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导致保尔和冬妮娅决裂的重要导火索,是市共青团会议上冬妮娅的着装问题——冬妮娅的打扮在与会者中格格不入,引起了在场工人们的很大不满:
在俱乐部里,大伙儿都穿着褪色的制服和上衣,唯独冬妮娅打扮入时,惹人注目。保尔看在眼中,心里很不是滋味。同志们都把冬妮娅看作外人。冬妮娅也感觉到了,于是,她用轻蔑而带有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在货运码头担任共青团书记的装卸工潘克拉托夫宽宽的肩膀,穿着粗帆布衬衫。他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对冬妮亚瞟了一眼,问道:
“怎么,这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
“是的,是我。”柯察金生硬地答道。
“呣……”潘克拉托夫拉长了话音,“她那副模样对我们可不大合适,倒像是资产阶级小姐。怎么会放她进来的?”
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了起来。
“她是我的同伴,是我把她带进来的,懂吗?她对我们并没有敌意,只是她的打扮嘛,那倒确实有点问题。不过,也不能总以穿戴取人吧。什么人可以带进来,这我清楚,同志,没什么值得你挑剔的。”
他本来还想再说几句难听的话,但忍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话代表着大家的意见。
对于这一情节,我想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在情感上都是站在冬妮娅这一边、反感潘克拉托夫等人的——就因为冬妮娅打扮和大家不一样,就不愿意接纳、有意排斥她吗?我初读时也感到这一情节设置未免有些刻意。不过后来我在美国记者阿尔伯特·威廉斯的《俄国革命透视》中读到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案例(这个案例与冬妮娅在俱乐部里的遭遇有共通之处),主人公是曾经流亡美国的布尔什维克、时任远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克拉斯诺萧科夫:
我的朋友远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克拉斯诺萧科夫遭到的那一件事是很堪玩味的。他侨居国外,毕业于艺加哥大学以后,就在当地开办了一所工人大学,自己主持校务,成为工人事业的战士。由于很有能力和口才,他从外国回来以后就被选为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基市苏维埃主席。于是资产阶级报纸立刻向克拉斯诺萧科夫大肆抨击,管他叫“无业流民”。
“伟大的俄国的公民们,”他们在一份报纸上这样问,“你们由一个脚夫,一个在芝加哥洗窗子的人来领导,不觉得可耻吗?”
克拉斯诺萧科夫写了一篇措辞激烈的答辩,说他在美国是做律师和教书的。他带着这篇稿子往报馆编辑部去的时候,顺路走到苏维埃,想要知道报上那篇抨击他的文字怎样在工人们心目中损害了他的威信。
他刚推开门,一个人就大喊道∶
“克拉斯诺萧科夫同志!”
所有的人都从位子上跳起来,一面高兴地喊∶“咱们的人来了!咱们的人来了!”一面和他握手。
“我们刚才读了报纸,同志。这一篇东西使我们都感到高兴。我们虽然一向很欢迎您,但是总以为您是资产阶级出身,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您是我们自己人,是一位真正的工人,所以我们都敬爱您。我们愿意为您献出一切的力量。”
基于这个案例,威廉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工人由于长期受到统治阶级的欺骗,现在只信任自己的人。”
所以,既然远东的工人会因为克拉斯诺萧科夫的工人出身而给予其无条件的信任并欣喜于“咱们的人来了”,那么乌克兰的工人对全身上下都是资产阶级行头的冬妮娅抱以冷漠与排斥的态度,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种看似不讲道理、粗暴直接的讲成分、讲出身正是赤裸裸、血淋淋的阶级矛盾的反映。更进一步说,正因为这种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真正塑造了保尔的俄国革命才会爆发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俄。在有如后启示录一般暴烈的革命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无法置身事外。所有人都会被革命教会这样一个道理:“只有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论什么人,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
那么,问题来了——保尔会站在哪一边?或者说,一个从小就近乎本能地明白自己和瓦西里神父、维克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对于阔佬们既不怜悯也不和解的普罗列塔利亚,会站在哪一边?而如果保尔的选择已经如此显而易见,冬妮娅又做不到在爱上一个工人的同时也爱上他的思想,那么,即使这位林务官的女儿再怎么倾慕作为个人的保尔、再怎么爱读《萨什卡·日古廖夫》,这段爱情也终究是走不下去的。
这个故事不美——然而现实难道是美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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