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意大利社会党（PSI）在“红色两年”中的表现？
要深入理解PSI在那段时期的表现，我们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一战结束后，意大利经济遭受重创，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高企。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工人和农民的抗议、罢工此起彼伏，这为PSI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PSI作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工人政党，其支持者主要是工业区的工人阶级和部分农民。
PSI的内在矛盾：革命的口号与改良的现实
“红色两年”期间，PSI的口号是充满革命激情的。许多党员和基层组织积极参与到工厂占领、土地改革等工人运动中，高呼“向俄国学习”的口号，期待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在意大利爆发。然而，PSI的领导层却面临着巨大的两难。
一方面，是党内一股强大的、受布尔什维克革命鼓舞的“革命派”或“亚历山德里亚派”。他们主张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对一切改良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这股力量的代表人物包括比如Amadeo Bordiga（尽管他后来创立了PCA），以及许多活跃在工会和基层组织的左翼领导人。
另一方面，是党内更温和的“改良派”或“修正派”。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议会斗争和工会谈判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对直接革命持谨慎态度，担心可能带来的混乱和暴力。这派别的代表人物包括比如Filippo Turati。
这种深刻的内在分裂，导致PSI在面对“红色两年”的浪潮时，缺乏一个统一、清晰且坚定的领导方向。
PSI在“红色两年”中的具体行动与策略
1. 支持与领导工人运动： PSI毫无疑问是“红色两年”中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煽动者。通过其控制的工会组织，如意大利劳工总联合会（Confederazione Generale del Lavoro，CGL），PSI积极号召和组织了大规模的罢工，尤其是1920年秋季的工厂占领运动。在米兰、都灵等工业中心，工厂被工人占领，工人委员会接管了生产和管理，这在当时是极为激进的社会主义实践。PSI的党员和代表在这些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提供了组织上的支持，并试图将这些行动导向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2. 口号与现实的脱节： 尽管PSI高喊革命口号，但其行动却常常显得犹豫不决。在工厂占领最激烈的时候，许多领导人，尤其是改良派，并不真正相信或准备好进行一场全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更倾向于将占领行动作为一种强大的谈判筹码，以期获得更好的工资、工作条件或对工厂的管理权。
3. 对政府的态度： PSI在“红色两年”期间，并未采取直接推翻现有政府的策略。虽然他们猛烈抨击资产阶级政府的软弱无能，但他们也没有积极寻求与左翼政党（如果存在的话）联合，或者组织武装起义。相反，当政府（在Giolitti总理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种“不干涉”的策略，默许甚至纵容了工厂占领，PSI反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明白，这种“不干涉”并非是对工人胜利的承认，而是等待时机，待工人精疲力尽后再进行镇压。PSI未能抓住这个看似有利的时机，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组织更广泛的政治动员，以期夺取政权。
4. 对俄国革命的态度： PSI整体上对俄国十月革命持同情态度，并与共产国际（Comintern）保持联系。然而，当俄国革命的要求日益明确，即要求意大利社会党在党内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驱逐改良派，并加入共产国际时，PSI再次陷入分裂。许多改良派认为，共产国际的条件是强加的，并且不符合意大利的国情。最终，在1921年的里窝那会议上，PSI分裂，绝大多数支持革命的党员离开了PSI，成立了意大利共产党（PCI）。这次分裂，极大地削弱了PSI的左翼力量，并对其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PSI表现的评价与后果
PSI在“红色两年”中的表现，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但执行不力，口号激进但行动保守。
未能转化为政治力量： PSI未能将民众高涨的革命热情转化为真正的政治权力。虽然他们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但这些运动在政治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反，工厂占领运动的最终平息，在一定程度上给民众带来了挫败感。
错失良机：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PSI错失了“红色两年”提供的历史机遇。如果PSI能够克服其内部的严重分裂，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意志，并且更坚决地采取行动，他们或许有可能在当时相对混乱和动荡的政治环境下，成为一股更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挑战现有的国家体制。
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铺平道路： PSI的犹豫和分裂，以及最终的内部分裂，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空间。当工人运动被镇压，左翼力量（包括PSI和新成立的PCI）变得更加分散和虚弱时，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运动得以迅速扩张，利用了社会对秩序的渴望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恐惧。法西斯主义者将PSI的“混乱”和“革命威胁”作为其宣传的主要目标，成功地赢得了中产阶级和部分保守势力的支持。
总而言之，意大利社会党在“红色两年”中的表现，是一部充满了理想、激情、但最终以悲剧收场的篇章。他们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的旗帜，但也正是由于其深刻的内在矛盾，未能将民众的愤怒和力量转化为足以改变意大利命运的政治革命。他们的犹豫、分裂和最终的自我削弱，在很大程度上为意大利后来走向法西斯独裁埋下了重要的历史伏笔。
网友意见
关于意大利革命的入门，我最推荐的一篇文章就是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关于南方问题>>。红色两年虽然起于都灵终于罗马，但是要真正看清楚红色两年的逻辑是必须要去到阿普利亚，去到撒丁岛，最终回到意大利社会的"南方问题"才能明白意大利革命的失败的原因和经验。
首先什么是南方问题?
南方问题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王国刚刚统一的时候。来自皮埃蒙特的萨伏伊王权和北意大利的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带着蒸汽机和红杉军轻而易举的摧毁了南方疏于防备的两西西里地主王国，意大利也在这场征服战争中被建立。但正如同撒丁皮埃蒙特人流传一句话"我们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要创造意大利人了":新征服的意大利国家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全民族的阶级统治模式，而所谓的意大利人实际上从地域和文化上被区分成了:
-北意大利的工业资产家和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萨伏伊王权统一意大利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先锋军，在政治上他们希望萨伏伊王权能够实现意大利的中央集权推动市场的扩大为他们带来更大的资本主语盈利空间。
-北意大利的无产阶级群体，他们主要由技术工人组成，支持了意大利的统一但是作为工人阶级群体在政治上是被迫依附于北意大利的私人资本主义政治之下的。
-南意大利和撒丁的知识分子和地主集团，他们代表了和北方资本家们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和政治取向，在政治上他们蔑视萨伏伊王权，尊重教会更希望实现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来推动地方主义。但同时在经济上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农业贵族集团，反对土地革命，坚决的剥削农民，支持教会的特权和知识垄断，反对资本主义工业往南方的进一步扩张。
-最后则是南意大利的贫农团体，他们深受教会和地主剥削，甚至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经济地位依附于地主阶级，而政治上则被教会垄断知识和宣传，依附于当地教会机构。
而南方问题就在"创造意大利人"（讲上述各个阶级整合进一个社会统治之中）中诞生了。为意大利创立投下原始股的北意大利工业资产阶级和萨伏伊王权天然是新意大利的统治阶级，但是收到教会影响并且配合教会垄断知识教育的南方地主阶级却是这个国家的核心知识公务员阶级---以至于在二十世纪初，将近三分之四的意大利国家公务员都来自南意大利。
而南意大利地主阶级的广泛参与政治让北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以及萨伏伊王权都感到倍感威胁，萨伏伊王权对于南方地主的民主主义感到不满而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则敌视南方地主的反动和反集权倾向，而这就是南方问题的来源。
面对南方问题，葛兰西在书中描述了意大利政府的两种阶级统治的基础模型:
一种是资产阶级政府联合无产阶级和社会党以及他们的工会，实行反对南方地主阶级的集权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常会关注贸易保护，移民以及工业福利的问题
而另外一种则是资产阶级政府和南方地主群体联合进行统治，实行南北意大利的剥削阶级联合，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政治（为了满足地方主义）以及教会的特殊地位得到南北双方的认可。
而在大战之前，意大利实行的是第一种统治模式，乔利蒂向工人阶级发出呼吁抵制"阿普利亚化"（即南方地主阶级控制国家）。而恰好是乔利蒂时期，意大利工团主义和社会党在国家的合作呼吁下得到了巨大发展并且发展出了意大利工团主义的特征:也就是比起政治权力，更关心工会在工作场所的地位以及工人福利问题。而后这种非政治化的工团主义几乎成为了意大利社会主义模式的一大主流形式。
而在南方的贫农群体里，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样的伴随着这套体系而开始变得巨大活跃，他们积极的为贫民提供人身保护和人身依附模式，传播土地革命的经济思想（而非政治化的，因为政权掌握在北意大利工业资产阶级手里），南方土地矛盾的极端尖锐让南方的农业社会几乎成为了巴枯宁主义的乐园。在意大利首相的调查报告里甚至说到"南方每个村子几乎都流窜着几个社会党和几个无政府国际，他们不是真正的政党而是一个个为农民提供人身保护的地下集会而已"。
在第一种政治模式下，乔利蒂开创了意大利法团主义的原型，他即让工业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家们通过私营委员会直接的参与政府，又同时为工会，工团主义和社会党开放了和国家的合作途径，并且通过贸易保护和福利议案提升工团主义的福利制度，从而对抗南方地主阶级的渗透和"阿普利亚化"。
在将近二十年的乔利蒂时期，这种北-北合作模式（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和北方工团主义组织）的意大利王国保护主义政治，虽然不能说运行的十分完美（北方社会党以暗杀闻名，南方是巴枯宁思想泛滥之地），但是却成功的塑造了意大利左派对于国家政治参与的诸多特征。最终在一战前夕乔利蒂通过这种比较原始的社团主义政治亲手酿成了一个毒害他本人和意大利左派的政治恶果--干涉主义的诞生和主流化。
所谓干涉主义就是意大利社会党和工团主义分子在第二国际思想下（通过政治来绑架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的艾伯特式的策略:意大利左派通过积极的支持战争和民族主义运动来进入并影响王国政府（即支持干涉他国，开启对外战争）。干涉主义让意大利社会党发生了巨大的分裂并最终支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进行社团主义政治的乔利蒂也最终因为战争危机下台；而干涉主义最大的恶果则是将在未来恶名昭彰的社会党新星墨索里尼凭借着干涉主义思想，分裂了社会党的极右翼部分成立了未来的国家法西斯运动。
而在这所有的大背景下，红色两年的基础就随之浮现了。红色两年的触发原因和形成革命浪潮的原因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战争带来的巨大危机和革命时刻性的影响下形成的。
即和会结束的1919到1920年间意大利的社会局势的混乱和变动以及各种时刻性的因素的突出表现形成了红色两年的宏大背景:
-首先一个背景仍然是需要回到南方问题上，在大战之前进行改良模式的社团主义的乔利蒂因为满足不了资产阶级的战争需求以及自己亲自打开了左派的干涉主义魔盒，已经下台并且宣告资产阶级和社会党-工团主义组织的联盟模式被雪藏，意大利政府转入了萨伏伊王权和南方地主阶级合作的议会民主模式中（战后意大利开始比例代表和普选制度改革）。这种突然性的巨大政治局势转变带来的不仅仅是统治阶级联盟的简单变化，同样的也形成了一个社会混乱关口，工人阶级在面对社会危机和改良成果遭到威胁时变得十分的躁动:在北方则是武装的工厂委员会开始占领工厂，在南方则是农民们拿起武器和掌权的南方地主开始打起土地战争。
-而第二个大背景则是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以及泛欧洲的工人革命浪潮让意大利社会党也收到了一定的感染。
-而第三个大背景则是意大利政府，即萨伏伊王权和工业资产阶级们面对十分可能的革命浪潮前，他们的态度并没有完全像德国的军人或者俄国的白军一样歇斯底里。尽管他们也十分反应迅速（甚至比社会党都更早认识到这是一场革命），但是他们对于工人革命的浪潮更多的采取的是冷眼旁观以及试图利用回北北合作的政治遗产来缓解革命形式，从而某种程度上纵容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样的意大利剥削阶级内讧也是一个诱因，乔利蒂的社团主义派别和天主教联盟的南方地主们的矛盾---即南方问题，让社会党有机可乘）
在理解了这些大背景以及作为更大背景的"南方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理解在红色两年发生的许多事情:
比如为什么激进的意大利社会党在比例选举中能够取得四分一席位的好成绩但仍然没法在民主程序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民主程序在南方问题的大背景下实际上是服务于南方地主阶级的地方主义运动和对教会萨伏伊王权的分离的
比如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工会会员增长也没能够让红色两年局势进入革命呢? 因为意大利工会的工团主义模式实际上是在南方问题大背景下工业资产阶级联系工人和南方地主进行斗争的某种非政治性改良，这种改良最终成为了工团主义的灵魂，拒绝瞄准政权试图通过工厂，城市的自治来实现社会主义。
还有最重要的，红色两年中各个工厂委员会的普遍失败形势实际上不是被军队镇压，而是工人们通过占领厂房后和董事会或者国家机关最终将工厂改造成了合作社，不仅仅将激进的革命形势转化为了激进的改良成果，并且这些成果到最后也没能守住，这些新兴的工厂合作社最终在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漠视中被危机市场直接冲垮而彻底消亡了。
而国家和资产阶级之所以愿意支持这么大程度的改良实际上也不是他们的后退，而仅仅是因为意大利在长久的乔利蒂时代就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和公司的交合裙带社团机制，就算将工厂放出去改造成合作社，工人们也实际上只能服从于国家的社团市场，服从于资本家和官僚的直接控制和安排，而国家的社团政府私营模式也能够在日后轻而易举的摧毁这些工厂委员会的合作社。
而意大利长久和国家合作惯了的工团主义模式已经深入各种左派组织心中，哪怕是最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反对政治，只要自治！实际上就正中这种社团主义陷阱。只有坚决的拒绝合作社，拒绝自治工人企业，要求自治工人政权才能够突破国家的包围，社会党虽然看到了这点，但是他们却因为他们的组织经验错误的将革命形势理解成长久的灌输（第二国际通病），试图长久的保留工厂委员会训练无产阶级逐步逼近政权，这种虽然号召革命但是却不准备革命的缓进最终被国家联合自治工团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从直接暴力和改良主义维度瓦解了。当意大利社会党还在做着工厂委员会干部化的美梦时，工团主义者已经接受了国家的改良，而法西斯分子则开始实行军事戒严了。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红色两年和德国，和匈牙利还有和俄国革命的不同，他并不仅仅是死于直接的阶级暴力之下，而是死于了国家在社会党和左派内部长久培养的改良主义之中。而危机时代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就是陷阱和谎言，因为法西斯的黑靴在帮助国家完成红色两年的镇压后已经开始踏上前往罗马的步伐了。
比起作为文化符号的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革命者的葛兰西是绝对的被低估了，作为革命者的葛兰西是一个虽然经过了无数次失败，但是能够很好的在他的失败中总结出经验的共产党人。而他在红色两年和法西斯政权革命结束后写的关于南方问题的思考，是我认为对于意大利左派和革命的失败关系最为准确的入门之一。
南方问题的实质是意大利作为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关于工业，集权，资产阶级联合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向未资本主义地区的开拓征服问题。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组织面临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直接压迫，还有资产阶级和前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的斗争，如果深陷其中则十分容易的跌入国家改良主义到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牢笼中去，这也是为什么意大利的社会局势比起临近的德国，法国实际上更类似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一样是这个道理，当墨索里尼的黑衫军进入罗马时，资产阶级迅速抛弃了开创了资产阶级联系无产阶级的社团政治的乔利蒂，也是因为墨索里尼和他的更加深入基层的法西斯党人们，比起只能够联合无产阶级和地主斗争然后又联合地主和无产阶级斗争的自由派乔利蒂更能够完善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团主义政治。
这也是为什么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治完全可以和当时意大利的民主体制共存的原因，因为墨索里尼通过他在工厂，在田野，在大街上的法西斯党人更好的解决了南方问题，让两大剥削阶级都得以转投法西斯政治，从而他们的政治机构（社团私营办公室，教会组织和地主主张的比例民主制度）可以不与其冲突的继续存在。
而时常被人误读的葛兰西同样的在南方问题的桎梏中，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他认为意大利左派的失败是在于他们太执着于南方问题的模式之中，即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们热衷于在都灵，米兰的工厂中和国家的社团主义机构讨价还价，有时还会被国家用少许改良利用起来。
而真正能够打破困境的可能就是社会主义者需要打破自身的牢笼，前往南方问题的南方，和南方的地主教会知识分子展开全面的斗争，让南方问题下被禁锢于北方资产阶级和南方地主阶级的农民和工人力量得以在社团主义的牢笼下突破出来。从而让无产阶级再一次成为意大利全民族的阶级力量。
某种意义上，墨索里尼引发的全意大利反对法西斯运动的游击战让这点发生了并一度扭转过意大利的阶级力量对比形式。
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能看到在将近五十年后的火热之秋里，意大利工团主义的自治再一次的让无产阶级暴露在了国家的市场法团之下。
尽管葛兰西在极大的失败下反思学习到了许多，但没有一次革命让他得到第二次机会，也正如葛兰西自己说的，阶级斗争是最为艰苦的事业，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穿透其中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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