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郑成功？
首先，我们得说郑成功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反清复明旗帜。
清朝入关，对汉族政权是颠覆性的打击。当时，明朝残余势力星散，很多士绅阶层对新政权心存疑虑，甚至抗拒。郑成功，作为南明政权的“延平王”，以其高昂的声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了这股抵抗力量的核心。他不仅是军事领袖，更是精神象征。对于那些心怀故国，不愿屈服于异族统治的人来说，郑成功就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他身上那种“效忠故主”、“恢复旧山河”的信念，在当时是具有强大感召力的。
他收复台湾的功绩，更是毋庸置疑的民族史上的浓墨重彩。
在郑成功之前，台湾长期处于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之下。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给当地社会带来了诸多苦难。郑成功率领他的军队，历经艰辛，最终将荷兰殖民者驱逐出台湾，结束了荷兰在台湾的统治。这是台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后来台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驱逐外侮”、“收复失地”的光辉一页。无论他收复台湾的初衷是否完全是为了反清复明，这一行为客观上确立了台湾在中国历史版图中的地位，并为后世的台湾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叙事。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郑成功身上的一些局限性和他行动的另一面。
虽然他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但他的政权最终还是没能成功恢复明朝统治。这其中有战略上的失误，例如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北伐，而忽略了巩固东南沿海的根据地，最终导致了厦门和舟山等地的失陷。同时，他的内部统治也存在问题。虽然他重视农业生产，试图稳定民生，但对于那些追随他抗清的士绅阶层，他有时也表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权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关于他对待台湾原住民的态度，也一直是评价他时的一个争议点。
一些史料记载，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对于一些原住民的抵抗，采取了强硬的手段。虽然不能完全以现代的眼光去苛责古代人物，但这种强硬的政策对原住民造成的伤害是不可否认的。这使得我们在评价他时，不能仅仅看到他驱逐外国殖民者的功绩，也要看到他在处理内部关系和少数民族问题上，可能存在的不足。
再者，他对台湾社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他带来了中原的汉人移民，推广了汉族的文化和耕作方式，这对台湾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他也改变了台湾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他的军队在台湾的驻扎和发展，也伴随着一定的社会动荡和资源消耗。
总而言之，郑成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他身上有英雄主义的色彩，有民族大义的担当，更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局限性和矛盾。评价他，不能简单地戴“民族英雄”或“起义者”的帽子，而是要将他置于历史长河中，审视他的功过是非。
他是一位充满争议却又无法被忽略的历史人物。
他的行动深刻地影响了台湾的历史进程，也为我们理解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他的故事，至今仍被许多人传颂，其中既有对其收复台湾功绩的赞扬，也有对其战略和统治方式的讨论。正是这种复杂性，才使得郑成功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历史人物。
网友意见
我就说一句：说郑成功是明朝忠臣的，某些人还说是最后一个忠臣的，说的都是假郑成功。
张苍水作证
关于郑成功，有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论台湾或大陆的政权如何变更，对郑成功的评价往往都是积极的。
与郑氏家族直接交手过的康熙皇帝就称郑成功“非乱臣贼子”，而是“南明遗室”，允许郑氏家人把郑成功的灵柩迁回大陆；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清政府才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于是正式在台湾设立官庙，祭拜郑成功。
1895年日本人通过《马关条约》得到台湾，由于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平户，母亲田川氏又是日本人，郑成功是个不折不扣的中日混血儿，于是日本人对他也极力推崇，并且和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结合，把纪念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改成了“开山神社”。
到了1945年，台湾光复，49年国民政府迁台，郑成功以台湾作为“反清复明”基地的做法，又和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策不谋而合，延平郡王祠里又立起了白崇禧亲题的对联和青天白日徽章。
至于大陆方面，郑成功攻取台湾，也和“收复台湾”的政治理想一致。从清国到日治，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大家似乎都可以从国姓爷身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郑成功的历史定位分歧，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教科书式案例。
由于立场不同，在不同叙述逻辑下，郑成功的某些出身、经历，会被刻意放大或忽略，呈现出光怪陆离的反差效果。
台湾清治时期，大清官方政治正确的叙事可以用郑成功逝世时，康熙帝所赠对联来概括：“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尽管各为其主，清廷站在儒家视角，充分肯定了郑成功忠君的立场，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清廷在攻占台湾后，默许了台湾乡民建设“开山王庙”，祭祀郑成功。在同治年间，清廷将“开山王庙”修缮为官祠，专祠郑成功。此时，西方语境下的民族主义并未在国内散布，所以当时郑成功是作为一名儒家语境下，忠君守节的前朝英雄，受到推崇。
台湾日治时期，日本官方政治正确的叙事语境：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且出生于日本，是一名中日混血儿。郑成功击败西方殖民者，夺取了台湾后，多次邀兵日本德川幕府，共同征讨清廷。虽然最终壮志未酬，郑成功无疑是日本锁国时代海外雄飞的日本英雄。江户时期，郑成功就作为一名日本英雄，成为多部日本戏剧的主角，较有名的有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系列。日本占据台湾后，原有的“开山王庙“按照日式风格重新修缮成”开山神社“，郑成功在神社中作为日本神道教的神祇被供奉。
左翼中华民族主义的叙事语境：郑成功击败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成功收复了台湾，维护了国家主权完整，是中国的民族英雄。
右翼中华民族主义的叙事语境：郑成功严辞清廷利诱，坚持华夏衣冠、大明正朔，立足台湾、反攻大陆，所谓汉贼不两立、海外有孤忠。郑成功集排满、守台湾、收复失地于一体，还一度反攻至南京城下，简直就是迁台后的国民政府的象征嘛，他无疑是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的民族英雄。台湾光复后，绝大部分日本神道教的神社均被捣毁，唯独”开山神社“被保留，并改建为“延平郡王祠”，祠前还新建了一个带有青天白日的牌坊。
由于缺乏官方对历史人物进行体系化梳理，台湾民族主义对郑成功没有官方的叙事语境，主流思路大体有以下几类：①顺着日方传统视角：郑成功率领了闽南子弟兵，夺取了荷兰殖民者控制的“福尔摩挲岛”，建立了明郑政权，史称“东宁国”，这是汉语族群对台湾的第一次有效控制。跟随郑成功来台的闽南语族群、客家族群是台湾本省人的最早来源，而东宁政权是第一个台湾本土政权。因为尽管以明朝孤臣自居，郑成功对复兴明室并不积极，从未援助过他宣称效忠的南明桂王政权，而专注于维系东宁在台湾的统治。郑成功多次与大陆的清廷交战，积极对日合作，反抗大陆的侵略，是台湾的民族英雄。②顺着右翼中华民族主义的视角：郑成功作为中国内战失利的军阀，夺取了荷兰人控制下的福尔摩沙，在台湾建立了流亡政府。在台期间，残酷对原住民进行武力镇压和同化，是中国人压迫台湾人的又一例证。但在郑成功死后，其创立的政权形成了“东宁国”，立足台湾，积极联合国际友邦抗击大陆的清廷，确实是一个台湾本土政权，值得肯定。
===结论===
上述叙事所引述的历史材料均基本属实，但各个阵营的叙事者各取所需，把郑成功塑造成多种国族构建的民族英雄。这是由于叙事者立场不同，在不同叙述逻辑下，郑成功的某些出身、经历，会被刻意放大或忽略，以使郑成功民族英雄的形象在自身叙事中逻辑自洽。
三百年来，台湾几经易手，唯延平郡王祠香火不绝。
郑成功当然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且远比教科书里描述的更加有英雄气概。
许多人只知道国姓爷擅长用兵以及收复台湾的事迹，却不知道他同时也是东南亚华人的保护神。
网络上对于郑成功多有苛责之语，然而郑成功的局势实属艰难。
1647年郑成功起兵时不过拥有金门、厦门二岛，其父郑芝龙降清带走了大部分兵力（厦门由其族兄郑彩控制，对郑成功听调不听宣，1650年才被郑成功突袭取得）。1652年郑成功好不容易取得海澄，在陆上建立起一个坚固的据点，1656年又因大将黄梧的叛变而丢失。
缺乏陆上基地，也难以获得装备，郑成功号称有十几万大军，绝大部分不过是水手罢了，陆军数量极为有限。1659年郑成功狂飙猛进，直取南京，不过是趁着清军主力进入云贵追剿李定国，发起的孤注一掷罢了。此前的郑成功之所以不和李定国会师，实在是实力不足。
而南京战役，也因为郑成功实际战兵太少（可能只有两万人左右），缺乏攻坚武器而落败。
如此艰难的处境，绝大部分时间在大陆根本没有稳固的领地，郑成功又是如何豢养自己麾下的十多万人马呢？这不得不提郑成功惊人的商业才能了。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亦商亦盗，后来接受招安成为官商，商业做得更大。郑成功完美遗传了乃父的经商才能，更有着长远的眼光。
郑成功麾下有金木水火土“山五路”，仁义礼智信“海五路”，合计十大商行，活动在从浙江直到北京的整个东部沿海，负责国内贸易，通过地下的商业网络，为郑氏带来巨大的收入，并负责采购各种装备补给物资。直到1656年黄梧叛变，十大商行才遭受重大打击。
海外商贸上，郑氏不但拥有庞大的船队，由于当时前明政府已经覆灭，海关不再运转，郑成功遂规定，郑氏集团之外的船只，都要向郑氏集团缴纳一定的抽税。
然而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如南宋重视海贸，但因为海商纷纷逃税，海贸岁入不过二百万贯，后来元朝海贸更加发达，仍然不得不靠印钞票度日。郑成功又是如何成功地将这些抽税收上来的呢？
除了依靠郑氏集团强大的海上武力之外，郑成功真正的秘密武力，在于以德服人。
这绝非一句空话，因为郑成功会保护华人免于遭受西方殖民者的迫害，这干系到海商们的财产和生命。
在明朝后期，西班牙人曾两次在马尼拉屠杀华人，掠夺其财产。当时已经日暮西山的明政府无可奈何，只能强烈谴责了事——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说法说大明毫不在乎这些华人甚至表示杀得好，那是和大清的态度搞混了，万历皇帝确然还是严厉谴责了西班牙人的。
而1740年，乾隆皇帝对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近万名华侨的“红溪惨案”表态，则是“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但是1653年，郑成功得到向己方缴税的中国商船被荷兰商船抢劫的消息后，马上写信怒斥荷兰巴达维亚总部，以贸易制裁作为威胁，迫使荷兰人全价赔偿损失。
在当时，只要向郑成功缴税购买牌票，就能得到郑氏集团的保护，生命和财产都有保障。这在全不讲理的西方殖民者介入南洋商贸，南洋变得凶险万分之时，无疑是使得商人们趋之若鹜的。
而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马尼拉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虐杀华人，更使郑成功义愤填膺，在1654年发下禁令，宣布凡郑氏控制下的商船均不得载货前往马尼拉贸易，违反法令者没收财产甚至处以死刑。经过数年的贸易战，西班牙人终于屈服，从此对华人的迫害大有收敛。
从这些事情上看，郑成功“民族英雄”的称号实在不是吹出来的。不仅仅是收复台湾，从保护海外华人利益就能看出他的英雄本色，可以说，明郑时代是整个殖民时代中南洋华人惟一能得到来自本土的武力保护的光明时期。而晚清的所谓墨西哥撤侨事件，却被证明是编出来的段子。
参考资料：
醉罢君山《海上家国——十七世纪中荷战争全记录》
计六奇《明季北略》
邹漪《明季遗闻》
郑亦邹《郑成功传》
杨英《从征实录》
夏琳《闽海纪要》
《东印度事务报告》
关于开启中国对于台湾的控制，其实在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时代就开始了，而且是郑芝龙接受大明招安后才进行的，属于明王朝的官方行为。所以郑成功才自称收复台湾，是将台湾当做明王朝赐予其父郑芝龙的封地。
详见劣者另一个回答：为什么台湾直到明朝末年才被大陆开发？
把台湾收入我中华版图，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今天的台湾有98%的人是来自大陆的汉人，比大陆的汉人比例还要高，大陆2014年人口普查，汉族比例不到91%。这都是郑成功的贡献。
如果郑成功晚死一年，不是被他儿子郑经气死的话，菲律宾（至少是吕宋岛）也成了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因为当年即有攻菲的计划，已经整军经武，开始筹备，准备来年出发了。。。没想到，被儿子给气死了。
有台湾人喜欢拿自己跟新加坡比，说别人也来自大陆啊，也是移民国家啊云云。可这完全是两回事，台湾根本就不是移民国家，而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权的施政范围，或者说前朝中央政权的败退避难所。而这一切，都是郑成功开创的。
台湾和新加坡的两点不同：
1，新加坡是由当地华人自发组织，或者说一半依靠英国殖民者帮助，建立的政府，更多的是自治组织，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直和中国政府没有关系。
而台湾的汉人政权，是由前明政权建立的，郑成功一直奉的都是明朝正统，中国政府一直在那施政。无论明郑，清还是中华民国，台湾都在中国政权的统治范围内（郑成功抗清，反清复明，牵涉到的也是中国政权间的内战），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如果按这种理论，只要有人口迁徙，就是移民国家，中国历史上两度“湖广填四川”，难不成四川成移民国家了？？
自从台湾被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拿下，就成了中国范围了，所以郑成功居功甚伟。之后施琅攻台，也是从两个争正统的中国政权，明和清里转手而已。之后甲午战败，也是从中国割让台湾，是从中国割让出去的；直到二战胜利，波茨坦公告让日本归还。
2，虽然新加坡和台湾的汉人都来自大陆，但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南洋的华人，大部分是偷渡过去的，直到晚清都是违法的，很多名为“契约华工”，俗称“卖猪仔”，最早都是为外国人打工。而台湾，都是合法迁徙过去的，中国内部迁徙而已，其实就是跨省，也不需要为外国人打工。。。下南洋和迁徙至台湾，人数最多的时候，都发生在清朝，但所谓的“移民”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最后有副台南的对联，评价郑成功，“孤臣孽子一腐儒，确保台湾入版图”。郑成功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大明延平王 郑成功，开拓台海，功在千古，矢志抗清，至死不渝。 当然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无论从中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狭义的汉民族角度。
郑成功驱逐荷兰，开拓台湾的功绩，中华儿女人尽皆知，从当时看虽更多是战略转移，开拓新基地，而遗惠至今，已足以奠定其万世不可移的历史地位；从后世角度，可说郑成功是明清之际无数人杰英雄中，对中华民族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没有之一。
郑成功作为大明的孤臣孽子，和晋王李定国一样居功至伟，并为彼时守护华夏、力挽天倾的两根擎天之柱。
镇江之战，郑成功以步克骑，一万五千清军被杀得只剩千人，南京的驻防八旗伤亡惨重；战后郑军一度直抵南京城下，满清顺治帝福临几乎想要亲征应战。而整个长江战役，这也是抵抗满清暴虐民族征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曾令清廷闻风丧胆，坐卧不宁，各地仁人志士为之兴高采烈、翘首以待。
厦门之战，郑成功以三万水军大战号称20万的清水陆大军，歼敌万余，全歼其福建水师，斩杀数十名满洲八旗高级将官，数百八旗军被成建制俘虏。战后满清不惜放弃万里海疆，搞出臭名昭著的“迁海令”来遏止郑成功的发展。以一人一军敌亿兆之国，海外孤忠，不外如是。
这两场大捷，和李定国的衡阳之战一样，也是持续数十年的明清战争中，歼灭八旗人数最多的几场战役，和明末时砍几百个八旗人头就算空前难得“大捷”，再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郑成功在当时后世，也因“私心自用”屡被非议，作为南明史权威著作，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中对此严厉批评，认为郑成功视本集团的利害高于抗清大业，一心只为割据自雄，才多次拖延失约，不肯出兵配合李定国，令反攻两广大事不成，新会战败丧师失地，南明中兴从此无望。
岂不知郑成功不愿和李定国合兵而屡屡失约，与其是说他自己的私心，不如说更多是有明一代的严苛政治所致。虽然他当时名义上奉了永历皇帝为君上，但郑氏是隆武皇帝最大拥立者这一事实无法改变，郑成功用以号令三军的“赐姓招讨大将军”，俗称“国姓爷”，皆是隆武皇帝所封。
而隆武帝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庶子传下的远支藩王，连明成祖朱棣子孙都不是。论血统，远远不及万历帝亲孙的永历帝近，在绝大部分永历帝支持者看来形同篡逆。
隆武皇帝殉国后，其弟称绍武皇帝，还曾和永历皇帝兵戎相见，大战一场，被清军乘虚夺了广州，亦殉国。而此时有记载，郑成功还私下拥立了淮王朱常清为东武皇帝，只是当永历皇帝使者来招抚时，迫于当时形势才取消了。所以对永历帝政权，郑成功是有洗脱不了的“原罪”的。
从百年前于谦于少保等拥立代宗的臣子遇害起，就彻底证明了大明臣子于国家社稷功劳再大，若在拥立问题上站队错误，也是万劫不复。
是以从郑成功的角度，是绝不能将自己势力置于永历帝这方麾下的，就算他本人再忠心大明，郑氏再多部将也绝不答应。
若永历帝真的反清成功，或至少实现稳定的南北对立，则郑氏必遭清算。只需一个御史上书发难，便必然群臣群起而攻之，令郑氏一门万劫不复。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实，永历帝给郑成功许下再多保证，双方都不可能相互取信，绝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品德为转移。
这场病因，早从靖难之变和夺门之变就种下了。在皇统问题上站错了队，是什么悲惨下场，大明臣子都明白。当靖难之变，竭尽忠心于一个朱姓皇帝，却会落到妻女家眷被野蛮蹂躏、世世代代打入贱民的境地时，大概就已经不会有多少人在兵败国危、大势既去时，还愿意对其中某位朱皇帝誓死竭忠了；
当夺门之变，于谦一个对大明帝国、对朱明皇室皆有再造社稷恩德的大功臣，仅仅因为皇帝对他的怨恨，以“「意欲」迎立外藩”罪就被杀害、家属流放戍边时，扪心自问，又还有多少人，愿意再对这样的皇室去效忠，步于少保后尘呢？
终于演变到明末，有士子提笔写下「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道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无数个文武臣僚皆视君皇如陌路，坐视其自取灭亡，岂知却让清虏趁虚而入，导致衣冠沦丧、神州陆沉的历史大悲剧。
南明的几十年，为何始终在强敌当前依旧众心不齐，内讧不止，无数品行高尚的忠臣志士皆不可免，根子就在这里。李定国毕竟是农民军出身，对这套冷酷帝国规则也未必能充分理解。所以才会一次次对郑成功的会师合兵，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所以，这只是令人叹息、而无可奈何的大悲剧。
不论古今，什么时候都缺不了污蔑英雄、落井下石的宵小；比如于谦遇害时，某地一个教谕小官上书，就说于谦罪当灭族，于谦荐举诸文武大臣都当一并诛杀。好在当时明英宗朱祁镇并其大臣还有基本的智商，知道众怒难犯，连他自己的母后孙太后都因此叹气哀伤，无声抗议，此事遂部议不行。
将心比心，哪怕逆挽天澜重光华夏，哪怕像于谦于少保那样流芳千古，但自己和家族必遭清算，再由后一个皇帝来无济于事的平反，郑成功当然不愿如此下场。所以他既要坚持反清，亦一定要坚持自己势力的独立地位，而不能将军权政权交诸南明皇帝，任其生杀予夺。
郑成功虽不是如岳武穆一般的圣人，但亦不必苛责。毕竟我们要评价的，正是这么一位有私心有缺憾，并不完美却更加真实，有抱负有担当，凛凛如生的英雄。
国姓爷不是民族英雄那谁是？
洪承畴还是施琅？或者吴三桂、白彦虎？
哦，对了，白彦虎是“名族英雄”
还好死得早
不然按tg的标准，台湾反攻大陆大逆不道，杀害满洲太君罪大恶极。没见背叛郑成功的施琅也是民族英雄？
证据就是所有以台湾为根据地抗拒民族融合的反清网络小说都被和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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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箭双星”，让北斗三号的组网步伐迈得更加坚实。对于这次“并蒂莲”式的发射成功，无疑是中国航天科技实力的一次重要展现，也再次彰显了中国在自主可控航天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和不懈追求。“一箭双星”：技术上的精妙协调与挑战首先，我们得认识到“一箭双星”本身就是一个颇具难度的工程。不同于一次只送一颗卫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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