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人为什么没彻底同化波罗的海三国?
首先，得承认的是，斯拉夫人的扩张是历史上非常显著的一个现象。从早期部落迁徙到后来建立强大国家，斯拉夫民族如潮水般涌入东欧，改变了当地的人口构成和政治版图。他们的影响范围一度非常广阔，甚至触及波罗的海沿岸。然而，波罗的海三国，尤其是立陶宛，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和文化根基，这使得他们成为了斯拉夫势力扩张中的一道重要阻碍。
军事上的胶着与策略的差异：
斯拉夫民族在军事上并非没有建树，例如强大的罗斯公国就曾多次试图向波罗的海地区渗透和扩张。然而，波罗的海三国并非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以森林和沼泽地带为依托，发展出了适合本地地形的游击战术。维京人对当地军事文化的影响，以及他们本身作为海军力量的传统，也为波罗的海各部族提供了一定的军事组织能力和抵抗经验。
罗斯公国虽然一度强大，但其内部政治分裂和外部的蒙古入侵（金帐汗国）的冲击，极大地削弱了其向外扩张的能力和持续性。当罗斯公国在内部矛盾和外敌威胁中挣扎时，波罗的海三国，尤其是日耳曼骑士团的到来，成为了另一个重要变量。日耳曼骑士团的军事组织更加严密，装备更精良，并且拥有明确的征服和宗教传播目标。他们的存在，一方面加速了对波罗的海土著民族的压迫，但另一方面，也使得斯拉夫势力在面对共同的外部威胁时，难以有效协调和集中力量。
文化与宗教的坚守：
文化同化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往往需要宗教、语言、习俗等多方面的渗透。在这一点上，波罗的海三国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
语言和文化独特性： 波罗的海语族（波罗的海语支）在印欧语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语支，其语言与斯拉夫语、日耳曼语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语言上的隔阂本身就构成了文化交流和同化的天然障碍。当地的居民长期以来使用着自己的语言，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民间传说、歌谣和习俗。
宗教认同的差异：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波罗的海地区保留了古老的异教信仰。虽然基督教最终传入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复杂的斗争和融合。而斯拉夫地区则更早地接受了东正教（罗斯）或天主教（部分斯拉夫部落）。当来自日耳曼的十字军带来了天主教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罗斯的东正教信仰产生了竞争，也使得波罗的海三国在宗教上形成了一种与斯拉夫东正教文化不同的认同。即使是后来皈依基督教，也主要是通过西欧的传播渠道。
精英阶层的抵抗： 即使在某些地区，斯拉夫贵族或统治者确实对当地进行了统治，但当地的士绅阶层，以及保留着民族认同的普通民众，都在尽力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语言的传承，以及对本地神话和故事的口耳相传，都是抵抗同化的重要方式。
地理因素的作用：
波罗的海沿岸的地形也为抵抗提供了便利。茂密的森林和广阔的沼泽地带，使得外来的征服者难以大规模地驻军和控制。这些地区往往易守难攻，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庇护所，也方便了他们组织小规模的抵抗活动。
历史进程中的其他因素：
国家构建的独立性： 立陶宛大公国的发展，尤其是在13世纪后期至15世纪，成为了波罗的海地区独立于斯拉夫势力的一股强大政治力量。它不仅成功抵御了日耳曼骑士团的进攻，还通过与波兰的联合（波兰立陶宛联邦），在东欧格局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国家层面的独立构建，是抵御外部同化最根本的保障。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虽然经历了更长时间的被统治，但其民族意识的萌芽和后来的国家独立，都与早期抵抗斯拉夫（以及日耳曼）影响的经历密不可分。
时间维度上的不同步： 斯拉夫民族的扩张并非同一时间、同一强度进行。当罗斯公国如日中天时，波罗的海三国可能还处于部落分散的状态；当罗斯公国衰落时，其他斯拉夫势力又可能转向其他方向。这种历史进程上的不同步，使得斯拉夫势力始终未能形成一股持续而强大的、足以压倒波罗的海三国民族认同的统一力量。
并非纯粹的“斯拉夫”力量： 需要注意的是，历史上对波罗的海三国构成威胁的力量，并非总是纯粹的斯拉夫民族国家。例如，罗斯公国本身就是由罗斯人（斯拉夫民族的一支）和瓦良格人（维京人）混合形成的。而他们与波罗的海地区居民的互动，也包含了贸易、掠夺、军事冲突等多种形式，并非简单的“斯拉夫同化斯拉夫人”的逻辑。
总而言之，斯拉夫民族未能彻底同化波罗的海三国，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波罗的海三国居民强大的文化和语言韧性、适合当地地形的军事抵抗、独立国家构建的努力，以及历史上其他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介入，共同塑造了这一历史结局。他们并非被动的受害者，而是积极的塑造者，以自身的方式在历史的洪流中坚守着民族的独特性。
网友意见
这种说法并不全对，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波罗的海三国的百姓已经被同化到斯拉夫人中去了。这三国没有总体被同化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三国的文化和斯拉夫文化差异太大，尤其是爱沙尼亚，其主体民族属于乌拉尔语系民族，近亲是芬兰人。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利特温人。现代利特温人一般被认为是白俄罗斯化的立陶宛人，属于白俄罗斯族的一个民系。当然，似乎有某些观点认为，“利特温人”在早期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族群概念，因为在18世纪“利特温人”用于指代波兰语、白俄罗斯语和立陶宛语的使用者。
而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候民族属性是非常模糊的，尤其在当时各民族混居的东欧地区，可能宗教属性比所谓“民族属性”更加管用。以民族识别来划分人群，实际上也可能是现代人的发明。这样一来，一些民族属性模糊、民族认同模糊的人民会被划分到不同的人群之中，而另外一些因素也会使得民族划分不纯然基于事实，而是倾向于为某个小群体的目的而服务。
个中原因并不复杂，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内部，立陶宛文化始终并不强势。而且我们一般认为，去世于1492年的波兰雅盖隆王朝的卡齐米日四世国王（同时也是立陶宛大公）是最后一任熟知立陶宛语的大公。而在整个联邦境内，包括立陶宛、白俄罗斯、普鲁士、乌克兰等各族的地主贵族阶级都在逐渐波兰化，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一阶层甚至从血统和文化上都是高度波兰化的。而我们都知道的是，波兰人属于西斯拉夫民族。
同时，不仅仅是上层人士在经历波兰化，讲立陶宛语的百姓们逐渐也在逐渐斯拉夫化，至少“在整个19世纪中，说立陶宛语的农民逐渐被同化到白俄罗斯语的阵营”。不过转化的最终结果是，这些被同化到白俄罗斯语的阵营中的人们最终被不断地同化到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阵营中。这种转化实际上基于一个事实——白俄罗斯语作为一种斯拉夫人的语言，和同语族的俄语及波兰语都很相似；而立陶宛语是一种波罗的语，和斯拉夫语族的关系要远得多。
实际上，立陶宛平民斯拉夫化时间必然早于18世纪，我们能从关于密茨凯维奇（1798—1855）的资料中找到一些证据。密茨凯维奇出生于新格鲁代克市镇里的波兰上层家庭。有观点认为其父是东正教徒，而其母可能有犹太血统，而这个市镇本身是一个说意第绪语和波兰语的地区。不过，市镇附近虽然是立陶宛村庄，但有趣的是在那个时期，“大多数当地农民说的还是白俄罗斯语”。
还有一个更加著名的例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小贵族家庭，但并不是所谓的俄罗斯人，从他的父系祖先来看，他的家族原属于立陶宛的贵族世家，其姓氏据说来自十六世纪某位祖先得到的位于平斯克地区的陀思妥耶沃村。不过就实际上情况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俄语写作，以俄语为母语，他本人是俄罗斯化的。
至于爱沙尼亚，该国大体是在18世纪起才被沙皇俄国纳入统治范围内。在19世纪，以1832《社会构成法》为标志，沙俄将俄罗斯族规定为统治民族，第二大民族乌克兰为“小俄罗斯人”，而包括爱沙尼亚人在内的其他民族为“异族人”。出于对波罗的海区域统治阶层的德意志人的忌惮，沙皇俄国在兼并爱沙尼亚初期，并没有立即加紧在政治、社会、民俗以及宗教等领域进行扩张。
但1871年德意志统一后，沙俄开始有计划地削弱德意志贵族权力，废除贵族特权，并加紧在波罗的海地区推行俄化政策，对爱沙尼亚人进行同化。但是这种同化很显然并不是基于爱沙尼亚人的自愿和双方合意，也不是所谓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欧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19世纪是很难实现的。更不用说爱沙尼亚和斯拉夫文化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种客观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斯拉夫文化的同化能力。
不过有趣的是，爱沙尼亚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推动爱沙尼亚语的普及，“以帮助俄族人逐渐融入爱沙尼亚社会”。1991年，爱沙尼亚还只有14%的俄族人可以使用爱沙尼亚语交流。到2008年，不能使用爱沙尼亚语进行交流的只有19%。其中，熟练使用的占15%，使用良好的占17%，没有问题使用的占24%，稍有问题但能基本沟通的占25%。《爱沙尼亚语言发展计划（2011-2017年）》的目标，到2017年底所有俄族人均能使用爱沙尼亚语进行交流。
而拉脱维亚的情况与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不太一样，拉脱维亚没有主体民族，其第一大民族拉脱维亚族仅占总人口的62.3%，而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均有主体民族，爱沙尼亚的主体民族占比为68.5%，立陶宛主体民族占比甚达到了84.2%。
当然，你也知道，立陶宛主体民族的增加是建立在：绝大多数犹太族在二战中被屠杀，很大一部分波兰族被“遣送回国”，白俄罗斯族和未被驱逐的波兰族被认定为是讲“波兰语的立陶宛人”而被迫同化。
至于拉脱维亚没有总体被斯拉夫人同化的原因很可能也是因为两者文化的差距太大，毕竟拉脱维亚也是波罗的语族的一支，是立陶宛人的近亲，和斯拉夫人关系比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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