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广州两男孩在他人车内窒息身亡，家属称车主不锁车有过错，要求车主承担责任？

个人认为车主不应当承担责任。

从侵权责任的角度来拆，无非就是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三项归责原则。

过错责任，有两种可能：

1、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在此事件中具体指生命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此事件中，把汽车停放在自家院内而不锁车，从社会常理来说称不上是一种「过错」，而且一般理性人难以预见导致儿童进来玩耍而窒息的危险。

2、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需注意，「过错推定」只限于法律规定的有限几种情况，例如高空坠物、堆放物倒塌致害等，此处并不适用。

至于无过错责任，指的是「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这同样限于法律规定的情形，例如监护人责任、产品生产者责任、占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使用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等。本身并不危险的民用车辆，停放在公共道路之外，怎么说都沾不上边。

公平责任，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法院可以依职权「和稀泥」的情况，有的学说甚至不认为这是一种规则原则，而只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由双方当事人分担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前几年，有一个有争议的案件：有人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朋友在其家中跳楼自杀，法院要求主人赔偿，依据的就是「公平责任」原则，这个案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记得当时知乎上也有专业人士批判过这种「谁死谁有理」的裁判方式。

说起来，这一事件也让人联想到了英美法律中的「Attractive Nuisance」原则：不动产的所有者，在自己的土地上放置了有可能吸引儿童的物品或其他设施，导致儿童前来玩耍时受伤或者死亡，那么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Attractive Nuisance 原则体现了对儿童的特殊保护，但即便应用这一原则背后的逻辑来思考本案，考虑到汽车是人们普遍拥有的财产、停止的汽车在一般理性人看来也不足以对儿童产生危险，也不宜据此认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否则将会导致人人自危，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

（这是一条视频回答，请脑补屏幕上的表情包和我抑扬顿挫的朗读声，再自己加配乐。）

照例先讲案子。

本案不是儿童误困车内身亡向车主索赔的首案，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案。在本案前，针对类似案例，已经有一套较为明确的裁判路径。

从既往案例看，法院通常认为车主对车辆有一定管理义务，如出现类似车门损坏的情况后，仍放任车辆停放于公共场所，则需对误困车内受损的私入者承担一定法律责任，既往案例中这个责任比例大约在20％左右。

然而本案与前例不同之处在于，本案的车辆停留在私人院落内（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该私人院落并无大门，并非封闭空间）。

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明知车门出现故障（无法确认关闭）的情况下，将车辆停放在不设院门的私人院落内，是否属于已尽管理义务。

一、既往案例

儿童误困车内身亡的车主责任，此前已有数个实践案例。

2015年，藤县人民法院参考案例中（该案仅能找到新闻报道，故无案号），因监护人疏于管理，年仅三岁的儿童进入了门锁损坏、停靠在路边的面包车中，被困身亡^[1]。

法院认为：

被告作为车辆所有人，将车辆停放在村中道路旁边，车锁损坏后没有对自己的车辆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导致死者进入车内中暑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参考案例（2015）江民一初字第1468号案^[2]中，十二岁儿童进入拟报废车辆中被困，最终中暑身亡，尽管物业公司已在车窗粘贴「废旧车辆，临时停放」并以红色塑料绳圈围，法院仍认为：

该公司对此已尽一定的注意义务并采取了一定的防护措施，但其已尽注意义务和采取的防护措施并不足以达至避免损害发生的应有程度。

并最终认定：

杨某某、任某某为受害人杨某的父母，亦未妥善履行监护职责，应减轻侵权人60％的赔偿责任。王某（车主）对受害人死亡的损害后果过错相对较大，国凯物业公司对受害人死亡的损害后果过错相对较小，本院酌定王某负25％的赔偿责任，国凯物业公司负15％的赔偿责任。

参考案例（2019）桂0881民初912号案^[3]中，智力障碍人员蒋某私入停放于学校球场的汽车，法院认定：

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综合分析，确定由蒋发成、白艳连（死者父母）与陈钰宇（车主）按8：2的比例承担民事责任。

由于车辆是密闭空间，在阳光曝晒下车内气温会迅速上升，有时可超过40℃；而儿童的体温调节能力又较成年人更弱，以致误困车内死亡案例层出不穷。

从以往案例看，对因车门损害导致的私入受困，法院通常会判决车主承担20%左右法律责任。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车主本就对车辆有一定维护、管理义务，破损车辆本就不应随意停放、开出，否则会显著增加事故风险。在明知车门损坏的情况下依旧放任车辆停于公共场所，应当认为具有一定的过错。

（当然，这一过程显然不能与监护人的失职相提并论，因此此类案件中车主一般仅承担次要责任）

二、关于本案

本案的特殊性有二：

其一是，本案并不是突发、偶发的车门损坏，按视频自述，事故发生前车门已经损坏逾月，车主并没有及时整修，而是准备等到年检时一并修理。

其二是，车辆并非停在公共场所，而是车主的私人院落，但该私人院落因为没有安装大门，属于开放式的私人院落。

这两点，第一点对车主不利，未对损坏车辆及时修理可能被认定为具有维护、管理上的疏失，同时需注意，涉案车辆并非因损坏长期停泊该处，而是损坏后仍在使用，使用完毕临时停放该处，这也会影响对本案车主过错有无、大小的评价。

第二点对车主相对有利，但仍取决于法院对开放式私人院落与车主管理义务的把握，停在私人院落中可以看作是一个杜绝他人进入的管理措施，但该私人院落又是一个开放性院落，不足以完全阻绝儿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进入，因此该管理措施是否能被认定为已尽管理义务，存在很大争议。

三、小结

在ofo案的相关问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0949971/answer/1280271225」中，我就曾提到过，我们不应该把对「按闹分配」和「和稀泥」的反感投射到通过正当司法途径寻求救济的维权者身上。

私入汽车受损追究车主责任看似是一个很无稽的请求，但权利和义务并非天然泾渭分明，它们的边界正是在这种边缘、极端、无稽的尝试和探索中逐渐明确的。本案我们不仅可以讨论车主责任，也可以讨论车辆生产商的产品责任（车锁损坏），甚至可以进一步讨论车主或生产商是否有义务统一加装人体感应设备以避免类似悲剧。

这其中必然有一些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异想天开，但我始终认为，评价一个诉请应当依据其实现的方式（是否通过正当司法程序）而非其内容。

耶林有言：为权利而斗争是伦理的自我维护的行为，是一种对个人自己和集体的义务。

对于本案希望维权的家属，只要他们仍在法律框架内行事，大家尽可以宽容些。

以上。

脚注为文书、新闻报道链接。

参考

1. ^ http://m.haiwainet.cn/middle/456689/2015/0917/content_29174574_1.html
2. ^ http://shlx.pkulaw.cn/case/pfnl_a25051f3312b07f31750301bb27324356e73092187240e8cbdfb.html?keywords=%E8%87%AA2013%E5%B9%B4%E8%B5%B7%E4%B8%8D%E4%BD%BF%E7%94%A8%E8%AF%A5%E8%BD%A6%E8%BE%86%E5%90%8E%E5%B9%B6%E6%9C%AA%E4%BA%88%E4%BB%A5%E5%A6%A5%E5%96%84%E4%BF%9D%E7%AE%A1&match=Exact
3. ^ https://www.itslaw.com/detail?initialization=%7B%22category%22%3A%22CASE%22%2C%22id%22%3A%225cd0457f-4b5a-4122-94b2-8fc10a93edea%22%2C%22anchor%22%3Anull%2C%22detailKeyWords%22%3A%5B%22%E6%B2%A1%E6%9C%89%E5%A6%A5%E5%96%84%E7%AE%A1%E7%90%86%E5%A5%BD%E5%81%9C%E6%94%BE%E5%9C%A8%E5%85%AC%E5%85%B1%E5%9C%BA%E6%89%80%22%5D%7D#content_null

这个案子，只要车主赔了，接下来碰瓷就有了新境界了。过去碰瓷还要车在动，人在车上。现在只要去撞停着无人的车子就可以了。

俺来晚了，侵权法方面的回答已经被其他答主抢了，俺只能分析分析死者家属的行动逻辑了。

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车主无责的事故，死者家属一定要求车主赔偿？这个问题法学是无法回答的，我借用一个经济学的观点——路径依赖来解释这个问题。

路径依赖是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诺斯引入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制度的演进问题。所谓路径依赖，个人理解，就是历史惯性。先前做出的历史选择，由于具有惯性（惯性的原因可能是沉没成本或者积极反馈），可能会不断自我强化进而影响后续选择。

比如计算机键盘的设置，为什么是QWER字母排列，而不是ABCD排列，原因就在于最初的打字机因为ABCD排列，导致人们打字速度过快而容易损坏打字机（主要是机械联动装置运转速度过慢，而且当时的技术无法解决该问题）。于是打字机制造商故意打乱字母排列，以解决这个问题。此后，人们对此排列形成依赖和惯性（如果要变换键盘设计，需要花费成本对打字员重新培训），后续的打字机和计算机键盘设计于是将错就错。

在法律制度的演进过程中，也存在制度依赖问题。由于过去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出于稳定的考虑，容易滥用公平原则，无原则地在当事人之间分摊损失。而个案的裁决结果，又产生了示范效应，导致人们误以为，只要无理取闹，司法裁决结果，可能会倾向于自己。即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于是形成了一种诉讼策略的惯性——发生损害结果，即使己方无道理，也要要求对方承担责任，即所谓的滥诉。而如果法院部分支持了无理方的要求（比如滥用公平责任），这就形成了一种正向激励。这种正向激励会进一步强化人们对无理取闹的路径依赖。题中死者家属的选择，正是受到此前判例的影响，而要求车主承担责任。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正向激励，无理取闹人无法得到回报，这种自我强化就不可持续，进而原本依赖的路径会被抛弃。

我个人观察到，目前法院已经注意到这种滥诉滥访倾向，不再和稀泥，而是查清事实、明晰责任、坚持原则，更多地弘扬公平正义价值观。比如郑州电梯劝阻吸烟案，法院就没有支持无理方的诉讼请求。又比如最近江苏法院审结的小偷遭群众追赶溺亡案，法院判决三名追赶群众无责。

这些案件都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斩断了滥诉滥访路径依赖中的“积极的反馈”、“累计增长的回报”因素，可以阻止滥诉滥访的进一步强化，让事情回到原来的样子。

我想，这种正能量的判决结果越来越多，滥诉滥访、无理取闹的事情才会越来越少。这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减负。对当事人和其他人来说，是一种反向激励，即要求每个人都要尽到自身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而不是将责任推给社会和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