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般都认为楚国公族势力过强导致变法阻力过大，而不认为齐国同样守旧势力很强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剖析：
一、 变法的主体与变法的性质：楚国变法的“痛苦”与齐国变法的“平稳”
楚国变法： 楚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当属吴起变法。吴起是一位极具魄力和改革精神的人物，他的变法触及了楚国根深蒂固的政治、军事、经济体系。然而，吴起变法之所以被后人反复提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悲剧性结局。吴起最终被贵族所杀，这直接印证了“公族势力过强”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关键因素。这种“杀相”的变法，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公族阻力”印象。
齐国变法： 齐国历史上也有过重要的改革，比如管仲改革。但管仲的改革，更多被视为“富国强兵”的政策调整，其推行相对平稳，并没有出现像吴起那样被公族势力“反噬”的惨烈场面。虽然管仲的改革也必然触动了旧有的利益格局，但其方式和效果，并没有“强行”到引发大规模、血腥的公族反抗。
二、 公族势力的表现形式与权力结构：楚国的“裙带”与齐国的“分散”
楚国公族： 楚国实行的是一种宗法制与分封制混合的制度。国君的亲属（公族）往往掌握着重要的封地、官职和军队。这种制度下，公族之间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权力是集中而庞大的。一旦变法触及到他们的特权，他们就能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吴起变法时，那些“士”阶层（也是一种贵族）也因改革触动了他们的地位而反对，但这更多是围绕公族利益的延伸。
齐国公族： 齐国的权力结构相对更为分散。虽然也有宗法血缘关系，但齐国在春秋时期，其国家权力在卿大夫阶层中存在着一定的制衡。例如，田氏、国氏、高氏等大族虽然势力不小，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和制约。管仲改革时，虽然也需要平衡各方利益，但可能因为这些势力没有形成一个铁板一块的“公族联盟”，或者改革措施相对“温和”，能够通过政治博弈来解决，而非直接的生死搏斗。
三、 历史记载的侧重点与“叙事惯性”
事件的戏剧性： 吴起变法失败并最终被杀，这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这种“权力斗争失败”的叙事，比“平稳推行改革”更容易被后人记住和传播。历史学家在描述楚国时，往往会强调吴起变法遇到的阻力，尤其是来自公族和旧官僚的反对，将其失败归结于此，形成了一种“叙事惯性”。
对“守旧”的定义： “守旧势力”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在齐国，同样存在着维护旧有制度和特权的势力，但这种守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不愿改变”，而不是“积极反抗”。例如，一些家族可能不主动支持新政，但也未必会像楚国公族那样，会组织起来对改革者进行攻击。历史的记载可能更侧重于那些直接的、有组织的、甚至是流血的对抗。
“公族”的特殊性： “公族”这个词本身就带有“血缘”和“国家权力核心”的含义。当提到“公族势力过强”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的是国王的亲信、国家的统治阶层，他们的反对直接威胁到国君的权威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而“守旧势力”则可能泛指一切不愿改变现状的力量，包括士族、平民，甚至是一些地方势力。在强调变法时，对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阻力的关注，往往会超过对其他层面的关注。
四、 变法者的目标与手段
吴起： 吴起的目标是彻彻底底地改变楚国落后的面貌，他采取的手段是强硬且激进的。例如，他裁减贵族军队、改变官制、严惩不法行为，这些都直接触动了公族的利益。
管仲： 管仲的改革虽然也有力度，但其重心更多放在国家经济的建设和国家实力的提升上。他的政策可能更侧重于“顺应”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并进行引导，而非“颠覆”。例如，他鼓励商业、发展农业，这些措施虽然会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但整体上是“做大蛋糕”，相对更容易被接受。
总结来说，之所以我们普遍认为楚国公族势力过强导致变法阻力过大，而对齐国守旧势力不如那么强调，主要原因在于：
1. 楚国变法（以吴起变法为例）的结局更具悲剧性，直接展现了公族势力的强大阻碍和杀伤力。
2. 楚国的权力结构中，公族力量更为集中，易于形成一股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
3. 历史记载的侧重点，更倾向于那些戏剧性的、冲突性的事件，吴起变法的失败更容易被作为“公族阻力”的典型案例。
4. “公族”这一身份，其代表的权力核心地位，使得对其阻力的关注度自然高于其他“守旧势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齐国没有守旧势力，而是说在历史的呈现和人们的认知中，楚国公族势力对变法的直接、强烈的阻碍作用，是更为突出和深刻的。这种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历史事件的性质、权力结构的特点以及历史叙事的方式综合形成的。
网友意见
1，
齐诸田的成分实际十分复杂，田成子让门客代劳整出70多个庶子，经过数个世纪的繁衍已经超出“公室”的范畴了。可以说，诸田的绝大多数应属于士人。
另外，孙膑虽然说法不一，但确有说法属于诸田。
2，
楚屈、景、昭三氏里，屈、景两氏更为古老，昭氏从战国的角度看也不年轻，其实不能视为“公室”。
客观上看，战国时期楚宗室实际在楚廷的活动极少，比较有名的只有黄歇（楚顷襄王之弟）。就这一点而言，其实楚国比赵国、齐国还要强不少。
当然，楚廷这么整咋说也不咋样。至于这么整的原因，可能和一直以来楚国的集权经验有关。
自春秋前期，楚国主要使用宗室旁枝以限制外姓重臣，在“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时代楚国的集权还不错。
到春秋后期，楚国似乎已经相当摸出了集权的门道，伍子胥说“楚执政众而乖”，固然是缺点，但我们知道后世的集权其实走的确实是这个路子。
到了战国前期，其实楚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战国化”的诸侯国了，在吴起变法以前本来就是个强国。至于吴起变法从内容上看其实是对郡县制+封君制混合制度的深度优化而非绝对意义上的大改革。
在这个阶段，楚国一方面延续了之前重用旁枝的政治习惯，另一方面也引入了一些外姓重臣，比如吴起、田忌、陈轸、江乙、庄辛等人。
但需要注意，当时楚国并未出现战国时期流行的外戚政治。这种情况直到楚幽王时期才出现。
3，
如果非要做个比较的话，其实列国的人事政策可以分为三类：
秦、燕、魏、韩一类，齐、楚一类，赵国单独一类。
秦、燕、韩、魏的人事政策都比较开放，不过结合实际情况又可以再分为两类：
一类是韩、魏，由于本身处于最盛产人才的中原地区，所以在人才上即使没有特别的倾向也会出现本土人才比率较高的现象，它们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人才流失；
另一类是秦、燕，由于两国的位置偏僻，人才较薄弱，所以不可避免地高度依赖引进外籍士人，甚至会主动压迫本土士人以便于引进外籍士人，这一点秦国的记录比较清楚，燕国的记录太少不太好说。它们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会导致公室的公信力下降，具体在秦末燕公室和秦公室在士人眼里确实对本国人而言无甚利用价值，其中的“秦公子扶苏”甚至用来拉拢楚人更合适。
相比于秦、燕、韩、魏而言，齐、楚的人事政策其实更像是为特定范围内的人群进行倾斜，不过这个范围的人口基数着实不小——从这一点上看，齐、楚的政策确实有点像后世的“士族”。
另外，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齐、楚两国的“公子政治”实际要比列国更早。楚国的公子政治主要在春秋时期，后面黄歇略有反复，田齐的公子政治主要在战国中期。
再补充一点赵国。赵国在赵武灵王以前人事政策和韩、魏差不多，不过从赵武灵王时期开始宗室开始有抬头的趋势，到赵孝成王后期又瓦解。客观上说，这段时期确实是赵国的强势期，而在廉颇、乐乘、李伯、李牧、庞煖、郭开等人把控赵国军政大权以后，赵廷的动向也确实不大对劲。我们必须要肯定，赵武灵王这种看上去“开历史倒车”的举动事实上是有正面效果的。
4，
总结来看的话，齐、楚及其他诸侯国的人事政策本身并不太好说存在有特别保守或特别特别不保守的情况，更多应当是结合客观条件的灵活调整。
比如，韩、魏两国由于人才严重过剩，君王自然有条件利用群臣的相互牵制来保证王权，所以并不用太担心人事过度开放导致政权不稳。
再比如，秦、燕两国由于人才过于匮乏，因而无论如何也必须对外籍士人采取开放态度，即使存在有巨大的政治风险。
齐、楚、赵在人才的多与少上并不能说得太绝对，但相比于中原不可能没有差距。
在客观条件上，赵国的国土支离玻碎，楚国的领土地广人稀，齐国的国土一马平川且没有韩、魏如此密集的城市群做抵御。在这种情况下，三国选择针对特定范围人才的政策倾向并不奇怪。
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长远的话，会发现后世中国历朝历代的人才政策其实是列国的混合体，秦国的外戚、赵国的宗室、楚国的权相、韩魏的不定期更迭、齐国的类士族，其实都在后世有所体现，这里面一定要认定谁比谁开放或先进并不现实。
5，
再说到变法的问题。
这一点反复提到过，整个东周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次单一的政治活动就能解决。
当然，由于一些特定的人才引进，确实存在有短时间内进行一系列激进变革的操作空间。最为典型的就是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这些集中的政治活动可以说既具视觉效果也有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
从这一点上看，齐、楚、赵三国由于人事上相对不算特别开放，所以在这类激进变革的活动上存在有劣势。但是，由于东周的变革由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定要认定齐、楚在战国后期有多落后是不合理的，从相关的史料上看也没有证据能够支撑某国一定比其他国先进的观点（《复活的军团》的强行对立观点不做讨论）。
6，
题主的问题是，为什么总说楚国变革的阻力大，而不说齐国。
说到这里，答案已经出来了：
实际田齐不存在类似吴起变法一样集中变革的政治活动，邹忌的宣言能否视为“变法”其实是有相当争议的，就算我们将其视为变法也或发现它并不太激进。
对比之下，由于吴起变法在楚国遭到了抵制，楚肃王为了收拾抵制变法的重臣还名义上宣布“废除”变法——这种情况在齐国是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在视觉上显得楚国阻力比齐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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