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问题之前应先看原著。
在书中,保尔从1921年开始差不多一场不落参加党内派别斗争。先是工人反对派,1921年他站在失败的工反(柯伦泰、施略普尼柯夫)一边反对中央派(小说里,他和杜巴瓦是工反,朱赫来跟扎尔基是中央派)。然后是1923—1924年与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时,他是坚定的中央派,为此被托派军人围殴。接着是1925—26年跟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派)、联合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斗争,他和疗养院里的同志都是非常坚定的中央派,提前出院到各地跟联合反对派斗争。他不仅参加了这些“内部纷争”,而且活了下来,晋升到专区团委书记。接下来,他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躺到了病床上。但从文中保尔对农业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盘支持来看,如果他在1928年还不倒下的话,也是会支持中央派反对右派反对派(布哈林)的。
(这里说的是《钢》小说最初连载发表时的剧情,后来的版本曾把保尔参加工人反对派的剧情删除,但现在市面上的版本好像又都加了回来。)
那么保尔怎么看待向上级报告关系亲密者的活动呢?保尔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对方的历史问题虚构事实,这见于他在跟屠夫塔等人一起去搜查冬妮娅家时的做法(这家人不坏);也不能包庇对方确实在进行的反党活动,这见于他支持安娜(杜巴瓦的妻子)告发杜巴瓦(安娜的妻子,保尔的好朋友)的地下反党小组织。而且,保尔总是把政治立场放在私人感情之上。
冬妮娅跟保尔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1年的冬天,地点是在窄轨铁路的修筑工地。当时冬妮娅已经嫁人,丈夫是一个工程师。保尔跟冬妮娅的关系已经非常疏远了,可能也就比他跟涅莉之间的关系要亲近那么一点。从那之后,保尔再也没有见过冬妮娅,似乎也不知道冬妮娅生活在什么地方。不过,冬妮娅在后续剧情中确实以“党内纷争”的题材出现过,那是在保尔与屠夫塔的斗争中,屠夫塔暗示保尔在冬妮娅的家时检查包庇冬妮娅一家丧失了阶级立场,保尔一方面对此加以驳斥,一方面仍然坚持说“(冬妮娅)这家人不坏”。
因此,组织上如果询问冬妮娅的情况,保尔会怎么说呢?首先,当然是说明他们在1921年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对现在(30年代?)的冬妮娅完全一无所知。其次,会坚持说在自己跟冬妮娅交往的时代(也就是国内战争时期),“这家人不坏”。最后,如果调查人员能让保尔相信冬妮娅参加了什么反革命的活动,那保尔大概也会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对她的镇压然而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供什么帮助。我不知道这算是“揭发”还是“辩护”,但在我看来跟冬妮娅再无交集的保尔真的没什么可揭发也没什么可为之辩护的。
(再假设一种情况,如果冬妮娅真的参加了什么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地下活动,而她又莫名其妙地让已经跟自己多年没见面的保尔知道了这件事,并且完全不听保尔的劝说转变立场,那么保尔毫无疑问是会去向组织检举和揭发的。当然在此之间,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首先就完全破裂了。杜巴瓦就是书中明确的例子。不过,我认为事情这样发展的概率是很低的。)
总之,题主问题中的假设有不合理之处。然而如果要回答的话,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更多的揣测都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再多说一句,本书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支持大清洗的,至少在死前坚持认为基洛夫确实是被季诺维也夫派暗杀的。
口粮都不是一个标准口粮都不是一个标准口粮都不是一个标准。
捏死臭虫捏死臭虫捏死臭虫(指前女友)
如果苏粉就这,那么三德子粉看起来也没那么不可取了。
如果保尔就这,那么也就是个人中之屑谈得上什么狗屁钢铁。
如果苏联就这,那么这种腌臜玩意儿存在一天都是对全人类的犯罪。
埃德加.斯诺在书里写到:到延安之前,他以为共产党都是一群狂热的宗教分子,但是到了延安之后他发现自己想错了,共产党是活泼、热情、热爱生活的。
把共产主义想象成某种脱离人性的宗教狂热,把共产主义者想象成某种机械的圣徒般的”理想者”,无疑都是幼稚的刻板印象。
把共产主义想象成某种完全糊弄人的鬼话,把共产主义者想象成某种完全利欲熏心、品德低下的投机分子,无疑都是卑劣的胡编乱造。
……你猜为啥保尔的书被苏联当局和谐了,他老把自己在工人反对派的经历往里面写。
保尔和冬妮娅因为追求不同好聚好散,双方都没有因为爱情改变自己的理念,后来铁路边重逢,保尔还是那个保尔,冬妮娅也还是那个冬妮娅。
丽达暗恋保尔,在以为他牺牲后也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奥斯托洛夫斯基既没有写冬妮娅后悔不迭,也没有写丽达为保尔守贞,两位女性都自主选择自己的人生,每个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人应该都对这两位女性印象深刻。
就连被保尔拯救选择陪伴他的达雅后来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和追求。
保尔本人更没有“我根正苗红党内地位高贵这些庸脂俗粉都配不上我”的意识,甚至暴打过轻侮女性的处长。虽说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保尔吧……但要看保尔退婚赘婿大变龙傲天捏死冬妮娅和她的丈夫像捏死臭虫那么简单、丽达在听到保尔牺牲后痛不欲生沦落风尘最后和保尔重逢深感配不上他于是选择跳桥这种剧情,还是应该左转赘婿短剧和《魂断蓝桥》。
保尔不仅做不出欺男霸女举报冬妮娅的事,甚至自己都未必能逃过大清洗,当然,他也更不会说出“冬妮娅 你几把谁啊”,他是脾气急躁的直男,但做人光明磊落,对姑娘愿意付出爱,也尊重对方,这一点确实不是社达左能理解的。
看着这个问题下面这一串yygq我陷入了沉思,冬妮娅到底干啥了要保尔去检举她?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苏联大清洗,以为像我们中国搞那场运动一样,开大会,挂牌子,揪出来"坐喷气式"的斗。其实不是,大清洗是晚上出动,然后逮捕,连夜突审,第二天拿口供,再按口供的"交待",晚上抓下一个。
大清洗从根源上讲,只有三个大案。一个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一个是"皮达可夫平行总部"案,一个是"布哈林-托洛茨基集团"案。而其他案子全是这三个大案衍生的"瓜蔓抄”层层诛连的结果。
在大清洗高潮时,Party,政府其他部门,苏军都基本陷于混乱,只有内务人民部正常运转。因此整个苏联在那段时期内,就是个由内务人民部维持运转的国度。
当然,如果保尔被逮捕,其实是要通过他挖他的"上线”而不是"下线”。冬尼娅的身份自然对此没有帮助。除非保尔检举她是"德国间谍,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分子联系的秘密联络员"。否则,把她抓去也没什么意义。她送古拉格,她又使不了镐头挖运河修铁路。
再者,大清洗时落到内务人民部手中,其实"交待”或者"不交待”都没什么意义。想抓谁,那得看"指标数"完没完成。
你不如问问冬妮娅会不会检举保尔。大清洗的目的是清洗党内异见者,追着个资本家余孽打有什么用?
“生活中不只有斗争,还有美好情感所带来的欢乐。”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保尔后来跟冬妮娅的关系极差的时候,也没检举她啊。
书里写的很明白了,冬妮娅看见保尔在修路,就很鄙视地说你就不能找个比挖土更像样的活计吗?保尔听了很生气,就反唇相讥说我也没想到你变得这么低俗。两人到这时候基本上已经闹崩了,过去的情谊荡然无存,双方都觉得对初恋的印象已经粉碎了。但保尔也没向别人说过冬妮娅的坏话,就再也不见她了而已。
冬妮娅又没犯罪,检举他干嘛?
这题目看得我一愣一愣的。
保尔要检举冬妮娅,总得有个理由吧?当间谍?搞破坏?做煽动?啥理由都没有,就一句“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苏联的错”???我道行浅,参不透这中间的禅机,就明说了:以原著来说,保尔没有任何检举冬妮娅的理由。
而且从原著看,保尔最后的生活和工作基本上已经和冬妮娅无关了,两个人也就偶遇了一次,即便冬妮娅犯事了也轮不到他来检举。或许题主觉得保尔是一个跟踪狂,那天看冬妮娅结婚了,所以就一直跟在冬妮娅背后盯梢写笔记?
最后很多觉得保尔活不过大清洗的脑补史学家,恰恰不知道玉米否定慈父后,很多老布尔什维克都起来怼他。
到了1967年,还有一位1907年左右就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痛斥玉米和勋章,人家的党龄不但比保尔长,甚至也比托先知长十年。
他乎目前用户年龄段啊,哎。
经历了风波并且还活着的冬妮娅是一个非常容易想象的形象,也并不凄惨,大龄用户亲眼见过几个“冬妮娅”也很正常。大概是一个住半面墙刷绿漆筒子楼的文雅老太太,比较可能是中小学教师一类。丈夫是基础学科的专家早逝(家里会有一张照片,骨灰在市里的公墓,需要一点级别的那种公墓),性格比较严厉,会教育孩子少管闲事。有一个要么大大咧咧(对母亲的严厉合理防御)要么拘谨+天真(如果是女儿)的孩子,孩子找了住在同一个院里的对象。
至于保尔………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1922年10月3日,舍佩托夫卡)
柳茜小姐:
在别尔姜斯克向您道别,我曾说过会写信给您,等我感到大限临近……或者觉得空虚。空虚感出现得非常明显,大脑毫不思索,在一些下意识的举动与行为之间,突然清得过来,强烈地感触到这片空虚。无疑,这是一种病兆,并非躯体上,而是精神上的。
柳茜!已经3年了,我周期性地发作,动脑子的热情冷却殆尽,只想逃往某处,一去不返。我从1000多俄里之外给您写信。请相信我,柳茜,写的是肺腑之言,真的,是我这身心俱疲者率直的倾诉。还要告诉您,我确实变得这么时好时坏,会做以前根本不肯做的事,即在任何人面前敞开心扉。由于自尊心使然,我不想感受无奈的遗憾或勾起一种近期对一切事情都产生过的、病态的疏远感。
这类特别的感觉在我体内复苏,并存留至今,我在分析其特点。它让我有时陷入痛苦的思索,觉得昔日的心境是亲切的,但因为这种感觉的躁动而况味大变。您多半知道,这就是那种令人心烦意乱的遗懿,根本不可能领略到哪怕一丁点儿正是自己然悉的那种幸福。为数不少的女性,我是话不投机的,因为她们没有一丝一毫自然的美好情感。即便有,也已被千百种的陈规陋习所毒化,诸如虚妄的信仰、虚假的责任感、虚伪的礼法礼数,等等。无论她在我心目中多么珍贵,我也绝对无法跨越所有这些障碍。我缺乏能力和耐心,去克服人们给自己设置的一切障碍,去凑近昙花一现的幸福。
柳茜,想到这一点,我再也不能为您描述自己的情感了。而您,柳茜,由于短暂的忘却,使我在整整一段时间内,不得不重新陷入思索,感受着悲观失望。当初,我在学校里的一次行动使人怀疑我是否具备健全的思考力。在和我们一位医生的谈话中,我得知人在少年时代,往往不由自主地产生忧郁感、绝望情绪,从而引发各式各样强烈的渴求,要弄清楚生命的意义,要随心所欲地生活,向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谁过深地沉溺于这类思考,并转而在生活中探索,每一步得到过于粗略的解释,那么这样的傻瓜,在此地,在只为求得一饱而活着的人群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他可能太脆弱,容易遭受所谓悲观失望症的伤害。
柳茜,我的朋友,别把我当成小男孩,什么也不干,只会坐在那儿,垂头丧气,胡思乱想,什么海市蜃楼和绝对自由,什么平等和友爱。1920年,热血沸腾,渴望实现幻想,我投奔了部队,不过很快就明白,消灭某一个人,并不等于捍卫住了自由乃至其它许多东西。 柳茜,我不给您描述自己对您的感觉。因为这些感觉朦胧得很,有时琢磨一阵,不禁苦笑,如果能哭,真要委屈地哭出来。还这么年轻,不愿意浑浑噩噩,总想好好地生活,可觉得自己活得像个老人,已经享受完一生的欢乐,只剩下对往昔幸福日子的回忆。其实,我没有那样的日子,甚至一位黑眼珠的姑娘,好些天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这也没留下别的什么,而只有对往事深切的遗憾。由此我意识到,那份温柔,那种孩意般的、纯洁的少年时代的迷恋时刻,仿佛是慈悲的命运赐给不幸者的礼物。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恩赐,因为活下来的人太少了。
当初,我曾向一位姑娘提出建立友谊,总以为对方很快就能理解我,理解我的心愿。那时我还笨得像块木头疙瘩,因为没能看出她们虽然具有女性的形貌,却满脑子装着偏见陋习和虚情假意。我不明白,我深恩苦索,为什么她竟会想到过后对我说,她不理解,我干吗白费那么多口舌,其实三言两语就可说透的。事后,她告诉女伴们,我怎么也鼓不起勇气,向她表白爱慕之情,反倒含混不清地扯了一通连自个儿也搞不懂的、关于生活目标的大道理。后来我才得知,自己在她们眼里有多傻,所以摒弃了这类友谊。她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怎样隐约地预感到她不理解我。再后来,我和她偶然相遇,从她嘴里听到了她曾说过我的话,也知道了她曾怎样行事。别的很多人也会这样行事,因为大家已经遵循着相同的逻辑一—绝对世俗的逻辑:既有男女,便有爱情;既有爱情,便有婚姻;既然只是开个玩笑,那就不过是一场感情游戏而已。
您是自我中心主义者,柳茜。您爱自己,爱自身的利益。您爱上一个人,仅仅是为了自己。您做一切事情,都遵循自我中心主义的原则。您得承认确实如此。您和自己所爱的人分手,或许会郁郁不乐,但并非由于同情对方,而是因为自己丧失了一次终身幸福的可能,或者说您将寂寞无聊。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自己。柳茜,我和您萍水相逢,短暂相处,因而现在只能使您一笑置之。甚至我还不晓得是一脸怎样的笑。我的反应则完全不同,显然要强烈些,因为当火车驶离时,人家说我脸色煞白。但这没啥,柳茜。我绝没有玷污对您的回忆,最后一天您那含情脉脉的双眸,有时会呈现在我的面前;当我从冷漠中惊醒,似乎在睡梦里听见您的“热情洋溢的心声”,这是曾切近地在耳畔响起过的。 柳茜,当您读着此信时,我确知您全然不会理解我近日沉陷其中的痛楚。我自己也知道,一个人平静下来,就不会为任何事情苦恼。心平气和的人,读到像我写的这类信函,决不会理解打开心扉、袒露心房隐秘角落的那个人,正如何思潮逆湃。
柳茜,在我心目中,您既如此遥远又何等亲近,我那最美好的欢愉时光,永远留存为一段记忆—并无特异之处,却把生活的照望表露得如此鲜明,如此直率、真切,没有任何遮掩,使正在实现生活目标的我觉得不同寻常。恰恰是对您,我坦陈萦绕心头的一切。朋友,您知道有种人被称为“用情专一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真让我无可奈何。这一点,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出来。我希望生活依旧,为了不至于滑下斜坡,不至于过早地摔跤趴下,我竭力不让感情成熟。虽然我的生活刚刚开始,但这种情况毕竟非比寻常,必须小心谨慎。不过,这也是由于我已经热爱一种思想,这种童话般的想想那么美妙和崇高,我们和庸碌之人为伍,便永远难以企及。对上帝的失望曾使我偏离正路,险些滑倒。于是我看出,如果仍然这样为情所困,那就足以使我……柳茜,我曾经活得和所有的伙伴一个样,现在也会老样子,每个星期都迷恋上什么,一点也不理解如今我觉得亲切的人。已经丧失的,我不惋惜;我既然写信,柳茜,我不抱怨命运,也知道规律—弱者不敌强者的自然规律。我不服输,而努力以另一种方式退出。
如今我独自待在这里,待在沃伦省的舍佩托夫卡,距波兰边界5俄里。这小城镇地处僻陋,泥泞不堪,通行不便。栖憩在此的鼹鼠只知道刨土翻地。我和妈妈几乎单独住在郊区,现在她已步行130俄里,去了我姐姐家,至少两星期后才可能返回。我病着,步履艰难,满腹郁闷,耳边响起歌曲《丽沃奇卡》的片段时,心情变得沉甸甸的,真怕会发生什么意外。
原本我可能进小城苏维埃开办的中等技术学校二年级,但由于学校提高了教学水准,我在那里被编入一年级。学校今后要改建为通信线路工程学院。但不知怎么的,此事显得如此陌生,如此遥远,学校改建的设想提出了,必须拿主意,但犹豫不决,搁置下来,不知道以后会怎样。这是将来的事情,四、五年以后,早着呢。现在将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继续闯荡,任凭“勃朗宁”乌黑的枪口对准着,随时准备一命鸣呼。 柳茜,您在远方。亲爱的柳茜,至少现在请您相信,我不是在这儿胡思乱想。真的,此事不必多费心思。“此事“并非立即就会碰到,要等以后。柳茜,我期待着您的来信,或许是最后一封。我在期待,那么急切地期待,是您无法想像的,纵然信中只有一句问候话也好。
柳茜,您写信吧。我“一定等候”,但愿不至于太久。请寄往给您的地址。这是在基辅的,虽然我目前住在舍似托夫夫,但很快就想去基辅。
再见,柳茜。
确切些说,是天各一方了。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1922年10月3日 P.S. 您的妹妹,我忘了她的名字。她和护士卓雅·弗拉德一同工作,您对我谈起过她。请向她转达玛克思·安菲洛夫的问候。安菲洛夫是我的朋友,和您的妹妹挺熟。向卓雅·弗拉德致意。
尼·阿·奥
奥斯特洛斯基书信,你觉他是那种人吗?
如实讲述自己对冬妮娅的了解,作为可靠的证言,这样就足够了。毕竟到1938年的时候,保尔和冬妮娅的来往已经是大约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更何况,同样是肃清反革命,叶若夫和贝利亚的肃反完全是两个概念。
从书里看,像保尔这样坚定而忠诚的布尔什维克,肯定在内部纷乱中活不到检举的时候
退一万步说,如果真的检举了,那他也不叫保尔柯察金了,你们叫他什么都行。
希望题主能明白一点,革命信仰是自己的信仰,不是别人的信仰。真正的革命者都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 。保尔这样的革命者,根本不会去做违背信仰违背原则的事情。更别说去检举冬妮娅这样的无辜群众了。
@深邃暗黑范特西 你这样以己度人的去看历史问题很可笑。
大清洗问题当然很大,但也不是常凯申搞412清党那样的逆向淘汰。
在你看来大清洗就是有理想有信仰的布党党员干部被清洗,而唯利是图 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平步青云。如果是这样的逆向淘汰,难道苏联后面就是靠这些投机分子领导苏联民众 打赢的卫国战争吗。
我相信但凡有点逻辑和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还是不要用你的三观去构建别人的逻辑行为,当然从你的回答看,如果哪天你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会干出什么来,倒是显而易见的。
冬妮娅不检举保尔都算好的了。
冬妮娅那种投机主义者,以前能做贵族小姐,革命后也知道找一个根正苗红的技术干部老公,怎么样都不会过得太差。
反倒是保尔,激进,理想主义,有过托派经验,到处得罪人(到处得罪利己主义者),真要搞群众性事件,向来倒霉的都是真正应该被清洗的对象的替身,和保尔那样的愣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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