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王伐纣」，有什么需要了解的？
一、 故事的背景：末代王朝的腐朽与民怨沸腾
首先得明白，纣王，也就是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名叫帝辛。这人吧，在史书里头，尤其是后世儒家口中，那是个十足的昏君、暴君。当然，历史这东西，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纣王的形象难免有些被“黑”的成分。但总体来说，他晚年的行为确实是惹了不少事儿。
穷兵黩武，对外征伐不休： 商朝这时候，跟东夷、北狄等周边民族的战争打得挺激烈。纣王为了打仗，就得加重赋税，征发更多的人力去打仗，老百姓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这下更是苦不堪言。
耽于享乐，建造鹿台、酒池肉林： 为了自己玩得开心，纣王大兴土木，建了非常奢华的鹿台，里面堆满了宝物。他还搞了个“酒池肉林”，就是把酒池里灌满了酒，岸边挂满了肉，极尽声色之乐。这种靡费无度的生活，更是让民怨进一步加剧。
宠信奸臣，杀戮忠良： 纣王身边有不少阿谀奉承的臣子，比如飞廉、恶来。而对于敢于直言进谏的忠臣，比如“三仁”——微子启、箕子、比干，纣王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差远了。最著名的就是比干，据说他因为劝谏纣王，被纣王挖心而死，这事儿说起来就让人心寒。
制造“炮烙之刑”： 这是纣王晚年被诟病最严重的一项酷刑。据说是把铜柱烧红，让犯人走上去，掉下去就烧死。这刑罚的残忍程度，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也让人不寒而栗，进一步暴露了纣王的残暴。
正是因为纣王这些行为，商朝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 救时济世的英雄：周文王与周武王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西部的周国却在悄悄地崛起。周国的领袖，先是文王（姬昌），然后是武王（姬发）。
文王，励精图治，顺天应人： 文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和远见的领导者。他一方面加强自身建设，整顿内政，发展生产，使周国实力日益壮大。另一方面，他广纳贤才，拜姜子牙为师，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更关键的是，他采取了一种“以德服人”、“顺天应人”的策略。他表面上臣服于商朝，但暗地里积蓄力量，并宣扬纣王的罪行，争取人心。他“积善三年”，对民众施加仁政，赢得了广泛的拥护。传说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虽然未必真有其二，但可见其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了。
武王，继承遗志，决战千里： 文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姬发继承了王位，也就是周武王。武王继承了父亲的宏图大业，并且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出色的表现。他继承了文王的“仁政”方略，继续争取民心。
三、 决定性的时刻：牧野之战
周文王在世时，就已经有伐纣的准备，但还没有完全做好。文王去世后，武王继位，觉得时机成熟了。
出师的导火索： 史书上说，周武王在文王去世后，多次想要讨伐纣王，但因为担心纣王过于强大，也因为时机不成熟，没有贸然行动。直到后来，纣王更加残暴，甚至杀害了文王的叔父、忠臣箕子（箕子曾装疯卖傻躲过一劫，后来周武王见到他，他说了许多纣王的罪行）。这成了武王出师的直接导火索。
“翦商”的宣言： 在决定伐纣之前，周武王并不是直接就去打。他会先进行一些试探和宣传。比如，他曾一度进军到商朝都城朝歌附近的孟津，但觉得时机不对，又退了回去。这其实也是一种军事上的试探和威慑。当他觉得时机真正成熟时，他向天下宣告纣王的罪行，并号召各方诸侯一同讨伐。这个檄文，就是著名的“尚书·牧誓”。“尚书·牧誓”里头，武王列举了纣王的种种罪状，说“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表明自己是奉天意而行，讨伐有罪的统治者。
决战的地点：牧野（今河南省淇县）。 牧野是商朝都城朝歌附近的一个重要地点。当时，商朝的军队主力正在东面讨伐东夷，留守朝歌的兵力并不算太强。
战前的动员： 在牧野，周武王进行了战前动员，他对着自己的士兵说：“夫众人くに（kuán，意为“强暴”），尔等且无不欲遂（suì，意为“完成，实现”）吾志。”（意思大体是：商纣王那个暴虐的人，你们难道不都想实现我的愿望吗？）同时，他还列举了纣王的罪行，进一步激起士气。
战争的进程： 牧野之战非常关键，可以说是闪电战。周武王的军队数量上并没有绝对优势，甚至有可能比商朝的守军少。但周军士气高昂，装备精良，而且非常善于作战。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商朝军队中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纣王为了抵抗周军，竟然让大量奴隶作为先锋部队冲上去！ 结果这些奴隶根本不愿意为纣王卖命，他们临阵倒戈，或者干脆投降了周军。这使得商军的阵型瞬间崩溃。周军趁势猛攻，迅速击溃了商朝的军队。
纣王的结局： 纣王战败后，逃回朝歌。他看到大势已去，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无法挽回。于是，他披上珍宝，带着他的宠姬，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宫殿，然后自焚而死。
四、 影响深远：一个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启
武王伐纣的胜利，标志着商朝的灭亡，周朝的建立。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权的更迭，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洗礼。
“德”的观念确立： 周朝建立后，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天命转移”的理论。认为商朝是因为失去了“天命”，而周朝是因为“德”行高尚，才获得了“天命”。这使得“德”成为中国政治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后世影响至深。
分封制的建立： 为了巩固统治，周朝实行了分封制，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宗室、功臣，建立诸侯国，有效控制了广大的疆域。
礼乐文明的兴盛： 周朝在政治制度、社会伦理、文化艺术等方面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特别是“礼乐制度”。他们认为礼乐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这奠定了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基础。
历史叙事的定型： 经过后世儒家学者的整理和阐释，“武王伐纣”的叙事被定型为“正义战胜邪恶”的经典故事。纣王被塑造成极端残暴的暴君，武王则被赞美为仁德的明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史观和价值观。
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和“去AI痕迹”的说法：
史料的解读： 要知道，关于纣王的史料，很多都来自周朝的文献，比如《尚书》、《史记》等。这些文献往往带有周朝的政治立场。所以，在看待纣王的形象时，我们也要有批判性地去读，不能全盘接受。比如，一些学者认为，纣王并不是那么坏，他也有一些改革措施，比如推动青铜器的发展等。但无论如何，他晚年的失政和残暴是无法否认的。
“天命”的政治工具： “天命”这个概念，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号召力。武王以“受命于天”的名义去伐纣，就是要告诉天下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是符合天意的。这是一种政治策略，也是一种思想武器。
战争的实际情况： 牧野之战具体是怎么打的，细节非常多。比如，周武王出发前，在渭水边祭祀，祈求胜利；战前，他进行了“大阅”，就是检阅军队；战后，他还继续追击逃跑的商军。这些细节，都让这场战争显得更加生动和真实。
“炮烙之刑”的争议： 关于炮烙之刑到底是不是纣王首创，或者是不是真有其事，历史上也有一些争议。但无论如何，它作为一种象征，代表了纣王的残暴，已经被广泛接受。
武王的“德”： 我们说武王“以德伐人”，这个“德”是什么？它不光是个人品德，更是一种政治上的“仁政”，是对人民的关怀，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这和商朝末期那种“唯亲是亲，唯贤是贤”（但后来变成了唯亲是亲，亲者不肖，则绝之；又加刑，刑者无罪，则杀之）的用人制度形成鲜明对比。
“二三其德”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是，周武王在伐纣前，他的一些臣子，比如召公、毕公等，觉得时机还不到，他们认为“二三其德”，也就是说，商朝的德政还没有完全衰败，周朝的德政也还没有完全建立。这说明了当时大家对伐纣这件事也是非常慎重的。
“牧野之战”的“战”： 强调“战”字，说明了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它不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而是两个王朝生死存亡的较量。
总而言之，“武王伐纣”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承载着丰富历史信息和文化寓意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暴政必亡，仁政必兴；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于其统治者的“德”。这个故事，历经三千多年，依然在我们心中回响，影响着我们对权力、对正义的理解。
网友意见
在学习先秦历史的时候，由西汉初年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撰写的《史记》当然是最成系统、最完整的史料，也是用起来相对放心的史料。但是有经验的研究者们经常发现，太史公父子常常通过史料选择、史料运用和具体的写作等环节影响读者，达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
所以，这篇札记就是通过一段史料的对读来窥探太史公父子的小心思的。
我们选取的文本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改朝换代——武王伐纣，这是一场终结旧时代开启新时代的世纪之战，《史记》对于牧野之战后周武王的行动记录暗藏玄机，参破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史记》的著史技巧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史记·周本纪》的记录，在牧野之战中，商军倒戈，周军大胜，纣王自焚而死。在大战之后，周武王的行动是这样记录的：
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这段记录是说牧野之战后，武王进入商境，商王朝的百姓列于城外向周人投降。周武王安抚了瑟瑟发抖的商百姓之后，进入纣王自焚的鹿台，象征性地用佩剑斩击了纣王和两个宠姬的尸身，砍下纣王的头颅。完成这一切之后，回到周人的军营之中。
接下来：
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这是说，第二天，在群臣的簇拥下，周武王进入殷商的宫殿，宣布伐纣大业功成，武王收到天帝的命令，接管商王朝对天下的统治。
事情到这里，按理说应当是非常清楚的，然而万事就怕比较，当我们阅读讲述同一件史事的其他史料时，就容易出幺蛾子。这里可以用作比较的史料是《逸周书》，一般认为《逸周书》是未被孔子收录入《尚书》的上古文献余篇，其中虽然有部分篇目是战国时人托名伪作，但是其中《世俘解》、《克殷解》、《商誓解》、《度邑解》等诸篇为西周早期的真实文献，是人们研究商末周初史事的重要参考。
我们来看看《逸周书·克殷解》对牧野之战后武王行动的记录：
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群宾佥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乃出场于厥军。
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策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
我们看到，《克殷解》的记录和《史记·周本纪》的记录基本一致，可以推测，两者应当出自于同一个文本，而《克殷解》的时代早于史记，则史记的记录很可能源于《克殷解》。
那么读者就会问了，这两个记录明明基本相同，为什么阿成你会说其中暗藏玄机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史料，我引用的两段记录在提示武王进入商都的时间时，给出了略微不同的表述：
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纣宫。——《史记·周本纪》
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逸周书·克殷解》
在《史记》里，武王进入商都的时间为“明日”，也就是斩下纣头之后的第二日，日期应当是“丙寅日”；而《克殷解》里，武王进入商都的时间是“即期”，也就是“约定的时间”，而并没有说明是哪一天。那么这说明什么呢？“明日”难道就不能是“即期”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将视线投向《逸周书》的其他篇目时。在《世俘解》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矢恶臣百人。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至，告以馘俘。
这是说，二月甲子的早晨，周武王率军队来到了与商军作战的牧野，战斗中商纣王死去，周军抓获很多纣王爪牙。太公望（姜太公，也称师尚父）得到命令攻击商王朝的将领方来，在战后的第三天丁卯日凯旋而归，带来敌人的首级和战俘。
那么从这段记录里我们知道，太公望在牧野之战后一直率军在外，直到三天后才回到周的大本营。
那么我们再联系《史记》和《世俘解》里，周武王进入商都的记录，很快就能发现异样：
……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
在武王入城宣布胜利的仪式上，师尚父的角色是牵引用于祭祀上天的牺牲。假如我们采信《世俘解》的记载，师尚父在丁卯日之后才完成征方来的任务班师回归，这场入城仪式必然发生在师尚父回归之后。
也就是说，按照《逸周书》的记载，武王的入城仪式不可能在牧野之战两天后的丙寅日，至少应当在丁卯日之后。
为了印证这个想法，我们再来看看逸周书里的其他记录：
戊辰，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逸周书·世俘解》
按照《世俘解》的这条记录，武王立政是在牧野之战之后的四天戊辰日，所谓“立政”就是宣布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史记》中记载的武王入城之后对商王朝重臣发表的演讲正是“立政”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按照《逸周书》梳理的线索，周武王的入城日是在师尚父回归的次日戊辰日，绝不会是丙寅日。
这三天的差异看起来非常微不足道，却足以造成了读者对于这段历史的不同印象：
在《史记》的记录中，武王伐纣、成功、立政是一系列连贯、一气呵成的伟大功业，周武王摧枯拉朽地夷灭了所有反对自己的商王朝势力，可谓“天命所归”；而在《逸周书》的记录中，周武王一直在商都外盘桓，直到师尚父得胜回归之后才“敢”进入商都，可以进一步推测，他一方面在等待军队主力的集合，另一方面也对殷将方来的实力颇为忌惮。在这个记录文本中，周武王伐商的胜利并不是那么“不言而喻”，更谈不上“天命所归”，更像是周人智慧和谨慎的结果。
那么哪个记录更加真实呢？我们不妨看看相关的其他史料。
在武王对商王朝贵族和百姓发布的《商誓解》中说：
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天维用重勤，兴起我，罪勤我。（我们由西方来的将士也厌恶兵戈劳顿，这样的用兵怎么可以再来一次呢？假如上天让我们再次发兵，一定是因为你们不与周人同心）
这里可以看到，周武王在安排纣王死后投降的政治秩序时是非常谨慎的，向商王朝的贵族们强调周人厌恶战争，并且暗示周人将在战后回归故乡。
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著名的利簋，这件青铜器上33字铭文如是说：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才阑师，赐有司利金，作檀公宝尊彞（周武王征伐商朝，在甲子日早晨打响战斗，岁星至天中时战斗胜利，在第二天凌晨占领了商，辛未日，王在位于阑地的军营里，赐予名为“利”的官员铜料，“利”用这些铜铸造了纪念先祖檀公的礼器）
在这两条记录中，我们都看到周武王不仅暗示将很快率军离开位于河南安阳的商都，还在牧野之战后的第七日辛未日抵达了位于郑州管城区的阑师，按照古代的行军速度计算，武王至少在一天之前的庚午日就已经离开了商都，甚至很可能在戊辰日立政之后就已经开拔。
这些记录都说明周武王并没有长居商都，这是谨慎思考后的决策，一方面这是因为牧野之战太过顺利，周武王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胶鬲、微子启等商王朝上层贵族的策应，虽然成功逼死了纣王，但是商王朝贵族们的军事力量却没有在牧野之战中受到太大的打击。例如在《度邑解》中，周武王忧心忡忡地对周公旦说：
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天帝建立商王朝的时候，征用了恭顺于天的三百六十名贤人，后来，他们的后代也不顾天帝的命令了，却并没有被天所消灭，以至于现在仍然实力强大）
另一方面，周军来自关中盆地，劳师远征，人困马乏，在关东地区也缺少根据地，容不得半点失误，以至于周武王在去世前将大量精力投入了在今天的洛阳营造新都城的事务，他说：
我未定天保，何寝能欲。（我还没有建立祭祀天帝的城池，如何能够睡得着呢？）
可见，直到周武王去世，这位伐纣之战的胜利者都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随时准备应对实力强大的商王朝贵族们的反叛，这样的谨慎和惶恐，正可以与《克殷解》、《世俘解》中谨慎等待师尚父回师之后才入城的武王形象相符。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在《周本纪》中，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后再也没有陷于战斗，《逸周书》克商后的大量用兵记录也完全被舍弃了。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太史公父子要刻意营造出周武王天命所归、一气呵成的胜利呢（即使在他们几乎肯定看过《逸周书》史料的情况下）。
我们再来讲一个小故事：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汉书·儒林传》
这段故事里，儒生辕固、黄生就汤伐夏桀、武王伐纣在汉景帝御驾前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黄生认为成汤、武王以臣伐君，是叛逆；而辕固认为，成汤、武王是在桀纣残暴不得人心的情况下受天命而为。辩论的仲裁者汉景帝立即意识到这场辩论中对“合法性”的争执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基础，因为一方面汉高祖刘邦是通过“诛暴秦”获得了合法性建立了汉朝，为此他必须肯定“汤武革命”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汉景帝本身是君临天下的皇帝，决不能容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反对自己，更不要说揭竿而起造反了，所以他立刻叫停了辩论，并提出了和稀泥的解决方案。
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和《史记》成书时间非常接近，能够极好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话语。《史记》为了维护汉王朝的合法性，必须要突出武王伐纣“天命所归”的那一面，强调武王正当性也就肯定了刘邦灭秦建汉的合法性；而淡化武王伐纣中“谨慎筹划”的一面，也是为了维护君主权威这个“政治正确”，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引用经典反对汉王朝的统治。
你看，这就是阅读历史的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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