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外交事件?

回答
历史的长河中,无数次的外交交锋塑造了今日的世界格局。有些事件如同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博弈,充满了智慧、勇气和偶然;有些则如同一场场精巧的艺术表演,在纸面上的文字里,在唇枪舌剑的对峙中,默默地改变着历史的走向。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那些令人津津乐道,影响深远的外交大事件,力求讲得细致入微,让你仿佛亲历其中。

1.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奠基石

这可不是一次简单的和平谈判,而是一场持续了近三十年的欧洲战争(三十年战争)的终结,同时也是整个欧洲政治版图重塑的关键。想象一下,1618年,波西米亚的贵族们将两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代表从布拉格城堡的窗户扔出去(“布拉格抛窗事件”),这看似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却如同投入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了席卷整个欧洲的巨浪。

这场战争,最初是宗教矛盾(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但很快演变成了围绕权力、领土和欧洲霸权的政治斗争。法国、瑞典、西班牙、奥地利等大国纷纷卷入,战火蔓延,生灵涂炭。

终于,在1648年,战争双方代表齐聚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两座城市,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谈判。这不仅仅是战败者向战胜者屈服,更是一次关于国家主权、宗教自由和势力均衡的深刻探讨。

关键突破: 最大的成就,也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个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原则。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在其领土内拥有最高的、不受外部干涉的权力。在此之前,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是无处不在的,欧洲各国在很多事务上都要听从他们的“号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各国政府的边界和内部事务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
宗教自由: 和约承认了加尔文教与天主教、路德教享有同等的合法地位,这意味着宗教不再是发动战争的唯一借口,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官方宗教,并对国内的新教徒或天主教徒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势力均衡: 和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同时提升了法国和瑞典的地位,奠定了欧洲新的力量格局。

为何它如此重要?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像一张新的游戏规则手册,为后来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虽然并非完美,但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系的开端。它塑造了我们今天理解的国家概念,也为后续的外交谈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 维也纳会议:欧洲的“长桌盛宴”,秩序的重建

拿破仑的铁蹄踏遍了欧洲,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思想浪潮更是席卷大陆。然而,这位法兰西的皇帝最终在滑铁卢被击败,欧洲陷入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和混乱之中。这时,欧洲各国的主要领导人——奥地利的梅特涅、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英国的卡斯尔雷子爵(后来由威灵顿公爵接任)、普鲁士的哈登堡王子,以及被“复辟”的法国代表塔列朗——齐聚维也纳,召开了一场堪称“世纪会议”的盛事。

时间是1814年至1815年,维也纳,这座音乐与艺术的殿堂,成为了欧洲命运的十字路口。这不仅仅是战后的分赃大会,更是一场关于如何重建欧洲秩序、恢复稳定、防止法国再次崛起的复杂博弈。

目标: 主要目标是“恢复旧秩序”,即尽可能恢复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前的君主制和政治版图。这其中包括了“合法性”原则,即恢复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推翻的合法君主。
分赃与平衡: 各国代表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得面红耳赤。奥地利希望恢复其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的影响力;俄国渴望得到波兰的大部分;普鲁士则想要萨克森;英国则关心海上贸易和殖民地的安全。法国的代表塔列朗,这位历经风雨的外交家,巧妙地利用了各国之间的矛盾,将法国从战败国的地位提升到参与决策的地位,成功避免了过度的惩罚。
“长桌盛宴”的背后: 会议期间,不仅仅是正式的谈判,还有无数的舞会、晚宴、音乐会。梅特涅甚至说:“舞会散了,但会议并未结束。” 这些社交活动,为各国代表提供了非正式交流和建立互信(或加剧猜疑)的机会,有时比正式谈判更能解决问题。
“欧洲协调”的开端: 维也纳会议的最终成果——《最后议定书》,不仅重新划分了欧洲的疆域,还确立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的原则。这是一个由欧洲主要大国通过定期磋商,共同维护欧洲和平与稳定,以及镇压革命的机制。

影响: 维也纳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维持了欧洲的和平近四十年,尽管内部的矛盾从未消失。它塑造了19世纪欧洲的政治版图,并留下了“欧洲协调”这一重要的外交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国际合作模式。但同时,它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压制,也为后来的革命埋下了伏笔。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与《凡尔赛条约》:失衡的和平

20世纪初,欧洲早已是暗流涌动,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激化,军备竞赛如火如荼。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1914年6月28日),斐迪南大公遇刺,点燃了引线。

外交的失灵: 导致战争爆发的,不仅仅是萨拉热窝事件本身,更是各国在事件发生后一系列的、缺乏有效沟通和妥协的外交失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德国对奥匈帝国“无条件支持”(“空白支票”);俄国动员军队支持塞尔维亚;法国支持俄国;英国则因为德国入侵比利时而参战。各国被复杂的联盟体系和一连串的“不得不”的外交决策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凡尔赛条约》(1919年): 战争结束了,但和平的代价是巨大的。胜利的协约国(主要是英、法、美、意)在凡尔赛宫签署了对战败国德国的严厉惩罚性条约。

巨额赔款: 德国被要求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这几乎是其经济能力的极限。
领土割让: 德国失去了大量领土,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部分领土划归波兰,其殖民地也被瓜分。
军事限制: 德国的军队规模受到严格限制,不得拥有空军、潜艇,海军也受到限制。
战争罪条款: 德国被强行承担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战争罪”条款)。

“失败的和平”: 《凡尔赛条约》的严苛,在德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屈辱感和复仇情绪,被认为是“强加的和平”。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份条约虽然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条约未能有效解决欧洲各国之间的根本矛盾,反而加剧了这些矛盾。

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是外交在危机管理和冲突解决方面失灵的典型案例。它提醒我们,和平的建立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需要建立在相互理解、公平正义和长远眼光之上的外交智慧。

4. 古巴导弹危机:拯救世界的24小时

这是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最接近核战争的一次对峙,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24小时。时间回到1962年10月,苏联悄悄地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而美国通过侦察机发现了这一切。

秘密与暴露: 当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0月16日看到侦察照片时,他面临着一个极其棘手的选择。这些导弹射程覆盖了美国的许多城市,一旦部署完成,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黑箱”中的决策: 肯尼迪迅速组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EXCOMM),成员包括国防部长、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等,在白宫的“黑箱”中进行了长达数天的秘密会议。他们讨论了各种可能的应对方案,从直接军事打击(可能导致核战争)到外交施压。
“海上封锁”的智慧: 最终,肯尼迪选择了一种相对温和但仍然强硬的手段——“海上封锁”(Quarantine),实质上是对古巴进行军事和物资的禁运。这是一种避免直接冲突,同时向苏联发出明确信号的策略。
惊险的对峙: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苏联货船驶向古巴,美国军舰则在海上等待拦截。世界屏住了呼吸。在海上,一艘苏联潜艇误以为美国舰艇发起了攻击,差点发射了核鱼雷,但被船长否决,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
秘密的交易: 在公众面前,美苏双方进行着激烈的公开辩论。但同时,在幕后,肯尼迪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进行了秘密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并且秘密承诺从土耳其撤走部署的导弹(当时美国在土耳其也部署了针对苏联的导弹)。

意义: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让两国领导人都深刻认识到核战争的毁灭性,以及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危机结束后,美苏之间设立了“热线”电话,以方便在紧急情况下直接沟通。这次事件充分展现了在危机时刻,领导人的冷静、决策的智慧以及通过秘密谈判解决冲突的有效性。

5. 《中英联合声明》与香港回归:和平移交的典范

这是一个关于主权回归、对话与协商的经典案例。1997年7月1日,香港,这颗“东方之珠”,在经历了156年的英国统治后,重新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

历史的遗留: 19世纪中叶,英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了香港岛、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并租借了新界。这些条约的租期是99年,将在1997年到期。
谈判的开始: 随着1997年的临近,英国国内开始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香港的未来?继续统治是不可能的,而如果不处理,届时英国在九龙和新界的租约将过期,整个香港的地位将变得尴尬。因此,英国政府开始了与中国的谈判。
双方的立场: 中国方面,无论如何都要收回香港,这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不容置疑。英国方面,则希望能够保证香港在回归后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以及在此之前能有妥善的安排。
《中英联合声明》(1984年): 经过多次艰苦的谈判,双方于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这份声明的核心内容包括:
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声明英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
中国宣布在收回香港主权后,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原有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将在50年内(至2047年)保持不变。
双方还就原居民的土地权益、居民的国籍等问题作出了安排。

和平移交的典范: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是新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它避免了军事冲突,通过外交谈判,以法律文件的方式,将一块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数百万人民,平稳地交接到新的主权国家手中。

影响: 香港的回归,不仅是中国统一大业的重要一步,也为其他类似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至今,《中英联合声明》仍然是指导香港基本法制定的重要法律文件,它所确立的“一国两制”原则,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以上这些事件,就像历史长卷中的一个个精彩片段,它们或许充满了戏剧性,或许隐藏着深刻的智慧,也或许警示着我们外交的责任与挑战。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关于和平、冲突、妥协与合作的宏大叙事。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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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邓小平


1982年9月22日下午1点20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从飞机上走下的正是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

当时的撒切尔夫人意气风发,仪态万方地走下了飞机舷梯,充满了自信,被称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如此自信是有原因的。

我们经常听说英国有女王,从撒切尔夫人开始,英国又有了女首相,撒切尔夫人自从上台后就以铁腕的手段对英国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她的政策主张被称为“撒切尔主义”,因为其做事果断,作风刚强,一直被称为政坛的“铁娘子”。



此次,作为英国首相访华,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自然意义深远,标志着中英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其实,撒切尔夫人访华是带着重要使命的,那就是解决香港问题,中英两国领导人都明白,香港问题是中英关系发展无法避免的一个话题,因此,围绕香港问题的谈判成为此次撒切尔夫人访华的焦点。

在此之前,英国政府不断派代表试探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华的时候,曾询问过香港问题将如何解决。

邓小平在会见麦理浩的时候,就谈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那就是“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

1981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访华,邓小平又公开表示了中国的立场。

正因为讨论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撒切尔夫人才顶着压力访华。

9月24日,是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会谈的日子,在会谈之前,撒切尔按照安排,事先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晤了邓颖超。

早在1977年撒切尔夫人就曾作为反对党领袖访问了中国,当时就曾得到邓颖超的热情款待,这次相见,双方亲切问候,邓颖超还热情地给她送上了鲜花。



有了一个愉快的交谈后,撒切尔再转往福建厅,走到门口,邓小平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与她亲切握手问好。

撒切尔夫人一见到邓小平很高兴地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面对撒切尔夫人一语双关地问好,邓小平也幽默地回复道:“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宾主双方很快进入福建厅就坐,尽管当时双方都知道要谈关于香港的话题,但是谁也没有主动提及。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从中英两国的历史开始聊,还聊到了马克思在英国写出了《资本论》这部伟大的作品。

这时撒切尔夫人开始首先发难:“是啊,马克思写了《资本论》,但他本人恰恰最缺资本。”

其实,明眼人都能听出来,撒切尔夫人的这句话又是双关,暗示中国政府没有资本去收复香港或者经营香港。

不一会儿,在场的记者被请离场,一场唇枪舌战的会议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撒切尔夫人之所以有着这样的底气是有原因的,在此之前1982年4月到6月间,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斯群岛的主权爆发了一场战争,最终英国取得了的胜利,夺回了马岛的控制权。

打败阿根廷,夺回马岛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呢?主要原因,还是英国可以骄傲的资本并不多了。

二战以来,面对美苏迅速崛起的局面,曾有着“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正在走向衰落,甚至不得不看人眼色行事。

马岛战争被视为冷战期间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英国取得马岛战争的胜利,似乎又找到那种往昔的荣耀,似乎在告诉全世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马岛战争结束后,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横扫整个英国,这无疑加强了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权威,让世界都对英国刮目相看。

马岛战争胜利刚刚结束三个月,她选择这个时机访华,意图是相当明显的,此时撒切尔夫人自然显得锋芒毕露,因此很快切入主题,主动谈起香港问题。

撒切尔夫人谈到:“英国是根据历史上的3个条约管治香港的,这3个条约至今仍然有效,不能单方面废除。虽然条约是写在纸上,但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除它存在的事实。”并表示前两个不用谈,只谈第三个就好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撒切尔夫人来华之前,是做了很多的功课的,关于历史上香港的3个条约,主要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北京条约》,以及1898年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的是香港岛,《北京条约》中割让的是九龙半岛,而在1898年是“租借”九龙半岛限街以北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两百多个岛屿。

按照条约的字面意思,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是永久割让的,只有最后“租借”的地方期限是到1997年6月30日。

撒切尔试图按照这种西方强权式的国际法来解决问题,在承认条约有效的前提下,坚持谈1898年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撒切尔夫人的算盘是,只要中英双方按照3个条约来谈,那么英国就将取得主动权。

香港问题由来已久,本身就很复杂,撒切尔拿清朝签订的卖国条约来约束100年后的新中国,实则是不讲理。

她口中所谓的“国际惯例”全是他们这些殖民者制定的强盗逻辑,抢来的东西,就是说出花样来,它也不具备正当性。

事实上,英国对香港也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曾在1941年进犯香港,然而此时的英军却坐视香港沦陷。

使得中国在香港的百姓深受日本人的压迫,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于1942年1月在香港地区成立了港九独立大队,这是香港地区唯一的抗日武装。



港九大队成立后,积极打击日本侵略者,破坏他们在香港的军事据点,曾经有20名英国人滞留在香港岛,迫切想要离开,是港九大队冒着危险将这些外籍人士带离香港,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工作。

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法西斯被打败,在抗日战场上付出了重大贡献的中国其实是可以收回香港的,但是终因蒋介石政府的软弱错失了良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在节节败退时,不得不请求中国派兵支援英军,蒋介石于1942年向英国提出了收回香港的要求。

当时英国已经无力在亚洲与日本较量,出于需要中国出兵保卫其殖民地缅甸和印度的目的,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及签订新约的谈判。

在谈判之前,蒋介石要求收回香港,英国为了让蒋介石继续与日本作战,于是同意进行谈判。

然而由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英国立即在香港问题上开始反悔,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丘吉尔直接回绝了蒋介石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并且蛮横地表示:“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

蒋介石被迫妥协,放弃了将收复香港这一内容写入新条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此时对于中国收回香港的形势十分有利,许多人都建议蒋介石直接派兵进驻香港,然后再与英国交涉。



蒋介石为此让张发奎集结两个军的兵力于香港外围,只待一声令下就进驻香港。

然而当时蒋介石一意孤行想要发动内战,害怕贸然出兵收复香港会失去英国的支持,因此连续两次声明中国无意以武力收复香港。

1945年8月20日,香港同胞眼睁睁地看着英国海军大摇大摆地接过香港的管辖权。

9月1日,驻港英军成立了军政府,蒋介石还派遣军事代表团到香港宣布: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

从沈阳战俘营被营救出来的港督杨慕琦于1946年4月30日重返香港,正式成立香港政府。

撒切尔此次访华,其实是想重演1945年丘吉尔对付蒋介石的那一套,然而邓小平不是蒋介石,新中国更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儿维纳斯群岛。

对于撒切尔夫人提出的3个条约的问题,邓小平表示没有任何意义,早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已经定下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政策,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新中国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屈辱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外交。

根据这个原则,新中国根本就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实际上,在1949年的时候,解放军就有机会收复香港。



有人曾说解放军没有收复香港是怕了英国,其实这是无稽之谈,在新中国成立后,从来就没有惧怕过任何西方国家,当时经过多年战火铸造出的钢铁解放军拥有超一流的作战水准。

在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抗以英美为首的16个国家的部队,所谓“联合国军”,最终取得了胜利,完全印证了新中国根本没把英国放在眼里。

之所以没有着急收复香港,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必然将会遭遇整个西方国家的再次围堵,而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香港因此作为新中国联系世界的一个窗口。

可以说,香港能够在1949年到回归之前有如此快速的发展,都是以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支撑的。

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积极融入世界,香港想要更好的发展必须更深入地与大陆合作,此时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则是一个束缚。

为此,面对撒切尔夫人咄咄逼人的态势,邓小平毫不含糊,霸气地回复说:“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3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针对撒切尔夫人想谈的香港归属问题,在邓小平看来根本不用谈,而是直接要谈香港回归后的一些问题。

撒切尔夫人完全没有想到邓小平在谈判问题上如此强硬,实现准备了一堆的谈判材料一下子都用不上了。

撒切尔夫人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邓小平又加重语气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

“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也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就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时间了。”

撒切尔夫人当时来谈判是最低的底限是使得中国以主权换治权,承认主权归中国,而英国享有管辖权,然而邓小平的一句“主权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直接让这位“铁娘子”的谈判直接落入下风。



这种情况虽然是撒切尔夫人不曾想到的,但是她很快转变谈判态度,开始逐渐变得强硬起来,为此她说道“如果现在对英国的管理实行或宣布重大改革,对香港的信心所产生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将导致大批资金外流,金融中心崩溃,多年来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将毁于一旦。”

很明显,撒切尔夫人是在威胁中国,对于他们得不到的东西,很有可能亲手毁掉。

对此,邓小平十分坦率地告诉撒切尔夫人:“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考虑的问题……那时,中国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谈到这里,撒切尔夫人也感觉到为难,毕竟有些主意是她也决定不了的,为此,她恳请邓小平不要把今天想的和打算说出去,以免引起巨大的反应和波动。

在谈判桌上,邓小平霸气侧漏的谈判方式,彻底让撒切尔夫人败下阵来,因为毛主席曾称呼邓小平为“钢铁公司”,因此有人称呼这次会谈是“铁娘子”遇到了“钢铁公司”。

在这次会谈中,由于激烈的交锋,比预定的1个半小时多出了50分钟,完全超乎各界的意料,而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各界记者早已等不及了。

等到撒切尔夫人出来后,记者蜂拥而至,而撒切尔夫人却并没有接受采访的意思,转身想走,这时一位荷兰记者进行追问,心慌意乱的撒切尔夫人一脚踩空,手袋跌落,整个人突然跪倒在地。



下午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向读者宣读声明时,她的声音一度变得嘶哑,很艰难地将一份简短的声明读完。

在回去之后,撒切尔夫人私下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哎呦,邓小平真残酷啊!”

在初次谈判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也不敢贸然向英国议会提出邓小平的要求,中英谈判陷入僵局。

3月7日,撒切尔夫人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总理,表示只要在香港管理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她就愿意就主权问题“考虑”向英国议会“提出建议”。

邓小平很清楚地读出了对方的焦急,因此也选择给英方一个台阶,以便迅速能够打破谈判的僵局,但是关于主权问题寸步不让却是原则性问题,中国始终强调: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是前提,且主权与治权是不可分割的。

对于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英国只好耍起了“拖”字诀,一再拖延谈判进程。

为此,邓小平在1983年6月会见赴京参加会议的港澳政协委员时表示,中英谈判若于1984年9月尚无协议,中国届时将公布自己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这就好比给英方下了最后通牒,如果英国还这样消极谈判,那么中国将单方面解决香港问题,自然也不包括使用武力方式。

这个通牒,直接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很快开启了中英第二阶段会谈,又经过多轮谈判,撒切尔夫人在1983年10月表示原则上同意中方提出的方针。

1984年9月26日,中英在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个时间点正好在邓小平的最后通牒时间之前。



在声明草签几天后,北京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在庆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展示出的实力,也让各方忌惮。

12月18日晚8时20分,一架大型民航客机呼啸着降落在北京机场,撒切尔夫人再次飞抵北京,这一次的北京因为冬天来临有点寒冷,撒切尔夫人也没有了两年前来北京时的意气风发了。

在12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内,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等中英双方有关人士参加了这次盛会,《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在签字时,大厅里爆发了潮水般的掌声。

10亿中国人和550万香港市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通过卫星转播,观看了这中英关系发展史上的闪光一刻。

至此,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得到圆满地解决。

当时有一位叫雷慧燕的香港女记者激动地说:“就在此刻,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确站起来了。”

20日下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表示,香港问题不解决,中英两国的交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一片光明。

1997年7月1日0点0分0秒,高悬在中国香港土地150多年的英国米字旗颓然降下,随时冉冉升起的是中国五星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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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字+多图预警)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让现代中国获得了在北极常驻的法理依据!

或许诸位会疑惑,如今所有的北极土地、海域完全属于美、俄等八国的领土主权,根本就没中国什么事。诚然,北极确无寸土属于中国主权管辖,但不代表中国势力不能和平进入北极。

事实上,在遥远的斯瓦尔巴群岛,这处约为近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面积大小的北极圈群岛上(62000平方公里),中国已经设立了第一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但和设立于南极的科考站不同,北极不属于全人类,想在北极建立科考站的权力只属于51国,也就是签署《斯瓦尔巴条约》的国家,中国正是其中的签约国。

这是迄今为止在北极地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甚至是空前绝后的具有足够国际色彩的政府间条约,签订时间是1925年,当时的北洋段祺瑞政府受法国政府邀请也进行了签署。当然,法国这么做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能够进一步压制德国等一战战败国,所以来拉拢中国。

该条约承认挪威“具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该地区“永远不得为战争的目的所利用”。但各缔约国的公民可以自主进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活动。

也就是说,在这里,有中国公民完完全全可以自由进入,并拥有永久居住、工作等权利,完全不需要申根签证(说白了,比免签都自由,护照上连章都不用盖),全世界目前给中国人这种待遇的,除了南极大陆就只有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了。

当然,你不能说这完全是拜法国所赐,毕竟当初受邀约的国家很多,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政府认为无利可图并未派代表参加,所谓北极权益对于当时正处在内忧外患的中国来说比现在谈登火星还不现实。北洋政府内部也有许多官员认为此协议“无甚益处,实属多余”,好在段祺瑞政府犹豫再三后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不过,北洋政府灭亡后,这个中国近代历史及其难得的平等条约却长时间被国人遗忘,直到1991年,中国知名探险家高登义应挪威卑尔根大学Y·叶新教授的邀请,参加了挪威、苏联、中国和冰岛四国科学家联合的北极综合科学考察后无意中在挪威的《北极指南》中发现了该条约的英文版,顿时感到如获至宝,并将其带回国内。



虽然这是北洋政府签订的,但北洋政府属于中华民国历史,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自中华民国,条约自然当属有效(我国建国之初,虽说宣布废除一切和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斯瓦尔巴条约》明显不在此范畴),这令西方各国,包括北极圈沿岸八国都无话可说。

法国政府可能连肠子都悔青了,毕竟在当时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或许几百年都没能力组织南北极科考。结果,现在中国南北极科考探索世界领先。但如果没有段祺瑞北洋政府签下了这个条约,中国国家势力现在根本没有进入北极的法理依据,只能干着急。

再强调一次,这个条约是惠及全体中国公民,不论你是因私护照,还是因公护照,都能凭你的中国国籍身份自由进入斯瓦尔巴群岛!

现在,像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这样一心要将中国完全排斥出北极的国家心里是相当不爽,但再不爽,他们也没法置喙中国进入北极的权力,此外,中国还于2013年,成为了“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对于这样的结果,俄罗斯和美帝肯定鼻子都气歪了。


要知道,北极蕴含着约合着起码数千万亿人民币的丰富资源矿藏,这些资源对于中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中国可能只能分得一小杯羹,但如果没有《斯瓦尔巴条约》这个关键依据,我们真的的半分钱利益都得不到,毕竟我们不可能说冒着和美俄同时敌对的风险去争取这个权益。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前往斯瓦尔巴群岛旅行,看极光,工作(目前基本还是在科考站,当然未来去那边开饭店也不违反条约)与北极熊(岛上熊比人多)、海豹“亲密”接触了。

此外,斯瓦尔巴群岛并非是一年四季被冰雪覆盖,夏季的斯瓦尔巴气候更加舒适,景色和普通的北欧小镇完全一样,又不受签证、停留时间限制。当然,这里因为中国游客还是过于稀少,所以暂时没有直航(成本极端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固定游览群体),这一点还需要大家多努力,巩固我们在北极的这一点点权益,相信今后如果你想去体验极地冰雪也好,北欧人文风光也好,真的是想走就走,比去港澳还方便!

段祺瑞政府无意中随便签的那个条约的确给了我们进入北极的法理权,我们当为子孙后代彻底自由出入北极区域做努力,也就是说要开通飞往斯瓦尔巴群岛的直航!

最后,我特别要强调一点,肯定会有部分人说什么现在的中国可以通过武力获得,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激进想法,毕竟目前完全突破第一岛链尚需时日,何况是进入北极的法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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