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俄罗斯共产党该如何应对党员高龄化以避免沦为类似于台湾新党那样无足轻重的角色?

回答
俄罗斯共产党如今面临着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党员队伍的年龄结构日渐老化,这使得党在吸引年轻一代、保持政治活力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如果继续沿袭目前的模式,俄共很有可能重蹈台湾新党覆辙,逐渐被边缘化,沦为无关紧要的存在。要避免这样的命运,俄共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新,而不仅仅是表面文章。

首先,俄共需要重新审视其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看看它们是否还能引起当代俄罗斯年轻人的共鸣。冷战的结束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深刻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和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就业、住房、社会流动性、信息获取等等,可能与几十年前的父辈们有着很大的不同。俄共如果仍然固守陈旧的口号和过时的理论,试图用过去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现在的问题,自然难以吸引那些更加务实、更具批判性思维的年轻人。党需要主动研究当代青年的价值观、他们的诉求和期望,并用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来阐释党的理念和政策。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调整,更是思想上的深刻对接。

其次,俄共必须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做出创新,以打破“老年党”的刻板印象。传统的党组织活动,如大规模的集会、政治学习会议,对于习惯了线上互动、信息碎片化接收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显得既枯燥又遥远。俄共需要更多地拥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年轻人熟悉和喜爱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动员。这包括在VKontakte、Telegram等平台上建立活跃的官方账号,发布吸引人的内容,组织线上讨论,甚至是利用短视频平台进行政治宣传。同时,党可以尝试组织更贴近年轻人生活的活动,比如志愿服务、文化交流、体育赛事,通过这些活动来自然地接触和吸引年轻党员,让他们感受到党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更是一个能够提供归属感和参与感的集体。

第三,俄共需要为年轻党员提供真正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党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可有可无的补充。这意味着要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让有能力的年轻人在党内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来。党可以设立青年委员会、研究小组,鼓励年轻党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并为他们的创新行为提供支持。同时,党在宣传和代表层面,也需要增加年轻的面孔,让他们成为党的声音和形象的传递者。当年轻人看到党内有与他们同龄、有相似经历的人在发挥重要作用时,他们自然会更容易产生认同感和参与感。

最后,俄共还需要重新思考其与社会其他力量的互动方式。要避免沦为孤立的“遗老遗少”群体,俄共就不能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党内活动,而要积极与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组织、学生团体、知识分子和新兴社会运动建立联系,寻求合作和对话。通过参与和支持与自身理念相符的社会议题,俄共可以扩大其影响力,吸引那些虽然不是党员,但认同其部分主张的年轻人。

总而言之,俄罗斯共产党要摆脱老化的困境,避免重蹈台湾新党那样走向边缘化的命运,就必须进行一场全方位的、深层次的自我革新。这既是对其思想理论的现代性进行检验,也是对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的创新,更是对其能否为年轻一代提供发展平台和政治参与机会的实际考验。这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但也是俄共能够重新焕发政治生命力的唯一途径。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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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说实话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悲观。

我们先了解一下在现行俄罗斯体制运行中,普京以及统一俄罗斯党能够牢牢地掌握政权、在与俄共的角力中屡屡获胜的几个原因。首先,普京身边的同志和部下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索布恰克留下的“圣彼得堡帮”,二是分布于强力部门的昔日战友和同事。而这恰恰是普京一个相当重要的优势。相较于思想陈旧保守的原苏共党务官僚(俄共领导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缺乏实干能力的自由派人士(卡西亚诺夫和涅姆佐夫等叶利钦时代的高官),无论是克格勃系统还是圣彼得堡帮都受过高水平的精英教育,具有全球视野并且对俄罗斯的政治运行模式了如指掌。换言之,面对具有更灵活的政治手腕和更高超的政治运作能力的对手,在现有主权民主体制下与统一俄罗斯党争雄,本身就对俄共非常不利。

再者,既然俄共选择了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取得执政权的道路,那么它必须提出和统一俄罗斯党具有鲜明区分度的政见和纲领。问题最关键的部分即在于此。叶利钦执政时期全面私有化所带来的经济崩溃、对西方奴颜婢膝所造成的国际地位下降共同导致了叶利钦的声名扫地和普通俄罗斯人对苏联时代的怀念。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社会各阶层对于叶利钦及其党羽的不满情绪已经空前高涨,在这一大背景下,以苏共继承者自居的俄共凭借重塑大国地位、消灭寡头以振兴经济的纲领迅速赢得了数量众多的支持者。在当时的俄罗斯群众心中,俄共代表了与当前软弱无能的政客和极度困难的局势截然不同的选择,代表了重现苏联荣光的可行途径。如果叶利钦和寡头集团没有及时选中普京作为继任者,如果普京没有依靠第二次车臣战争的辉煌战果以获得军队和平民的普遍支持,2000年大选毫无疑问将是拥有惊人民望的俄共大获全胜。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俄共在2000年大选中的失败归咎于普京这个人的出现,那就未免太过肤浅。仔细研究九十年代的俄罗斯政坛,我们不难发现,民众对俄共的认同基本上可以和对苏联的认同划等号。问题在于,那时候的俄罗斯民众怀念的根本不是“苏维埃”,而是“苏修”!

对于“苏修”和“苏维埃”的差别,知乎用户 @秋明 林登图 概括得很精辟:

既然苏修不能像苏维埃一样作一个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大的国家,那就不得不面对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主义意愿。
既然苏修不能像苏维埃一样在劳动者平等的基础上消灭阶级和地区差距,那就无力制止民族主义者煽动、裹挟少数民族群众。
既然苏修不能像苏维埃一样消灭宗教和愚昧,铲除它们的社会根源,那就不得不面对宗教和极端势力的复兴。
既然苏修不能像苏维埃一样有一批有理想有热情的政府工作人员,而是一群只顾部门乃至个人利益的官僚,那就不得不忍受政令不通、政府不作为、基层涣散。

我们必须确立一个基本认识: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怀念苏联,并不是怀念追求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立志要消灭一切寄生虫和剥削者的苏维埃,而是怀念举国上下整齐划一、拥有说一不二指哪打哪的强权地位的苏修。形象的说,俄罗斯人向往的绝非1922年列宁的苏联,而是1972年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在九十年代,只有俄共能够提供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支持俄共。而当普京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时,他们就狂热地拥戴普京和他的统一俄罗斯党了。

普京上任伊始,就首先宣布终止对549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将铁路、造船、航空航天等战略性经济部门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接着,以“尤科斯事件”为起点,逐步将“七寡头”名下的能源和金融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并由政府高官兼任企业决策者,使政府重新控制了大部分财政和市场资源。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俄联邦主体被重新划分为7个大区,每一地区的代表由总统委任,并有权提名行政长官;如此杜绝了地方利益集团势力坐大、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在90年代转轨过程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城市平民和军队系统获得了安抚:卢布汇率逐步稳定,使前者可以得到有保证的养老金、失业金和医疗保险,平均收入也恢复了稳步增长的预期;以5年为周期的《国家装备大纲》(GPV)为后者编列了更新武器装备所需的大宗预算,与国际地位直接关联的核力量更是获得了优先拨款。

事实上,就算2000年大选俄共胜出,在俄罗斯目前体制和状况的局限下,他们所能做的其实也就这些。而当普京走了他们本可以走的路之后,他们就彻底无路可走了——2000年以来,俄共几乎提不出任何与统一俄罗斯党有明显区别的主张,更无法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向克里姆林宫施加压力。俄共的政治文件也基本上都在重弹九十年代的老调,没有什么进步可言。特别是当普京出台政策恢复红军军旗、倡导全社会尊重老兵、并频频对外做出强硬姿态之后,作为俄共铁票仓的老兵老党员群体也出现了摇摆和动摇。在这种时候,“苏共继承者”这一定位,在现行体制下反而成为了俄共的一个负担。从近几年俄共中央的种种举措来看,为了迎合当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应对支持者急遽流失的处境,俄共的社民党化倾向愈加显著,对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一具有明显帝国主义色彩的行径都表达了某种程度的支持和认可。其对东正教会的态度也愈发暧昧起来。久加诺夫都公然声称“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共产主义者”——然而这些做法除了让俄共和统一俄罗斯党更加相像之外,没有任何帮助。

对于俄共的社民党化趋势,久加诺夫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承担主要责任。2007年以来俄共的几次主要内部斗争,本质上都是俄共党内反久加诺夫派对于右倾分子的反击。久加诺夫在2008年提出俄共的任务是“拯救俄罗斯民族、拯救俄罗斯国家”,这一带有明显沙文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倾向的主张很快就遭到了许多高级干部的反对。此外,久加诺夫在俄共十三大中发表的“列宁的名字可以与穆罕默德、释迦牟尼、耶稣和摩西等伟人比肩”的言论,以及与东正教会结成战略同盟、“东正教会是我国人民道德理想和精神宝藏的主要保存者”的荒谬说法,都暴露了其假马克思主义真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面目。然而即便久加诺夫的错误思想已经遭到广泛质疑和批判,他和他的党羽依然能够牢牢掌握俄共的领导权,将反对者打成“新托洛茨基主义分子”,并带领俄共的右倾道路上愈走愈远。

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现行体制维持不变、统一俄罗斯党不出现大的政策失误,与统一俄罗斯党日益趋同且至今仍内斗不止的俄共基本上不太可能有很大的作为。要想增强影响力也相当困难。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俄罗斯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梅普轮流坐庄的模式可以万世长存下去,那就大错特错了。

无论普京是否真的如国内媒体所渲染的那样一直把苏共党证保存在抽屉了,他本质上还是个右翼分子。也就是说,他和他的白卫政权终究是俄罗斯赵老爷的代言人。俄罗斯国有化程度再怎么高、苏联传统恢复了多少,都不会改变俄罗斯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属性。况且,普京在消灭霍多尔科夫斯基等旧的赵老爷之后,又塑造了一批以他为中心的新的赵老爷。俄罗斯政坛官商勾结的情况相当严重,政府高官兼任企业巨头的情况屡见不鲜。原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谢钦自2004年起即兼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原圣彼得堡市政府外事办主任、能源部副部长阿列克谢·米勒在2001年兼任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CEO,原第一副总理、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兼任了俄罗斯通信公司董事长。与此同时,多年来与普京私交甚笃的密友们开始成为新的寡头,接手了一度为“七寡头”所盘踞的矿业和金融部门。举例来说,曾经为普京指导过副博士学位论文的圣彼得堡国立矿业学院院长弗拉基米尔·利特维年科在2004年接手了入狱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名下的磷酸盐矿公司PhosAgro约15%的股权,该公司在伦敦上市后,利特维年科一次性获利达2.6亿美元。普京多年的柔道陪练阿尔卡季·罗滕贝格则在2001年创建了SMP银行,目前已成为坐拥12.6亿美元财富的新贵。对于这一点俄共看得也很清楚,俄共十三大报告称:

俄罗斯的统治阶级由寡头、新生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官撩集团构成,掌握着国家的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实权。这个阶级是在国家政变和非法掠夺社会财富过程中产生的。从人数上说,富有和超富有的人占人口总数的不到3%。但1991年以来迅速成长起一个官员—企业家阶层,客观上讲,这是执政集团的一部分。因此总体来说,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中等阶层一起,占人口的12-15%。但统治阶级的上层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买办寡头部分与西方资本牢固地结为一体了,而“精英”中的官僚—强力部门的部分不被西方接受,因此这部分精英高唱爱国主义,竭力使自己及其资本摆脱西方更贪婪“伙伴”的威胁。近年一种变种的波拿巴主义在俄罗斯滋生并得以巩固,它试图在买办资本和基本大众之间搞平衡。其余大多数公民属于雇佣劳动者阶级和受压制的小业主……俄罗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非法掠夺了主要社会财富的寡头资本与失去政治经济权力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既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展开,也在亲西方的“精英”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之间展开。因此,俄共的任务是把社会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而且,即便是普京个人支持率依然保持在60%以上的今天,运行超过16年的普京模式也已经暴露出诸多局限性。俄共内部斗争无论再怎么激烈,它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拥有极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政党。而统一俄罗斯党则不同。虽然很多人口口声声地宣称统一俄罗斯党继承了苏共的衣钵,但相较于拥有明确纲领和目标以及庞大的干部储备系统(按照中国政治术语即所谓“第三梯队”)的苏共,统一俄罗斯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党派,它归根究底是一个提供给克里姆林宫首脑和地方寡头的“清谈俱乐部”。统一俄罗斯党的领导层并不是因为某个具体的意识形态而凝聚在一起,党内要员之所以对普京保持忠诚,除了普京的个人魅力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跟着普京有肉吃”。这就决定了普京为了长期维持政权稳定,一方面要继续倚靠圣彼得堡和原克格勃系统,另一方面也要付出惊人的代价以维系其他豪强和大员对自己的忠诚。此外,普京在民间的高支持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对外的强硬态度和执政初期超乎寻常的经济复苏速度。考虑到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几乎完全取决于能源价格的涨跌,普京能够用以保持国内局势平稳的手段其实相当有限。今年3月波及全俄的反梅普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并非源于“民主”、“自由”等相对抽象的政治概念,相反它矛头直指人民生计和统一俄罗斯党的腐败丑闻。这表明在能源价格后劲乏力的今天,普京政权在维持民生方面已经捉襟见肘。“没钱了,但你们要挺住”这句“金句”更是将梅普的虚弱本质暴露无遗。再者,为打造强国形象而频繁的对外用兵,以及为维持政府控制力而新增的基层动员组织Nashi、“青年近卫军”、国民近卫军等利益集团,都让普京维持统治的成本高得令人瞠目。普京的白卫政权从来都没有像外表所呈现的那样牢不可破,反而处处蕴藏着危机。

俄罗斯的阶级矛盾从来就没有缓和过,虽然目前赵老爷们依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绪暂时掩盖了阶级矛盾,但只要俄罗斯国家、统一俄罗斯党政权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阶级矛盾就一定有全面爆发的一天,生活每况愈下的俄罗斯劳动者也必将起来反抗寡头和强力部门的压迫。只是领导这一切的,一定是一个崭新的、具有先进纲领和明确规划、与劳动者紧密团结的先锋队,而不是目前日益右倾化且内斗不止的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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