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对外宣传上有哪些问题？
一、 内容与叙事方面的问题：
信息过于单一和官方化，缺乏多样性和说服力：
“大国崛起”叙事的过度强调：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对外宣传中过于集中于“大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成功，容易让受众感到宏大叙事下的个人体验被忽略。这种宣传往往缺乏对普通中国人民生活细节的描绘，导致信息显得空洞、不接地气。
“中国故事”的单向输出： 宣传内容往往是“我们想说什么”，而不是“受众想听什么”。缺乏对目标受众的深入了解，未能根据不同文化背景和受众的需求调整叙事方式和内容侧重点，导致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缺乏真实性和透明度： 对于一些敏感性话题（如新疆人权、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等），官方宣传倾向于回避、否认或进行辩护，但缺乏充分的证据和透明度来回应外界质疑。这种做法反而会加剧不信任感，让外界认为中国在隐瞒真相。
情感共鸣的缺失： 宣传内容往往偏重于事实和成就的陈述，而缺乏能够触动人心的情感元素。未能有效地展现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生活中的平凡与伟大，难以与外国受众建立情感连接。
叙事方式的刻板和教条化： 一些宣传内容仍然带有过去“阶级斗争”、“革命历史”的痕迹，语言风格比较生硬、政治色彩过浓，不符合现代受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
“战狼外交”式宣传的负面影响：
攻击性和防御性过强： 一部分外交官和媒体在对外回应批评时，采取了过于强硬、攻击性甚至辱骂性的语言，这不仅未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激起了反感和对立情绪，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种强硬的姿态往往会让本可以进行理性沟通的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对抗，将潜在的理解者推向对立面。
信息来源的可信度问题：
官方媒体的过度主导： 尽管中国近年来大力扶持和拓展海外媒体影响力（如CGTN、CGTN俄语频道等），但这些媒体的公信力在一些西方国家受到质疑。受众往往将其视为中国政府的喉舌，对其报道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持保留态度。
缺乏独立的第三方视角： 成功地将本国故事传播给外部世界，往往需要独立的第三方（如知名学者、独立媒体、网红等）的参与和背书。中国在这方面投入相对较少，且难以吸引和留住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独立声音。
二、 策略和方法方面的问题：
对西方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不熟悉和适应不良：
不理解西方传播逻辑： 西方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运作逻辑、价值取向和互动方式与中国国内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在尝试进入这些平台时，往往未能有效适应其规则和文化，导致宣传效果不佳。
对算法和流量的低估： 社交媒体的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算法和用户互动。中国的内容生产者和推广者可能低估了理解和利用算法的重要性，导致优质内容也难以获得足够的曝光。
内容审查和敏感话题的处理方式不当： 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时，中国官方或其支持者可能会无意中触碰到平台的审查机制，或者在敏感话题上的处理方式与西方主流价值观相悖，导致账号被封禁或内容被删除。
人才和技能的不足：
缺乏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 能够进行有效对外宣传的人才，不仅需要精通相关语言，还需要深刻理解目标受众的文化、历史、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并且能够用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沟通。中国在培养和吸引这类跨文化沟通人才方面存在不足。
技术和创意团队的短板： 现代对外宣传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和创意，包括短视频制作、数据可视化、互动式内容等。中国在这方面虽然有进步，但与国际顶尖水平相比仍有差距。
投入与产出的不对称：
“撒钱”式推广的无效性： 一些对外宣传项目往往投入巨资，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可能是因为投入的重点放在了“造声势”而非“造内容”和“造信任”。
缺乏长期战略和持续投入： 对外宣传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和持续耕耘的领域，需要不断调整策略和方法。一些项目可能缺乏长远的规划和稳定的支持。
三、 认知和文化差异方面的问题：
误判国际社会的认知和期望： 中国政府和宣传部门可能对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认知和期望存在误判。例如，过度自信于自身模式的优越性，而忽视了国际社会对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等价值观的普遍认同。
文化折扣效应显著： 中国的文化、历史、价值观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会导致信息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文化折扣”——即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因为文化上的不匹配而失真或被误解。
翻译问题： 简单的语言翻译不足以传递信息背后复杂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
价值体系的冲突： 一些在中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或做法，在其他文化中可能被视为禁忌或难以理解。
四、 负面事件和历史包袱的影响：
过去的负面事件的持续影响： 一些历史事件和政策决策在中国国内被认为是必要的，但在国际上却引发了广泛批评和担忧。这些负面历史包袱使得中国的对外宣传在某些领域面临更大的挑战。
“中国威胁论”的土壤： 尽管中国官方极力否认，但由于其经济和军事的快速发展，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某些行为，确实为“中国威胁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对外宣传在这种背景下，需要更加小心谨慎，用事实说话，避免被解读为扩张或威胁。
总结而言，中国对外宣传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难题，涉及内容、策略、人才、文化理解等多个层面。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转变宣传理念，从“单向输出”转变为“双向沟通”： 更加注重倾听和理解受众需求，用受众能接受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提升内容的真实性、透明度和人性化： 展现一个更立体、更真实的中国，包括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和梦想。
审慎使用强硬和攻击性的语言： 采取更加灵活、理性、建设性的沟通方式，争取理解和信任。
加强对国际传播规律的研究和人才培养： 了解西方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运作机制，培养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
鼓励独立的第三方声音： 支持和吸引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媒体和意见领袖讲述中国故事。
保持战略耐心和持续投入： 对外宣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的投入和策略的调整。
只有通过深刻的反思和切实的改变，中国才能更有效地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和传播自己的形象。
网友意见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国的外宣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有过几次飞跃性的进步。
互联网时代，信息更新很快，加上人们普遍对外宣史不了解，就容易用对现状的感知取代整体感知，在轮廓上找问题，忽略一些内在的重大变化。
客观来说，过去二十年的外宣，无论是从质（策略）还是从量（产出）的角度来评价，都有巨大提升。当然，有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同等程度的变化在不同人的主观标准当中评价也不一样，这些是本回答后边要说的。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只说过去二十年呢，再往前怎么不说呢？这里涉及第一个重大事实：我国过去二十年的外宣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的。
我国有外宣传统，也向来重视，但是九十年代的国际局势让中国的外宣存在几乎一键归零。再者说，二十世纪的国际传播和二十一世纪有着不言自明的差别。因此，把我们日常谈论的“对外宣传”的起点放在九十年代末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个要澄清的问题，就是不要混淆对外宣传和文化传播，前者是以政府部门为主体，改善国家形象为目标的一种特定行为；而后者的主体和层次非常多元，也不强调政治意味。当然，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软实力”话语在国内的流行，经常被合并在一起讨论，但说到底依然是两码事。本回答在此只讨论外宣。
要理清本世纪外宣史的脉络，记住三个时间点即可：
2003年：策略开始转向本土化
2008年：开始获得大量资金投入
2015年：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始采用更尊重传播规律的共建策略
我最了解的是拉丁美洲，在此就说说拉丁美洲的情况，这个地区的外宣有特殊性，但是也反映出很多普遍的特征。
总的来看，拉美可以说是中国外宣工作的末尾对象，相对其它地区都较为次要，原因在此不赘述。但是21世纪以来，中国和拉美地区的经贸往来提升很大，外宣自然也在议程之内。
21世纪初年，由于拉美地区政治上的普遍左转，卢拉（巴西前总统）、查韦斯（委内瑞拉前总统）、莫拉莱斯（玻利维亚前总统）、科雷亚（厄瓜多尔前总统）等左翼领导人的先后当选，地区局势对中国影响比较有利，但这一时期中国的外宣非常孱弱，策略和资源都严重不足。
当时许多外宣书刊，是在中国本土印好之后穿过太平洋运到拉美，内容基本是自说自话。这种赔本不赚吆喝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有点难以置信，但这就是拉美外宣工作的起点。
从2004年开始，外文局确立了“媒体本土化”策略，这是外宣工作第一次质的提升。在之后的几年当中，多家媒体都在拉美地区设立了本地分社，例如《今日中国》的巴西葡萄牙语版和秘鲁专版都是这一时期才出现的。当然，虽然策略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这些媒体的实际影响力是另一码事。
这一时期已经有了媒体合作的例子，最典型的是墨西哥的特雷维萨（Televisa）电视台。墨西哥是西语世界的文化强国，特雷维萨也是顶级的媒体机构，也有半官方的背景。墨西哥和美国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但意识形态上向来宽容，外交传统也注重多边平衡，在革命之前的波菲里奥时代（1885-1910年）寻求美法平衡，在革命之后及冷战时期（1920-约1990年）寻求美苏平衡。中国媒体和特雷维萨的合作开展较早，例如互相提供免费播出时段，引进电视剧等。不过这一时期合作的程度还比较有限。
2008年的奥运会对中国的自信有很大鼓舞，也让中国意识到了国家形象和话语权的重要性，从这一年开始，外宣工作得到大量资金，这是第二次重要提升。
问题是，有了投入之后，产出却是远低于预期的。2015年举办中拉经济论坛，中国在拉外宣媒体的热情和本地媒体的冷淡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外宣依然没有走出自说自话的怪圈。这件事成为拉美地区外宣又一次重大改变的标志，在此之后，本土化策略转向共建化策略。之前在墨西哥小范围采用的媒体合作模式在整个地区开始广泛运用。这种模式的策略是，对拉美本地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重点公关，在人员和新闻资源上增加交流。
“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这句话到此才终于不是一句空话。
想要白手起家自建媒体，技压本地群芳，欲与CNN试比高，这件事在拉美不可能，或者至少暂时行不通。通过合作、入股扩大媒体资源，在此基础上增加影响力，才是可行方案。
宣传的目标不是获得赞美，而是减少歪曲的批评。得到更求实理性的批评，就是巨大的成功。
举个例子来说，哥伦比亚传统上亲美，该国的第一大报《时代报》（El Tiempo）也偏向保守主义。在中国加强与其合作之后，虽然近年来该报对中国的批评报道依然居多，但正面报道也相对不少，多次发表大使署名文章，2019年还推出了“中国专刊”。这些不为人知但是务实的改变，其实是外宣工作的重要成果。
“自说自话”和“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确实是长期困扰中国外宣的两个主要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外宣工作其实还“很年轻”，而且已经做出了几次重要的调整，取得了不少进步，还有继续变革的空间。
在前进之前，在见仁见智提出解决方案之前，理清问题的脉络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是写这下篇回答的唯一目的。
外宣体系问题，主要来源于我们在用一套内宣的思路在做外宣。
内宣体系的特点是相对封闭，带着比较明显的官僚色彩。
比如说吧，我做记者这些年，战线单位会有专门负责对接的通讯员，平时输送稿件，一般大家相安无事。
如果到了要做舆论监督的时候，我作为记者，这个部门就跟我对立了，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平事，找我领导也好，威胁告状也好，给单位投广告也好，总之，第一个想到的是稿子不能发出来。
然后呢，他们会拒绝我的采访，有消息不通知我，从而形成对我的制裁，让我的报社漏稿，给我带来实际的损失。
这一套对单位的形象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通过这种手段，他们的年终总结可以写得很漂亮，比如上了多少稿件，没有出现负面新闻等等。
这一套在内宣的时候，也没多大问题。
因为大家对国内的环境也熟悉，现在各单位的信息也公开了，党的政策也深入人心，再加上一堆粉红自发助攻，所以本单位宣传做得好不好，影响都不大。
但是外宣就不一样了。
这样见子打子的思路，在外宣中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很严重的体系滞后，导致我们整个外宣体系，本质上还是一个大号的单位宣传科。
这一套在本来就恶劣的国际舆论环境下，会很容易找不着北。
因为这些媒体，不可能被我们控制。
在内宣体系下的控制手段，完全不能作用于外宣。
但是，环境再恶劣，有我党当年在白区那样恶劣吗？
这方面，党史其实是有可以参考的地方的。
首先，我们没有郭沫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学界领袖帮我们在国际上说话。
郭沫若是真正的党员，他以一己之力，赌上自己的天赋修为，把白区整个文艺界染红。
这样不世出的奇才，现在估计是难找了。有才的信不过，有觉悟的，又没有这么高的地位。
我认为有才有觉悟的不会是没有，而是书斋里并没有什么渠道走出来。
其次，我们缺乏信息渠道。
如今，微博连团中央的号都可以删，更遑论外媒了。
现在似乎有个思路是鼓励在国外开通讯社，其实这是靠谱的。这些所谓外媒的影响力无限趋近于0，每次新闻发布会时，真不能细看。
其实但凡有点专业精神的记者，对新闻发布会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他们想做的，是有观察，有深度的独家报道。最好能得普利策奖。
而这正是各个国际大媒体，对内容的要求。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外宣部门，恰恰做着一些阻碍信息渠道的事情。
我们的思路往往是，我希望你报道这些内容，所以我设置好议程，把记者们拉到一个个地方去看。
这样的接待工作非常辛苦，但出来的报道往往是同质化的，可能根本就发表不出来。
我们不能像官员一样和记者打交道，而应该做好他们的线人，给他们写出领导喜欢的稿件带来便利。
虽然说现在国际新闻界比较白左。那么我们按照白左的思路来展现我们的一面不好么？
白左同情心泛滥，我们难道在国际环境中没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么？
所以，与其我们去搞那些假外媒发表官样文章，不如认认真真做好跟大的外媒沟通的工作，研究他们的选稿思路，帮他们的记者扬名立万，这才能共存共荣啊。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斯诺。斯诺去延安之前，并没有政治倾向。但是，随着他在延安的自由行走，以及当时党中央的热心接待，不仅成就了斯诺在新闻界的地位，也成就了我党在国际上的形象。
当然，这些工作由谁来做，怎么做，现阶段都是大问题。毕竟，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担当，不是一般人做得来的。
最后，我们缺乏当前价值体系的诠释功能。
宣传部曾经是我党与军队一样重要的部门之一。但是这些年来，确实缺乏作为，渐渐官僚化，成了“不宣传部”“少宣传部”，在实际工作中受制于其他部门的意见。
事实上，宣传和实际工作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这不是说我们要说假话，而是说我们告诉别人的时候，要给予一个正确的角度，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整个逻辑捋清楚。
我们现在的价值体系慢慢重新建构起来了，那就是全球命运共同体，或者说，中国模式的高效性。
这是中央提出来的，但是分解成诠释的话语体系呢？我们并没有认真去做好。
这些星散在各个部门的工作，我们没能讲出一个体系来。
什么叫一个体系？
比如说这次疫情，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在为全球抗击大范围传染病摸索经验，并且很愿意将这种经验与全世界分享。
今天，全世界的新教徒，穆斯林，佛教徒，无神论者，共产主义者，将面临一个共同的敌人……
我们付出巨大的牺牲与不幸，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地球的未来，建立一套新的家园模式……
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洲同建共同体…
以上只是我胡诌的例子。
我们既然要讲好一个故事，就要在不同的场合把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哪怕一件小事，也要升华到大的主题，更何况，很多大事都没联系到这个系统里来讲。
如果未来的宣传部能像现在的纪委那样有主动性，行动力，能够在工作中给联系的部门带入更多专业领域思路，而不是一味配合宣传。
我想整个外宣工作还可以做得更好！
大概是这样吧。
手机码字辛苦，大家可以尝尝我推荐的螺蛳粉。
这个问题从回答时间线上来说，还真是古老。
从点赞上来说，并不理想。
关键在于回答没有抓住问题核心。
下面我来讲一句话：走快点。
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最有说服力？
你和女朋友逛街，你想快点逛完了好去吃饭看电影。
于是你对女朋友说：“走快点。”
因为这与女朋友的实际愿望不符，必遭白眼。
遇到个脾气爆的，能马上和你吵起来。
你与同事一起外出办事，你想早点办完了好下班。
于是你对同事说：“走快点。”
你又不是同事的上级，人家凭什么听你的。而且他有自己的想法，就不想听你的指挥。
一个士兵手持上刺刀的加兰德步枪，嫌你走得慢了， 在后面低喝一声：“走快点。”
你二话不说，哪怕累得像条狗，也立即加快步伐，生怕挨一家伙。
“走快点”就是宣传，受众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来判断同样的一句话。
只要手中的家伙够硬，说啥都有道理。
你以为世人喜欢讲道理，其实他们一直在瞄你手上到底拿的啥。
宣传部门高估了主流媒体在西方的影响力，没有意识到外国人也不信任其本国媒体，以为外国人也依赖他们国家的“官媒”来获取信息。
进入互联网时代，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的网民相比于官方媒体，都更喜欢看别的网民上传的东西。微博Twitter也好，贴吧Reddit也好，知乎Quora也好，B站Youtube也好，都是这样。不管是CNN还是FOX，都是老年人在看了，年轻人连有线电视服务都不会买。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李子柒在Youtube上的粉丝超过了CNN。不要说语言障碍了，李子柒连英文字幕都没有。Youtube上面第一个破十亿浏览的视频《江南Style》也不是英语，但不碍着大家都爱看。
而中国的对外宣传，需要靠每一个网民在网上贡献内容才行。外国网民连自己国家的官方声音都不感兴趣，怎么可能对CGTN, People's Daily和Global Times感兴趣？人家感兴趣的是中国的老百姓在玩儿什么，人家更想看的是吴亦凡和蔡徐坤鬼畜，是大妈广场舞和影流之主。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美国的朋友跟我交流的时候都在问，从哪里可以知道中国的老百姓都在网上干啥，都有什么meme？中国有14亿人9亿网民，为什么他们在网上没有一点声音？
语言真的不是问题，Facebook上面你的异国好友用他自己国家的语言发了一条文字动态，你可以直接点翻译键了解他们在说什么；Youtube可以通过AI自动生成各个语言的字幕；但是如果老外来到微博知乎B站想了解了解中国的流行文化，必然是一脸懵逼。
为什么西方人想了解中国就只能去看那些在中国生活的老外Vlogger，而不是中国的网红博主们？如果你觉得Serpentza他们对中国有偏见，那你就也去做一个Vlogger，把你身边真实的中国拍成视频，去改变Youtube。
就算是国际化做得最好的抖音，其国内和海外的内容也不相通。外国人无法理解的是，TikTok既然是一个中国公司做的社交软件，上面怎么看不到中国人拍的短视频？
现在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搜索关于中国的东西，80%以上的都是负面内容。西方的互联网其实就是比嗓门儿，谁嗓门儿大谁牛逼。西方如果有人民群众举起横幅，一般不会去把举横幅的人赶走，而是让另一边的人民群众也举起观点相反的横幅去对线。你不发动人民群众去上传正面的东西，就靠那几个零星的媒体，怎么可能吼得过外面有组织的负能量？
就自媒体而言，咪蒙虽然可恨，但是她能深刻抓住老百姓的爽点，知道老百姓爱看什么。聘请几百个咪蒙去做外宣，去忽悠国外的傻白甜老百姓，都比现在这种官僚架势强多了。
# 本回答被知乎设置为无法评论，不是我关评的
我看很多人还是会把这个归为硬条件。
但是实际上所谓的“西方”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种观点，西方的整体力量不能真的代表什么。
最本质的问题还是不理解西方，中国在对外宣传上完全是自说自话，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表达和宣传的。这首先就没有用唯物观来看待问题，不实事求是。中国人理解世界，理解问题的方式本来就跟“西方”不一样。既然不一样，就不能用想当然的方式去宣传，必须要按照他们的理解去表达，否则就只是在自说自话而已。轻则没有效果，重则起反作用，惹人反感。
中国一直强调不输出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适合中国的未必适合别的国家。那为什么在宣传上就不能因时因地调整，以适合不同听众的表述方式进行沟通宣传呢？甚至很多官媒现在采取的宣传手段还有50年前的既视感，连中国年轻人都吸引不到，更何况世界人民？
你去欧洲搞宣传的时候突出爱国爱党情怀，你以为别人会感同身受吗？了解历史的话就会知道，别人只会觉得毛骨悚然。
看中国的宣传，尤其是对外宣传，真的越看越气，完全是在说自己的话，不管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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