下送死的瞿秋白，到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再到从招牌幌子变成叛徒的向忠发，上面有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下面有中国大革命失败的黑锅要甩，除非你决定像王明一样丢弃所有节操死心塌地的给斯大林做狗，否则这个总书记是没法干下去的。
然而老毛牛逼就牛逼在，他被留苏派排挤和夺权，但是没有像陈独秀那样破罐子破摔往托派的道路一路狂飙和斯大林公开对着干，也没有像罗章龙一样因为王明和米夫无下限的夺权行动就拉着小圈子搞分裂组织，同样没有像瞿秋白一样文人气质软弱牢骚，也没有像张国焘一样凭着实力就想着蛮干。老毛始终是忍耐的，服从组织纪律，但同时也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这一点和陈独秀形成了鲜明对比。要说陈独秀才是中共真正的创始者，威望和资历都是再高不过。但是陈独秀在几个方面都被老毛比过去了：一开始陈独秀不同意共产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他没有坚持，过于软弱。再后来他被斯大林扣了黑锅干下台，他就开始倾向托洛斯基路线，公开和斯大林对着干，其原因不过是因为托洛斯基的观点和经历和他类似。这一次他又过于强硬，恨不得事事公开唱反调，最终被搞得开除党籍，历史上还被扣了一堆帽子。
再看陈独秀自己的观点，他一直强调自己是为了真理而辩护。这就很天真了，你一个书生，凭什么说自己的观点是真理？从历史进程来看，托洛斯基和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也是错误的。真理不是先天的，而是从现实中实践和斗争出来的，这一点，大概是类似陈独秀这种书生政治家永远也领悟不到的。所以，当他嘲笑毛泽东是去当山大王的时候，老毛建立的苏区成为了中国革命真正的火种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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