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韩国人能在最近的事件中坚持抵制日货，而有的中国人做不到？
以下将尽量详细地阐述可能的原因：
一、 历史记忆的深刻性与直接性
韩国： 韩国与日本的殖民历史（19101945）是刻骨铭心的。这段时期，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统治，包括强制同化政策、资源掠夺、文化压制，以及对慰安妇等侵犯人权的行径。这些伤痛在韩国社会留下了非常深重的民族创伤，许多家庭都有亲身经历或间接承受者。因此，日本的侵略历史在韩国民众心中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和紧迫感。
中国： 中国同样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其中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等事件是民族的深重伤痛。然而，相比韩国，中国地域广阔，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跨度也更长，涉及的地域和人群更为分散。虽然历史记忆同样深刻，但其触达个体的直接性和普遍性，在某些群体中可能不如韩国那样“近在眼前”。加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部分民众的关注点可能更多地转向经济利益和生活改善。
二、 民族主义的动员方式与社会认同
韩国： 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且常常与反日情绪紧密相连。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与韩国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艰难生存以及抵御外来干涉的历史经历有关。一旦触及历史问题或领土争端（如独岛/竹岛主权争议），韩国民众的集体记忆容易被唤醒，形成强大的社会共识来抵制被视为“冒犯者”的国家产品。
中国：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事件中也会被强烈激发，但其表达方式和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有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倾向于强调国家强大和复兴，而非直接指向特定国家的抵制行为。此外，中国社会内部存在多元的声音和群体，并非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和实践民族主义。
三、 经济结构与对日依赖度的差异
韩国： 尽管韩国拥有三星、LG等世界级企业，但其经济在某些关键领域，特别是高科技原材料和零部件方面，仍然对日本存在一定的依赖。然而，韩国政府和企业一直在努力实现技术自主和供应链多元化。在政治冲突爆发时，这种“依赖”反而可能成为激发民众抵制情绪的动力，意在通过民众力量倒逼政府和企业减少对日依赖。而且，韩国国内品牌在许多消费品领域已经非常成熟，民众有足够多样的替代选择。
中国： 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但同时也存在对日本在某些高端技术、精密仪器、汽车零部件等领域的高度依赖。这种依赖使得在中国国内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抵制日货，可能会对国内经济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显著影响，导致部分民众因顾虑经济损失而难以坚持。尽管中国本土品牌在崛起，但在某些领域仍未完全取代日货的地位。
四、 信息传播与社会动员的效率
韩国： 在韩国，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较强。当有明确的导火索（如日本政府的挑衅性言论或政策）出现时，通过社交媒体、传统媒体以及民间团体的广泛传播，能够迅速形成社会共识，并有效动员民众参与到抵制行动中。韩国民众的公民参与度相对较高，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度也比较高。
中国： 中国的网络环境和信息传播机制与韩国不同。虽然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非常发达，但也存在信息过滤和管理的机制。在一些涉及敏感政治话题时，信息传播可能会受到限制，或者呈现出官方引导的倾向。这使得民间自发的、大规模的抵制行动在组织和传播上可能面临更多挑战。
五、 社会价值观与消费文化
韩国： 在韩国社会，集体主义和国家荣誉感常常被置于较高位置。当国家民族面临挑战时，个人的消费选择会被视为表达爱国情感和集体意志的方式。抵制日货被视为一种“爱国行为”，能够获得一定的社会认可。
中国： 中国的消费文化也在不断演变，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也在抬头。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一些消费者更看重商品的品质、价格和品牌价值，而非仅仅是其原产国。对于一些人来说，消费是一种个人选择，不愿将其过多地与政治挂钩，或者认为抵制日货的效用有限，反而可能牺牲自身的消费便利。
六、 政府的政策导向与民众的响应
韩国： 在某些历史和领土争议事件中，韩国政府往往会采取相对强硬的立场，并默许甚至一定程度上支持民间抵制日货的行动。这种政府的姿态能够为民众的抵制行为提供合法性和动力。
中国： 中国政府在处理涉日问题时，通常会采取一种更为审慎和可控的方式。虽然会表达强硬的外交立场，但在国内层面，对于大规模、无序的民间抵制行为，政府的态度可能更为复杂，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也要考虑对国内经济稳定和中日关系长远发展的影响。因此，政府对于民间抵制行动的容忍度和支持度可能不如韩国那样直接和强烈。
总结
总而言之，韩国人在特定事件中能够坚持抵制日货，而部分中国人做不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包括：
韩国： 更直接、更深刻的历史伤痛，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对成熟的国内品牌替代品，以及更高效的社会动员和政府默许。
中国： 历史记忆虽深刻但可能在个体感知上存在差异，经济上对日依赖度在某些领域较高导致顾虑，信息传播的机制不同，以及社会价值观和消费观点的多元化。
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避免简单化的标签化，而是要认识到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在面对历史问题和国际关系时，其民众的反应和行为是基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的复杂体现。
网友意见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产业高度重合，不用日货就韩货没毛病。
搁中国，不用日本车多少国内车企工人就要失业，你说呢？
其实日韩互怼，对我们伤害不大，因为抵制来抵制去，还是用的中国制造。
毛弟信上说到提倡国货。 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条重要纲领。 起过动员群众的作用。 但是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 因为那些资本家的衣食住行都是崇尚洋货的……毛弟不必为提倡国货不解， 当作一种社会现象， 你会发现很多笑话的。 言行不一， 是常见病。 可惜报纸上都是批评老百姓， 以及所谓“民族劣根性”， 前者是把板子打在老百姓屁股上， 后者是整个民族都要挨打。 崇洋也好， 媚外也好， 都是大人物带的头， 至少是没有尽到教育责任。 工人群众中的问题， 我是向来不怪工人的， 如果没有问题， 那才奇怪。 头几年， 几乎雷锋、 好八连都洋化了， 难道也怪这些连队吗？
某位在第二共和国时代被彻底打倒的人如是说。虽然他谈的是中国，但其实各国都一样。
8月30日更新：
日本叫来了美国拉偏架，这就是对韩国的降维打击……
感觉在日本旅游的韩国人也挺多的……
今天是2019年8月16日。我目前在大阪。韩国游客也挺多的，说好的抵制赴日航班呢……
韩国首尔江南区（《江南style》的那个江南）的有钱人有一句话：
“没钱的人才爱国（产汽车）。”
江南区上，海外品牌的汽车也不少，其中不乏日本品牌的汽车，为什么呢？韩国为了保护国内市场，对海外汽车征收汽车税，导致海外品牌的汽车比韩国国产品牌的汽车价格高昂，而且海外品牌的汽车的维修点很少，不能满足需要，在这方面失去了与韩国国产品牌汽车的竞争优势。
韩国的几大财团掌控着很多行业，形成了垄断的态势，海外品牌难以站稳脚跟，仅此而已。
这一次韩国发起的“抵制日货”活动，是为了抗议日本对韩的制裁，但是这又能有什么用呢？上层精英继续开日本车，到日本旅游，甚至一部分财团的家族在上世纪就与日本关系密切。这些上层精英，与底层人民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国也有过抵制日货的运动。但是我国有很多合资的日本汽车。抵制合资品牌就是在伤害我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这种“抵制”显得太过低级，为人耻笑。好在大家都逐渐明白了这一点，转而采用了更高明的方式来减少对日本品牌的依赖——支持国货，因为现在我们部分行业的产品质量与日本品牌质量相当，甚至更好。
我们用我们的方式不买日货。
这是首尔江南区的日本品牌汽车。
江南区有日本车不等于江南区的汽车都是日本车。
你知道中国为了能进WTO忍辱负重了多少年?
你知道中国为了做到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布局并实施了多少年?
你真以为日本，韩国不想抵制中国制造?真以为特朗普不想号召美国人不用中国产品?
为啥美国有动作，中国经济就有反应？为什么中国有动作一样能影响美国欧洲股市和经济?
中国开放后就一直在布局，在捆绑！中国不单捆绑日本，同样捆绑美国，欧洲！
所以，你想的问题是中国做不到的。同时也是中国绝对不想看到的。如果很简单区分中国产品，日本产品，美国产品。那么同样日本，美国也可以非常简单的区分出哪些是进口的中国产品。这对中国是有大害的！能简单区分就意味着能完全隔离！
来！跟我一口气把这段话念完“一直坚决抵制日货的韩国人最近因为日本企业拒绝给韩国企业供货而呼吁广大韩国民众坚决的抵制日货”。
宇宙第一大国抵制日货这么多年，硬是把日本抵制的一直是自己的第一大贸易逆差国，而且把自己经济的命门心甘情愿的让日本抓到手里。人家手一紧，自己的支柱产业就得躺下，这种持之以恒的坚决抵制日货倒也少见。
别和我扯什么供应链，什么国际经贸关系。三星这家公司吃日本人的亏也不是第一次了，七十年代初的时候，三星一直靠进口日本的黑白显像管组装电视机赚个辛苦钱。七十年代中期日本上游企业突然善心大发，说要把黑白显像管的生产线卖给三星，可把那些韩国企业家乐坏了。等生产线建立起来投产以后，日本企业突然宣布大量生产彩色电视机并大幅降价，三星顿时到了破产的边缘，后来靠中国八十年代初对黑白电视机的需求才起死回生。
看来当年的教训对三星还是不够深刻。现在再一次被人家逼到墙角了，又想起煽动抵制日货这一招了，早干嘛去了？但凡对日本有一点点戒心，就应该有意识的扶持一个能和日本竞争的供应商，而不是眼看着日本慢慢的垄断市场。
我丝毫不怀疑韩国大部分普通民众抵制日货的决心，但韩国真正说了算的还是财阀资本家，而资本家为了赚钱都可以卖绞死自己的绳索。民众的热情只能成为资本家用来谈判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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