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王安石不从解决三冗的角度解决财政问题而是从变相加税的角度?

回答
王安石变法,尤其是关于财政问题,为何不直接“釜底抽薪”地解决“三冗”,反而选择了那些被后世批评为“变相加税”的措施,这确实是理解他改革思路的关键。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回到当时北宋所面临的严峻财政困境,以及王安石作为改革者的时代局限性和他的核心目标。

首先,我们得明确“三冗”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朝廷官员数量庞大,机构重叠,导致效率低下,养活他们的俸禄开支巨大。
冗兵:军队数量庞大,但战斗力并不强,而且养兵费用占了国家财政的绝大部分。
冗费:地方官吏在征收、管理、使用财政时,层层盘剥,中间环节损耗严重,加之各种额外支出,造成了财政的巨大浪费。

理论上,解决“三冗”是开源节流的根本之道。王安石当然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尝试。比如,他确实推行了精简机构、裁汰冗官的措施,例如“整顿市易务”、“废并州监”、“措置边兵”等,虽然力度和效果上有争议,但并非完全不顾。

然而,为何他最终会推出那么多看上去像“加税”的改革措施呢?这背后有多重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剖析:

一、 改革的紧迫性与“三冗”根深蒂固的复杂性:

1. 财政危机的燃眉之急:北宋中叶,由于长期以来对外支付岁币(给辽、西夏的“和约”费用)、军事开支(边防消耗)、皇室奢靡等因素,国家财政已经非常紧张。这种紧张不仅仅是“缺钱”,而是财政收支失衡,入不敷出,甚至到了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认为,光靠“节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尽快“开源”,增加财政收入,才能有余力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包括最终解决“三冗”的问题。
2. “三冗”的顽固性与触动利益的困难:
冗官:官员群体是既得利益者,裁汰官员意味着触动他们的利益,必然遭到强烈抵制。而且,官员的设置与权力结构、政治生态紧密相连,并非简单削减人数就能解决。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其运作本身就需要协调和管理,完全“砍掉”是不现实的。
冗兵:北宋的军队数量庞大,其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如“守内虚外”的国策,需要大量军队维持内部稳定。同时,军户制度也牵涉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简单地削减军队,不仅可能导致国防空虚,也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提高军队战斗力(强兵)也需要大量的投入,不能单靠裁减。
冗费:这部分虽然看似可以直接挤压,但它背后是地方官吏的权力空间和利益链条。要杜绝层层盘剥,需要建立高效、廉洁、透明的管理机制,这同样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王安石深知“三冗”的危害,也想触动这些利益,但他也明白,直接、彻底地解决“三冗”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还需要时间、政治魄力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财政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他需要的是能快速见效、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为长远的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

二、 王安石改革的核心目标与“富国”的优先考量: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富国强兵”。“富国”在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增加财政收入,支持国家的运转和发展,尤其是应对辽、西夏的军事压力。

他认为,现有的财政体制存在着“藏富于民”但“藏于民者”并不一定“富于国”的问题。很多财富被地方豪强、大地主、商人等阶层垄断,而国家财政却十分拮据。他希望通过一些新的财政政策,将这部分“藏”起来的财富“聚”到国家手中,从而有力量去“富国”。

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一些措施,比如:

青苗法:虽然被视为“变相加税”,但其本意是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帮助他们渡过农闲时节,避免向高利贷者借贷,同时国家从中收取一定的利息(年率二分)。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金融杠杆,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并为国家带来一笔收入。
募役法(免役法):这是用钱来代替部分役务。原本的役务是农民自己承担,但由于征发不均,常常给贫苦农民带来沉重负担。募役法将其转化为缴纳货币,由政府统一雇佣劳力,并将其用于公共工程或军事。这既减轻了部分农民的负担(可以通过纳钱免除繁重的役务),也为国家增加了税收(由原来分散的劳务转化为集中的货币收入),同时还能用于改善民生或加强国防。
市易法:旨在政府直接经营部分重要商品(如丝、盐、茶等),抑制商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稳定市场,并从中获取利润。这部分利润无疑可以充实国库。
方田均税法:通过丈量土地,核实土地肥瘠,重新确定税赋。这既能防止土地兼并后的隐匿不报,也能更公平地分配税负。在打击避税、增加税收方面有直接作用。

这些措施,在王安石看来,并非纯粹的“加税”,而是对现有财政制度的一种“重塑”和“激活”,目的是将社会上的“死钱”变成“活钱”,并导向国家财政。他认为,赋税的增加是由于税制的不合理,而不是农民已经承担不起。通过这些改革,能够更有效地征收、使用税收,并缓解财政压力。

三、 改革的理念与对“小人”的警惕:

王安石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天地至公”,他认为国家应该像天地一样公正地对待百姓,合理地征收和使用财政。他看到了社会上存在着“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以及一些官员和商人通过各种手段侵占国家和民众利益。

他认为,那些反对他的政策的人,很多是“小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意看到改革触动他们的利益,所以用“加税”的罪名来攻击他。他相信,他的政策在本质上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是为了实现更公平的税赋和社会分配。

比如,青苗法,他认为是在帮助农民,而反对者却说他在盘剥农民。募役法,他认为是在减轻农民的负担,而反对者却说他在增加农民的税负。他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小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而故意歪曲他的改革意图。

四、 历史局限性与操作层面的挑战: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王安石改革在执行层面的一些问题。

1. 改革的急躁与力度:虽然王安石的意图可能是好的,但改革的推行过程确实有些急躁,力度也比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阻力。
2. 执行者的素质:改革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者的素质。如果执行者本身不廉洁,或者对政策理解有偏差,那么即使是初衷良好的政策,也可能变成扰民之举。
3. 副作用的出现: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例如,青苗法在某些地方确实变成了强制摊派,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募役法也可能因为计算不当或征收方式问题而引起不满。

总结一下,王安石之所以从“变相加税”的角度解决财政问题,而不是直接从“解决三冗”入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财政危机的紧迫性:需要快速增加财政收入以维持国家运转和应对外部压力。
“三冗”的根深蒂固和触动利益的难度:直接解决“三冗”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政治阻力,无法解决燃眉之急。
“富国”的目标优先:他希望通过税制改革,将社会上“藏”起来的财富“聚”到国家手中,为国家发展和强兵提供物质基础。
对现有税制的改革:他认为很多问题源于税制的扭曲和不公,而非税负本身过重,希望通过改革实现更有效的税收和更公平的负担。
对“小人”的警惕:他认为反对他政策的大部分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攻击是出于私利,而非对政策本身的反对。

所以,与其说王安石是“变相加税”,不如说他是试图通过重塑税制、集中财政、激活社会财富的方式来解决财政危机,并为长远改革(包括最终解决“三冗”)打下基础。当然,改革的实际效果和后续影响是复杂的,也是历史学家们持续讨论的焦点。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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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冗问题是最基本,也是最容易想到的角度。

例如,宋祁(时任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在宝元年间就曾有一个很有名的上疏,其中就提到了几个问题:

1、国家有定官无定员,冗员很多。

2、厢军数十万人的员额没有战斗力,白养了。

3、僧道众徒不交税,还占用大量土地

此外还有频繁搞宗教活动、祝寿活动、大臣退休待遇太优厚等等,一些问题,总体来说都是直接指出能看到的“时弊”。

之后就是范仲淹和韩琦、杜衍、富弼等人的所谓改革派上台执政,要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其中主要的就是削减冗额(官员和军队)、改革科举、减少冗费(宗教等)、整顿军备、加强生产(厚农桑、减徭役)、强化法治(重命令、厚恩信)。

这就是在庆历年间很有名的所谓“庆历新政”。

结果呢?

还用说,当然是失败咯!

你削了那么多人的饭碗,夺了那么多人的前途,你为天下百姓着想为官家着想,谁为官僚和官僚预备队们着想?

从他拉起班子来搞改革,到改革措施全部嗝屁,前后也就是一年左右。

而在他改革失败之后过了不到30年,就有了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

对比一下两次变法的差异,就不难知道,王安石是充分汲取了范仲淹的失败经验和教训的。

范的改革主要在存量上想办法削减支出,财政扩张为辅,由此达到财政平衡。

知道范这玩法阻力太大了,于是主要在增量上想办法增加收入,财政扩张为主,削减支出为辅,由此达到财政平衡。

当然,宋代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你不彻底搞掉利益集团,不对统治阶级进行彻底的镇压,不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改革派是怎么都玩不过保守派的。

PS:

肯定会有人说某人监进奏院卖废纸喝花酒,最后被搞掉的事。

这件事本身虽然对改革派打击比较大,但这只是个偶然因素,而不是导致改革派完蛋的必然因素。

具体看咱家这个回答:

你是如何理解中国「饭局文化」的?

案例3 一网打尽


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太常博士周延隽为秘书丞,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绶监汝州叶县税


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执政,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而(苏)舜钦仲淹所荐,其妻又衍女也,少年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会进奏院祠神,(苏)舜钦循前例用鬻故纸公钱召妓女[八],开席会宾客[九]。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摇衍。事下开封府治。于是(苏)舜钦及巽俱坐自盗,洙等与妓女杂坐,而休复、约、延隽、延让又服惨未除,益柔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王拱辰行状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极遣帝扶[一0],周公、孔子驱为奴”,盖益柔所作也。延隽、延让皆起子。
-------长编卷一三五


这饭局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说正式又不正式,说不正式,来得往往都是有身份的人。所以自然就处于一种正式不正式之间,可以不正式的办一点正事,或者干脆不干正经事的环境。


这三个故事,就很典型,咱们先讲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案例,在宋代政治史上是很有名气的。


大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杜衍、富弼等人搞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杜衍的女婿苏舜钦被提拔起来管监进奏院。这进奏院是个要害环节,又叫奏邸,管什么呢?


“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分授诸司。”


上传下达都经过他,对照一下本朝,这厮管的是多机要的部门。


据史料记载, 苏舜钦 这厮好喝酒,能以汉书下酒,于是在进奏院祠神日,卖废纸换钱,然后找了几个少壮派,组个饭局吹逼召妓。


结果事为御史中丞王拱辰(派下属周询、刘元瑜)所发,参与人基本上都滚蛋了。有个参加酒会的,叫王益柔,在局上喝高了,自吹自擂什么“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结果一样是“并以谤讪周、孔坐之”。当时反改革派借题发挥到什么程度?
史载:


时诸人欲遂倾正党,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参政贾昌朝阴主之,张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遗力,至列状言(王)益柔罪当诛
-----宋史卷二八六 列传四五


都已经开始准备搞文字狱,要砍脑袋了。如果不是韩琦想办法给扭转了局势,只怕这一波攻势是够呛,少不得借几个脑袋用用。


这次事件沉重的打击了改革派的二线梯队,史料记载:
同时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为过薄,而(王)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
好好的一个改革,因为一个饭局东窗事发,结果改革派的二线梯队几乎全部完蛋,改革派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范仲淹、杜衍、富弼等老同志眼睛都怕是哭瞎了。


多年以后,位极人臣的欧阳修同志为苏舜钦同志写墓志铭,还专门提到这一码事,言中痛心疾首的说“三四大臣继罢去,天下事卒不复施为!”


这个局不仅仅毁了一次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为中国人贡献了一个成语“一网打尽”。
你说,这饭局重要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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