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1949年毛泽东没有听从苏联的建议与国民党划江而治而是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毛泽东没有听从苏联的建议与国民党划江而治，而是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决策对中国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详细理解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包括当时的历史背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苏联的考量以及国内的实际情况等。
一、 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力量对比：
中共的崛起势不可挡： 到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士气低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解放军在数量、质量、士气和战略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国民党政府的虚弱： 国民党政府虽然控制着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但其内部腐败、财政枯竭、民心尽失。其军事力量虽然仍有一定规模，但已无法与解放军抗衡。其统治的基础已经摇摇欲坠。
冷战格局的形成与苏联的战略考量：
全球两大阵营的对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逐渐加剧。
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态度：
支持中国革命的意愿： 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
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 然而，苏联也高度关注自身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他们担心中国革命过快、过于激进，可能搅乱地区稳定，或者引发美国更强烈的干预，从而损害苏联的利益。
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苏联在战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且担心与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划江而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东西方矛盾，将中国内部的冲突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对中国共产党能力的疑虑： 一些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以及其未来政策持保留态度，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受苏联影响或控制的政权。他们认为通过“划江而治”，可以更稳定地控制中国政局的走向，防止中国成为一个难以预测的强大力量。
二、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与决心
“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信念： 毛泽东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坚信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根本途径。他深知革命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和战场上的胜利。
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历史的必然，必须彻底推翻，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深知，任何妥协和退让，都无法解决中国根本问题，反而可能为国民党反动派喘息和卷土重来提供机会。
“人民战争”的战略优势： 中共通过长期的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赢得了广大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解放军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下，能够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支持，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具备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判断：
时机成熟的判断： 毛泽东准确地判断，国民党政府已经走向穷途末路，解放军已经具备了横扫一切反动派的力量，渡江战役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此时放弃进一步推进革命，将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避免养虎为患： 毛泽东深知，国民党只要存在，就始终是中共的潜在威胁。如果允许国民党退守南方，并在此地建立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权，很可能会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一个与新中国对峙的敌对势力，给中国的发展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因素。
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划江而治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会使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对苏联建议的独立思考： 尽管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哥”，并在革命初期提供了重要支持，但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他更相信自己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和革命规律的理解，而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或接受苏联的建议。他认为斯大林虽然有战略眼光，但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细节和发展趋势的理解，并不如他本人深刻。
三、 苏联建议“划江而治”的动机分析
斯大林提出“划江而治”的建议，并非出于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纯粹支持，而是基于其自身的战略利益和对国际政治的冷酷计算。
降低战争风险： 如前所述，斯大林不希望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引发与美国的直接冲突，尤其是当时苏联尚未拥有足够强大的核武库来对抗美国。划江而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风险规避”策略。
建立缓冲地带： 苏联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可靠的、受其影响的政权，但同时又不希望这个政权过于强大以至于对苏联的利益构成威胁。划江而治可以为苏联在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保留一个相对稳定的战略缓冲地带。
控制中国革命的走向： 斯大林可能担心一个由毛泽东领导的、完全独立的、强大的中国，会挑战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或者在中国推行不符合苏联利益的政策。划江而治可以给苏联留下干预和施加影响的空间。
战略利益最大化： 从苏联的地缘政治角度看，保持中国的分裂状态，或者至少限制中国过快地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影响力的国家，符合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四、 毛泽东为何坚决拒绝苏联的建议
对革命胜利的绝对把握： 毛泽东深知，解放军已经具备了摧枯拉朽的力量，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回天。在这个关键时刻，停止前进，等于“半途而废”，是对革命成果的巨大浪费。
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认为，结束中国长期的分裂和战乱，实现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划江而治是对历史潮流的违背。
对国民党的不信任：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即使退守南方，也绝不会放弃其反共立场，并且会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继续与中共对抗。将国民党势力保留在南方，无异于留下一个不稳定的隐患，给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带来长期的阻碍。
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核心之一就是独立自主。虽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但他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对中国革命方向的判断和选择。他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走。
对未来中国发展的长远考虑： 毛泽东着眼于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强大的新中国。他认为只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才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真正站起来。
五、 历史的必然与影响
毛泽东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实现了基本统一。这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分裂和战乱，开启了国家建设的新篇章。
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基础： 通过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新中国获得了真正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干涉。
改变了世界格局： 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加速了世界反殖民化进程，并对冷战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发展道路的差异： 如果当时接受了划江而治，中国很可能走上与苏联类似的道路，或者在分裂状态下发展，其最终走向和对世界的影响都会截然不同。
总结来说，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听从苏联的建议与国民党划江而治，而是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基于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以及他独立自主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新中国独立自主、繁荣发展的基础。而苏联的建议虽然有其自身的战略考量，但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毛泽东的这一果断决策，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历史的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力量对比：
中共的崛起势不可挡： 到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士气低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解放军在数量、质量、士气和战略上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国民党政府的虚弱： 国民党政府虽然控制着长江以南的部分地区，但其内部腐败、财政枯竭、民心尽失。其军事力量虽然仍有一定规模，但已无法与解放军抗衡。其统治的基础已经摇摇欲坠。
冷战格局的形成与苏联的战略考量：
全球两大阵营的对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逐渐加剧。
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态度：
支持中国革命的意愿： 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
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 然而，苏联也高度关注自身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他们担心中国革命过快、过于激进，可能搅乱地区稳定，或者引发美国更强烈的干预，从而损害苏联的利益。
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苏联在战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且担心与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划江而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东西方矛盾，将中国内部的冲突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
对中国共产党能力的疑虑： 一些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以及其未来政策持保留态度，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受苏联影响或控制的政权。他们认为通过“划江而治”，可以更稳定地控制中国政局的走向，防止中国成为一个难以预测的强大力量。
二、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与决心
“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信念： 毛泽东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坚信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根本途径。他深知革命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和战场上的胜利。
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历史的必然，必须彻底推翻，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深知，任何妥协和退让，都无法解决中国根本问题，反而可能为国民党反动派喘息和卷土重来提供机会。
“人民战争”的战略优势： 中共通过长期的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赢得了广大农民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解放军在人民战争的战略指导下，能够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支持，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具备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判断：
时机成熟的判断： 毛泽东准确地判断，国民党政府已经走向穷途末路，解放军已经具备了横扫一切反动派的力量，渡江战役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此时放弃进一步推进革命，将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避免养虎为患： 毛泽东深知，国民党只要存在，就始终是中共的潜在威胁。如果允许国民党退守南方，并在此地建立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权，很可能会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一个与新中国对峙的敌对势力，给中国的发展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因素。
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划江而治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会使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对苏联建议的独立思考： 尽管苏联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大哥”，并在革命初期提供了重要支持，但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他更相信自己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和革命规律的理解，而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或接受苏联的建议。他认为斯大林虽然有战略眼光，但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细节和发展趋势的理解，并不如他本人深刻。
三、 苏联建议“划江而治”的动机分析
斯大林提出“划江而治”的建议，并非出于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纯粹支持，而是基于其自身的战略利益和对国际政治的冷酷计算。
降低战争风险： 如前所述，斯大林不希望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引发与美国的直接冲突，尤其是当时苏联尚未拥有足够强大的核武库来对抗美国。划江而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风险规避”策略。
建立缓冲地带： 苏联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可靠的、受其影响的政权，但同时又不希望这个政权过于强大以至于对苏联的利益构成威胁。划江而治可以为苏联在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保留一个相对稳定的战略缓冲地带。
控制中国革命的走向： 斯大林可能担心一个由毛泽东领导的、完全独立的、强大的中国，会挑战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或者在中国推行不符合苏联利益的政策。划江而治可以给苏联留下干预和施加影响的空间。
战略利益最大化： 从苏联的地缘政治角度看，保持中国的分裂状态，或者至少限制中国过快地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影响力的国家，符合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四、 毛泽东为何坚决拒绝苏联的建议
对革命胜利的绝对把握： 毛泽东深知，解放军已经具备了摧枯拉朽的力量，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回天。在这个关键时刻，停止前进，等于“半途而废”，是对革命成果的巨大浪费。
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毛泽东认为，结束中国长期的分裂和战乱，实现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划江而治是对历史潮流的违背。
对国民党的不信任：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即使退守南方，也绝不会放弃其反共立场，并且会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继续与中共对抗。将国民党势力保留在南方，无异于留下一个不稳定的隐患，给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带来长期的阻碍。
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核心之一就是独立自主。虽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但他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对中国革命方向的判断和选择。他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走。
对未来中国发展的长远考虑： 毛泽东着眼于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强大的新中国。他认为只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才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真正站起来。
五、 历史的必然与影响
毛泽东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实现了基本统一。这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分裂和战乱，开启了国家建设的新篇章。
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基础： 通过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新中国获得了真正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干涉。
改变了世界格局： 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力量对比，加速了世界反殖民化进程，并对冷战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发展道路的差异： 如果当时接受了划江而治，中国很可能走上与苏联类似的道路，或者在分裂状态下发展，其最终走向和对世界的影响都会截然不同。
总结来说，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听从苏联的建议与国民党划江而治，而是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基于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以及他独立自主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愿望，也是新中国独立自主、繁荣发展的基础。而苏联的建议虽然有其自身的战略考量，但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毛泽东的这一果断决策，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历史的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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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初划江而治了，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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