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为射乎河伯,而妻彼雊嫔
有穷后羿慕羿射,故号此名也
一个天天在公众场合发行为艺术表演,连个时日曷丧都说不出来,射日和篡位分不清楚,因为没文化把为民请命表演发春演成了野心家。
也有脸批评保尔。
有几个粉丝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见过真正干事直白表演的人,就说是党性扭曲。
也是,贵华山派全是下面硬不起来上面面具五六七层的。
人家共青团会议没逼乎上看着的人多,人家好歹是私下的。你这当着万人口口口口口口表演不是一次两次了。
至于黑保尔这事。
很简单,当对面无论因为任何原因指责你鸽子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我错了,还是你又扣我帽子?
这不就知乎风气么。
真干起事儿来别他妈说保尔了。
周围不特么全是鸽子精就不错了。
老话有一句。宁跟明白人打一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我跟哪怕是打了折的保尔吵半小时,只要我保证手里的事情按时按量完成,剩下的我睡到天塌都能放心。
你们自己想想知乎上你挑哪位大v你敢这么放心。
不骗你个倾家荡产都算你运气了
这样人不可爱?你摊上身边都是骗子鸽子吹牛逼的,都他妈可人性可可爱了。
口口口口口的曹哲你丢自行车的时候怎么不去派出所跟人家喊别被党性扭曲了人性呢
你看警察都人性的时候你的车找不找的回来。
简直是口口口
很多年前的时候我读过一篇中学生作文范文,印象很深。大意是说作者自己穿越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身边,与他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内容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讨论。后来他一激动终于忍不住说:”你知道你的祖国后来成为了霸权主义国家么?你知道你毕生奋斗的布尔什维克后来被你们国家的后代抛弃了么?“
然后按照作文原文的说法,奥斯特洛夫斯基愣了好半天说不出话。然后作者就穿越回去了,当时还有些后悔自己说话太直接,怕给自己这么一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就不会出版这本书了。不料他穿越回去一看,自己手上的那本书还在,书的内容也原原本本没有变,包括著名的那句结尾的话也还在,只是最后加上了两句话,大概意思是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但他仍然坚信历史一定会前进之类的。
不愧是范文,这个构思其实不错,中学生作者问的那两句话就是后来很多人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的原因,而他对结局的安排也写出了这本书的精髓(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才会成长为钢铁战士)。不过可能是因为作者年龄的原因,(作文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加上的那两句话,依我看有些画蛇添足。如果写成这本书就原封不动一个字都没改,似乎反而更符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性格。
这个问题,钢炼里面其实已经有答案了。丽达有一次在城里搞统战工作,把城里的青年都喊来了。
扎利瓦诺夫(富裕的子弟)一边轻蔑地看着丽达,一边小声地跟莉莎嘀咕着什么。坐在前排的高年级女生,鼻子上扑着粉,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狡猾的小眼睛滴溜溜地四处转...那个青年机枪手也在那里。他正焦躁不安地坐在舞台边上,用仇恨的眼光看着打扮得非常时髦的莉莎·苏哈里科和安娜·阿德莫夫斯卡娅。她们正旁若无人地同向她们献殷勤的男生交谈着。
请大家注意这位青年机枪手。
一个中产青年走上舞台,整了整制服,说:“抱歉得很,同志们。我弄不明白,究竟想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搞政治吗?那我们什么时候学习呢?我们总得把中学念完吧。要是组织个体育协会,办个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聚会聚会,读点书,那倒是另一回事。可现在是要我们搞政治,搞来搞去,最后就会给绞死。对不起,我想这种事情是没有人乐意干的。”会场里响起了笑声。奥库舍夫跳下舞台,坐了下来。
你们看,这段话和掌门是不是异曲同工。
大家都想过温馨幸福的生活嘛!来一个小确幸。干嘛要苦大仇深呢?干嘛要讲政治呢,聚聚会,读读书,有什么不好呢?他说的幽默风趣,嘲笑搞政治的人有什么大病,大家都哈哈笑,充满了欢乐的气息。
接下来,那位年轻的机枪手跳出来了。
这时候那个年轻的机枪手出来讲话了,他狠狠地把军帽拉到前额上,愤怒的目光朝台下扫了一下,大声喊道:“笑什么?你们这帮混蛋!”
他的眼睛像两块烧红了的火炭。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气得浑身发抖,接着说:“我叫伊万·扎尔基。我没见过爹,没见过娘,从小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白天要饭,晚上就在墙根底下一躺,挨饿受冻,没个安身的地方。日子过得连狗都不如,跟你们这帮娇小姐、阔少爷比,完全是另一个样!
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在苦难之中走过来的生命,是生活优渥的人难以理解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人会在巴以冲突中站以色列,这是什么行为呢?简单来说,就是在这类人眼里,日子过的连狗都不如的人,人格上也是不如狗的。
这类不如狗的人,死上千千万万,够干啥的呢?
中国有句话叫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拥抱了真理,能够为理想而奋斗。保尔是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人,这位机枪手也是。
“苏维埃政权来了,红军收留了我。全排都把我当作亲生儿子看待,给我衣服,给我鞋袜,教我文化,最主要的是教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是他们教育我,使我成了布尔什维克,我是到死也不会变心的。我现在心明眼亮,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斗争:是为了我们,为了穷人,为了工人阶级的政权。可是你们呢?却像一群公马,在这里咴咴叫个不停。你们哪里知道,就在这座城下,有二百个同志牺牲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扎尔基的声音像绷紧的琴弦一样,铿锵作响。“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生命……现在全国各地,各个战场上,都有人在流血牺牲,在这样的时候,你们倒在这里寻开心。”他突然转过身来,朝主持会议的人说:“而你们呢,同志们,却找到了他们头上,找了这么一帮人来开会。”他用手指着台下。“难道他们能懂吗?不可能!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响应了号召,因为他是穷人,是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朝台下喊道。“我们才不来求你们呢,要你们这号人有什么用!你们这样的,只配吃机枪子弹!”他气呼呼地喊出了最后这句话,跳下台来,眼皮都没有抬,径直朝门口走去。
他们不可能懂,无论是站在高墙上玩鸡蛋的掌门,还是把人生的意义理解为物欲追求的头铁叫兽,亦或是觉得保尔是愣头青的冷溪,一群没有价值的灵魂,很可怜。
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苏联的一些消极面展开批判,而这也加倍的暴露了他们的可怜:
在他们看来,努力奋斗是为了获得个人幸福,为了“让冬妮娅别跟人跑了”,或许还是为了在网上跟人撕逼的时候,能晒个收入让人闭嘴,一群可怜的人,没有价值的灵魂。
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人类组织能力理解的匮乏。人类只要组织起来,就会有无数的丑恶和卑劣在里面,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正义的追求,才能真正消灭这些丑恶和卑劣。
他们是真的反对一切丑恶和卑劣吗?我想,哪怕不谈美国疫情和日本排核的问题,光是一个巴以冲突,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至于头铁叫兽,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们不是在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他们是在可怜的挣扎着,发疯着,想要证明他们是对的。
不要觉得他们能懂,他们不会懂。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干。
苏联社会不和谐的阴暗面,《钢》书视而不见。
保尔不接地气高大全的令人反感。
苏共和苏联的意识形态是要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和谐新世界。但事实上, 苏联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一些严重的社会不和谐现象。这些不和谐或以积极显性的方式出现, 或以消极隐蔽的方式出现。不同历史时期两类不和谐景象既交织在一起, 又各有侧重。
一、内战结束初期的不和谐景象———生存危机与社会冲突
1920年底, 苏俄内战基本结束, 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未被取消反而被俄共 (布) 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捷径加以确认。苏俄本已混乱的经济雪上加霜, 加之持续七年之久的战争破坏, 工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 日常必需品极为匮乏, 不满情绪蔓延, 社会冲突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 饥荒、社会动荡、暴乱成为期间最为突出的不和谐现象。
1. 生存危机:饥荒蔓延、饿殍遍地
在战争破坏和极端政策的影响下, 苏俄农业播种面积逐年减少 (1920年, 苏俄耕地面积不到战前的93%) [1], 牲畜被大量宰杀, 粮食产量连年下降 (只有战前的一半多) [1], 生活必需品匮乏。1920-1921年初, 苏俄开始出现饥荒的迹象。如坦波夫省在1920-1921年间的粮食收成只能满足四分之一的需求。1921年初, 坦波夫省的征粮任务只完成一半, 但却已使超过一半的居民陷入饥饿。祸不单行, 恰在此时苏俄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1920-1921年整个冬天没有下雪, 而1921年苏俄又经历了一个干旱的夏天。总而言之, 战乱、军事共产主义、自然灾害等综合因素导致了1921-1922年的苏俄大饥荒。饥荒波及30多个省, 遍及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北高加索等主要产粮区, 约有3 350万人受灾。饥荒的严重程度触目惊心。如在巴什基尔地区有90%的居民成为饥民。而在极端悲惨的境况下, 也曾发生互吃的现象。苏俄政府采取了募捐、调拨粮食、向国际社会求援等手段应对这次饥荒, 但仍然有700-800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其中一条值得我们警惕、反思的原因是, 苏俄出于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上的考量, 对参与赈灾的国内民间组织和外国机构极端不信任, 设置了一些障碍, 如解散了赈济饥民委员会、逮捕流放其成员, 取缔东正教会的救灾行动、没收其财产、镇压其反抗等。这使苏俄的救灾工作多少受到一些负面影响。
2. 社会冲突:农民暴动、士兵叛乱、市民抗议
苏俄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早在实施之初就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据统计, 仅1918年一年, 就有245起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农民暴乱。内战结束后, 苏俄经济萧条, 工农业产量下降, 日用品尤其是食品的供应出现危机。由此又进一步引起了农民和部分工人群众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失望和不满。首先是农民和征粮队的冲突日益激烈, 继而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 苏俄各地出现了规模不等的农民暴乱[2]。农民的情绪感染了一些农民出身的士兵, 其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引发了1921年2月的喀琅施塔得兵变。其次, 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也引起了工人等城市居民的不满和抗议, 其矛盾的焦点是要求取消粮食专政等。典型的事件是1920年10月普梯洛夫工厂发生的工人骚乱。
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不和谐———显性冲突与隐性问题并存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和严重社会冲突引起苏俄高层的重视, 他们迅速判明原因, 并于1921年3月始, 逐步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苏俄经济走向复苏, 社会矛盾趋于缓和, 从而为消除饥荒、暴乱等极端不和谐现象提供了经济政治保障。这些矛盾与问题集中表现为两类相辅相成的不和谐景象, 即一方面表现为频发的经济危机、时刻让人绷紧神经的政治斗争、不时出现的罢工运动、不断出现的农民暴力抗法事件等显性问题和冲突, 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阳奉阴违、农民和“耐普曼”消极怠工等隐性不和谐现象。
1. 显性不和谐:经济危机、政治紧张、群体事件、暴力犯罪
期间, 苏俄最为突出的不和谐现象是频现的经济危机以及危机背后紧张的政治斗争, 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群众的不满、抗议和不断攀升的暴力事件。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俄虽然通过市场的力量迅速恢复了经济, 但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经济管理方式与市场之间始终存在不可弥合的矛盾。这导致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俄危机频现。1923年发生工业品销售危机;1926年到1927年出现了商品短缺危机;1924年春、1927年底到1928年春发生粮食收购危机。1929年, 苏俄粮食收购危机更趋严重。
经济危机下的苏俄失业严重, 商品短缺, 民生维艰。而苏俄政府又以政治高压的方式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综合导致了这一时期极为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如国家保安局常任意逮捕商贩[3], 政府强迫农民交售粮食, 而农民则以各种方式予以对抗, 社会冲突在1928年后加剧。1928年仅报刊就报道了近千起针对官方的暴力事件。
1923-1929年, 苏俄高层以社会经济危机为背景, 以新经济政策的存废为焦点爆发了多次公开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反对派被施以政治迫害。这使全党、全国弥漫着恐怖气氛。国际上, 西方各国敌视苏俄, 不断制造外交事件。
2. 隐性不和谐:官僚主义泛滥、农民和耐普曼消极投资
首先, 党政机构臃肿、效率低下, 官僚主义日趋严重。1920年代, 苏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增加2倍多, 超350万, 加之高度集权和命令主义的消极影响, 导致文牍主义、因循拖沓的官僚作风日甚。
其次, 农民和耐普曼 (即新经济政策人, 也就是个体工商业者和民营企业家) 消极投资。由于行政干预泛滥、私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等原因导致价值规律的引导、激励作用被扭曲。这使“耐普曼”和富裕农民宁愿把大量钱财用于挥霍性消费, 也不愿增加对农业和工商业的投资。
三、“大转变”前后的不和谐———集权政治下的恐怖与两次饥荒
所谓“大转变”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从新经济政策向斯大林模式的转变。在这前后, 斯大林以极端措施解决社会矛盾, 强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大一统。其措施虽有利于集中一切资源快速实现军事工业化, 但却因此激发了一些社会矛盾, 导致一系列长期为历史学家所诟病的不和谐现象。
1. :消灭富农运动和大清洗毒化社会空气
“大转变”前后, 斯大林权力不受制约, 乾纲独断。为推行超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战略, 斯大林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清洗的铁腕扫除障碍因素。其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消灭富农运动和大清洗运动。两次运动使苏联农民、党政军干部、知识分子死伤无算。据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等人关于镇反人数的统计, 1921-1954年2月, 苏联被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为3 777 380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大转变”前后的受难者。1930-1940年有大约72万人被判处死刑, 这一数值是1921-1929年死刑数值的30多倍。政治恐怖氛围毒化了社会空气, 逼供信、诱供、网罗罪名、告密成风, 全社会噤若寒蝉。这是斯大林时期最为典型的不和谐现象, 其人为因素显而易见。
2. 生存危机:死于大饥荒的人数巨大, 社会冲突因此剧烈
第一次饥荒发生在1929-1934年。据统计, 仅1932-1933年就有500-700万人死于饥荒, 重灾区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饥荒全面爆发后, 乌克兰有200-300万人饿死, 哈萨克斯坦则损失约175万。第二次饥荒发生在1946年到1947年, 有200万人饿死[4]。
大饥荒背后则是基层干部浮夸粮食产量和征粮队的飞扬跋扈。苏联为完成粮食收购任务, 由国家强力部门严密监控干部们对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 对执行不力者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并予以撤职, 甚或以“异己分子”、“敌对分子”的罪名给予严厉的处分。这种高压政策使多数干部不敢讲真话, 为邀功纷纷浮夸粮食产量。
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征粮任务, 政府派遣征粮队强行征收农民的粮食 (甚至包括口粮和种子) 。很多农民家的窗户带框被一起拆掉, 造成房屋无法居住。征粮队经常殴打、关押抵制征粮的农民, 而农民则经常性的抢劫运粮车, 以至当局不得不武装押运粮食。
1939年9月到1940年8月苏联为建立东方战线, 多次以战争或军事威胁的方式侵夺邻国领土, 如通过战争方式取得芬兰的卡累利阿, 通过政治和军事压力强取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强并波罗的海三国。在东方, 中苏围绕领土、边界、主权问题摩擦不断, 其原因也在于苏联的霸权行径。
苏联1921-1945年间的不和谐现象虽然表现各异, 但都可以归结为过度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行为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十月革命胜利后, 俄共追求社会大同的理想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浪漫主义在现实面前不断碰壁, 却又不甘放弃。当障碍清除, 以集权为特征的社会政治结构得以确立之后, 令人窒息的社会政治氛围和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经济社会需要与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并成为苏联中后期一些不和谐现象的总根源。
引自
苏联1921-1945年不和谐现象与社会冲突简析
作者简介:王科 (1981-) , 男, 山东济宁人, 讲师, 博士, 从事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研究。
斯大林不是一贯的正确,犯的错误也不少。但是他仍然是苏联“神”(精神领袖)。
在苏联75年历史中,没有一个领导人比斯大林做的更好的,简单粗暴出奇迹我喜欢 !!
因为保尔本身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
列宁式共产主义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用来开展各种武装夺取政权的事业。
主观上要求这个组织的成员像个圣人一样。
当然圣人是不多的,但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受沙皇贵族资本家压迫的,苦大仇深的无产者,很多人都达到了“其它都不重要,有没有你对我很重要”的境界。
这种人就是要打倒锁链的主人,最好连根都刨了,一直到死都能保持强烈的主观能动性。
一般来说都解读成奉献啥的,但换句话来讲,永不熄灭的愤怒和刻苦铭心的仇恨才是他们的源动力,在消灭贵族资本家的道路里,除了死亡这些人没有弱点。
这些人被称为先锋队,但凡他们活着,那就是要去最受压迫的地方,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旧势力和建设新社会。
所以到了某些阶段,他们就显得不合时宜。
现在和平时代的人大多数是日子人,自然也理解不了从绝地一路砍到新社会人的心理。对于日子人来讲,妥协和退让是一种常态,反正还有余地不是吗。
这也是革命政权稳定后的必然,他们来了走了。总有一天日子人会觉得他们事儿逼 新贵族会说这些人过于极端不利于团结 新兴资本家会说这些人已经疯了。
但至少他们没白来。
大家都在强调保尔的禁欲、自我克制和牺牲精神,但这些在俄语文学中不要太多,保尔也不是只有这些。不如说,他对同时代人最大的魅力,其实正好相反,来自他所象征的一种新生活,一种终于挣脱了束缚,永远朝着远方,用自己的身体在大地上近乎疯狂地庆祝和挥洒,乃至以血肉镌刻进总算获许进入的新天新地:终于,人在世界上被允许过一种有意义的积极生活。
在他身上有两重解放。身体的解放激起的是广大底层群众的强烈共鸣,而精神的解放象征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对“多余的人”的百余年孤独,在金色的青春洋溢恣肆的共青团大会上,“未来是我们的!”标语中,狄奥尼索斯狂怒的胜利。
列宁说帝俄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不仅仅是比喻。沙俄的村社制度能一路追溯到金帐汗国蒙古的部族归属制。彼得大帝规定,任何村社农奴都不得离开自己的村庄30英里,否则严惩。即使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尽管农民有了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但仍归村社管理,要一直等到斯托雷平改革,1910年国家立法才正式承认了农民离开本村庄的自由,直到革命前夕的1916年,全国也只有五分之一左右的农户退出其村社。
守着全世界最大的国土,却哪也不能去,这何止是卧槽,简直就是卧槽。由于我没文化,只好借用屠格涅夫形容农夫冬季生活的一句名言,“过着鼹鼠一样的日子”。
所以为啥沙俄军队一去当欧洲宪兵,军队一出国打仗,大家就超级兴奋,《战争与和平》里跨过边境时连“全世界万岁”都喊出来了,还有为啥哥萨克被寄托了如此多的浪漫想象,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那可能是绝大多数普通士兵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离开自己家乡,甚至国家的传奇经历了啊,回去能吹几辈子,比如保尔没见过他外公,但知道他打过克里米亚战争。
保尔那一代农民出身的青年,是第一批有着大规模远行的集体经历的底层人民,大概堪比你明天突然开上了曲率飞船。直到今天,俄罗斯国家广播电台的调谐信号《祖国进行曲》里,都有一句“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地,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就是自己祖国的主人。”老家里蹲PTSD了。
所以你知道保尔带着丽达挤火车那段有多浪漫了吧。不到10年前,这一切人们做梦都不敢想,还骑马打仗?还坐火车?《钢铁》里出现这么多次火车,不是没有原因的,那是他们那代人最性感的场景,列宁坐着铅封火车头宛如革命导弹返回祖国,托洛茨基坐着架机枪的专列穿梭在各前线,谢廖沙披着破军大衣站在闷罐车顶上吹着乌克兰原野上的秋风。青年们听到伴随火车轮节奏“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是真的可以兴奋到原地飞起的。
相比之下,什么姑娘,什么柔软的身体,人家反手就是一个黑人问号,low不low啊...
鼹鼠的生活!
在那动荡的远方,哪怕保尔被流弹击落马背而最终瘫痪,哪怕病倒在零下几十度的工棚,哪怕牺牲在华沙城下(距离世界革命最近的地方!),对当时的青年们来说,想想过去家里祖祖辈辈那几亩烂地,那学徒做苦工的“臭茅坑”,那能把人气笑了的狗屁教会学校,这一切都是太值了,跳上列车就开拔,压根不用权衡什么利弊。
这是整整一代人对身体上的解放的激情、远方的魅力无比深刻的集体记忆,和禁欲压抑什么的沾不上边。
再来说精神层面,就更简单了。“多余的人”是另一种农奴制,它使一百多年以来的沙俄知识分子永远无法离开明知自己毫无用武之地的书斋、沙龙、阁楼、地下室以及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政治学、德国古典哲学等等。西欧国家伴随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爆发出的巨大成果向他们注入无比充盈的能量,现实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不给任何着力点,自爆卡车竟是我自己。
记得《安娜卡列尼娜》里,列文是如何在他的庄园用力相信他搞的那什么“农业改革”其实也没多搞笑吧?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主角的二哥是怎样愣给憋成上古键盘侠了?毕竟是知识分子,一句卧槽概括不了这种操蛋的人生,他们研究出了拉赫美托夫,一个就算躺平也要躺在钉子床上的三和大神。
但是大神毕竟只是想象,保尔却是活生生地过了这样的一辈子,他在每一次运用意志时,用尼采的话说,从来没有一次是“你当!”,永远都是“我要!”乃至“我是!”他一次次战胜自我,甚至仿佛只是为了这样做的快乐本身,几乎是量身订做的尼采的“超人”的化身。保尔最后全身瘫痪、失明,既是作者自己的写实,也是为了极限展示这种“新人”的意志哲学的隐喻。
这与基督教传统里的圣徒直接背道而驰,圣徒强调的是意志的顺从和自我放弃,全身心地服从于天主而愉悦,保尔体现的则是绝对积极的肯定,每次他做决定,从不是根据“我应该如何如何”,而是“既然我能...为何不呢?”最后哪怕全身都不听从意志了,意志也仍旧是。而且关键在于,在新生活里,这样的意志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是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交汇成永不枯涸的丰饶存在之海。因此只要你还能呼吸,还能思考,还能写(注意这些具体活动),你就永远可以砸碎铁环(又是一个尼采式的意象),“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队伍中去。”
我们得回到两千年前,看看另一个保尔,那个极端热心的法利赛人,使徒保罗。他终其一生所纠结的从来都不是“肉体vs精神”的战斗,而是精神或者说意志内部的无休止的斗争。“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注意这里的作与不作,指的不是身体干不干,而是意志本身是否去“意志”。由于耶稣的教导事实上是把每一个律法所命令的都推到了超越人的能力的极端,这个问题就对保罗显现出来了。
因为耶稣实际上不是要求你的“肉体”去完成这些(开什么玩笑办不到的),他要求的是“你应去意志”。而这条命令,把保罗推到了一个二选一面前,“我去意志”和“我不去意志”。但人的意志又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其实并不能选择不这样,就等于你本来就没得选,就等于这不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没做选择。也就是说,每个意志之所以存在,已经潜在地包含了“不意志”这个自身之否定的可能。所以即使保罗听耶稣的命令,如此“去意志”了,其实内部仍然包含了一部分违抗和对主的不服从。本来这种意志内部分裂的解决方法,是身体去做一个行动,于是就排除了所有其他潜在,但耶稣的命令又不是这样,他比他老爹更狠,所以保罗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耶稣如果不这样命令,我都没发现还有这回事……
使徒保罗当年的解决办法,就是从约伯记召唤回耶和华,怒斥那些敢质疑这种我打我自己的套娃存在意义的人“你几把谁”,但如此没有友善度的回答,在两千年后的知识壬中间已经只能被夹了。能让自己从其中走出去重获统一的行动呢,又是这辈子不可能行动的啊。这个精神地下室的搏击俱乐部,俄国知识分子在里面一关就是一百多年,伊万和他的二次元手办宗教大法官,最后只能靠幻想耶稣麻麻选择宽恕他的一个吻,心里只有感恩。这种处境如果是基督教徒,靠的就是教会,是教会保存了教徒的复数性,使其不致成为自我的永恒囚徒。所以比如电影《八部半》里那个老红衣主教,才在澡堂里裹着毛巾一直念叨“除了教会以外,别无拯救”。
保尔的故事开始于在神甫家关禁闭,中间被关牢房,后来被政治分歧关在派别里,最后又被瘫痪和失明关在自己的身体里,这些其实在说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目了然,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保尔最大的恐惧,从来都不是克制不住寄几,人家可是在前线都一言不合就裸辞跳槽,一言不合就跳舞的精神小伙,而是丧失掉这个复数性的世界,那就又要掉回地下室自己玩二次元去了。万一我在牢房里要了赫里斯季娜,就会厌恶自己以致回不到队伍里了呢?万一我和丽达睡了,就会从此失去了一个同志呢?更关键的是,性和亲密关系的感情,会遮蔽掉大部分和世界相关联的复数性,这是保尔始终本能地警惕的,所以后来与达雅走入家庭,在他是另一场不啻于前线的惊心动魄冒险,是他已经对自己的成熟有了充分自信后略带炫耀的力量展示。“在保尔的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在保尔的心目中,只有世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之间从未给出的那个吻,远比耶稣给宗教大法官的那个吻更令人目眩。
有了这个世界,意志的苦杯就成了保尔痛吻它的吨吨吨同志伏特加。
保尔一生的爱豆牛虻,作为一枚美丽的所多玛...不对根本没有冬天的意大利小giegie,远赴拉美(又是远行)投身娱乐业和SM事业划掉,二十年后回来讲给自己心爱的琼玛再享受她的眼泪,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这就是祖述但丁的,上帝之城里的人真会玩的,我疯起来连自己都打的,伪装成基督教的反基督的循环时间,肯定的最高可能公式。第一罗马的亚瑟同志既然能讲着苏联笑话,不对,讲着笑话被枪毙五分钟,第三罗马的柯察金同志自然也不甘落后。
这种酒神式的肯定性是“多余的人”逻辑上的直接对立面--你永远不会多余。这就是那代俄国知识分子的隐秘狂醉,是他们用以砸碎百年来精神上铁的永恒回环的闪电,是暴风雨所诞生的。
所以,《钢铁》根本不是什么圣徒禁欲自我克制牺牲的教材,而是一部记录了全联盟青年开超大群party,身体和精神双重高潮的cult禁片。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评价《钢炼》这本书,必须放到俄罗斯的文化背景中去看,完全站在中国人的视角去解读是必然会出现偏颇的。
高赞答案说《钢炼》这书详细描绘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苦难生涯,因此不是在劝进,而是在劝退。
这话说对了一半,因为《钢炼》确实描绘了主人公的苦难,但其实对这些苦难的详细描绘并非为了劝退,而恰恰是为了劝进。
通过描绘苦难来引人向往,这是俄罗斯独有的圣愚崇拜现象,它是东正教文化与俄罗斯原始本土宗教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精神产物,圣愚崇拜行为不仅表现为一般文化实践, 并且渗透在俄罗斯广大社会的精神构成和伦理规范之中,它作为一种道德模式,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基础组成部分。
在圣愚崇拜体系下,疯癫和痴狂被认为是获得大智慧的一种途径,不理解的话可以想一想文艺作品里的那些武艺或者某一方面特别强大,但其它方面较为愚笨的痴狂之人,比如《天龙八部》中的函谷八友,《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无职转生》里的“剑王”基列奴,《侠客风云传前传》中的南少林和尚不动,《大剑》中的米雅达,这类角色都是那种某一方面特别强大,但是其它方面非常无能,用中国人的话说,叫不疯魔不成活,用日本人的话说,叫偏执狂才能生存。
比如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而在俄罗斯的圣愚崇拜体系下,这种某一方面特别强大的能力主要指的是对宗教和基督的奉献,痴狂和疯癫被视为极度虔诚和极致奉献时的一种精神状态,甚至在某些地区与当地原始信仰相结合后,被视为神灵附体或者受到点化后的状态,以这种精神状态作为虔诚的标志在文艺复兴前普遍存在于欧洲,例如方济格会的创始人圣方济格就是一个这种人。
而任何精神状态都需要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疯癫和痴狂的外在表现形式,往往是破衣烂衫,赤足云游,背负着十字架,蓬头垢面,用滴血的双唇向基督祈祷,这种因信仰而疯癫,因虔诚而痴狂,放浪形骸之人,越苦难越神圣,越悲催越伟大,越执拗越光荣的人,就叫圣愚。
方济格自己就这样,而社会对他的评价也两极分化,追随者认为他虔心入骨,反对者认为他欺世盗名。
在文艺复兴后,这种疯癫推崇在欧洲被逐步边缘化,在俄罗斯则保留了下来,并一度蔚为风尚,当时各路圣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1551年伊万四世在召集宗教会议的信中描绘的:“假冒的先知们, 男男女女, 小姑娘, 老太婆, 从一个村子跑到另一个村子, 光着身子, 赤着脚, 披头散发, 哆哩哆嗦, 高喊着, 圣阿娜斯塔西娅和圣皮亚特尼察吩咐他们这样做。”要注意,伊万四世在信中抱怨的是各路假冒圣愚, 对真正的圣愚, 他也是极尽尊崇的,例如圣愚瓦西里去世时, 他还亲自为其抬棺送葬, 封其为圣徒, 并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圣母升天大教堂改名为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圣愚崇拜在俄罗斯的草根东正教会中大量存在,在俄罗斯民间如野草般繁茂,比如著名的大吊妖僧拉斯普京,也被认为是一位圣愚,这些圣愚在俄罗斯民间实际上占据了游方郎中,算命半仙,心理医生的生态位,圣愚类人物往往具备预知未来、禳除灾祸、医治病痛等能力,例如拉斯普京就以其能让患有血友病的皇太子停止流血的特殊能力著称(可能是某种戏法,或者使用了鸦片),他们也因此受到普遍的敬畏, 有很多民间圣愚都被草根教会封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
圣愚的长期存在深刻塑造了俄罗斯的社会心理,以至于圣愚行为本身成为了俄罗斯道德标准的一部分,受到全国跨阶层的追捧,例如托尔斯泰的作品《童年》中就描绘了喀山圣愚科里沙和民众对他的崇敬,普希金的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尼科尔卡也是一位圣愚。
这是俄罗斯帝国/苏联画家涅斯捷洛夫于1916年创作的大型油画《在罗斯》,这幅画描绘了俄罗斯各阶层各身份的人,堪称全俄罗斯众生相,而在达官显贵,神职人员,甚至沙皇的前方,是一个赤身裸体,须发皆白的老头,那个老头,就是圣愚(红圈内)。
而他,引领着所有人前行,包括沙皇。
圣愚崇拜,是俄罗斯社会心理中的一种制约性因素,是一种基本道德底色,它不以社会变迁或者意识形态发生转移,就像程朱理学的很多观点和思维方式实际上依旧浸透了中国社会,并影响着社会的运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无法脱离这种思维模式,那些观点也并没有因为儒学的衰败而消亡一样。而俄国革命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替代了东正教的生态位,它提供了本属于东正教的社会职能,同样也继承了大量原属于东正教的结构性特征。
例如苏联式革命雕塑,艺术风格上看完全是东正教风格,还有苏联的勋章,你仔细对比就会发现,苏联勋章和俄罗斯帝国勋章只是在设计元素上发生了改变,设计思路上完全一致。
还有类似于对半身塑像宣誓,保留革命元老的石膏手模,亲吻军旗,对着列宁像嚎啕大哭,亲吻其手,这些都是具有东正教气质的帝国风格。
最能证明苏联在较大程度上继承了帝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替代了东正教的生态位的案例,毫无疑问如下:
圣骸崇拜,也是东正教的重要基本操作。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钢炼》主角保尔·柯察金究竟是什么角色了,他实际上就是红色东正教的圣愚。
正如前面所言,圣愚的一大特点,就是越苦难越神圣,越悲催越伟大,越执拗越光荣,而保尔·柯察金符合以上全部标准,只不过他奉献的对象从耶稣基督变成了共产主义,他身上加诸的苦难也掺杂了大量时代印记,他的个人经历,也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对于长期受到俄罗斯圣愚崇拜文化熏陶的读者来说,他的苦难,不仅不使人抗拒,反而有一种别样的魅力,促使读者去崇拜,效仿他,这种通过展示苦难来劝进的方法,也只有俄国人才能深刻体会,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特征。
这种吸引力有多强呢?举个例子,在一个长期受圣愚崇拜俄罗斯文化熏陶的女性读者眼里,保尔·柯察金有巨大的性吸引力,他出身卑微,有叛逆精神,参过军打过仗,身材精瘦,双眼炯炯有神,干起活来不知疲惫,是个圣愚,理想是微信念工作到死,在行事自带三分邪气的契卡工作,相貌帅气,最关键的是,他!还!禁!欲!
这简直是受传统俄罗斯文化熏陶,且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知识分子女性心目中最完美的性幻想对象,说他是行走的性癖合集都不为过,因为越不让吃的,就越香。
在传统俄国女性读者眼中,冬妮娅是肥肉到嘴边而不知道去吃的蠢货,丽达则是用来代入自己的工具人。
伤痕累累的圣徒,需要一个包容一切的女性来给他温暖。
而哪个男性不希望自己像保尔一样受欢迎呢?这也是劝进的一种方式。
顺便一提,契卡的领袖捷尔任斯基巨大的人格魅力也是来自于这种圣愚崇拜,他号称有清水和面包就能工作,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灰袍主教,他的半身像成了克格勃宣誓的对象,甚至还一度保留了他的石膏手模。
实际上这种圣愚崇拜情节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例如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这些作为典型宣传的干部都有一个共同点:苦难,艰辛,不计个人得失,对待亲属不近人情,日子过的苦不堪言。
但是这种根植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的宣传方法,在中国很明显是水土不服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钢炼》这么一本劝进小说,读完之后只会让人觉得劝退,跨文化进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越苦难越神圣的宣传方式,在中国并不招人喜欢,这种宣传被视为卖惨,普罗大众并不欣赏,甚至有人总结为“好工人停留在脏乱差穷不顾家,好干部停留在清廉绝症不要命,好受害者停留在原谅宽容倒贴钱,宣传效果停留在好人没好报,祸害遗千年”。
一宣传劳模和科学家,就是淡泊名利,安于清贫,坐冷板凳,生活简朴,拿钱少,不顾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还特别常见这么一种说法,xx科学家情操高洁,热忱奉献,xx企业用x倍工资聘请他,被他拒绝了。
……这究竟是宣传还是恐吓?
潜台词是为国奉献=吃亏受累,过不是人过的日子,还要坐几十年冷板凳,这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宣传导向,毕竟越苦难越光荣这种俄国特色,本就和中国不在一个频道上,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宣传方法完全是在劝退。
实际上美式宣传更合中国人的胃口,好人就该飞黄腾达,吃香喝辣,抱得美人归,这才能促使更多人去做好人,毕竟大多数人是凡夫俗子,正如孔子的弟子救了溺水的人,然后接受了作为谢礼的牛,受到孔子称赞,而那个赎回了在国外为奴的鲁国人,却拒绝了国家的赏赐的弟子却受到孔子斥责是一个道理,这些年也在做宣传上的调整。
所以国内有人不喜欢《钢炼》也很正常,这就是文化隔阂而已。
其实黑保尔,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跟黑刘备伪善,黑岳飞傻瓜是一个概念。他们都是用自己肤浅的理解去思考在历史上本不多见的英雄人物。他们看利益只看眼前,想问题只想自己,自然无法理解一些人的选择。中国有句古话能够概括这种人: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很多人都喜欢庸俗化英雄,庸俗化历史(当然一些历史本身值得探讨的不在此列),他们习惯于用自己浅薄的思维去理解历史人物,去理解历史,喜欢把高尚的东西低俗化,以便他们去理解,对于这种人,你去跟他们争论反而落入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对于庸俗化的思想,不去理会就好。
但是,现在社会上出现了这么一种人,喜欢用英雄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他们自己好吃懒做,却要求别人艰苦奋斗,并喜欢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举例,号召大家学习“保尔”的精神。这种人也是导致“保尔”被讨厌的原因,特别是当这种人手握权力,使得大家无法正面反对的时候,“保尔”就成了愤怒人们的发泄桶。大家要判断这两种不同的情绪,不要一概而论。
保尔的情感是真挚的,精神是革命的。如果有人从这一方面否定保尔,那么他很有可能是一个浅薄的人。但是保尔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的高级官员同样是痛恨并否定的,如果有人从这一方面否定保尔的形象,那么他有可能是我们的战友。
就像毛泽东说的:“我们要把朋友弄得多多的,敌人弄得少少的”,面对敌人我们毫不手软,但是面对朋友,我们要学会团结他们,共同努力打倒反动官僚,这才是保尔一直追求的,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要将骑在人民头上的“雕像”砸碎砸烂!
虽然我很小的时候第一次读钢炼读的是梅益的译本,但是我真正精读的是黄树南的译本。
从译者的序言中我才了解到,“保尔•柯察金”这个译名是俄文译成英文,再从英文译成中文。按照知乎最近流行的精神乌克兰人的立场,“帕威尔•科尔恰金”才是主角的直接从俄语翻译的正确译名。
本题下的各种答案暴论百出,简直就是在拿着大喇叭喊:我是个没看过原著就出来喷的大喷子,我是个反赤先于主义的二极管。
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作本书时是个住在莫斯科的残疾人士,右眼还有一点点光感,全身瘫痪,仅有右手还能动一动。
他连他老婆和他哥哥搞破鞋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情?
钢炼一书分为上下两部,定稿时各有一个编辑负责校对。
上部编辑据说是一个女编辑,比较感性。
下部编辑是一个对党务比较有认识的男性,据说按照党的口味做了一定程度的干预。
钢炼版本流转的内容也不是红学那种狗屁倒灶的玩意儿,简单得很,了解一下再喷可以不可以?
钢炼全书阐述斯大林主义的长篇演讲不是通过主角之口来叙述的,而是通过基辅的码头工人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之口来叙述的。
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认为潘克拉托夫那篇演讲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喷子们要是觉得不对,直球来喷嘛。
一个两个的连潘克拉托夫都不知道是谁,就在那里大念其经。
钢炼一书中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新老近卫军普遍对新经济政策抱有不满,保尔本人为此加入工人反对派,距离被双开只差一个基层团支部开会投票,开除他团籍。
还有人在那里念叨冬妮娅。
杜曼诺娃小姐在博亚尔卡工地对保尔说的是什么屁话?苏维埃的一个委员就不能去工地挖土了?
这个娘们儿绝逼是在报基辅肃反时被迫当着一堆人的面求保尔给她家担保的仇恨。
对待剥削阶级的女人,就应该像保尔喷涅莉•维辛斯卡亚那样,你叉开腿主动掰开,我也不会上。
最后强调一遍,保尔•柯察金这个人物反应的的确是斯大林的青年近卫军是如何炼成的,但冶炼过程是在俄罗斯帝国。保尔所展现的一切都是对沙皇和帝俄的逆反,是几代柯察金积累下来的刺向沙皇的利剑。
帝俄是一个小学生询问老师地球的存在时间是不是有几百万年就要被老师变相体罚的神奇国度。
喷子们爱沙皇爱东正教的行为令人十分愉快:当猴子表演被耍是很有趣味的事情。
给卡廷惨案找借口
给苏联人民洗脑
给斯大林争光
这样的书不黑
你黑什么书?
保尔柯察金是一个红色圣徒的形象,他与那些东正教圣徒一样,忠诚甚至于虔诚,非常好用。
这种人或许可敬,但绝不可爱。
这样的人在什么时代都会被当做榜样,但我决不愿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我也不希望我的亲人朋友中出现一个这样的人,我希望所有人都不必向他学习。
那种党性扭曲了人性的状态真的很让人难以接受。
保尔受伤出院后邀请冬妮娅参加城里的共青团会议,冬妮娅欣然同意,换好衣服出来保尔又嫌她打扮太漂亮,冬妮娅说你要觉得不方便可以不带我去,然后保尔又带她去了。
到了会上,潘克拉托夫看她不爽,说她是资产阶级小姐,保尔顶了一句之后又一肚子气向冬妮娅发了……卧槽大哥好像不是人家上赶着让你带人家去的吧?
然后作者的描述就是「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愈来愈不能容忍了」……
what?
接下来就是经典的一段——
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原来是爱你的,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也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跳。拿生命冒险是可以的,但不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其次才属于党,那么,我绝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
emmm……你怕不是有那个大病= =
同样的道理,前几年知乎█粉超级推崇的那篇《小资产阶级的通病》也是一样的问题。
六、男女关系上:
对男女关系问题,说起来津津有味,不是严肃的研究讨论,而是求得知识上的愉快。要谈恋爱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感情第一,甚至抱有自由主义态度。
嗯,圣徒这种东西谁愿意当谁当,恕不奉陪。
“那么,请问非党员可以离开吗?”
“可以。”
“把我的党证拿回去吧,我可不愿意为了这张小纸片丢掉自己的性命。”
因为《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一书当中,对于各种投机主义者的描述,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自从改开之后,我相信国内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投机主义者。
很多人为了当官走上仕途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年轻轻轻就开始琢磨着怎么入团入党。当他们看到这本把他们丑陋形象描述得淋漓尽致的书,
怎么能不恨?
怎么能不黑?
怎么会不想着办法把这本书打进下水道?
作为特定时代的文本,《钢炼》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某种时代的镜子与喇叭——携带某种呼吁与动员,但比起其他的那些粗略线条的宣传画类型的动员——这些宣传画大多以片面的思维来表达我好他坏,构建出一系列令人欣赏而又抽象,稍稍远离作为社会内一员的意象来吸引人物加入其中(例如30年代德国宣传画上以孔武有力的男人来作为德意志力量的象征)。而《钢炼》显然是要 比它们可贵多的——毕竟它把这些抽象的美德给具体化给放入了社会环境内,进行了详细化描述。告诉了我们,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眼中: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20-30年代布尔什维克,那你需要具有什么,并要有失去什么的觉悟,同时要敢于接受考验。既然如此,那么它对于那些自我本位,盯着自己的小产权,甚至把爱情都尝试看成一种包括产权的东西(啊,为什么要放弃大小姐冬妮娅!)。害怕在一个“集体”之内进行生活的人而言,对于20-30年代布尔什维克道德的描绘,甚至还带上一种积极的价值判断。那就是该死的“原罪”了!他们害怕这种道德,实际上是害怕这种道德背后的社会。以下的那个回答就是例子,鲜明的案例。
也就是那个大搞引战以及发明情节的大爹。此回答玩着文学游戏并且偷换概念,怀揣着极端功利主义思维,拿某种各种人都可以上去随意编辑的百科作为迫真论据,来为对自己那本就腐朽不堪,一触即破,只能够靠宣泄情绪与释放某种反布尔什维克呼吁来支持的破楼进行装裱。就像被巴黎的革命吓倒,只能够拿“暴徒”、“非人类”来形容运动参与者的小小市民们。
“为这种理想付出一辈子最后发现这个理想注定是错的。事实上小说的后半部分已经开始出现苗头:先锋队开始日益官僚主义化和腐化堕落。”
首先就是发明。“最后发现注定是错的”!这里的发现,前面带入的是保尔的视角。那么我们就预设这是从保尔的层面来看罢!这位答主,你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或是保尔柯察金?请瞪大双眼,好好看看这本著作的最后一段话:
“此时此刻,郊区滨海公园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了冲破铁环,重返战斗行列,使你的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你尽了一切努力了吗?”
每次的回答都是:“是的,看来是尽了一切努力了。”
好多天过去了,正当期待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同儿子一样焦虑的母亲一面往屋里跑,一面激动地喊道:“列宁格勒来信了!!!”
这是州委打来的电报。电报上只有简单几个字:
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他的心欢腾地跳动起来。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铁环已经被砸碎,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开始了新的生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个人身体伤残,以至于一不能够进入前线参军,二不能够在后方作为工人参与大生产,同时还能够前往滨海疗养的保尔柯察金依然竭力实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回归。试问,如果保尔柯察金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失望殆尽了,那为什么要竭力开辟第三条战线呢?还是参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的建设运动呢?多么可笑的观点啊,在此人的语境内。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保尔柯察金突然变成了某类日本动漫内的人物——“口嫌体正直”的傲娇少女。当然,这只能够是自以为是的妄想。
在接下来回答,其实我可以看到答主不只是具有恐布的癔症,同时还前言不搭后语。在自己替奥斯特洛夫斯基“代言”的同时,突然落下鳄鱼的眼泪。同情起被自己塑造得全知全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了!
“老天爷可怜这位作者(这小说带有一定自传性质),让他在大清洗前期就死掉了。否则他要是看着自己的元帅和老布尔什维克战友们被残忍处死,惨过落在沙皇和波兰人手上,我怕他得疯掉。”
都已经发现是“错”的,那么对于所谓的“同志们”得出其必然遭受悲惨命运的结局,应该是合情合理。而不是说还必须要看到这些人流血的可感受现实,才能够感觉到悲惨(什么庸俗的实证主义)。就像当越南选择了某种经济改革。你就能够知道解万英这类老人的最后结局了,而不是一定要等到越南甚至连某种鸟笼都放弃,彻底抛弃掉国家计划,把经济界丢给凯恩斯与奈奥李波儒这两条鬣狗撕咬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其悲剧命运。
“又知道苏联走错,又不知道苏联做错的糟后果!”,这就是此人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预设!不过这种预设连自圆其说都做不到!更不要谈扣在对于苏联社会主义还充满信心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身上。
顺带一体,《钢炼》全文内,奥斯特洛夫斯基重笔铺陈的元帅是布琼尼,他是布琼尼骑兵队的战士。而不是某位图哈切夫斯基。而布琼尼又是大清洗的幸存者,所以拿图哈来作为概念进行偷换,企图论证“大清洗死去者必然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敬仰者”,真是拙劣的小把戏。
以及在苏联历史问题上面的无端胡闹,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布哈林的手笔,试图拿某种清洗布哈林来说保尔之不幸。殊不知在斯大林打击布哈林之前,他们曾共事以促进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初至中期的运行(当然,在持续时间问题上二人存在争执,后续则因为工业化问题等而彻底闹崩,显然此人对于联共[布]内部派系之争,政策之争一窍不通)。在这里的保尔,站立的位置是反对继续维持新经济政策的托季派。这里的质疑就像王八拳一样,有架势,但什么都没有打到,什么都没有证明。怎么能够实现某种切割,说斯大林让保尔(奥斯特洛夫斯基)失望呢?
至于功利主义,则是贯穿这个回答的全部内容。我稍稍摘取几段吧:
“现在啊,觉得他是古希腊悲剧里的主角——古希腊悲剧里,主角的悲剧根源很大程度上不是自身,而是命运。
当然,他的悲惨和苏联的落魄很有价值,它告诉我们,选了一条错误的路会有什么悲惨的结果。”
“你指望现实世界完全按理想主义来运行?年轻时这么想想可以理解,毕业了还这么想纯属大脑发育【】。”
在我们的社会内,预设一个不可动摇的“现实”。并且先入钦点布尔什维主义革命与体系的不可行,是“错误”、“必败”的。既然有必败的路,那么肯定就需要预设出——“成功的标准与一系列方法是什么?”,而这种思维,我们先前在历史内就已经看到过了。就是既扫除托洛茨基路线,又拔除布哈林主义,逐步树立起自认为绝对能够走向康米主义彼岸的斯大林思维。
答案由此清晰了——
1.《钢炼》本身从文学理论角度讲确实不强,就是中规中矩地讲明白了一个故事而已。
2.主要还是社会发展阶段变了,意识形态变了的缘故,现在让大家看一些某个时期的中国“名著”也看不出滋味。
《钢炼》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峰值,所以观念更偏向个人主义且不太兼容自己认知以外的存在的读者就会尤其不适。
3.前回答里有些人提到了俄罗斯的传统意识形态问题,方向有参考性。不过,“圣徒”那个还不错,“圣愚”那个就过头了。帽子姐在答案里有点迷失,列举了东正教的很多特点,但是用的时候有点“沾边就算”。
想了解这俩概念区别的请往下翻。(图片可能引起不适)
这些图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遭着大罪,都不在享受正常人的尘世幸福,简称“看着不大正常”。所以哪些属于“圣愚”范畴?
答案:第十一至十五张属于圣愚范畴。
前十张是圣徒中的“殉教者”(不仅限东正教的)。最后三张是苦行僧。
他们都封圣了,共同特点是:经受常人难以承受的磨砺,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虔诚。
区别在这儿:
正常的圣徒是神智清醒地决定为信仰牺牲自己、承受痛苦或削减享乐,认为这样可以达到帮助大众获得救赎的效果。
圣愚是因为先天不足、疾病、生活不幸等苦难失去了神智,但在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对上帝的坚定信仰。(第十二张图看着似乎是挺体面的,以它为例讲下背景故事。这是“圣彼得堡的克谢尼娅”,十八世纪的一位贵族妇女。26岁时,丈夫安德列去世。克谢尼娅把家产悉数送人,身穿丈夫留下的军装,对别人说自己是安德列,死的是克谢尼娅。白天在市区流浪,晚上在城外野地里彻夜祷告,终年71岁,一说84岁。)
这种最大限度抛却自己的虔诚在某种意义上显得更为纯粹,他们在极度恶劣条件下长久存活也被认为是神眷顾下的奇迹。所以这些疯癫之人进入了圣徒行列。
但目前,我们仅仅解释了圣愚为何获得神性,接下来还要说为什么会产生圣愚崇拜。
宗教是要满足人祈福消灾的愿望的。基督教的圣徒们也和仙人、罗汉一样有这个功能。在东正教堂,求健康、求姻缘、求升学什么的就到相应的圣徒圣像前点蜡烛。
但圣愚不仅是圣像和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教堂有这个功能,他们往往在世的时候就具备预言、治病等超能力。比如第十五张图,红场花花绿绿大教堂的主人、不爱穿衣服的瓦西里·勃拉仁(意为“无上幸福的”)正在用祷词给人治病,注意左边黄衣服和蓝衣服的妇女。故事情节是这样:在街市上嘲讽圣愚的人都遭了天谴,当场瞎了眼睛。向他诚心悔过的人又复明了。
这些疯癫之人经常说出发人深省的宣教话语或后来得到印证的预言。前面提到的克谢尼娅被描述“坚持助人45年”,据称曾提前言中了伊丽莎白女皇(彼得大帝女儿,不是超常待机那位)的死亡。还有一个故事是,她发疯后把房子给了朋友安东诺娃,很多年后,她对安东诺娃说:“你赶紧去墓地,上帝要给你一个儿子!”安东诺娃在墓地发现人们正在给一个被马车撞死的孕妇接生。安东诺娃收养了这个墓地降生的男婴,后来也是这个养子给她养老送终。
无数“显灵”的故事让他们获得“主流圣徒”所不具备的世俗崇拜。至今每年二月彼得堡还有很多迷信群众到克谢尼娅墓去许愿。
为了更好地理解圣愚,可以去看下《通灵者之战》第14季里的帕霍姆(字幕组译为“疯修士”。)。这位(早年在演电影时吃过真屎的)老演员帕霍莫夫在节目中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现代圣愚”:情绪跌宕、举止夸张,不拘小节,心存善念,灵力很强(最后一条存争议)。
回到最初的话题,大家应该明白:可以说帅强惨的保尔是“红色圣徒”,但不能说他是“红色圣愚”。他从始至头脑都好用,只是选择了一条激进的道路走向信仰,把自己的凡人之身使用到英年早逝。
如果剧情魔改成某次手术后醒来的保尔天天不管刮风下雨地摇着轮椅在红场上呐喊:“你们要当心别走上封闭僵化的老路!也要当心别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你们千万不要种玉米!斯大林你做个人吧!”这才叫“红色圣愚”。(作者活到1936年。)
还有,虽然圣愚崇拜是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圣徒万万千千,其中影响超出时代和地域,被广泛认为可敬又灵验的圣愚不过寥寥几位。脱离剂量谈疗效就是耍流氓。
其实从宗教文化角度谈《钢炼》本来就属于“可以,但不必要”。《钢炼》作者确实很可能从小就带有圣徒思维,否则可能也不把自己好好的人生过到轮椅上去。换一个中国人来写一个为了理想奋斗牺牲的故事,这个中国人可能自然而然地会想“主角是一个舍生取义的士,他应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生与义、个人与集体、小我与大我,这里面的关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只是这一主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带了一点不同底色而已。
也还是回到第二点说的,是意识形态变迁的结果。在全民学赖宁的年代,没有多少人会认为保尔“不正常”。在赖宁退出role model十几年后,更注重关注自己的一代人开始对保尔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看法,介意他的“不近人情”。(不过还是提高兼容性吧,不能把自己不理解、不接受的人全判定为脑子瓦特了。)
我不赞同 @曹哲 的解读。
曹哲认为保尔和冬妮娅分手的理由“有大病”,但曹哲忽略了时代背景和保尔本人的成长过程。
首先,保尔和冬妮娅分手的背景,不光是保尔认为冬妮娅“庸俗的个人主义”,更多的是,保尔试图把冬妮娅带入生存环境的时候,冬妮娅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
那天在俱乐部里,她的漂亮衣服是那样的惹人注目,弄得保尔很难为情。同志们都不把她当自己人,她自己也觉到了, 所以就故意用蔑视的眼光盯着他们。
当潘克拉托夫质问保尔的时候,保尔还是维护了冬妮娅。
“她是我的朋友,我就带她来了,明白吗?她对我们并无敌意,只是穿戴上格格不入罢了,说真的也确实有不妥当的地方, 可也不能单凭服装来看一个人,我明白什么人才可以带过来,犯不着你来刁难我,潘克拉托夫同志。”
换句话说,保尔最初是很努力的维护冬妮娅的立场了,而且口气说的很重。
和冬妮娅出身资产阶级,但能爱工人阶级的女孩有么?
真有。
小说第二部第七章,保尔在中央委员会“公社社员”疗养院的时候,主刀医生巴扎诺娃和她的老教授父亲,是沙俄时代的军医,其老教授的原型人物甚至是沙俄军队的少将军医。
那么一个沙俄少将军医的女儿,都愿意和保尔这样的人做好朋友,冬妮娅一个林务官的女儿,又哪来那么深的优越感???
批评完冬妮娅,同样也要批评保尔。
首先,冬妮娅和保尔的感情始于湖边钓鱼,本质上是冬妮娅和保尔都看不起维克多这种纨绔子弟。换句话说,冬妮娅有勇气和同阶级的堕落阶层做切割,但也很难接受新生的阶级。
其次,保尔的爱情观是不断增长的。保尔因为“牛虻精神”,主动和丽达断开关系,这段感情保尔是非常后悔的。
但小说第二部第六章,保尔与丽达重逢的时候,坦白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想和丽达再续前缘,只不过已经迟了。
保尔的原话:
“那些生动地描述革命者坚强勇敢,彻底现身于革命事业的书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我也梦想做这种人。因此我用‘牛虻’的方式处理我对你的感情。 现在,我感到荒唐可笑,追悔莫及了。”
看到没?保尔亲口承认“荒唐可笑,追悔莫及了。”
保尔基于“革命者彻底献身”的态度错失了丽达,那他当初对冬妮娅难道不也是抱着这样的感情么?
实际上,我们目前主流看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里面,有大量情节被删减,如彼得留拉武装抗击德军,保尔和杜巴瓦早期加入工人反对派,杜巴瓦这个“托派”具体“堕落”的情节,这种删减导致保尔的成长非常跳跃,前一秒还动手打人,后一秒就舍身饲虎做的忍耐克己。
保尔和冬妮娅分手的时候不过19岁,一个19岁没啥文化却和富家女相爱的小伙子,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再加上中二的年纪,与冬妮娅分手不算什么大过错。
而保尔在二十岁被丽达教会真正的爱情的时候,也为自己的中二交了学费。
那么,保尔在丽达面前表达后悔的时候,又凭什么不会再重逢冬妮娅的时候表达后悔呢?
因为保尔的精神刺痛了布尔乔亚们。
就像曾经有很多人抹黑教员和慈父,说他们让儿子上战场是"镀金",布尔乔亚们自私自利无法理解这些伟人,他们只能用自己狭隘的心胸去抹黑那些甘于奉献牺牲的人。我相信这些抹黑伟人的布尔乔亚断然是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上战场为人民牺牲的。
一但他们看到为他人奉献的事迹,他们就看到了自己的丑恶,所以他们一定要污名化这些战士,说他们"有私心""违反人性",自己才能心安理得的去坑害别人自私自利,即使他们的美好生活是靠保尔这样的人牺牲换来的。
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看高尔基的勇士丹柯的故事,我就被震撼到了。丹柯带领族人不向敌人投降,在阴暗的森林中寻找出路,他的族人在途中被困难吓倒,咒骂着丹柯,而勇士丹柯掏出了自己太阳一般的心引领人们走出绝望,丹柯也随着胜利而死去,他的心仍燃烧着却被一个"小心谨慎"的胆小鬼踩碎了……英雄燃烧了自己,却只能孤独地化为尘土。
即使我做不成英雄,我也不会去做一个污名化英雄的败类。即使我也是世俗中的一员,我也会敬仰这些为人们奉献的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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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神人挂我,把我的两篇回答放在一起
认为我同情劳动人民,觉得年轻人很辛苦,就是违反保尔精神,所以我就是个骗子。
我的意思很简单,不强迫人们都去成为保尔柯察金,但不要忘记英雄。保尔的牺牲就是为了劳动人民生活能越来越好,不是为了布尔乔亚。他值得我们歌颂,而不是抹黑。
照这位的说法我为劳动人民说话就不能崇尚英雄,难道英雄与劳动人民是对立的?我反对的是布尔乔亚与精资,不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
英雄是少数的,大多人是凡人,但这不妨碍我这种凡人歌颂英雄。可以卑微如草芥,不可腐烂如蛆虫。
典中典之“党性扭曲人性”。几乎所有目田壬都会这么说。
那么你们谈谈,何为“人性”?我想,君子剑所想的“人性”,在钢炼中也有不少体现。
在一片乱世之中作为底层人民,互相欺诈互相压迫,难道就是你口中的人性?
为一己私利,被沙皇收买参与镇压另一批底层人民,是你口中的人性?
对所有的欺压与剥削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是你口中的人性?
为了达成自己的宣传目的,硬要拿红高来钦定全体康米的卑劣话术,是你口中的人性?
作为目田壬的保留滑稽节目,将所有的奉献的理想主义者全部打为“圣徒”,这种精神胜利的话术就是你口中的人性?
你到底有没有明确“圣徒”的定义,再严谨论证保尔是否是“圣徒”?不,你从不会论证,你只会钦定。
塑造保尔的完全是党性?不,至少有一半的保尔,是被沙皇及其走狗的压迫暴行塑造的。正如百年前悲惨的环境塑造着保尔,今天资本主义的压迫及其卫道士目田壬的滑稽表演也在塑造着我们。
你们目田壬的滑稽表演将会被我们永远铭记,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回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个章节,讲共青团员们修窄轨铁路。换班的人来不了,没吃的,没办法取暖,森林里有白匪,还打死一个同志。挖冻土修铁路又苦又累……
最后保尔差点病死。
洗脑?哪有这样洗脑的……都把主角写这么惨了,明显是劝退。
洗脑都是要蒙骗你,少写残酷的,多写他升官发财捞钱捞女人,把你骗进去。
比如冬妮娅崇拜布尔什维克非保尔不嫁,两个人生活幸福还生了可爱的孩子;比如保尔参军当了军官英俊帅气运筹帷幄万众敬仰……
事实上冬妮娅跟别人跑了,保尔被一发炮弹炸成重伤,险些丧命,脊椎受伤后来瘫痪失明。你看在车站,冬妮娅和丈夫穿得十分体面,保尔像个叫花子。叫花子们拼命干活,燃料就运进城里,体面人在城里烤着壁炉,读着小说……
谁会拿这些内容洗脑?难道要用这些东西劝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吗?
这是价值观的冲突,有的人痛恨保尔,不愿意看到这种人,不愿意更多的人受到他的影响。哪怕他们是那种烧着保尔送来的燃料取暖的人。
他们喜欢那个丢掉团证跑掉的人,那个人才是自己人。
但是没有人会直接说出来,人是会伪装的。他们会说什么先锋队变质,什么大清洗了,什么在乌克兰彼得留拉是英雄,布尔什维克遭唾弃,什么理想破灭了。这一套我听了多少年了,早听腻了。
中苏两国都有这种事,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就你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哪有那么复杂,共青团员们修路,城里就有过冬的燃料,人们就能活下来。不做就没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在中国,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不是照样民不聊生,官吏贪腐,四处战乱?
能不能说,那些参加辛亥革命的烈士,和那些抗日的军人就毫无价值,就注定错了?为一个错误的事业流血牺牲?不能。谁这样说,就应该质疑一下,他们究竟什么动机,什么目的。苏联是一个比民国更伟大的国家,更不能用后来的变质否定了战士们曾经的奋斗。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一天是完美的,从没有让所有人旱涝保收。包括苏联、美国、中国还有全世界都是这样。
苏联先锋队还有个腐化过程呢,民国一开场就是腐化的,中国人说什么了?软了吗?要不要大家等着,等到一个永不变质的队伍,一个永远不可能破灭的理想?我看到死都不会有。
正因为是这样的世界,才更需要保尔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精神。
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是一种人,说“你们的事业反正要变质的,你们的革命没意义”,那就是另外一种人了。
那些讥讽贬低保尔的人,想到了自己的利益,想到了苏联的历史,还想到了冬妮娅,你看他们多精明,什么都想了。就是没想想,那些寒冬中等待木柴的居民们怎么办!正是如此,那个衣衫褴褛的保尔比衣冠楚楚的老爷们光辉得多。
《红岩》里特务头子徐鹏飞审问刘思扬:
“资产阶级出身的三少爷,也成了共产党?家里有吃有穿有享受,你搞什么政治?”
“共产党的策略,利用有地位人家的子弟来做宣传,扩大影响,年轻人不满现实,幼稚无知,被人利用也是人之常情……”
“信仰?主义?都是空话!共产党讲阶级,你算什么阶级?你大哥弃官为商,在重庆、上海开川药行,偌大的财产,算不算资产阶级?你的出身、思想和作风,难道不是共产党‘三查三整’的对象?共产党的文件我研究得多,难道共产党得势,刘家的万贯家财能保得住?你这个出身不纯的党员,还不被共产党一脚踢开?古往今来各种主义多得很,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好好研究一下三民主义……”
“你又不是无知无识的工人,我现在对你的要求很简单,根本不用审问,你们的地下组织已经破坏了!你在沙磁区搞过学运吧?你的身份,还有你的未婚妻的身份,甫志高全告诉我了!他不也是共产党员?他比你在党内的资历长得多!但他是识时务的人,比你聪明!”
看起来好像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没什么关系,也不能解答为什么这么多人黑这部著作。但是我认为关系特别大,也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代入一下:你家庭条件不错,有钱有人脉,看看那些买不起房娶不起媳妇的,你没有这些烦恼。你甚至不需要像他们一样辛苦上班就有了一切,一边是黑牢,酷刑,可能丢掉性命。另一边是自由、财富、舒适的生活。只需要在报纸上登个悔过自新的启事,就自由了,可以享受生活了!大不了家里拿钱,去香港去美国嘛!
怎么样?很有诱惑力吧?
我自己代入这个情景中很多次,感觉很容易就动摇了。
革命不差我一个,叛徒也不多我一个。反正蒲志高已经招了,比起招供破坏组织,登个悔过启事算什么呢?在白区工作的即使活到胜利,是不是还有人受了冲击?好吧,就算不受冲击,新中国物质条件也不好啊,建设祖国受那么多苦,后人享福你吃亏,哎呀,亏了呀!人生在世就是一桩生意,要有的赚有得玩,要沾光不要吃亏……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咱们都这样只为自己活着,还有中国吗?
现在看这个问题的人,有没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扶贫、抗疫、抗震、抗洪、消防救灾……只要人民需要的时候还有人冲在前面,保尔的精神就永远不死。
我是当不了英雄,还没见到烙铁竹签子就怕了。但是有句话我是知道的:
不要为自己的苟且得意洋洋
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情的人们
人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个人主义者不适合评论保尔,不可能客观的。与其浪费时间和精力说废话,不如吃吃玩玩,混一辈子得了。反正人生一世,不过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现在环境也和平,没有大事。衰老不过是一转眼的功夫。
更多人还是在挣扎,虚荣心驱使着他们不愿意活成一条狗,堂堂正正做人又怕这怕那。
有人特别强调《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如何含有东正教宗教意味,怎样塑造圣愚。
这种观点明显不是知乎用户创造的,只是被引用。我认为支持这种观点的用户,是上了别人的当,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用心险恶。
保尔参军负伤、博雅尔卡筑路根本不能理解为“圣愚”自虐。
把仅仅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两件事等同,是对布尔什维克的丑化歪曲。这部著作里真正值得注意的,应该是与广大普通读者以及党团员的生产、学习、生活有联系的那部分。
没有人会闲来无事吃苦,只是因为破坏分子指挥工人朝森林深处伐木,而不是朝着车站方向。冬季到来之前大家突然发现根本没办法把木头运到车站上,这才去修窄轨铁路。为了谁,是为了学校、医院、机关、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在丽达的日记里写到医院两天才能生一次火,病人被冻得不敢出被窝。
如果把筑路受苦理解为宗教化的圣徒塑造,就容易让人联想到那些印度宗教徒自虐苦修。那种自虐苦修在中国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尊敬,只会被当做精神病。基督教徒有在柱子上生活37年成为一景,有的鞭打自己,有的不婚且经常绝食,有的喝麻风病人洗澡水都是宗教圣徒的行为。
但是三百多筑路的工人、共青团员和工程师们顶着恶劣的条件和匪徒的袭击拼命工作,为的是更多人免于饥寒,这种行为与宗教徒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拼命把布尔什维克的工作解读成宗教,是一种故意歪曲。
共产主义不是宗教,党团员也不是教徒。他们从事的事业是十分具体的,也是十分平常的,没有任何神秘主义的成分在里面。
筑路的时候遇到一个土丘,会耽误工期。朱赫来调动工兵直接把这个土丘炸掉了。筑路队的破房子没有门窗,他们就跑到别的车站用违反纪律的手段搞来门窗,没有面包就隐瞒消息赶紧去搞,并没有自己找罪受,反而要不断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匪帮来袭击了,杀死了一个同志,红军就调来装甲列车和骑兵。筑路需要农民帮忙运枕木,工程师就把车站的二十普特钉子给农民做了报酬。
这一件又一件的事,都是繁琐的具体的,布尔什维克们所做一切,无非是为了人民能够过冬。在中国,我们也不是天然有粮吃,有电用,一切都离不开人民的劳动,还有党的领导。如果根据塑造圣徒的要素,吴运铎也很像。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和保尔一样,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共产党人。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所付出的一切牺牲,都与宗教徒表面相似,本质不同。
就好像书中的老工程师所说:“我们挖土快两个月了,第四班都要到期了,但是基本人员却始终没换班。只要你看看这些年轻小伙子们,就会感动的掉下泪来。他们真是无价之宝。”
我们中国也曾经是落后的农业国,也是那个年代的先辈们艰苦奋斗,把铁路、电力、工厂、桥梁、学校、医院建设出来,很多人在艰苦的环境中牺牲了。共产党人的牺牲,都是由于斗争和建设,我们不愿牺牲,但是不惧牺牲,牺牲也是不得已。
那些俄国“圣愚”衣衫褴褛甚至裸体,疯癫,其实就是有神经病。中国人看到他们绝不会有一丁点感动,要说同情,倒可以给一点:可怜他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保尔在工地衣衫褴褛是因为什么?根本不是有意为之,不过是想穿好的却没有。不过是靴子烂掉了,不得不穿一只滑稽的套鞋。
而且保尔在靴子烂掉之后很快跑去厨房找炉子取暖了,他还找朱赫来要靴子。跟那些疯子圣愚相比完全不同。一个圣愚应该光着脚直到活活冻死。
筑路并不是几百工人和共青团员自己找虐,而是人民的需要,党的任务。
就像我们的医护人员驰援武汉抗疫,这是人民的需要,党交给的任务!不管你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入党,现在人民需要你们,都得上!口罩和防护服把脸都勒坏了,似乎很像那种折磨自己的圣愚,但是根本上又完全不同,他们是精神病自虐,我们是条件所限不得已。至于焦裕禄、孔繁森就更不能与“圣愚”崇拜相提并论。人民敬仰他们,不是因为焦裕禄重病,也不是因为孔繁森因车祸牺牲,而是因为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才是共产党人最核心的东西。
疾病、苦难只是表象而已,哪有用表面相似实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放在一起呢?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接受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同于制造“圣愚”的那种观点。
某些知识分子提出这种观点,属于以偏概全,把表面相似而实质完全不同的事物等同,也是对布尔什维克的污蔑。
保尔病愈后到铁路工厂工作,他带领全部团员和许多非党工人,利用休息时间把车间多年积累的油污和垃圾清理干净,把玻璃和机器都擦净,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照进机器房里。他们还从丢弃的油漆桶里刮出二十五磅油漆刷机器,没有浪费公家的资源。
这时候一个共青团员玩忽职守,不听工长的指挥,弄坏了从美国进口的钻头。
团委居然有人支持这个团员,认为工长是孟什维克,不是自己人。保尔却为工长说话,说他有三十年工龄,不谈政治立场,他是对的。而且一个党外的人这样爱惜国家财产,我们自己的团员却毁坏进口的贵重工具。不仅如此,许多党团员迟到早退也比非党工人多,要向这种现象斗争。
如果按照知乎键政小团伙的行为方式,遇到一个问题第一时间看看当事人是不是自己这个派别的,第二时间看看如何服务自己的立场,至于这件事本身,倒排在第三位。保尔与键政人的不同是,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爱惜国家财产”,而不是袒护团员,打压孟什维克。
很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禁欲”、“圣徒塑造”、“圣愚崇拜”,这是以偏概全,只看树木不看森林。
我们的学校做的也不对,他们把保尔与张海迪当做古时候悬梁刺股读书的旧知识分子,只强调身残志坚用格子框架写作,企图以此激励学生也这样去学习做题。正因为如此,有的人因为上学的时候被学校推荐强迫阅读,但是不爱看这本书,就去否定作品。
我看到有人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不下去,《红岩》也读不下去。
我说既然不愿意读,自然没有与此相关的认识和理解,那就不要去评论这两部著作和其中的人物了,这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我们都应该这么做嘛。
《红岩》里面有个人物叫成岗,与保尔有一点相似之处。
比如“禁欲”:
1943年,父亲病故后,他失学了。后来,考进长江兵工总厂,当了一名职员——厂本部办公厅庶务科的办事员。跨进这座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森严的兵工厂,成岗直接接触到死气沉沉的黑暗世界。
高级职员们穿着美式军装,一天到晚跑金融市场,投机、操纵、贪污、囤积……疯狂地吮吸着人民的血汗。面对着这些事情,年轻的成岗,感到有说不出的恼怒和厌恶。
办公室里,多半是些油头滑脑的家伙,每天的工作,不外乎看报,聊天,吹电影,谈女人……还有几个很少上班的女同事,都是凭裙带关系进厂的交际花一般的女人,除了领薪水,平时很难见到她们的影子。
第一次领过薪金后,没几天,庶务科里,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同事,突然变得每天准时上班了。她穿的衣服又紧又小,浑身显出曲线,一来,就坐在成岗对面打毛线衣。不时地停下针,瞟着成岗。
“喂,小伙子,你是刚来的?我头发上的夜巴黎香水不会使你讨厌吧!”
“成岗,你喜欢女人的口红么?”
有一次,她竟然坐到成岗的写字台上,伸出尖尖的涂满寇丹的指甲,娇声娇气地说:“小伙子,帮我剪剪指甲,嗯……”
“老成,何乐而不为呀!”旁边有人在凑趣。
成岗不理睬旁人的挑逗,他鄙弃地直视着这个无聊的寄生虫,冷冷地说:
“小姐,你这是干什么?请自爱点!”
有个同事笑嘻嘻地劝解着:“人生一世,逢场作戏而已,何必认真嘛。”
这件事立刻在办公室里被议论开了:“送到嘴里的自来食也不吃,哈哈哈……”
“人家是出污泥而不染呀!”
“啥哟,没见过世面的小傻瓜!”
两年的时间,就在这发霉的环境里过去了。可是成岗并不感到寂寞,因为他有一批朋友,一些过去的进步同学和厂里工人读书会的成员,经常在一起阅读《新华日报》,讨论时事,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是不是也可以说是“禁欲”啊?专挑不好的词就是“禁欲”,在网络的污泥浊水里爬脏了的人,还可以说他是同性恋。
但是正常的评论应该是“生活作风严谨”。这个世界上的人,并不是都把脑子塞进裤裆里,塞进屁股里。
“人生一世,逢场作戏而已,何必认真嘛。”
信奉这一信条的朋友,我也不说什么,祝你后半生愉快。
《红岩》中工厂的细节,虽然不同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是一样可以学到很多。
成岗被扔到一个停工且混乱的小厂:
厂里只有几座冷落破烂的车间,到处野草丛生。几百工人,挤在破旧不堪的捆绑工棚里,拖儿带女,无处可去——他们都是抗战期间和工厂一道从外省迁移来的,停工以来,一文钱的工资也没有发。这个烂摊子现在丢给了成岗,要他“管理”的,就是那些破铜烂铁和几百个打发不走的失业工人。
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只想甩锅。成岗把老工人和敢作敢当的年轻工人都团结起来,按照老工人的主意:
“我们自己去接生活来做,保险养得活这座厂”、“我们马上开工,自己管工厂,发工资!”
工人们行动起来,维修机器清理厂区,恢复了生产。后来这个破败的小厂不但自己解决了工人的生活,居然还有了盈余。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何其相似:他们承担着平凡的工作,创造着不凡的事业,并不仅仅是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也是一点一滴的努力汇聚成江河大海,最终不可阻挡。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在于人民英雄们与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斗争,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新世界。即使经历挫折和反复,他们所绽放的光辉也不会暗淡,将来还是要激励更多人。
自由主义的空话和人上人的各种理论,我们都见得多了,那些体面先生们所言所行,也并没有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更有价值。不管左的右的,还是说自由主义漂亮话的,大家毕竟离键盘太近,离群众太远。
@深邃暗黑范特西 的回答真能笑死人。
苏联确实没达到理想中的状态,但它的建立和发展相对依旧是进步的。
保尔为之付出只是没达到预期的效果,但绝对不是什么错的。
预期往前走1000步,结果只走了500步,只是没达到预期但怎么能叫错的呢。
还用勋章控时期的腐化说事,叶利钦自传都出来了。
勋章控死后,他儿子女婿被清算,判的贪腐金额是68万卢布。 等苏联解体叶利钦上台后,叶利钦家族的资产有200亿美元,而且也没见后来被清算。
哪怕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比烂来说保尔为之付出的也不能说是失败。毕竟无论跟沙俄比还是跟解体后比,苏联都要好得多。
历史本来就是螺旋式上升的 ,保尔为之付出的看上去又回到了原点,但实际上却是进步了。这个付出就是有意义的。如果只是因为没达到预期,后面还失败了,就认为没意义是错的。那人类社会永远不会进步了。
中国和俄国的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黑法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
俄国黑法: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非常注重于联系社会,如果读者不相当程度上了解俄国社会,这一支的文学作品基本都get不到点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概念提出时,旗下已经有一些出色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塑造很多出色的人物形象,却唯独缺少“十月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新人(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也不是没有,水平档次够不上经典水平)这使很多人引以为憾。好有一比,一个电脑操作系统方方面面都齐备了,却没有系统内核。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的塑造,成功把这一缺憾补上了,这个文学价值称得上——屁都不是。“新人”这个概念从《怎么办》开始,到《母亲》,实际上只是参加革命活动的作家的一种执念,塑造“新人”形象对文学毫无贡献,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高尔基的文学水平就不强(以“我”这派文艺评论理论来评价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更不强。主人公塑造虽然是创新,但不是文学方面的创新(以“我”这派文艺评论理论来评价的)。
至于其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语言和结构,仿普希金、仿果戈里、当然受高尔基的影响最大。但没创新。当然,半自传体是不太多见(别人写自传体,自传成分都得3/4以上),但以“我”这派文艺评论理论来评价,除非你擅长“社会主义心理写法”,那才是真创新,别的我都不认。
有人认为艺术作品的外延到艺术史和整个社会,内延至作家经历和心理学,评论家和读者的反应什么的都算上。“我”这派文艺评论理论不好反对这种说法,也默认《钢铁》在这几方面还算上道,但是,只有“我”这派的大佬们承认《钢铁》是名著,“我”才会这么评。《静静的顿河》大佬们认,多溢美之词我都能说。《钢铁》就别怪我双标了,我承认它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意义,但是—与文学无关。
最后,小说政治错误,二战结束那时,我要敢说这话,在西方文艺界都能让唾沫给淹死。现在谁说都没事。奥斯特洛夫斯基是斯大林的下级,曾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认斯大林为导师,就认两个人当革命导师,列宁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是中国,在中国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没那么高)。想自我标榜,或者向自由势力纳投名状,黑他是个好选择,比如,把他塑造成一个野心家,居心叵测的,有疑似未知罪恶的文坛大盗。
黑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挺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但以“我”这派文艺评论理论来评价,不能接受其为名著。
中国黑法:红卫兵知道吗?奥斯特洛夫斯基就是个没脑子的红卫兵,反正“我”是没看出来他有脑子。斯大林的一条瞎眼舔狗。至于文学性评价,根本不值得浪费时间。
黑点:和苏联和社会主义有关的,都要批倒批臭。
看一些回复,对这部小说的文学性到底是多高的水平,表示有兴趣了解一下。我推荐几个纯文学的评价。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的文法 列夫·安宁斯基著 (douban.com)
季莫费耶夫论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艺术特色 (douban.com)
宣扬共产主义信仰的文学——从富曼诺夫到奥斯特洛夫斯基 马克·斯洛宁 (douban.com)
主要的在这里了,现在差肖洛霍夫的稿子还没找到。
令狐冲在华山上借酒浇愁的时候,也看不到那些帮华山派种粮食,酿酒,还得背上山,供他浇愁的劳动者。毕竟,人怎么会考虑劳动的事情。
因为这跟他们理解的革命不一样。
他们以为的革命,是革别人的命,是咸鱼翻身,是镀金,是搬出几口大箱子,是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是“那鸟位哥哥也坐得”,是论功行赏,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是餐桌上铺着白布,是内层衬了皮毛的软靴子,是草莓上浇了牛奶,是聚光灯,主席台,报告会,火辣辣的情书……
然而,真正的革命是革自己的命,是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解放自己。
保尔已经足够根正苗红了(出生贫寒,还坐过反动派的牢),够功勋卓著了(上战场杀敌),够一呼百应了(战友同志遍天下,有不少还是过命的交情,且已经身居要职)。
但凡他愿意,都不需要去乞求,只需要点个头,能有人把牛排给喂到嘴里面,摆一排乌纱帽随便挑,还有,保尔,你要老婆不要?
结果呢?他实际上过的什么日子?
修路,比西伯利亚挖土豆还惨。
关键是,这还是自找的。
更关键的是,不光是自找,还要自我批评。一边修路,一边时刻在内心自我检讨:虽然我已经是老革命了,但是跟伟大事业和伟大的人民群众本身对比起来,我还是不够格,还有很多不足,哎哟我去!我实在是太无能太丢人了!我身上的毛病怎么这么多!?不行!我还得改!
《水浒传》好就好在招安,教育大家认识到了投降派的嘴脸和下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就好在虐主角,教育大家革命是道阻且长,即便主角光环刷到那个样子了,也不过是茫茫黑夜中一点萤火,万里长征才刚迈出第一步,离全人类的解放十万八千里都不止。
同志,醒醒,该搬砖了。
哎呀,天还没亮啊?黑!真TM黑!
因为堕落与肤浅,才会笑话圣徒。
共产主义是个极高的道德标准,在苏联的失败是因为太多人无法胜任遵守之天职。
但苏联的失败,并不等于这个道德标准历史虚无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反而会变得有意义起来。
中国有一帮搞文学的和文学爱好者,逻辑极其混乱。他们往往是这样的:你跟他说文学,他跟你说思想;你跟他说思想,他跟你说独立人格;你跟他说独立人格,他跟你说体制;你跟他说体制,他又问你为什么想这么多,不能好好说文学吗?
这帮人读书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获得优越感。如何获得优越感?通过打造自己拥有独立人格的人设。如何打造独立人格?通过骂体制以显示自己的风骨。
可是他们又特别怂,不敢直接骂体制。于是想了个“曲线救国”的法子,通过骂苏联来达到骂中国的目的。这叫做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反正苏联死了,骂死人没风险,又能指桑骂槐,何乐不为呢?
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就是这种心态。在他们眼里,《钢铁》是一本写红色信念的书籍,所以必定是苏联政府搞出来的宣传洗脑书。既然是苏联政府搞出来的,那一定是既邪恶又压迫人性的。
这样的书一定得骂。骂《钢铁》就是骂苏联政府,骂苏联政府就是骂位于苏联南边某大国政府。骂苏联南边某大国政府说明他们很勇敢,很有独立人格。
于是完成了一次热泪盈眶的自我感动。
至于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出版过程是怎样的,到底是苏联民间推崇这本书还是苏联官方推崇,那都不重要。骂就行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可以说是阵营鉴定器,一个人对苏联及俄罗斯的态度——其实也是对tg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度——基本上也可以从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上看出来。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文学水平上确实比《静静的顿河》这样在文学成就上毫无争议的作品的要差一些,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崇高地位也确实难免有政治加成(就像索尔仁尼琴和他的著作也有完全相反的政治加成一样),但是我们讨论任何作品时都不能脱离其作者和写作背景,而很多答主则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与身体健壮活到八十多岁的肖洛霍夫、虽然得过重病但还是被治好的索尔仁尼琴相比,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十几岁时就在战场上负了重伤,二十出头就重病缠身双目失明,最后在三十多岁英年早逝。对于任何一个残疾程度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相仿的人来讲,能写出一部文字通畅、叙事清楚的长篇小说,我们都必须对他和他的作品报以敬意,更何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显然已经不只停留在这样的程度上了。
也许有一些苏联作家塑造的主人公是所谓“高大全”形象,但保尔绝对不是,他戏弄过神父,从别人手里抢过枪,为了活命会在白军军官面前撒谎,参加工作后也屡屡顶撞同事乃至上级,这完全没有任何“脸谱化”、“程式化”的模样,相反因为因为他总能改正自己不足,使得保尔的高大形象更加真实。
很多人会拿丑化白军/乌克兰饥荒/大清洗等等说事情来攻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然而正如上面所说,任何作品都不能脱离其作者和写作背景。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一个在二十岁之后便重病且残疾,长期卧床不起,社会交际极其有限的人而言,他已经难以了解乌克兰饥荒的来龙去脉,更遑论在他去世后才爆发的大清洗了,他所能写的,也必然只会是是他亲身体验最充分的革命战争年代。因而全书详写保尔参加革命和战争的早期经历,略写保尔病重和转向文学创作的过程,完全符合“艺术真实”。假如奥斯特洛夫斯基身体健康,经历了大清洗等政治斗争,他所创作的也必然不会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了。
被攻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目田壬歌颂的所谓彼得留拉白军,正如书中所写,从头到尾都是一伙草台班子,还有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同时跟马赫诺、邓尼金等所谓“白军”也相互敌视,最后只得流亡海外、人亡政息。如果说冷战后的波兰还可以勉强通过流亡政府跟“第二共和国”接上关系,完全从原苏维埃官僚机构脱胎而来的当代乌克兰跟彼得留拉就是除了反苏反共外毫无共同点了。认为保尔信仰失败就等同于彼得留拉们的成功可谓是极为无耻的观点。
回到正题,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攻击无非是目田壬众多指桑骂槐的话术之一,最终目标是指向肯定此书并把其当成经典的tg,以及整个社会主义运动。
因为最近钢材的股价板块跌的跌妈不认!
因为有些人把自私解释成这个世界唯一的原动力,他们认为只有充分发挥自私的心理,讲社会变成私利的丛林才能发展。
他们仇视每一个有理想的人,不相信真的有人会为了他人努力、献身,他们把所有的大公无私都描绘成别有用心或者愚蠢。
只有一个人人都自私自利的世界,才是资本的理想生存空间。掌握资源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才能随心所欲予取予夺,人们不会团结起来打破不公,反而会跪在资源拥有者和分配者脚下,比着谁舔脚趾的技术更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书中描绘的世界无论真实与否,都是反自私的,是极端自私派的死敌,必须一黑到底不能让其翻身。
说一个角度,不喜绕道。
何止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爱的教育,高尔基三部曲,傅雷家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不等。
当然,爱的教育要是这画风那大家可就不困了啊~
反之,同为名著,基督山伯爵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百万英磅绝壁讨喜多了,就算一开始... 但是看着看着也就看完了,居然还有点回味无穷。
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例,我感觉还是名字听着不得劲儿,加上作为中小学世界名著书单里不可忽视的一本,多少有点强推之耻,看完要被逼着写读后感的那种,还得鬼扯一堆虚空正能量废话,我觉得大部分人对这本书是自带一点抵触情绪的。
以及,大部分人的思路很容易:苏联=>某种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可能就这方面在某个年代有特殊意义,估计内容会很无聊吧,略。
其实,作为看过的我爹,一直都说,别被书名骗了,其实非常有意思.....
那有啥用呢,我直到现在都没看,就是条件反射有中小学被逼着看的阴影,虽然理智知道不是,但是感性依然觉得不太乐意。
再就是,这是一部看上去很苦很累的名著,世人都是本能追求一些比较轻松活泼欢快的故事的,这和布尔乔亚关系也不大。
那不然你说当代网文咋都是开金手指帅气复仇逆袭赘婿玛丽苏呢,爽啊。
你说这年头,有多少人真正乐意跑去感受什么革命精神、苦逼奋斗、饥荒岁月题材,抖音刷得正经看书都够呛。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是热血的,是激励人心的,且跨越国度能广泛引起共鸣。
但是现在普遍日子也好过了,日子一好过,群众肯定还是倾向看看什么小情小爱,那些饭吃饱以后的故事。
这就像,我校本科入系考,得考塔哈. 侯赛因的《日子》,同时这书也是国内公认的阿拉伯文学经典,简介如下:
《日子》,阿拉伯作家塔哈·侯赛因的代表作,是一部自传性的长篇作品,分上、中、下三部。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塔哈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反映了二十世纪初年埃及的一部分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同伊斯兰教经院教学的代表者之间的斗争。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半个多世纪以前埃及的社会面貌,看到阿拉伯知识分子当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为争取社会进步所做的努力。
但是你问埃及老百姓呢,那侯赛因的《Doaa al-Karawan》可能还喜闻乐见一点,尤其是电影,毕竟女演员漂亮内容带感,老少皆宜。
什么爱情和复仇,互相动情但是又不得不放手,人家也不是小情小爱,人家还是第一部批判荣誉谋杀的电影,谁说格调不行了。
票一出剧院就满了,忙活一天看看这个刚好,谁管你知识分子为埃及奋斗那点事儿,累不累啊。
一个道理昂。
所以最大的感悟就是,小学生初中生时期真的要积极引起孩子的阅读兴趣,按照我们这辈很多语文老师的操作,大概率只能留阴影甚至倒胃口。
很多时候都是时过境迁,我突然发现,哎呀这个老好看了,都怪语文老师垃圾,差点错过了这本书。
因为他们只想享受别人星期六的劳动,只想等着别人修好铁路,只想让乞丐出身的机枪手在前线送死,然后自己在新的王朝里重复沙俄贵族们过去的生活。
他们说,冬妮娅和她的母亲不仅不蔑视保尔,还让他在自己家做客,多么体面,多么有人性。多么体面的时代啊,却被红色圣徒推翻了,可耻啊,可耻。
然而在东线的烂泥里光着脚,等待捡起死去同伴的步枪,让他们得以在后方保持那可笑的体面的,恰恰是组成这些红色“圣徒”的人。这些人和平时要在农村忍受地主的压榨,要在工厂烧十二小时的锅炉,食不果腹,满身油污,而当本国的体面人和外国的体面人产生了矛盾,他们又要被这些体面人征去,去东线的烂泥里送死。
1917年二月,这些体面人里最大的那个被推翻了,那些在这时还没有成为圣徒的人一度以为好时代来临了,然而并没有,剩下的体面人们仍然赶着他们上前线,在德国人的炮火里送死。
直到俄历十月那声开天辟地的炮响。
保尔这样的红色圣徒磨灭人性?我看啊,保尔已经很克制了。
这个问题刚开始的几个高亮回答直接把我看傻了,当时我把高亮的几个全拉黑了。
现在好点了。
首先请注意,这本书绝对不是什么像作者写保尔的那样"小说很好,即将出版,祝愿成功"。
奥斯托洛夫斯基和其他草根作者一样,都是先吃了闭门羹,退稿,后几经辗转,才获准在报纸里面不显眼的版面以连载的形式刊登。
然而,正如金子总会发光一样,这本书在报纸上连载之后,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看的人越来越多,名声越来越大,这才有了后面的声名鹊起。
完全不是这些黑子想的那样,苏联官方看到这本书如获至宝,把他作为宣传洗脑利器。恰恰相反,这本书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官方认可,正是因为得到民间认可之后,才给作者带来后面的一切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金庸的小说有点类似的地方,因为民间影响力太大,所以官方或者说文学圈无法忽视他的存在了。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结合当时的背景就知道了。
1933年是什么年代,发生了什么?大家可能都记不清了,但是1929年发生了什么,大家是很清楚的,资本主义世界在一战后10年时间里歌舞升平,全员投机,最终爆发超级经济危机,并引发了大萧条。与1929年相比,1933年的美国,工业产值下降44%,德国下降45%(刷出了希特勒),英国下降20%,法国下降25%。
而苏联借助于计划经济体制,不但抵抗住了资本主义大萧条,更是逆势上扬,到了1933年,苏联工业产值比1929年翻了一番,从世界第五直接上升到世界第二,大家可以查一查那个时候有多少科学家工程师移民苏联。而全世界在那个时候都不得不把眼光转到苏联,从苏联的成功中寻找对抗经济危机的办法,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还是我国的大基建,背后的根源都是来自于苏联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现在拜登要以国家出面进行基建大更新,仍然能看到苏联百年前的影子。
正式基于这种背景,就像现在的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一样,那时的苏联人也是有一种骄傲和自信在这里面的,而保尔柯察金的故事实际上能够对苏联人民相当多的人的个人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形成有效的共鸣。这也是这本书在民间先火的原因。
文学上的事情我不懂,但是在我20年前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相信,这本书绝对能引起善良人的共鸣。因为保尔柯察金的故事里面能看到更多的是一个普通人的成长。既不是天降猛男,也不是霸道总裁,也不是打怪升级,就是一步步的成长。
穷人出身的保尔,并不理解什么是阶级,只是对维克多这种有钱有势仗势欺人的同学有本能的抵触,同时对神父这种嫌贫爱富狗仗人势的老师有本能的抵触(尤其是当他质疑神父讲的内容后反而被打了一顿),当然也会对善良单纯同时有同情心的冬妮娅带有天生的好感,当然也会对朱赫来这种平易近人的世外高人产生友情。所以他既可以为了冬妮娅一句"跳下去证明你爱我",就跳了悬崖,也可以看见朱赫来被捕一时冲动救了下来,最后因为维克多高密差点没命,当然,为了自己在冬妮娅面前的形象,他拼命打工一个星期,才赚了一身新衣服的钱。
当然,保尔的思想至少有过两次消极,第一次是对党的团的决策不满,开始发牢骚有意见,为此差点被开除,第二次就是虽然成了领导,有了地位,但是看见自己残废的身体,觉得自己无法贡献力量,差点自杀(这才有了那篇值得背诵的名言)
而且,保尔在小说中至少有三段感情,第一段是尽人皆知的冬妮娅。第二段是丽达乌斯季诺维奇,第三段就是他老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有过短暂暧昧的比如杜巴瓦的老婆(后离婚),谢廖沙的姐姐等。
第一段感情,就是年轻人爱的懵懂的冲动。
第二段感情,就是青年人为了事业付出的牺牲。谢廖沙牺牲后,丽达一直想和保尔好,但是保尔比较直男,火车上睡一个卧铺也不动手,把丽达气的够呛,丽达也没好意思说出口(这段挤火车的故事,和中国8090年代非常相似,所以可能我们这一辈人能产生共鸣,但是00后产生不了吧),直到后来丽达以为保尔死了,大哭一场,后悔不已,而且直到多年后在全国共青团大会上,丽达才知道保尔还活着(他俩都是代表),那个时候保尔还试探性的问过丽达,但是丽达回答她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孩子而且感情很好。
第三段感情,就是最后的老婆,女工出身,算是正确的时间,遇到了还算正确的人,他老婆为了帮他出书也费了很大精力,当然他老婆也怀孕了,这说明保尔身体坏了,但没全坏。。。。。。
所以如果你把这本书打开来看,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值得一看的书,书中每一个角色,分分合合,思想转变,但内核没变,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也不是样板戏里的完人,有酗酒,有骂人,有感情纠葛,有热血冲动,有猥琐怕死,有勾心斗角,书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意义的完人。就保尔自己,除了感情之外,也有很多人说保尔骂人特别难听,而且嗜烟如命。几个配角,潘克拉托夫,从战士到了平民,最后又重回组织,做了副厂长,保尔哥哥,虽然年轻时帮助过布尔什维克,但是后来选择了做一个普通农夫,也是重回组织。维克多一家,和保尔从普通的仇恨发展到阶级仇恨,差点害死了保尔,就这他姐姐还做了波兰外交官,还和保尔在火车上偶遇并产生了精彩对话。保尔自己在修铁路那段,肺炎加伤寒差点把命丢在了西伯利亚大草原。
书中能够把普通人最真实,最朴素的情感,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展示出在大建设大发展时代一个又一个普通人是如何经历思想转变,如何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付出,整合故事既宏大又微观,既表达了高尚的情感又展示了细腻的内心,我相信,处在那个时代的苏联人民,一定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敬佩的那种精神,这才是这本书能够在人民中逆袭的原因吧。
如果你说这本书文学性一般,那我无法判断。但是如果你说他不是一个好故事,那我第一个反对。如果你要贬损他,说他是洗脑式宣传,那我肯定举报你,因为第一,这本书是人民先承认才有了官方的承认,第二,这本书所说的故事,再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现实中不断的有人在追求和重复着,只不过是精致利己主义者不敢直面罢了。
肥猪如果会看书,看到这样的书,肯定会吓得浑身哆嗦,对书的内容百般诋毁。
而《钢铁》这本书,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无异于烹饪自己的菜谱……
所以……
因为保尔的理想是个笑话
保尔的理想是什么?解放全人类
可事实上,人家欧美日富的流油,比你苏联不知发达多少倍,还要你解放?
你苏联的大饥荒和肃反,搞死了多少人,人家欧美日有大饥荒吗?有肃反吗?
把你苏联干过的那些事,原原本本的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看一遍,你觉得大家是支持你苏联还是反对你苏联?是肯定你苏联还是否定你苏联?
你苏联的理想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
你苏联的工业是建立在不断引进欧美日技术之上的
解放全人类,你也配?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
保尔本质上是个脱离了实事求是精神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意淫的妄想家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写成于1933年,那咱们看看1933年这个时间点开始,苏联发生了什么?
苏联大饥荒:1932-1933年,苏联爆发大饥荒,单乌克兰一个国家,至少300万人被饿死
苏联肃反运动:1934年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下,爆发了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1937至1938年被称为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
卡廷惨案:1940年春,大约2.2万名在押波兰军人、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职人员遭到苏联军队杀害。1943年,发现波兰军人尸体的纳粹德国称杀害事件为苏联所为,遭到苏联否认;直至1990年4月13日,时任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苏联时,苏联才正式承认对卡廷事件负全部责任,称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2010年4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下令公开俄方掌握的卡廷事件历史文件 ,这是俄罗斯首次向公众公开卡廷事件的相关材料。
再看看美国
1926年,亨利-福特宣布实行5天8小时工作制。
亨利-福特在谈到这一决定时说,"是摆脱工人的休息时间是'失去的时间'或是一种特权的观念的时候了"。
不过,福特也承认,实行五天工作制也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虽然工人工作时间减少了,但他们在工作中效率却大幅提升。
很快,世界各国企业纷纷效仿福特的做法。此后,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逐渐成为标准。
再说点有意思的东西
美国人均住房面积80平,60%以上都是独栋;
苏联人均住房面积14平,并且以高密度的筒子楼为主;
苏联巅峰时期的八十年代,千人汽车保有量不到50,别说跟欧美日比,甚至不如伊朗墨西哥;
而美国1930年,年汽车产量570万辆,全国汽车保有量高达3100万辆,超过60%的家庭拥有汽车。
多读一读俄语文学中的其他圣徒主角形象,例如《战争与和平》的安德烈和彼埃尔,很容易就能理解保尔的形象了。
苏联时期虽然无神论在主流话语中占据主要位置,但宗教特性仍然以隐喻的形态存在着。那么圣徒观念在苏联时期的革命文学中是否也以隐喻的形态存在呢?下边我们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进行分析。
首先,按照东正教的观念,理想圣徒的生活轨迹往往是:出身于笃信宗教的家庭↣从童年起生活极度贫困↣常常没有机会接受正式教育。
保尔的家乡在乌克兰。在俄罗斯历史上,基辅罗斯是最先接受东正教的时期;所以乌克兰自古有着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与基础。保尔幼年丧父,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乌克兰妇女,给富人家当厨娘、洗衣服,每天从早忙到晚。他的哥哥阿尔焦姆在铁路机务段工作,是个普通的工人。
保尔12岁被学校开除,因为他向神父家的面团上撒烟丝。他只好去工作:先到车站饭馆烧水,后因太累了酿成一场水祸而被老板打得鼻青脸肿。幼年的保尔是个饱受苦难的人。
后来,在一个水兵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教育下,保尔有了革命的自觉性,并决心参加斗争。这时他的心中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理想信仰的追求。为了心中理想的实现,他全身心地投入战斗,就像基督圣徒忠于自己的信仰一样。
第二,按照俄罗斯人的圣徒观念,真正的圣徒必须压抑自己的欲望——尤其是色欲的诱惑。保尔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为了实现理想,他也克制自己的欲望。保尔的几次情感经历就体现了一种圣徒的形象:为了革命理想可以拒绝女人的诱惑、牺牲爱情。
林务官的女儿冬尼娅爱上了保尔,并曾不惜冒险掩护保尔。他俩曾经有过少男少女的纯洁感情。保尔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的那一晚,他俩相拥着过了一晚:“多么柔顺的身体……然而,青春的友谊超过一切”。而手稿删节的部分有更详细的描写:“是的,熟悉的、火一样的热吻封住了他的嘴。她那如弹簧般柔软的身体是那样顺从……但是青春的友谊高于一切,比火更明亮。要抵挡这种诱惑是困难的,难于上青天。但只要性格坚强、友谊忠贞不渝那也可以做到。 ”
这是典型的诱惑与考验。保尔与冬尼娅的分手,是因为冬尼娅的“个人主义”;保尔为了理想而放弃了爱情。他明确告诉冬尼娅:“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当属于你,然后才能属于党,那我只能做一个坏丈夫。因为我必须首先属于党,然后才属于你和其他的亲人。 ”
保尔对丽达的友谊也显示了保尔将自己献身理想的圣徒情操。作为志同道合的战友,保尔深知丽达爱他,可保尔认为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面对激情时,保尔还是逃跑了。
“他们目标一致,她是他的战友和同志,政治上是他的引路人,然而她毕竟是个女人。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天桥附近,所以她的拥抱使他十分激动……然而,他还是以他坚强的意志控制了自己。 ”
“爱情给人带来许多的困扰和痛苦,难道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
在保尔看来,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没有肃清,他就不找女孩子谈情说爱,他要把世界革命的大火烧到美洲去。这种殉道精神、道德纯洁感、对待革命的朝圣般的情感、向世界传播革命“福音”的弥赛亚意识,使保尔既成了无产阶级的英雄,又是斯拉夫民族精神的产儿。
后来保尔终于向一个女子、母亲的好友阿尔宾娜的女儿达雅求婚了。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同志式的基础之上的。保尔把达雅看成自己的恋人与妻子更看成自己的同志。他想拯救达雅逃离她家的火坑。
“现在我要谈最重要的事了。你们的家庭纠纷才刚刚开始,你应该挣脱出来,离这个窝远点,到外面透透新鲜空气。应该重新开始生活。既然我已经卷入这场战争,那就让我们一起干到底。现在你我的个人生活都不愉快,我决定给它放一把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愿意做我的终身伴侣?做我的妻子吗? ”
“好姑娘,我把自己的手伸给你,就在这儿……我已经决定了,我们的结合要一直延续到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我这样的人。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否则我就分文不值。在这之前,我们不应当破坏我们的结合。不过一旦你成熟了,你就可以完全自由、不受约束。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变成一个完全残废的人。你记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决不限制你的行动,决不拖累你。 ”
基于拯救的目的,保尔帮助达雅摆脱了暴虐的父亲的羁绊,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后来保尔不顾自己的病痛,全力支持达雅投身革命工作。
在保尔的帮助与支持下,达雅成为一名受工人信任和尊敬的工厂委员会委员,保尔为妻子的成长感到自豪。可以看到保尔与达雅的结合中,保尔是以一个拯救者的身份进入她的家庭。他们的婚姻关系更像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保尔就像一个圣徒出现在需要拯救的达雅面前。
第三,真正的圣徒往往轻视肉体、注重精神。理想信仰的实现于保尔来说,永远高于一切。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他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
保尔第一次是大腿受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1920年2月染上了发高烧的斑疹伤寒,第三次是在布琼尼骑兵队的一次战斗中颅骨被弹片穿透,右眼失明,第四次是在筑路当中,这时的他几乎是个半残的人了。在修路工地上,人们面临着风雪、严寒、饥饿及白匪的袭击。保尔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咬紧牙关,坚守岗位,带领自己的小队开展劳动竞赛,以汗水和生命去修筑铁路。每天天刚亮,保尔就拖着那双像灌了铅似的浮肿的腿,提前为战士们烧好开水和热茶。在暴风雪中,保尔只穿着一件上衣干活。他脖子上生着冻疮,两眼网着血丝,双脚生满冻疮,一连五天发着高烧,但他仍挣扎着与别人一道出工,并以共青团书记的身份组织大家全力紧张地工作。
除此而外,他的脊椎上还被炮弹爆炸崩起的石头砸了一个很深的坑。正是由于这一致命的伤害,使保尔最终瘫痪在床。当保尔颅骨受伤、右眼失明后,无论在做手术或换绷带时,都是非常痛苦的。一般人会不断呻吟或发脾气,可是保尔却从不作声,毫不畏缩,有时疼得几乎失去知觉,也不叫唤一声。 以至医生都不明白,保尔怎么会有这样顽强的精神。保尔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支持他,这就是“牛虻”式的坚毅精神和重返前线的信念。
在保尔生命的后期,即当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不得不与床铺为伴的时候,他仍不肯忍受闲暇和死亡。经过了一番苦苦地挣扎与思考,他又拿起“武器”继续战斗——那就是写作。对于保尔来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渡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保尔身上的禁欲主义色彩,以及弃绝肉体的为理想付出,无时不表现出一个俄罗斯理想圣徒的特征。虽然这里的理想、信念不是成圣,但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也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是一种信仰。为了这一目标与信仰的实现,同样需要圣徒般的忍耐和牺牲。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接受不了俄罗斯文学的叙事风格。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最不应该的就是脱离文化背景空谈主义,空谈理想,这是非常荒谬的。如果光谈理想,自然可以包装得很精致,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样所起到的引发读者好感的效果想必要好不少。而你如果对俄罗斯文学略有了解,就会发现其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大力渲染那种冰冷严酷的环境,苦难的人物,粗鲁的话语,以及鲜明的对比(例如此部作品中保尔和冬尼娅)。有回答中提到保尔其实可以看作是东正教文化中的圣徒形象,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其实个人认为他是不是真和东正教中的圣徒对应并不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背景对文学作品的塑造。
非常讨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叙事风格的人,多半也是读不下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本人从历史背景角度与诸位讨论一下吧。
这部小说,其实如果了解一点苏俄历史,或者懂一点俄语的人就知道,"斯大林"这个化名的本意,就是 сталь(钢铁)。所以,一语双关,个人认为这个有些讨巧的取名,其实令当时苏联最高层对这部小说格外看重。
后来通行本的《钢》,简直就是斯大林本人经历的改编版。当然,是斯大林"认为”的经历的改编版。保尔,似乎就是个苦行僧式的弥赛亚,为世界得救而背负起十字架。
但其实,约-维-斯大林与保尔-柯察金个性完全不一样。他其实是一个冰冷与难以亲近的人。那些自认为是他的"同志+兄弟"的人,什么奥尔忠尼启则,叶努基泽,全部死得不明不白。
再说说这部小说本身,它反映了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建立过程。在今天,在乌克兰国内,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可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认为这是俄国人违备《布列斯特和约》中有关承认乌克兰独立的条款的行为。俄国人以武力方式推翻了中央拉达政权(也就是小说中的"彼得留拉匪帮")并吞并了乌克兰(即乌克兰成为加盟共和国)。
那么,黑它就不奇怪了。
知乎的立场在哪?大家应该知道的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著作于哪个国家,当时这个国家立场在哪?大家更应该很清楚吧!
知乎里的大家都是什么身份,心里大概有个底吧!
你们说他们要不要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
这件事无关乎逻辑是否正确,也无关乎知识阅历,只跟屁股有关,只跟立场有关。
懂了伐!
与圣愚所代表的那种不似来自人间的“默观”相比,保尔代表的是一种人间之中的积极的新生命样式。
虽然看着像,但是差别挺大的,要不然鲸鱼也是鱼了。
因为很多人觉得保尔作为乌克兰人出卖了乌克兰民族利益,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完整的乌克兰国家。所谓乌克兰是苏联制造的一个虚幻概念,苏联解体就标志着乌克兰的瓦解。
所谓的乌克兰历史只有两段,一是十月革命后的乌克兰中央拉达,二是班杰拉时期所谓的乌克兰起义军时代。
乌克兰民族主义此刻没有固定的目标,奥匈帝国的西乌克兰和乌克兰核心区一直处于平行发展的状态。所谓的乌克兰历史只有短暂的两段,十月革命后的乌克兰中央拉达;二是班杰拉时期所谓的乌克兰起义军时代。
先说革命时代,中央拉达从未像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一样拥有大部分的国土,当时的乌克兰就和现在一样乱:
哈尔科夫是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乌克兰,以彼得留拉为代表中央拉达势力在1917年革命中得到了基辅等七个中央省份支持,但是这群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权对于基层几乎是悬空的,手下只有十数万帝俄官兵,南边是邓尼金,西南敖德萨有水兵苏维埃;利沃夫还有一个亲德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外加流窜在东南的无政府主义黑军和农民绿军。
实际上就连中央拉达也是分裂的;彼得留拉拒绝交出兵权,坚持要做高尔察克;其它右翼则要恢复议会制度;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要苏维埃制度,黑军则和和红军合作打击彼得留拉,最后,是红军把这堆乱七八糟的武装消灭才统一了乌克兰。
至于班杰拉,他住在纳粹集中营的时间甚至长于住在基辅的时间。
这种情况下你谈乌克兰民族就像讨论武士道的忠诚一样扯淡。
至于保尔的政治立场问题,之前讲喀琅施塔得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只能说现在我们对苏俄革命了解的还是太少。
很简单。
在部分人眼里,这个世界就不应该存在英雄,就不应该存在完美的人,就不应该存在一个能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事的人。
只有把英雄拉到和他们一样低的水平,他们才能心安理得的接受:看吧,所谓的英雄还不是和我一样蠢,还不是和我一样普通,还不是和我一样没本事。他和我没什么区别,只是被包装起来的普通人,我行我也能上,没准我比他还强。
在他们眼里,张麻子就应该是个土匪,脸上就应该他妈的长着麻子。
因为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书的同时,他的乌克兰同胞正在成批成批的因饥荒而倒下。他当然可以在小说里不断地歌颂苏联“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只是,谁又来为饿死的乌克兰农民的生命而斗争呢?
而且,保尔这样一个曾感叹“离开了集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的人,别说解放人类了,他连自己都无法解放,而是主动舍弃自我,去当“集体”的奴隶。
我不否定集体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是必要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进行斗争。但请别忘了,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的仍然是“人的解放”,不应该舍本逐末,人就是人,人并不应该被投入烈火折磨成为所谓的“钢铁”,无论是当苏维埃的齿轮还是当资本家的螺丝都是与“人的解放”背道而驰的,谁也不比谁高贵。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我完全支持,但我认为保尔柯察金没做到。
简单说的话,就是这些人不理解什么叫做“守序善良”。他们应该处于“混乱中立”的状态,有的更加倾向于“混乱善良”,有的更加倾向于“混乱邪恶”。总之跟守序不沾边。但是他们在自我认知上很可能认为自己属于“绝对中立”或者“中立善良”。
所以他们根本理解不了人性当中强烈的理想主义光辉,特别是这种光辉下必然伴随的强烈的责任心和原则性。
有一个很经典的细节。保尔被抓紧监狱,恰好赶上一个糊涂军官视察监狱,于是保尔糊弄他说,自己是给军官们理发结果军官不给钱诬告他煽动抓起来的,从而被释放。在被关押的时候,牢房里有个女孩,因为拒绝了白军警备司令而被抓来。这个女孩知道自己被强奸的命运已经无法避免,所以在头天晚上要求保尔得到自己。保尔拒绝了。
现代中国社会已经较为发达,各种避孕措施非常普遍,所以两性观念较为松散。有很多大学生、工人选择同居生活,尽管还有很多人依旧保持严谨的交往距离。但是在此之前,无论中外都对两性关系比较慎重,核心根源还是为了保护女性。其中当然有一些畸形的两性观念,诸如中国的封建礼教,欧洲的反动陋习,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特别是对于男性来说,主动保持与女性的距离,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品德。保尔与赫里斯季娜保持距离,是他有责任心、有原则性的体现。这个品德到现在也并没有黯然失色。一个守身如玉的男人或者女人都是有主见和令人尊重的。
因此,从道德角度来说,抨击保尔是毫无理由的。
那么,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的批评,说到底,就只不过是对强烈的责任心和原则性表示不习惯罢了。
在整个小说里,保尔·柯察金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心和原则性。钉是钉,铆是铆,严丝合缝。
这是一把千锤百炼华美至极的精钢宝剑。
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睡眼惺忪的人被他的光华亮瞎狗眼再正常不过了。
因为苏联输了。
所以咱们不能输。
因为他们畏惧死亡。
我读书的时代,教员的作品选编《老三篇》还算流行,内容是《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三篇短文,当时课本里还有这三篇文章。个人认为这本选编的制作方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了这三篇文章,因为这三篇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傲视死亡
“老三篇”中,《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是含有祭祀功能的悼念文章。另外一篇《愚公移山》虽然并非直接用于追悼,但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呼喊中,依然能感受到关于“死亡”(牺牲)的浓重信息。
两篇悼文,一篇充满了大无畏牺牲精神的闭幕词(结束)和动员令(开始)。死亡在这里是一个仪式,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我们通过祭奠死亡的同志,来让活着的同志精神上得到升华。
一、生存还是死亡
人是生物,每个人潜意识中都不希望自己死亡,但世界是物质的,自然规律证明没有任何人能超出自然限制而实现不死这种渴望。生物遭受巨大创伤后,会在肉体上死亡;而从精神层面看,“创伤”一般意味着三种感觉,一是羞辱,二是恐惧,三是死亡。人们经常关注前两者,因为对个体而言,只有“被羞辱感”和“恐惧刺激”能储存在个体的记忆中,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死亡”会随肉体的消失而消失,人死如灯灭。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我们每一个人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旁观过死亡的人,是一个在经历死亡后,还活着的幸存者”。通过“幸存者”见证,“死亡焦虑”继续在群体记忆中长期存在,成为一种无法消失的“创伤”。人们承认死亡会消灭生命,又同时期望死亡不能消灭生命,这种矛盾必然要寻找一个出路,于是,超出个体局限的那种不死的渴望,就会通过寄托群体延续的方式,来变相实现。
既,通过将个体“精神”在群体中的保存,来突破“躯体”的个人限制,其身虽死,其魂永存。这样,“个体的限制”就通过“象征”(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这一出路,与“群体延续”走到一起了。“躯体”必死,“精神”永存。
在这种方式下,集体生命将大大地优越于个体的生命,因为只有把个体的有限生命,融入到集体生命的无限之中,才能实现“永生”;只有把现世的思想、作为变成一种值得深究的问题,被“幸存者”持久地效仿、探究、甚至争论,批判,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被“幸存者”以各种方式融入人类社会的“集体记忆”之中,只有这样一条路径才可能走向“永生”。
与广义的“幸存者”不同,在亲身参与和经历过诸如革命、战争、突发事件等非常规事态后的狭义“幸存者”中,往往会表现出与“非常规事态”相一致的“非常规心态”。很多“幸存者”会被“死亡焦虑”击倒,变成PTSD;而那些能够经受住“劫后余生”考验,没有被死亡恐惧压倒的“幸存者”,将调动起一种超越常规的力量。
面对战友、亲人和至交等的死亡,经受住“劫后余生”考验的“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但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具有两种明显的积极效应:一方面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恐惧的控制,并在潜在复仇的意义上激励出超凡的勇气;另一方面是“幸存者”将把这种复杂的感情直接转化为更加坚定的信心,并即刻融入到现实的斗争和行动中去,以此为精神渠道从而超越负疚情感的阴影。
所以,愈是艰难困苦的环境,愈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愈是狡诈强悍的敌人,“幸存者”就愈能显示出其向死而生的豪迈和义无反顾的执著。
他们把死而复生的经历,“储存”、“转化”、“升华”为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执著。试验、冒险、突破,以超常规的动力去实现超常规的目标,成为他们最为渴望的自我实现途径。
“要么获得一切,要么以一无所有去直面死亡。”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将无所保留地试验、冒险、突破,因为他不仅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甚至会在“死亡”里获得更多。
二、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1840年-1949年,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处于混乱、耻辱和倍受国内国外,双重剥削势力压迫的中国人民来说,剥削势力已经是比死亡更难承受的苦难,人如草芥,命如蝼蚁,在动荡的社会中,已经没有比从群体存在的“永生”中更能获得个体安全的保护和精神需求了。
但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延续千年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崩溃破产,导致过去那种传统封建农业社会下,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永生”模式,已经没有可以依附的经济基础,这种“永生”模式摇摇欲坠,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
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人们试图重新整顿自己的集体存在并为其寻求意义支撑,渴求着有此种功效的一切思想与行动。这种渴求从当时的报纸中可见一斑:
《卢督电驻沪浙军言上海乃浙江门户,绝不容直孽侵犯》
《齐省长强调行政统一,省界不容割裂,称将武力收复沪衢》
《武汉商会拥护吴帅统一电,斥鄂奸勾结湘匪祸省》
《渝参议会称蓉参会乃熊党勾结粤党之工具,宣言开除参加者省籍》
在各种泛滥的思潮中,一种新的模式出现了,即由有机的革命‘大家庭’、长存的革命业绩、以及超然的革命热情所构成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在这种情形下,身为一个经历过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好友死亡,自己也多次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教员向中国人民发出一系列傲视死亡的号召,这些号召最后凝练为《老三篇》。教员告诉中国人民:对我们来说并不真正存在什么死亡,我们绝对没有什么可害怕。对于在109年间,饱经混乱、暴力与伤害,一直为死亡焦虑所纠缠的中国人民来说,这种号召自然会引起特别的共鸣。
被国内国外,双重剥削势力视为“畜生”的中国人民,如果相信这种关于超越死亡的号召,那么他们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将动荡社会下的“死亡焦虑”转换为一种安稳有序的崇高使命感,并克服人性中最为致命的“死亡焦虑”,傲视死亡、达到一种近乎于战无不胜的平静。
在 “死亡”面前,他们将变得英勇无畏,不仅没有丝毫的懦弱和退缩,反而显示出超凡的亢奋,一旦个人生命的“死亡”变成历史层面的“牺牲”,普通人的生活就和国家命运的变化趋同,它就被“转化”成深沉的动力,“升华”为崇高的道德。在生理与心理之间上达成统一,个人的付出就与历史的行程合而为一。他们在“期盼的欢愉”中迎接“永生”,在与国内国外,双重剥削势力的搏斗中“死亡”,“永生”为英雄!
能量是守恒的,丧失生命的灾难必须得到超越生命的事业予以补偿。死亡并不是结束,正所谓“死得其所”,“所”是什么?用教员的话说,它不仅要“干净、彻底、全面地歼灭敌人”,而且还要“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种表达中包含着“拼命”、“持续”、“忍耐”甚至“复仇”等复杂含义。
对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来说,这并不是功利的“政治手段”,而是在实际上变成了“价值认同”。
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教员做为一个“幸存者”,在许多公开场合屡屡谈及“死亡”。那些肉体已经消失的同伴和战友,一直作为一个整体存活在他的政治记忆之中。这种感情已不再具有个人的性质,甚至也大大地超出了简单的悲痛层次,而“转化”和“升华”为一种不可抑制民族责任和革命动力。
1938年3月12日,教员在“纪念孙中山(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说: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开了一个庄严的纪念大会;同时,抗日战争己经打了八个月,许多英勇将士牺牲了,我们开了这样一个沉痛的追悼大会。这些都不是随便的与偶然的,有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理由。…… 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作了英勇的奋战;……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它党派的人。我们真诚的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真、陈锦绣、李桂丹、黄梅兴、姚子番、潘占魁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教员向着敌人甚至向着全世界宣称:
“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心和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代价(地)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战争对抗野蛮的侵略战争;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祝模范青年大会上,教员作了题为《永久奋斗》的讲演,提到了为人所不齿的“叛徒”。他说:
“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这些人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个在历史上叫‘盖棺定论’,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的好坏,议论他的功罪是非。所以发扬永久奋斗精神是重要的,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
在教员眼中,精神意义上的死亡已经超越了物质意义上的死亡,这些民族和革命的败类是生不如死,不配谈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年年底,当得知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由于急于救治伤员而不幸感染,以身殉职的消息后,教员当即写了一篇饱含感情的精炼悼文《纪念白求恩》。他在文章中说: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教员赋予白求恩以“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极高的精神内涵。在这里,“牺牲”与“道德”紧密而且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
1944年9月5日,面对一位普通战士张思德因煤窑事故而“死亡”的事件,教员感慨万分,对此十分重视,他不仅叮嘱一定要召开专门的追悼会,而且亲自对此事做了详细的安排。据后人回忆:张思德牺牲的地点石峡峪离延安有七八十里地,天热路又不好走,运送遗体十分不方便,于是有人就提议最好就地掩埋。
但当向教员汇报时,他却坚决地要求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延安,并说: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张思德是四川人,他牺牲了,虽然回不了老家了,我们也不能把他埋到荒天野地里哟!同时作了三条指示:
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
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
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
三天之后,即9月8日下午2时,张思德追悼会在枣园后院的干河沟上举行。会场上悬挂着教员亲笔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他空手而来,并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但他慷慨激昂地连续演说了近半个小时。正如莫扎特著名的《小夜曲》出自为酒吧随意而写的畅想作品一样,他这种即席、率直和未经修饰的追悼演说,也更加真实地展示了其心理图景的所有细节。
他激动而坚定地说: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
“生以备死”和“以死寓生”,成为这篇著名悼词的深刻主题,这就是1944年9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那脍炙人口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
1945年4月,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依然畅谈死亡,充满感情地论及共产党政治宗旨的真诚性,因为它是用鲜血和生命予以证明的: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特别是《报告》的结尾处,他再次使用了习惯的“口号式”修辞方式,以强烈的情感注入,热烈欢呼未来新中国的诞生:
“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这里,“牺牲”与“诞生”融为一体的宏大意象,划出了一道由“个体牺牲”到“群体创生”的超然境界。“死亡”超越了“肉体”的躯壳以后,无奈的悲哀必将转化为不妥协的执著。
教员所恐惧的不是个体的“死”,而是群族的“亡” 。所以,当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遭遇空难后,次日延安各界群众三万多人,在飞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教员题词为“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挽联,并发表了“诗史”般的悼词:
“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
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1945年6月17日中共“七大”最后的一个议程是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上教员发表了讲话。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陈述之外,有几个重要的逻辑关节值得注意:
首先、死亡与发展性的辩证法。
他说,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是在暴力中进行的,因此“屠杀”就成为制止革命的常见手段。
“但一切却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他们杀人越厉害,革命队伍发展就越大。我讲这是成正比例的,是一条规律,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反动派的希望和企图是他们杀人越多革命队伍就越小,但是希望和结果是两回事。……几十万共产党、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屠杀了,但我们的队伍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人起来继续战斗。
拿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时期来说吧,头一个时期发展到五万多党员,一巴掌被打散了,剩下的很少;第二个时期我们发展到三十万党员,又被打散了很多,剩下的也是很少;到抗日战争中我们就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党员。”“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死亡与再生之间的持续性,在这被视为革命过程的一种行为规律。
其次、死亡与责任性的辩证法。
教员认为,杀戮的后果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责任”,由此而唤醒和激发的不是“恐惧”而是“信心”。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中国与外国的反动派又想要把我们打倒,把中国人民打倒,下决心要把中国一切人民的民主力量、革命力量统统消灭。那时或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全国就是黑暗的,延安也是黑暗的,中国像沉到大海里去了,每天都是夜晚不见太阳,黑暗得很,要再过上几十年恐怖日子。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个样子,那就是把黑暗势力压下去,把拿刀子杀人的人压下去。”
在“黑暗”与“光明”的绝对界限的选择中,“革命牺牲”的纯粹性和庄严性就与后人的责任性以及历史的持续性实现了逻辑的联结:“我们今天开大会,我们是有信心的。烈士们是已离开我们了,他们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不达到目的是不停止的。……这个光明的中国是烈士们长期奋斗的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成功就牺牲了,但是他们给了我们教训。我们今天开追悼大会纪念他们,革命也还没有成功,但是明天我们就要成功。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变为人民的中国,要战胜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反动派,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压迫者,不战胜他们决不罢休。”
再次、死亡与彻底性的辩证法。
教员一生曾反复说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 这简单利落的口号,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革命彻底性的意识渊源。他曾对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
“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你们的字典里可能有。” 他还举太平天国为例说“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
由此可见,在教员的心理图景中,“死亡”占据了一个多么至关重要的位置。简而言之,教员不仅不想回避和掩盖“死亡焦虑”,相反,他在促使这一致命焦虑的转移和升华的心态中,从来自死亡的威胁中发掘出破釜沉舟和死而后生的“驱动力”,并以这种彻底性的爆发力,实现“不可思议”和超越常规的奇迹。
最后、死亡与永生性的辩证法。
在讲演中教员还有一个表达非常值得重视,他说:“法西斯快要死了,我们人民正在青春少壮时代,…… 法西斯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紧拉着手,团结起来,亲爱互助,那么就会把法西斯活活挤死。”在他的话语中,特别是在其即席讲演中,“灵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灵魂”等等。
这里的“灵魂”不是所谓死后转世的轮回观念,而正如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所引愚公老人的话所说:“我死了以后还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它所强调的是精神能量对于政治群体生命的续存意义。
换言之,这个“灵魂”就是对于“革命正当性”的忠实信仰。只要有这种正当性信仰贯穿其中,革命事业就会获得并保持其永世长存的整体生命。
相关回答
关键就是成了中学语文必读书目。如果是中学政治必读书目,肯定没人有意见。
@托卡马克之冠 冠姐这篇已悟得宣传工作神理。我借这个问题讨论一下这些理论的实际运用,尤其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实际运用。
1、冠姐提到程朱理学与圣愚文化比较,这是非常深刻的洞见,我也考虑过程朱理学与宣传手法的关系(见1.2)。但圣愚对应的东西却不在程朱理学里。因为程朱理学是“人”的行为准则,圣愚则在神那一面。中国跟圣愚对应的东西是王阳明,或者演义小说主角。起自平凡的小山村,村里有个隐居高手是你的师父,周侗或者卢俊义,然后找个山林或者山洞悟道,十天十夜不饮不食,蓦然睁眼,精光四射,一片金光腾起,哈哈大笑,成为半神,获得一切治国救民之术,下山定国安邦去也。这在宣传里对应的人也就不是焦裕禄孔繁森,而是xxx。周侗或者卢俊义就是杨昌济。所以王阳明学术中有“打通天地神迹与百姓日用两端”。也就是人神之间那条路。
这是中国人的人生目的本身(马斯洛第三层),正如圣愚是俄国人的人生目的本身一样。离功利(马斯洛第一层)还有一段距离。你要做唐僧还是孙悟空?刘备还是诸葛亮?这简直想都不用想。
另一方面,对焦裕禄孔繁森的宣传就应该放在“集体成神之道”,如何悟得治国救民之奇术。而不要放在艰苦朴素。或者说焦裕禄孔繁森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至少还差了成长史和爱恨冲动。
或者说这个东西源起还要更早,在伊尹或者姜尚,甚至在尧访求舜的模式。中国一直都是人能成神,西方一直都是人神相隔模式。
冠姐那个答案底下很多人提到现代网络小说主角,其实大家心里都隐隐约约明白“中国人想要的是什么”,俄国人想要的“成神”是成为圣愚,中国人想要的“成神”是王阳明。
如果真的是神,那么自我观照和他者观照都是完美的。男频小说要成王阳明,女频小说要爱“美强惨”。什么是美强惨,身高八尺面如冠玉是美,横扫千军平定中原是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惨。巧不巧,诸葛亮就这样。梅长苏也这样。几百万本网络小说做进化算法,最终进化结果是“美强惨”三个字。还是回到传统演义小说的原点。
美强惨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而是汉大赋结构,曲终奏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放在最后,利用你所全身心热爱的东西推论出道德说教。这样对道德说教就全身心相信。
那么焦裕禄孔繁森就一个惨字,顶用吗?即使惨的问题也没学明白,圣愚的号召力跟心理活动有极大关系(见1.1,可以读约伯记或韩愈诗集理解),没有对焦裕禄孔繁森的心理活动有复杂细腻,让人信服,感人肺腑的描述,这不是完整的圣愚,是没有用的。俄罗斯上层不懂圣愚的心理活动,但底层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圣愚,可以不用解释直接懂。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延安那些知识分子投奔延安的原因,恨远远大于爱。他们相信自己来这里是正义的,党也对他们来这里的原因一清二楚,但他们毕竟说出口的时候迟疑了。因为他们不能直说“我厌恶那些衣冠楚楚不干人事的有钱人”,毕竟他们爱过的女神可能还在那里,而且永远不会考虑来延安。
结果就是中国的红色文学在说清楚人们心理上有极大的缺口。知识分子为什么来延安,谁都懂。但焦裕禄为什么成为焦裕禄呢?稍有腾挪就难贯通。不懂就不信服。孔繁森为什么成为孔繁森?就有更多人不信了。
其实,心理描写很容易让人信服。把鲁智深武松的心理模板套到焦裕禄孔繁森身上试试?一个穿着中山装的无情怒僧,是不是更让人信服?还是那句话,正面人物越来越没有人格魅力,乃至大多数小说中反面男一才是“人格魅力”担当,本质上是有人规定了某种诡秘而巧妙的格式来占领文坛,这种格式把鲁智深武松直接踢出去,不存在,有人格魅力甚至行动力的人只准是反派角色。他们用这种格式使人讨厌正面人物。而与事实丝毫无关。
但“圣愚”角色附带的敦友睦邻基层凝结核这些功能,中国式主角则一概不具备。(而程朱理学却具备。)
敦友睦邻这条路径的神是什么?对于中国而言这条路径根本没有神,这条路径上的神就是一个舜一个雷锋,都是很不受欢迎的。
因为中国人的自我实现从伊尹姜尚起就是学艺-游士-“货与帝王家”模式,与自我修行密切相关,而不能走敦友睦邻那条路。游士根本没有邻。大国必须如此,否则难道让帝王身边的人更有权力吗?那还得了,那是阶级固化,是中国人传统上认为的昏君佞臣,蒙蔽视听。中国人既然看穿了成神方式是做诸葛亮,就再也不会相信敦友睦邻张百忍成神。
1.1 俄国的“人”的行为准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在说法语而不会说俄语的那群俄国贵族里面。圣愚“神”在底层。中国大概宋朝的时候达到这个模式。上层流行以理性逻辑解说世界,而民俗宗教白莲教紫姑神之类在底层。上层还要打破底层的淫祀。
我有一个观点,圣愚与游牧民族文化传播有关。游牧民族萨满吃了药请神上身以后就是类似圣愚疯疯癫癫吃土自残。俄罗斯圣愚-突厥萨满-安禄山服散考-唐末河北的安禄山崇拜-河北世家的五石散-何晏-战国时期齐国方术士。
这条路径追溯下来,搞不好圣愚起源于中国。例如:石流凉阳,凉石水流为沙。昔以微河为香。向始溪冷将风阳。北逝肯无,敢与于扬。看得懂吗?看不懂就对了,现代的研究者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汉朝“圣愚”跳大神写下的句子,记载在汉乐府里面。
安禄山为什么叫安禄山?禄山loksan是粟特语光明神(拜火教主神)的意思。唐末河北的安禄山崇拜也就可能与宗教有关。
中国有没有可以看懂的“圣愚”?有!就是韩愈。你看一眼韩愈的诗,再看一眼俄罗斯文学,就可以百分百把握到韩愈的诗那种“神圣受难”信仰气息,百分百的俄罗斯圣愚气息。圣愚不写书,说法语的俄罗斯贵族不懂俄语,韩愈却写书,而且能让中国知识分子百分百看懂。中国对俄罗斯圣愚的理解,完全可以比俄罗斯人还高。
古道自愚蠢,古言自包缠。当今固殊古,谁与为欣欢。
独携无言子,共升昆仑颠。长风飘襟裾,遂起飞高圆。
下视禹九州,一尘集毫端。遨嬉未云几,下已亿万年。
向者夸夺子,万坟厌其巅。惜哉抱所见,白黑未及分。
慷慨为悲咤,泪如九河翻。指摘相告语,虽还今谁亲。
翩然下大荒,被发骑麒麟。
这首韩愈的诗是灵修中典型的“超级观察者觉察”,也就是很多基督徒说的“神恩经历”“神秘体验”。
韩愈自称是山东世家,郡望昌黎,跟河北世家的五石散这条线可以连得上。
这就像有没有安全声明?三体人会回答说有!但是我们没有走那条路。韩愈的时代对于中国是神人之间的最终抉择。唐朝人面对的是佛道之路上走了数百年的民族,佛道之路上走了数百年的世家,佛道之路上走了数百年的人民。没有韩愈就没有宋朝儒学复兴。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是壳,内里包含的儒学圣愚精神是核。但儒学跟圣愚两者被非常小心地分开了。圣愚对于韩愈本人是真的成神了。但对于一个民族是死路。毕竟人不能以愚成神。诸葛亮梅长苏是以智成神的。
1.2 程朱理学跟宣传的关系我这样解释过:
中国人存天理灭人欲的思维基石,与恨国主义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存天理:科普松鼠会/大象公会/各种头衔大V异口同声用权威给你证明,欧美好是“无立场”的科学。是天理逻辑。
灭人欲:民族主义就是自私不道德,因而试图以民族主义反欧美从道德上是罪恶的,或者说见到民族主义就一个nz帽子就对了。是人欲自私。
从孙云晓“日本野生奥特曼小学生”以来那一套就是pua,给你灌经,用逻辑不通的表文本(表文本实际无意义),给你灌输一种无力感的潜意识(潜意识语言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使你感觉无法掌控世界。无力感(“实”能力的缺位)带来名实分离,名实分离带来逆道德,也就是大家潜意识就认为,一件事如果所有人都骂,那就是对的,我就应该那样做。逆道德建立起来,就可以像道德一样控制民众行为,想民众做什么,使劲骂就行了,比真道德还好用。甚至逆道德比真道德要长久得多,因为真道德始终是一种对抗性质,逆水行舟;逆道德是自激励性质,y=e^x,顺水推舟。
程朱理学最大的弊病就是它终于开口推论出你即使饿死也永远达不到“圣人”目标了。本来以前你不说这个事,大家装糊涂也就过去了,心里还是期望哪次一努力就达到圣人标准了。你朱老先生倒好,一脚踢出门外去:谁敢想追求“圣人”这种超越性目标?我只给人间的做人规矩这种目标。以前你守节饿死是神,沙皇抬棺那种,大家大为震动,看了葬礼回来还要哭一场。现在你饿死是应该的,连奖金都没有,大家自然满心怨言,口头信内心不信。你永远达不到圣人目标,中国小学生永远不能像日本小学生一样背动比自己身体还重的背包。饿死也不过得个贞节牌坊,而不是得到沙皇抬棺。你永远达不到圣人目标,就是终极的无力感。这几乎可以直接推论出“逆道德”:看来他们都在撒谎,一件事如果所有人都骂,那就是对的,我就应该那样做。也就是孔庆东难题:一个东西如果报纸上都在骂,那它就会在接下来二十年极大流行。
至于破法,就是有力感,名实合一,知行合一。我认为一件事是对的,我就那么做,而且做成功了。也就是最开始说的“中国模式的神”,杨昌济的弟子那种。
2、美国文化中的“成神路径”是什么?蜘蛛侠这些说白了是中世纪骑士小说套个皮,成神路径是巧合,地里挖到一箱金子。换句话说巧合就是神恩。地里挖到石油跟地里挖到金子没区别,都是神恩。
美国也有神人不一致问题。这里神指的是马斯洛第三层的自我实现,而人指的是程朱理学之类敦友睦邻的伦理学。他的解决方法是把敦友睦邻政治正确强行加进骑士小说的故事框架里,像油倒进水一样格格不入。蜘蛛侠非要听一番钢铁侠的牧师布道,然后敦友睦邻学雷锋,才能增加三百年功力。后面各种黑人演超级英雄就不说了大家都看在眼里。其实也没有比中国宣传办法更高明。也就他画个成神的饼,中国知识分子连饼都画不圆或者不愿意画圆。
破法在哪?无论保尔这种圣愚,或者梅长苏这种美强惨,都是美学范畴,甚至是信仰美学道德三者合一的。超级英雄电影是欲望,踢开美学外衣。所以超级英雄电影爽完之后是精疲力竭,而不是像圣愚小说终局以后一样“坐化于神圣的平静”,或者美强惨小说终局以后一样“泪洗过的良心像雨洗后的青山”。所以美国文化是“非美学”化的。琅琊榜如果变成黑白片美学质感是升级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一样。但美国当代的超级英雄电影极端依赖色彩感官刺激,变成黑白片就完了。但这正合美国人特征,因为快节奏现代生活要求急速满足欲望,最好是一秒钟解决,而非沉浸于“泪洗过的良心”感情熏陶。换句话说,美式超级英雄电影满足爬行动物脑高于哺乳动物脑。这意味着美国人心底里始终明白有一些东西缺失了,吃一万碗还是饿。就像美国人描述的“卖给非洲人可乐,他们喝了十瓶还是渴”一样。
那么我们的解法就是制造既满足“现代节奏”又满足“泪洗过的良心”的作品。补足美国人最深处渴望填满的那个空洞,让美国人真的吃饱一次,十天都不想再吃东西,再看美式电影都觉得过于吵闹,无聊的喧嚣和色彩,只想关掉遥控器。
比如说主角穿越成马丁路德金的遗腹子,参加黑豹党终于暴力革命成功,在加州裂土分疆,建立了黑人的美好天国,现实中的瓦坎达。然后在最后一战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射穿心脏,鲜血在风中飘扬,最后镜头拍一个像《悲惨世界》电影终局一样与死去的同志在天国重逢——这个镜头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好的设计,因为众所周知革命最怕回答的就是“革命成功后呢”,这样设计就不用回答了。而且美国人也不希望看到这个电影的乌克兰人能回答这问题。这里建议大家都去看看这个镜头,揣摩一番这个玩法。它不仅是好手段,感动力量也是爆棚,因为这是欧美人内心的真心话,与别的不同。
更进一步说,美国超级英雄电影“美学缺失”的背后是“氛围感缺失”,“背景缺失”。骑士小说根本就不是美国的东西。超级英雄电影没有一个背景底色,正如屠格涅夫所说哈姆雷特的背后有个底色是北海万里铅灰色的阴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背后是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森林,森林底下是雪,雪底下是冻土,冻土底下是革命同志也是保尔的哥哥姐姐的墓地。连《琅琊榜》背后也有复杂的南北朝局势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设定集。而超级英雄电影的高楼大厦换到哪都行,时间换到2000年或者2040年都不影响什么。因为1990年以后历史终结了。不仅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美国人是没有根的。超级英雄电影不可以拍出英国或德国或爱尔兰文化底色,不政治正确。
我对俄国文学了解不深,没有资格评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且 @李北方 和 @托卡马克之冠 已经说了很多了,也比较全面。
我就补充评价一下冬妮娅这个人。
在我看来,冬妮娅这个人是有一定进步性的。她最开始和保尔的感情也是真的,不是假的。
她喜欢保尔是因为保尔的坚强、勇敢、思想深刻,相应地具有作为一个男性的魅力,这也意味着“按照常理判断”保尔在世俗层面上是有发展潜力的。
换句话说,在冬妮娅以及冬妮娅家人的潜意识中判断,一个发展主义的政权一定是会大力提拔保尔这种人的,而红色政权显然是这样的发展主义政权。她的这两项潜意识不仅不能说错,而且可以说是相当正确。唯一的问题在于她低估了保尔,也低估了保尔所代表的红色政权中的先锋力量。保尔选择红色政权,根本不是因为“他预判红色政权能赢”。而恰恰相反,红色政权能赢,是因为保尔们选择了红色政权。
这也是为什么她后来看到保尔在铁路线上战天斗地时表达出了离奇的惊愕与鄙视。因为她的大脑发育也就到这儿了。
为啥我说冬妮娅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因为我始终认为不能用先锋队的标准来评价人,这也是我和 @李北方 思想的一大差异。事实上,就算是在一个再怎么进步再怎么发展主义的政权领导下,绝大多数人也仍然是“谁赢跟谁”的,更何况是冬妮娅所属的那个阶级。
而冬妮娅至少做到了“预判谁赢就跟谁”,而且还预判对了,已经比她那个阶级的高俄平均水平领先八百个傅作义了。
然后呢,冬妮娅的大脑升级到这个程度,她就不再升级了,因为再升级下去对她个人的发展已经不利了。
你不能对冬妮娅那些人要求太高。一个政权的领导下不可能人人都是先锋队,因为事实上做不到。如果你作为先锋队的一员,如何让你这个体系下注定大多数人都是冬妮娅甚至还不如冬妮娅的情况下仍然能维持长期稳定运转,不仅稳定,还能往前走,还能葆有发展主义的主线,这是一件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情。
能否正确地面对冬妮娅,正确处理好与冬妮娅的关系,这也是苏共之所以失败,我党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大原因。
冬妮娅阶层客观存在,他们的存在甚至注定要长过任何一个政权的历史。你不能蒙住自己的眼睛,硬说冬妮娅不存在;或者勃然大怒说,干脆把冬妮娅都图图了;更不能放任自流,觉得会不会冬妮娅们才是对的,干脆我们集体都往冬妮娅那边儿走得了。
你要和冬妮娅周旋。你要比冬妮娅更聪明,同时还不能失了你的坚韧。
同志们,在你们拼搏的一生中,迟早要遇到冬妮娅,要面对与冬妮娅的重逢,要面对冬妮娅的眼神。
记住,同志们。面对冬妮娅,不比面对零下三十度的钢轨更简单。你必须要变得比零下三十度寒风中仍然坚持劳动的那个你更加强大,来面对冬妮娅。
因为这,决定了你将成为先锋队,还是活着的先锋队。决定了你们究竟是一场绚烂的烟花,还是那道不可阻挡的钢铁洪流。
我发现网上很多人说别人被洗脑的人都有个共同点:拿不出任何依据来证明别人被洗脑。 无非就是说人家看了几本红色小说或者看了国家新闻就以此为由说人家被洗脑。
我倒是觉得,这些小说一开始可能就是作家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的;类似于自传或者是回忆录。内容更多的是劝退。
比如《红岩》渣滓洞白公馆,那些地下党员受的都是什么刑罚?皮鞭、辣椒水、老虎凳、竹签子……
看着都觉得疼,你觉得谁敢参加。
历史虚无主义有几种方式:
1.就是郭德纲说的:四个说相声的对骂,你熬死那三个你就是艺术家,你说什么都对。
比如谢冰莹、流沙河
谢冰莹在80年代写文章抹黑郭沫若,然而其内容与她在1937年给于立枕写的悼文《痛心的回忆》完全不一样。而且80年代,这事的亲历者大部分都去世了,死无对证。
流沙河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兵役科长,他公开给抓壮丁洗白。有些人可能会说:“不抓壮丁没有兵”
二战中各国有谁是抓壮丁吗?大部分都是征兵或者自己参加游击队。
2.断章取义或曲解本意
把历史人物的文章进行断章取义或曲解本意,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来。
3.无中生有,直接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自己编造一个事实。还拿出虚构的《XXX日记》作为证据。然而当遭到质疑或者要求其提供证据时,他会说:“你懂得”“保命要紧”
以前我还信,现在完全不信了。
黑这些红色小说的人所吹捧的西方制度持续了很久。
直到西方在阿富汗的失败,用事实打脸。
国内和国外那些吹西方民主宪政的那些人这次脸被打得疼。他们口中的“普世价值”在短短十天之内被塔利班一下子就打了脸了。
花两万亿,折腾20年打造的阿富汗民主政府在美军离开后短短十天就土崩瓦解。
拜登说美军不是来帮阿富汗建立民主政府的,其实是给自己找台阶下。要是这个政府撑了几年,拜登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
这些人拿起这话就给西方和美国找台阶下:
“跟日军发糖是不一样的,美军是反恐”
反恐:指美军来之前阿只有个位数的恐怖组织,现在有20个恐怖组织。
人种不行
白人老爷的制度怎么可能会不适合全世界,一定是人种不行。尽管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不适合走这个制度(可以看一下小约翰的视频)他们才不管这个呢。
世界警察不服再打回来
20年了还有什么不服?朝鲜战争输了,不服打回来了吗?越南战争失败了,美国不服打回来了吗?
再说了,战争不是过家家;不是游戏中你点几下就组建千军万马然后莽上去。两万亿烧进去了都是这个样子,那还打什么。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开始撤军了。
有些人不是把美国侵略各国说成是“引导”“拯救”吗?
有种的这些人上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以及其他被美军入侵的国家当着当地人的面给美军洗白。
你看人咋对他
不打成血瓢马蜂窝就已经算很客气了
某些公知还说什么野蛮战胜文明,阿富汗战争中有四万多平民死于西方军队的枪炮下;那时候他们咋不提文明呢?
美军把阿富汗的田地全部拉去种鸦片,那时候咋不见他们提文明呢?
现在阿富汗人开始自己掌握国家命运了,马上就是野蛮战胜文明、与塔利班交往就是不行,要跟塔利班杠。
杠你妹啊,阿富汗的命运难道不归阿富汗人决定吗?
少说什么狗屁“普世价值”拜登自己都说了:“美军不是来帮他们建立民主政府的”
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被这个狗屁“普世价值”毁了个干干净净。
他们也就敢在中国这么说,要真让他们去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当着当地人的面这么说。那后果可想而知。
怎么就野蛮战胜文明了?美军和北约军队的在阿富汗杀了四万多平民,文明在哪里?把阿富汗的庄稼铲掉去种毒品,文明在哪里?
阿富汗政府要真像你说得文明代表民意,那为什么会在十天之内就倒台了?期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要保卫他。反塔利班的民兵要么是以前的阿奸自保、要么是当地部落自保、只有副总统带的部队称是政府军。
国内有人用救世主的眼光看待小国和中国人民。那就跟三体人看地球人似的。
而且最让人觉得可笑的是:他们对这些小国和中国人民根本没有多少了解甚至于对这些地方一无所知,看了几篇外媒报道和几个自媒体文章就相信了。
谁要是反驳他们。马上就是:“你被洗脑”“韭菜”“弱势群体”
好啊,那你们这些拿出证据来证明我们“被洗脑”啊总不能红口白牙和敲击个键盘就说人家被洗脑了吧?没这道理吧。
不了解具体情况就开始搞所谓的拯救,拯救来拯救去,除了拯救出一堆烂摊子以外还有啥?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韭菜自充镰刀把,反嫌地头肥料臭。
因为他们的本质和那位台湾省名嘴一个样。
当兵就为,“抢粮抢钱抢女人。”共军不让抢,所以必然打不过国军。
所以那些国军大佬,至今还没明白自己为啥输了。
这些人,既不懂苏联,也不懂中国。
有不少说什么这种文化是东正教圣愚。不管他们的立场如何,我对圣愚这件事并不同意。也许这本书本身是圣愚文化的产物,但是打动中国人的点,绝对和圣愚无关。因为中国人一样有这样的奉献文化,而且比圣愚文化早的多。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文化里几千年,从神话到历史,这样的英雄侠士少么?被封神的都是什么人?
从盘古开始,刑天,精卫,夸父,神农,大禹。春秋战国的一大票忠臣,侠客。
屈原,关二爷,岳武穆,文天祥。
秋瑾,谭词同,徐锡麟。
等等等等,太多太多。
TG的就先不说,免得说受苏联影响。
中国古代但凡要点脸的文人,谁敢说自己不崇敬这些英雄?
为了理想不顾私利。这就是华夏文化骨血里的东西。哪里需要扯什么东正教。大多数的华夏人,天然就会被这种故事打动。因为历史上,英雄就是这样的。
现在有一些人,本质上就是嫌水太凉的江南大儒。当然想不明白这些人为啥。又不想承认自己软弱贪婪,无奈只能又当又立,拉大旗扯虎皮扯什么别人是东正教,忘了自己祖上的英雄们。
不要忘了,亚圣写出这段话的时候。耶稣他太太太外公都还没出生呢。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讨论《钢》可以从意识形态和人性两个角度。
现代人大概有两种倾向:
A 只有我的意识形态/宗教是唯一的真理,其他一切皆为邪恶/邪神 (排他)
B 意识形态/宗教无正确错误可言,我只是更喜欢/倾向于其中某一种 (宽容)
A的代表例子是我记得伊朗(还是什么极端国家,总之都差不多)一个大学数学老师(注意:专业是数学)在解释为什么境内没有基督教教堂时说:这就像我是大学老师,我不会教学生1+1=3,因为那是错误的,你不能允许别人教错误的东西,这是最基本的做人准则。
B是现代人在政教分离后的普遍认知。当然B也会有打击异端异教的行为,很有倾向性,也很恶心人,但最基本的尊重还是有的。很多知乎问题什么“XX国这么烂,为什么还有人移民”其实都可以用一句话回答:XX国再烂,绝大多数人的认知是B类宽容型,你去A类人为主的国家,可能根本都活不下去。
保尔这个角色大概属于A吧,所以他会把意识形态置于爱情之上。如果两方的认知都是A,那么其实讲理已经是多余的了,只能以胜负论英雄了,两边都是真神真理,我是看不懂的。
A的最大优势是,可以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A最大的问题是,必须一直赢,一旦输就容易崩塌。
《钢》的问题就在于,一路赢赢赢,赢过内战、乌克兰大饥荒、苏德、冷战,最后不小心输了。乌克兰人宁可穷死、卖淫、卖子宫(daiyun)给西欧、美国,也不肯接着当忠臣孝子了。
然后再回头看《钢》,就会有种历史黑色幽默的感觉。A的看法从根本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胜负乃兵家常事,把对方归于邪恶、邪神,则己方一旦受挫甚至大败,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思维极端:那就是邪恶的力量原来无限强大,甚至可以击败正义和真神。
不可否认《钢》很代表了俄罗斯帝国崩溃后,人们对新生活和新信仰的追求和狂热,绝大多数都是正面的精神;但另一方面,程度太深又导致A类排他性太强,是很难激起B类人的共鸣的。
伟大的小说或是文学作品肯定是描写人性的。这很容易理解:历史会变,后人很容易忘记几百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但人性穿越时空是不变的。所以伟大的作品几乎都是基于人性构建的。
《钢》的人性描写是比较单薄的。保尔的性格缺陷可以说就是四个字:“用力过猛”。滑稽的是,如果你看《钢》小说结束后的时代发生的事情,大清洗、苏德战争、冷战,就会发现保尔他们的时期其实还算挺安稳幸福的(尤其是小说下半部分,内战结束后,可说歌舞升平)。
有人说“用力过猛”不是好事么?非也非也。中国文化也讲“慧极必伤,情深不寿”人要有个度,《钢》其实很准确地模拟了苏联的过程和结局:一场接一场的拼死,最后所有人都累了伤了,帝国就崩塌了。
苏联最后不是输给美国,苏联是输给了人性。人的本性就决定了:奋斗太久会累,稍微有钱就会懒,一旦长时间不舒服就会逃。甚至,哪怕把人当柴禾烧,也得鼓励早婚早育,因为留下后代才有未来更多的柴禾。我相信1980年以后甚至更早,苏联人的心态并不是绝望和挫败,而是疲惫,疲惫到看热闹的心态,油瓶子倒了都没人去扶。
苏联是很伟大的尝试,《钢》体现出他们想要消灭人本性中的劣质不完美部分。但最终失败了——因为人无论多么聪明灵慧社会多么完美,究竟也是动物的一种,那种生存和繁殖的本能是刻画在自私的基因里的。想打败基因的,最后都失败了(至少到现在为止)。
保尔、谢廖沙、瓦莉亚最后都无后,反而是冬妮娅和工程师的后代可能接着为苏联卖命死在苏德战场上,幸存下来的留存到今天延续乌克兰民族。中国人的历史观是非常深邃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乌克兰,从波立联邦,到归属俄罗斯,到苏联、二战,到最后冷战后独立分分合合几百年,如果把《钢》放在这长河中,其描写的人物和思想确实单薄,人性无甚闪光点。
假设两百年以后,后人再读《钢》,几乎可能完全摸不到头脑。我们这代人,80后,是最后一代亲眼见过苏联的,尽管所谓最后一眼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孩童时期“看”的——看也不准确,只能算“听说”。
但我相信,即使两百年后,人们也不会忘记《红楼梦》这些名著,因为尽管时代不同,其折射出的人性、文笔的优美和生活的细节,都会让人流连。《钢》从这点讲,算不上什么名著。
或者说,《红》是世界名著,作者是满是汉,并不重要;《钢》只不过是苏联名著,随着苏联帝国的消退,它也会黯然退场。
可能这是他们唯一看过的大部头文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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