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那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否正确？
首先，我们得厘清“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句话的来源。它本质上是对达尔文生物学进化论核心思想的一种通俗化、甚至可以说是“滥用”。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核心是“适者生存”，强调的是生物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一种动态适应关系。那些拥有更能帮助其生存和繁殖的特征的个体，更有可能将这些特征传递下去。这里的“强”和“弱”，更多是指“更适合”或“不那么适合”特定环境的特定生物特征，而不是我们常理解的体能或力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生物进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充满了变异、基因漂变等多种因素，并非总是直接等同于简单的“吃与被吃”的关系。
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如赫伯特·斯宾塞，则将这套生物进化论的逻辑直接搬到了人类社会。他们认为，人类社会也遵循同样的“弱肉强食”法则，社会中的个人、群体乃至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只有那些最“适应”的个体或群体才能获得成功和繁荣，而那些“不适应”的则会被淘汰。这种观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盛行一时，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以及一些社会经济政策的论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为财富分配的不均、社会阶层的固化、甚至种族歧视和战争提供了“科学”的辩护。
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在哪里呢？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触及了社会现实的某些侧面。社会确实存在竞争，资源有限，个体的能力、努力、机会等因素确实会影响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适者生存”——这里的“适者”可以理解为拥有社会所需技能、具备良好教育背景、拥有优质人脉资源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中个人发展的动态。有些人确实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
然而，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头，而且是以一种极其片面和危险的方式展开的。将生物进化论的简单模型套用到复杂的人类社会，就如同用一把尺子去丈量一条河流的长度一样，必然失之毫্ধু谬千里。
首先，人类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群体，它是一个由道德、伦理、法律、文化、情感等构成的复杂系统。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是“互助”和“合作”，而不仅仅是赤裸裸的竞争。文明社会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对弱者的保护、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以及对社会成员普遍福祉的关注之上。如果完全按照“弱肉强食”的逻辑，那么慈善、福利制度、法律援助、甚至最基本的同情心都将是多余的，甚至是“不适者”的温床。
其次，“适者”的定义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手中被扭曲了。在生物界，“适者”是指那些更能适应环境并繁殖后代的生物。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下，“适者”往往被简化为拥有更多财富、更大权力、更强的武力或更高的社会地位的个体或群体。这种定义忽略了许多重要的品质，比如创造力、智慧、同情心、奉献精神、以及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能力。一个社会如果只奖励那些在狭隘意义上“强壮”或“富有”的人，而忽视了那些在其他方面同样宝贵的人才，那这个社会最终将是贫瘠和不健康的。
再者，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不公和压迫提供了辩护词。当社会上存在贫富差距悬殊、资源分配不公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会宣称这是“适者”应得的，而穷人或弱势群体则是“不适者”，他们的困境是咎由自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这种论调不仅是冷酷无情的，更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因为它阻止了我们去探究造成不公的深层原因，比如制度性歧视、历史遗留问题、或者仅仅是运气的不公。
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仅仅是基因的传递和适应，它更是一个文化和知识传承的过程。我们学习、创造、发明，我们通过教育、通过制度来改善我们的生存条件，而不仅仅是依靠生物学上的“天赋”。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其“适应性”体现在如何为所有成员创造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如何通过合作和智慧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不是任由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踩在脚下。
更重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倡导的纯粹竞争和淘汰逻辑，与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如公平、正义、同情、平等——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一个社会完全信奉“弱肉强食”，那么它将成为一个没有温情、没有保障、充满猜忌和敌意的社会。孩子可能会因为身体较弱而被家长抛弃，老人会因为年老体衰而失去生存的权利，弱小的国家会因为军事力量不如强国而被随意侵略和瓜分。这样的社会，即使在短期内某些方面显得“高效”，但从长远来看，它必将走向解体和毁灭。
所以，回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句话，它在描述生物界某些规律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将其上升到指导人类社会运作的原则，则显得十分狭隘且危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仅仅在于它粗略地指向了社会竞争的存在，但它忽略了人类社会的独特性、复杂性以及其核心的道德维度。真正“适者”的生存，不应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之上，而应是建立在合作、创新和对所有成员福祉的关照之上。一个健康、繁荣的社会，其真正的“适应性”在于它能否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以及能否为那些不幸的、弱小的成员提供一份尊严和保障。
总而言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在指导我们理解和构建人类社会方面，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它是一种对复杂现实的粗暴简化，是一种对人类道德和社会良知的漠视。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而是一个充满合作、关爱和公平的文明社会。
网友意见
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就被理论和实践所唾弃，还正确呢，正确了个寂寞么。
题目所称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是“自然规律”，而且本来不是用来描述人类社会的。
- 人根据观察、假设、实验、归纳、推理而做出的关于自然界的理论，是理论模型，而不是所谓“自然规律”。你根本就无法确定自然界有没有规律、你周围的一切是否存在。
“弱肉强食”是所谓“丛林法则”，描述捕食食物链的大致形态，非常不准确。现实是，地球生物圈非常凑合，“弱肉强食”并不是固定的。
“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表示“以竞争争取生存”或“以竞争争取优势”，由赫伯特·斯宾塞在一八六四年于其著作《生物原理》中提出，相当于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适用对象非常广泛，因此被后世曲解：
-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一些信仰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人用“丛林法则”和“适者生存”来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等正名，还推广到社会哲学、人类学、优生学、政治学、经济学、投资学等各个方面，制造了巨大的混乱。
- 斯宾塞对社会和道德机制进化的理解被这些人异化为与他的哲学思想对立的东西。
- 从 1944 年开始，这些思潮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受到唾弃。
“适者生存”的所谓“适者”并无固定的标准，不断根据环境而改变。在长期上，自然选择比起“适者生存”更像“懒者生存”，代谢率低的物种持续的时间更长。
在个体、种群、物种之间都有竞争现象，但没什么证据支持竞争是大群体进化的驱动力，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优胜劣汰”是脱离现实的：
- 这所谓的优劣或者“弱肉强食”里的所谓强弱并不能从体型、力量等角度简单地判定，甚至不能凭生物量击杀比来判定——否则东非草原真正的统治者是细粒棘球绦虫，它用一点点生物量杀些狮子、鬣狗都如探囊取物。
- 能量流动方向也不能说明问题，例如在寒温带的夏天里蛇可以吃老鼠，到了冬天则老鼠可以吃蛇。
- 在自然界很少发现竞争同一生态位的物种将其竞争者消灭，更常见的是竞争失败的物种改变其习性（例如在昼夜节律上跟胜利者分开）来变成不同生态位。
- 你无法简单地判定一个看起来是“弱者”的东西会不会在未来变为“强者”，更不能确定这“弱者”现在是否就已经是“适者”。
- 化石记录显示，历史上屡次发生“花里胡哨的物种在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下成批灭绝，只剩一些环境耐性高、行动迟缓或身体微小的杂草物种，然后它们花个一千万年重新种化出五花八门的许多物种”这样的事件。“适者”的定义是模糊而不稳定的，会不断根据环境变化而改变。
生物之间有大量的共生情况，有些是互利的，有些是偏利的，有些只是无害。
- 假如你是人的话，在你身上就有许多微生物，它们的总数比你的人类细胞还要多，而你的基因组里有一千多个古代逆转录病毒打进去的片段，其中一些支配着你重要的生理过程。你自己就是群体间“互帮互助”的产物。
- 再看看内共生学说下的线粒体和叶绿体，显而易见，群体间的互帮互助才是地球生物圈的主流。
哺乳动物的幼体在出生后的一段时间内缺乏自理能力，你不觉得哺乳动物的“哺乳”“成体照料幼体”之特性就属于所谓“保护弱者”么。
远古狩猎采集者经常攻击他人。如果一个人年老力衰或肢体残疾、无法跟上部落的移动，就可能遭到遗弃或杀害。如果婴儿或儿童被视为多余，他们就可能被随意杀死或用来陪葬、献祭。二十世纪的巴拉圭狩猎采集部落亚契人多次展示了这些，以下引自《人类简史》：
- 每次失去有地位的部落成员，他们就杀一个小女孩陪葬。
- 如果新生儿看起来发育不良，他们就立刻动手将其杀死。
- 一位妇女回忆说，她的第一个女儿被活活打死，因为部落里的男人暂时不想要多一个女孩；另一次，有个男人杀了个男婴，原因是“我心情不好，小孩又哭个不停”；还有个小孩被活埋，原因是“那玩意看起来怪怪的，其他小孩也会笑它”。
- 这些在狩猎采集部落里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会引起他人的排斥或惩罚。人类学家与亚契人同居共处多年之后，认定亚契成年人之间的暴力非常罕见，他们无论男女都可以自由改变伴侣，总是乐天且愉快，部落里不分地位高低，想颐指气使的人通常就会被排挤。他们拥有的物质财富不多，但却非常慷慨，而且不会执着于功名利禄。在他们的生活里，最被看重的就是良好的人际互动和真正的友谊[1]。看起来，他们只是不将老人和孩子视为完整的人。
亚契人的行为，可相当符合所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了罢。
结果，亚契人被大部分人口的行为看起来更加温良恭俭让的巴拉圭人杀得横七竖八。这件事可以说是直接证明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失败。
另一方面，一些人所说的“具有更大多样性的种群更容易在生存竞争中留存下来”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中性突变的多样性与物种的持续性没有简单的关系，而且人的基因多样性很低。但这种观念至少比“优胜劣汰是自然规律，你这么弱就去死好了”要合理。
经常将“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挂在嘴边的“朴素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中国社会的各种行动更有大量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现，尤其是 2020 年新冠疫情展示得多清楚呀~
你所称的“很多人都承认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中国：
- 在大机器开动起来之前混乱了一阵，社会组织和个人自发捐款捐物以至亲自驰援武汉；
- 在大机器开动起来之后，国家承担新冠患者的大部分治疗费用，将重症的老人和患有其它疾病的人也送进 ICU 治疗，多地补贴居民买菜经费；
- 在疫情期间，精准扶贫和国际援助计划还在进行，并帮助他国抵抗新冠。
充满自由与人文关怀的欧美国家：
- 老人就不要用什么呼吸机了，看我们通过感染达到畜群免疫；
- 5G 传播新冠，注射消毒液；
- 年轻人开派对传播病毒，Boomer remover，人口结构优化；
- 万人公墓，也许这就是人生吧；
- 疫苗一定是阴谋，捐款开发疫苗的比尔盖茨一定是邪恶化身；
- 我们死亡人数比你中国的感染人数还多，肯定是你瞒报了；
- CHINA！
在私有制广泛存在、贫富差距悬殊、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教育团结人群的社会环境里，产生“朴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完全符合模因传递的一般规律，在世界多地都如此。我们“祖上阔过，被羞辱过一段时间，现在又阔了起来”，对这类思潮也有促进作用。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由于列强的不断侵略，我国知识界洋溢着对中华民族可能会沦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描述的“劣等民族”并被人类发展淘汰的恐惧，呼吁“救亡图存”，其影响力绵延至今。
可是，民间“朴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大部分只是茶余饭后上网口嗨几句，没有什么“改良人种、消灭劣等民族”的计划。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已经理解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在知乎，你可以看到一些用户使用“内卷”之类词语描述低收益恶性竞争，并对其嗤之以鼻。这种表现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你日常能看到的比较有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述，其实是“个人的努力决定个人的成就，你失败是因为你不努力”。实际上，家庭、教育、群体、阶层的状况和历史的发展都会深刻影响个人的发展，并不是每个努力的人都能一样地成功，也不是每个成功的人都付出了一样多的努力。就连某些鼓吹“奋斗”的企业主，也只是为了自己的特权利益，而不是真的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则他应该能认识到握着枪杆子的人们比他更强）。
参考
- ^ Hill and Hurtado,Aché Life History,1978.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对客观环境的一种描述。并不带有应该这样的价值判断。我承认某个环境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不代表人类认为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来说，这是我们对某些现象的客观总结，不代表我们认为世界应该这样的判断。这是两码事。
所以你说的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我们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时候，表达的是自然界很多现象本来就是如此，我们无力改变，这本来就是自然规律。某种意义上说表达了人类在面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自然法则时候的无奈。
但当回到人类社会的时候，当人类可以去掌控和左右各类社会关系的时候，人类社会总会按自己这个社会最大可能维持稳定存续和发展的准则去经营各类关系。所以弱势群体我们要照顾，该对富人征收累进税的时候要征收累进税，该扶贫的时候要扶贫。而这些做法都违背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类社会其实从来就没有认同过，社会应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社会，被不同的人主导的时候，判断强弱的标准从来不一样。对不同的手段的效果认同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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