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否该归还?
文物，这字眼本身就带着历史的厚重与故事的低语。它们穿越时空而来，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艺术和信仰。当这些承载着文明印记的器物，在不同的国度与文化间流转，一个古老而又尖锐的问题便会浮现：它们，是否该归还？
这个问题远非简单的“是”或“否”可以概括，它纠缠着历史的伤痕、法律的界定、伦理的考量，以及文化传承的深层意义。要深入探讨，我们需要一层一层地剥开它的复杂性。
历史的伤口与不公的根源
我们谈论文物的归还，往往不能回避那个沉重的历史背景。许多流入他国博物馆的文物，并非出于公平的交易或赠予，而是殖民主义的遗留。在那个力量悬殊的年代，征服者以武力或欺骗的手段，将他国的瑰宝掠夺为己有。想象一下，一座曾被供奉在神圣殿堂的佛像，如今静静地陈列在异国他乡的展柜里，它的信徒已无法瞻仰，它的历史叙事也可能被简化或误读。这种源于武力或强权的占有，本身就带有深刻的不公，它剥夺了文物诞生地的文化根基，割裂了文物与人民的精神联系。
因此，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归还文物，不仅仅是物体的回归，更是对历史不公的纠正，是对民族尊严的重塑，是对文化根脉的重新连接。这是一种对过去的忏悔与道歉的期盼，也是对未来平等与尊重的宣告。
法律的迷宫与国际准则
法律是解决争议的重要工具，但文物归还问题在法律层面却布满迷宫。国际法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并且存在许多相互冲突的原则。
物权法与时效性： 在许多国家的国内法中，对于物品的占有，存在“时效性”的原则。即，如果一件物品被合法占有一定年限，即使其来源存在瑕疵，也可能被视为合法拥有。这意味着，一些被掠夺的文物，在被占有多年后，在某些法律体系下，其占有方可以援引时效性来拒绝归还。
“合法获取”的界定： 问题的核心往往在于“合法获取”的定义。在文物发生的年代，是否适用今天的文物保护法和国际公约？当时交易的法律框架又是什么？这些界定往往是模糊的，成为争议的焦点。
国际公约与国家主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年公约）是重要的国际准则，它旨在禁止和防止文物的非法进出口。然而，许多国家并非该公约的缔约国，或者其国内法与公约的规定存在差异。同时，国家主权原则也使得强制性的国际执法变得困难。
因此，法律层面的争论往往围绕着“获取的合法性”、“时效性”、“国家主权”以及“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展开，使得文物的归还之路充满挑战。
文化的传承与共享的伦理
除了历史与法律，我们还必须审视文化传承与共享的伦理。
“在何处更能得到保护与研究”的论辩： 一种观点认为，一些文物之所以流失，是因为原所在地的保护条件不佳，一旦流失到拥有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国家，反而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与研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这是一种“为了保存而流失”的辩护，强调文物的“普世价值”。
“根”的价值与文化认同： 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文化与“根”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件文物，不仅仅是一件物质的器物，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艺术风格、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它属于它诞生的土地，属于孕育它的文化。在原地，它才能被置于其真实的文化语境中理解和展示，才能与当地的民众产生最直接的情感连接。将其置于异国他乡，即使保护得再好，也如同拔苗助长，失去了其生命的土壤和灵魂。文物的回归，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人类共同遗产”与“文化所有权”的平衡： 文物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理应为全人类所共享。但共享并不等于单方面占有。在尊重“文化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合法的、双方同意的合作方式（如长期租赁、联合展览、复制品交换等），同样可以实现文物的共享与研究。将“共享”等同于“占有”，是对文化所有权的漠视。
实践中的复杂性与出路
在实践中，文物的归还并非易事，往往需要复杂的谈判与周旋。许多国家在文物流失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坚定不移地要求归还： 许多国家从未放弃对流失文物的追索，并积极利用国际平台、法律手段和外交途径表达诉求。
协商与合作： 一些国家也愿意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例如与拥有文物的国家签订文物返还协议，或者通过建立联合研究项目来共享文化遗产。
收藏国的顾虑与挑战： 收藏国也面临着自身的顾虑，例如担心归还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或者担心国内的法律程序和公众舆论。同时，如何确保归还的文物得到妥善的保护和研究，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那么，文物是否该归还？
从历史的公正、伦理的道义以及文化认同的根本需求来看，对于那些源于非法掠夺、殖民强占的文物，其归还具有强烈的正当性。 这是一种对历史伤痛的弥合，是对文化根基的尊重，也是对未来国际文化交流公平性的基础。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世界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对于一些来源复杂，或者在不同文化间流转了漫长历史的文物，处理起来会更加棘手。这时候，通过对话、协商、以及符合国际公认原则的解决方案，或许是更务实的路径。 关键在于，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承认不公、并以维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文化尊严为出发点。
最终，文物的归还，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执行，更是对人类文明应有的尊重与反思。它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如何构建现在，以及如何展望充满尊严和共享的未来。这趟旅程或许漫长而艰难，但为了历史的公正与文化的繁荣，我们不能停止追问与努力。
这个问题远非简单的“是”或“否”可以概括，它纠缠着历史的伤痕、法律的界定、伦理的考量，以及文化传承的深层意义。要深入探讨，我们需要一层一层地剥开它的复杂性。
历史的伤口与不公的根源
我们谈论文物的归还，往往不能回避那个沉重的历史背景。许多流入他国博物馆的文物，并非出于公平的交易或赠予，而是殖民主义的遗留。在那个力量悬殊的年代，征服者以武力或欺骗的手段，将他国的瑰宝掠夺为己有。想象一下，一座曾被供奉在神圣殿堂的佛像，如今静静地陈列在异国他乡的展柜里，它的信徒已无法瞻仰，它的历史叙事也可能被简化或误读。这种源于武力或强权的占有，本身就带有深刻的不公，它剥夺了文物诞生地的文化根基，割裂了文物与人民的精神联系。
因此，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归还文物，不仅仅是物体的回归，更是对历史不公的纠正，是对民族尊严的重塑，是对文化根脉的重新连接。这是一种对过去的忏悔与道歉的期盼，也是对未来平等与尊重的宣告。
法律的迷宫与国际准则
法律是解决争议的重要工具，但文物归还问题在法律层面却布满迷宫。国际法在这一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并且存在许多相互冲突的原则。
物权法与时效性： 在许多国家的国内法中，对于物品的占有，存在“时效性”的原则。即，如果一件物品被合法占有一定年限，即使其来源存在瑕疵，也可能被视为合法拥有。这意味着，一些被掠夺的文物，在被占有多年后，在某些法律体系下，其占有方可以援引时效性来拒绝归还。
“合法获取”的界定： 问题的核心往往在于“合法获取”的定义。在文物发生的年代，是否适用今天的文物保护法和国际公约？当时交易的法律框架又是什么？这些界定往往是模糊的，成为争议的焦点。
国际公约与国家主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0年公约）是重要的国际准则，它旨在禁止和防止文物的非法进出口。然而，许多国家并非该公约的缔约国，或者其国内法与公约的规定存在差异。同时，国家主权原则也使得强制性的国际执法变得困难。
因此，法律层面的争论往往围绕着“获取的合法性”、“时效性”、“国家主权”以及“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展开，使得文物的归还之路充满挑战。
文化的传承与共享的伦理
除了历史与法律，我们还必须审视文化传承与共享的伦理。
“在何处更能得到保护与研究”的论辩： 一种观点认为，一些文物之所以流失，是因为原所在地的保护条件不佳，一旦流失到拥有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国家，反而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与研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这是一种“为了保存而流失”的辩护，强调文物的“普世价值”。
“根”的价值与文化认同： 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文化与“根”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件文物，不仅仅是一件物质的器物，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艺术风格、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它属于它诞生的土地，属于孕育它的文化。在原地，它才能被置于其真实的文化语境中理解和展示，才能与当地的民众产生最直接的情感连接。将其置于异国他乡，即使保护得再好，也如同拔苗助长，失去了其生命的土壤和灵魂。文物的回归，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自信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人类共同遗产”与“文化所有权”的平衡： 文物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理应为全人类所共享。但共享并不等于单方面占有。在尊重“文化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合法的、双方同意的合作方式（如长期租赁、联合展览、复制品交换等），同样可以实现文物的共享与研究。将“共享”等同于“占有”，是对文化所有权的漠视。
实践中的复杂性与出路
在实践中，文物的归还并非易事，往往需要复杂的谈判与周旋。许多国家在文物流失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坚定不移地要求归还： 许多国家从未放弃对流失文物的追索，并积极利用国际平台、法律手段和外交途径表达诉求。
协商与合作： 一些国家也愿意通过对话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例如与拥有文物的国家签订文物返还协议，或者通过建立联合研究项目来共享文化遗产。
收藏国的顾虑与挑战： 收藏国也面临着自身的顾虑，例如担心归还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或者担心国内的法律程序和公众舆论。同时，如何确保归还的文物得到妥善的保护和研究，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那么，文物是否该归还？
从历史的公正、伦理的道义以及文化认同的根本需求来看，对于那些源于非法掠夺、殖民强占的文物，其归还具有强烈的正当性。 这是一种对历史伤痛的弥合，是对文化根基的尊重，也是对未来国际文化交流公平性的基础。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世界文化遗产的复杂性。对于一些来源复杂，或者在不同文化间流转了漫长历史的文物，处理起来会更加棘手。这时候，通过对话、协商、以及符合国际公认原则的解决方案，或许是更务实的路径。 关键在于，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承认不公、并以维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文化尊严为出发点。
最终，文物的归还，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执行，更是对人类文明应有的尊重与反思。它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如何构建现在，以及如何展望充满尊严和共享的未来。这趟旅程或许漫长而艰难，但为了历史的公正与文化的繁荣，我们不能停止追问与努力。
网友意见
0.文物返还分两种情况，首先普及一下相关的国际法理基础
自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就开始尝试通过国际条约的方式来保护文物，防止其遭受盗窃、盗掘和非法跨境交易并促进其返还原属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主要有适用于战时文物保护及返还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简称“1954年海牙公约”，共有123个缔约国；适用于和平时期文物保护及返还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共有125个缔约国；为补充1970年公约不足而制订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1995年公约”，共有32个缔约国。此外，《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简称“打跨公约”，共有118个缔约国，也延伸到文物领域。其中，1970年公约由于对促进各国完善相关国内立法并建立国际合作执法机制、提高各国民众的文化主权和文物保护意识都起到了其他公约无法比拟的作用，获得了“文化财产国际立法里程碑”的盛誉。与此同时，自联合国成立以来，联大也通过诸多涉及文物保护与流失文物返还的决议。这些决议虽因不具备直接的法律约束力而被冠以“软法”之称，但因联大所具有的广泛代表性、权威性，对于敦促各国完善、改革其国内立法与执法，加入相关国际公约，推动国际文物法律和社会环境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演进起到了历史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加强国际合作 促进流失文物返还》[1]
1.所以，共和国成立以来，通过犯罪走私出去的文物，可以按照0.阐述的国际法理基础，进行合法合理的追索返还，这种返还，合情合理
2.但是，这些公约不具备追溯能力，在实践中，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因为被侵略而掠夺流失海外的文物，就不适用了。对于这一部分文物的追索返还，属于合情但是于理无据，需要通过谈判、洽商等较为软性的方式努力。
3.考虑到题主在西方列强国家，这还要考虑到列强国家的价值观念。如果该国不认为近代对他国的侵略是一种不正义行为，或者不认为应该通过文物返还来对历史不正义进行弥补，就很难使该国主动认为这谢文物需要返还了。
参考
- ^ 加强国际合作 促进流失文物返还，刊于《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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