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有没有逃到中国的蒙古人？
关于苏联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是否有蒙古人逃到中国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确实有相当一部分蒙古人出于各种原因，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及之后，选择离开本国，前往中国。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社会变迁以及个人命运交织的故事。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苏联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表述的背景。严格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非完全由苏联“一手操办”，而是在苏联的军事援助和政治影响下，由蒙古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逐步推动实现的。1921年，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蒙古人民党（后来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动革命，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并最终在1924年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然而，苏联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力贯穿了蒙古现代国家的形成。
在这个历史时期，逃往中国的蒙古人，其动机是多方面的，而且情况也相当复杂。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 旧政权的支持者和贵族阶层：
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政权之前，外蒙古长期处于王公贵族和喇嘛教的统治之下。革命的到来，意味着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瓦解。许多依附于旧政权、拥有特权和财富的王公、贵族、上层喇嘛以及部分传统知识分子，自然会感受到政权更迭带来的威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背井离乡，逃往与他们有历史渊源和文化联系的中国，尤其是在内蒙古地区。
这些人逃亡的理由很明显：失去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担心受到新政权的清算或迫害，也可能是不愿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他们可能希望在中国找到庇护，或者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看到蒙古恢复旧有的秩序。
2. 宗教人士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佛教在外蒙古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喇嘛教寺院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僧侣阶层也构成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世俗化政策，限制宗教活动，没收寺院财产，并对部分宗教人士进行改造。这无疑会对宗教团体和个人造成冲击。
一些坚守传统信仰、不愿接受世俗化改革的僧侣、喇嘛，以及那些将佛教视为蒙古民族文化核心的知识分子，可能会选择离开，尤其是在中国，特别是内蒙古地区，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和传统文化。他们可能是为了继续传播佛法，保护宗教典籍，或者只是为了在一个能让他们保有信仰的环境中生活。
3. 民族主义者和对苏联模式的不满者：
虽然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口号下，但苏联的过度干预和强力控制，使得蒙古的独立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些早期的蒙古民族主义者，他们可能最初支持革命，但随着苏联影响力的加深，对国家主权的丧失感到担忧，或者对苏联式政治模式的运作方式感到不满，也可能选择离开。
这种不满可能源于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对苏联经济模式引入的疑虑，或者仅仅是出于对国家真正独立的渴望。他们可能认为，在中国，虽然也存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但至少在理论上，国家主权相对完整，可以为蒙古民族文化的延续提供另一种可能性。
4. 经济原因和生活方式的剧变：
新政权推行土地改革、牧业合作化等政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对于一些不适应集体化生产方式、不愿放弃私有财产的牧民或手工业者，也可能面临经济上的困难，从而选择离开。
逃亡的路线和目的地：
这些逃往中国的蒙古人，其路线多样，目的地也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特别是与外蒙古接壤的内蒙古地区。这是最直接、最便利的去处，因为地理位置相近，文化、语言也有一定的共通性，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内蒙古当时正处于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但地方势力也盘根错节。一些逃亡的蒙古人可能会在内蒙古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可能带着一部分财产，试图在那里重建生活。一些人也可能继续向中国内地迁移，寻找更安稳的生活。
历史印记和影响：
这批逃亡的蒙古人，虽然人数可能无法与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相比，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内蒙古地区带来了外蒙古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信息。他们可能是一些知识的载体，一些传统习俗的延续者。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个人的命运往往被大时代的洪流裹挟。逃亡的蒙古人也面临着在中国同样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的生存挑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内蒙古的土地上，也经历了战乱、改朝换代，他们的故事，是那个复杂时代的一部分。
一个可能被忽略的细节是： 在国民政府时期，曾经有过“蒙疆自治”运动，以及后来的一些对蒙古人的联合和拉拢政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蒙古人的政治选择和地理迁移。一些逃到中国的蒙古人，也可能被卷入到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或者寻求在某个政治派别中找到立足之地。
总而言之，苏联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后，确实有蒙古人逃往中国。这批人构成了复杂的群体，他们因对新政权的不满、对原有生活方式的眷恋、对宗教信仰的坚持、对国家主权的担忧等多种原因而选择离开。他们主要前往中国内蒙古地区，希望在那里找到新的家园。他们的故事，虽然不常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突出，却也是蒙古民族历史变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反映了地缘政治变迁下个体命运的无奈与抉择。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苏联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表述的背景。严格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非完全由苏联“一手操办”，而是在苏联的军事援助和政治影响下，由蒙古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逐步推动实现的。1921年，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蒙古人民党（后来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动革命，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并最终在1924年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然而，苏联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力贯穿了蒙古现代国家的形成。
在这个历史时期，逃往中国的蒙古人，其动机是多方面的，而且情况也相当复杂。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 旧政权的支持者和贵族阶层：
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政权之前，外蒙古长期处于王公贵族和喇嘛教的统治之下。革命的到来，意味着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瓦解。许多依附于旧政权、拥有特权和财富的王公、贵族、上层喇嘛以及部分传统知识分子，自然会感受到政权更迭带来的威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背井离乡，逃往与他们有历史渊源和文化联系的中国，尤其是在内蒙古地区。
这些人逃亡的理由很明显：失去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担心受到新政权的清算或迫害，也可能是不愿接受新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他们可能希望在中国找到庇护，或者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看到蒙古恢复旧有的秩序。
2. 宗教人士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
佛教在外蒙古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喇嘛教寺院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僧侣阶层也构成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世俗化政策，限制宗教活动，没收寺院财产，并对部分宗教人士进行改造。这无疑会对宗教团体和个人造成冲击。
一些坚守传统信仰、不愿接受世俗化改革的僧侣、喇嘛，以及那些将佛教视为蒙古民族文化核心的知识分子，可能会选择离开，尤其是在中国，特别是内蒙古地区，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和传统文化。他们可能是为了继续传播佛法，保护宗教典籍，或者只是为了在一个能让他们保有信仰的环境中生活。
3. 民族主义者和对苏联模式的不满者：
虽然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口号下，但苏联的过度干预和强力控制，使得蒙古的独立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一些早期的蒙古民族主义者，他们可能最初支持革命，但随着苏联影响力的加深，对国家主权的丧失感到担忧，或者对苏联式政治模式的运作方式感到不满，也可能选择离开。
这种不满可能源于对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对苏联经济模式引入的疑虑，或者仅仅是出于对国家真正独立的渴望。他们可能认为，在中国，虽然也存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但至少在理论上，国家主权相对完整，可以为蒙古民族文化的延续提供另一种可能性。
4. 经济原因和生活方式的剧变：
新政权推行土地改革、牧业合作化等政策，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对于一些不适应集体化生产方式、不愿放弃私有财产的牧民或手工业者，也可能面临经济上的困难，从而选择离开。
逃亡的路线和目的地：
这些逃往中国的蒙古人，其路线多样，目的地也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特别是与外蒙古接壤的内蒙古地区。这是最直接、最便利的去处，因为地理位置相近，文化、语言也有一定的共通性，更容易融入当地社会。
内蒙古当时正处于国民政府的管辖之下，但地方势力也盘根错节。一些逃亡的蒙古人可能会在内蒙古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可能带着一部分财产，试图在那里重建生活。一些人也可能继续向中国内地迁移，寻找更安稳的生活。
历史印记和影响：
这批逃亡的蒙古人，虽然人数可能无法与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相比，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内蒙古地区带来了外蒙古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信息。他们可能是一些知识的载体，一些传统习俗的延续者。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个人的命运往往被大时代的洪流裹挟。逃亡的蒙古人也面临着在中国同样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的生存挑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内蒙古的土地上，也经历了战乱、改朝换代，他们的故事，是那个复杂时代的一部分。
一个可能被忽略的细节是： 在国民政府时期，曾经有过“蒙疆自治”运动，以及后来的一些对蒙古人的联合和拉拢政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蒙古人的政治选择和地理迁移。一些逃到中国的蒙古人，也可能被卷入到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或者寻求在某个政治派别中找到立足之地。
总而言之，苏联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后，确实有蒙古人逃往中国。这批人构成了复杂的群体，他们因对新政权的不满、对原有生活方式的眷恋、对宗教信仰的坚持、对国家主权的担忧等多种原因而选择离开。他们主要前往中国内蒙古地区，希望在那里找到新的家园。他们的故事，虽然不常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突出，却也是蒙古民族历史变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反映了地缘政治变迁下个体命运的无奈与抉择。
网友意见
外蒙古独立后，因反抗苏蒙政权而逃到内地的难民，应该说为数不少，这一问题也值得研究，国民政府档案中应保存了不少相关档案，甚至可以写一篇硕士论文。目前就我所知道的来简单说明一下。
首先，从外蒙古逃到内蒙古的人中，最有名的当属一名活佛——迪鲁瓦呼图克图。这个人物颇有传奇色彩，百度一下就可以查到，也有专门的论文（神秘的活佛--迪鲁瓦呼图克图 - 中国知网），这里就只说他跟外蒙难民救济有关的事迹。
阿拉善塔王的一个随从鄂奇光写的《关干塔王宣抚西蒙暨任蒙藏院总裁的概述》（收入《内蒙古文史资料》第23辑）提到如下内容：
这里说迪鲁瓦呼图克图在1924年，也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年就逃到内地，并呼吁收复外蒙古、安置外蒙难民，但因北洋军阀混战，所以收效甚微。但是在《神秘的活佛--迪鲁瓦呼图克图 ）》一文中，又称他是1932年逃到内地的，而且他出身札萨克图汗部，而非三音诺颜部。所以鄂奇光回忆是否准确，要打问号。不过似乎也可以反映，即使不是迪鲁瓦呼图可图，也可能是其他外蒙人在20年代作过“秦庭之呼”。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逃到内地的迪鲁瓦呼图克图在1933年1月向南京国民政府呈送意见书，提出了当时外蒙局势、逃到内地的外蒙难民的状况以及相应对策：
根据这份意见书，相当多的外蒙旧王公与喇嘛苦于苏蒙政权的“暴政”，盼望国民政府出兵来救，而外蒙西部一些卫拉特人反抗苏蒙政权失败以后，也大量逃亡内蒙古，因此请求国民政府进行救济，并让他来负责管理这批外蒙难民。
尽管1933年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但迪鲁瓦呼图克图的意见书还是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受理，并据此展开了对外蒙难民的救济。下面摘录1938年黄旧生所编《蒙藏新志》（收入《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20卷）中收录的关于1933年国民政府救济外蒙难民的资料：
近年来外蒙人民因不堪当局之压迫，先后逃至内蒙锡、乌两盟及阿拉善、额济纳等旗者甚众。此种倾向祖国、冒危险尝艰苦来归之蒙胞，中央与国人自应予以莫大之同情与救济。二十二年，行政院据蒙藏委员会之呈请，曾先后拨发赈款三万元救济，朱子桥先生筹募赈款万元交外蒙难民安抚专员，携往散放。蒙藏委员会并拟定救济外蒙难民办法八项，呈经行政院，于同年二月二十一日行政会议通过。其原文如下：
蒙藏委员会救济外蒙难民办法
一、 规复外蒙一节，查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另案统筹办理。
二、 救济阿拉善、额济纳、马鬃山等处外蒙逃来难民一节，查此节极为迫切，谨拟办法如左：
（甲）由本会派迪鲁瓦呼图克图为安抚专员，并由本会及参谋本部各派一人，会同前往办理安抚救济及调查事宜。
（乙）由本会函请朱子桥先生将续筹之赈款一万元交上项安抚专员，携往散放。
（丙）本会前已呈准之赈款二万元，即日领到，酌拨一部或全部，交上项安抚专员散放。
（丁）安抚之旅费，在财政部拨付之上项赈款二万元中，划拨若干，撙节开支。
（戊）分电宁夏马主席、甘肃邵主席，设法代筹赈款，救济之。
（己）通行绥、宁、甘各省府，经过各盟旗并新三十六师，协助保护安抚专员，办理安抚事宜。
（庚）分电宁、甘、新各省府，转饬所属对于外蒙逃来难民，免征一切地方捐税。
三、迪鲁瓦呼图克图请求付权节制锡、乌两盟及阿拉善、额济纳各旗逃来外蒙难民一节，查锡、乌两盟逃来外蒙难民，据李委员、尼总管报告，业经所在旗编入附近参、佐，阿、额二旗，亦应照案办理，所请应勿庸议。
四、安西张县长建议派人管辖马鬃山一带所在外蒙难民，并编练旗少壮为团体、设卡防卫一节，拟俟安抚专员调查具复后再行核办。
五、马鬃山一带外蒙难民对于外蒙卡兵冲突，致有外蒙派兵追击情事一节，拟令安抚专员制止该难民等勿再入外蒙，极力避免冲突。
六、马鬃山一带外蒙难民中之莠者，时有抢劫商旅情事一节，拟令安抚专员剀切劝导，并责令其头目严加约束，不得再有此项情事发生。
七、安西县县长建议，请当地驻军及附近县府，对于马鬃山一带外蒙难民一律保护，并免没收难民枪支，俾便自卫及狩猎维生各节，拟分电甘、宁、新各省及新三十六师查照办理。
八、乌盟各旗外蒙难民经班禅大师收为徒众，而未编入参、佐者，如何管理一节，拟俟李委员回京报告后，再行核办。
下面这份迪鲁瓦呼图克图的报告书谈到了他接济外蒙难民的情况，从中似乎反映出当时九世班禅出奔内地、驻锡阿拉善，也是吸引外蒙人投奔内地的一大重要因素。
通过以上资料应该可以管窥外蒙逃到内地难民之一二。这些外蒙难民已经吃过了人革党的苦头，大部分人对那种思想的抗拒自然根深蒂固，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其中不少人开启了新的一轮逃难，比如迪鲁瓦呼图克图就逃到了美国，也有逃到台湾的。根据wk百科“台湾外省人”条目中的资料，1956年有“蒙古地方”（即外蒙古）338人在台湾居住，相信其中很多都是苏蒙建政后逃到内地的外蒙难民。
以上只是我所查到的部分资料，显然不足以知其全貌，就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尽早有相关学术研究问世，或者有知道相关研究的能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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