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哪些方面「远迈汉唐」？又在哪些方面没有「远迈汉唐」？
明朝“远迈汉唐”之处
一、经济的繁荣与社会活力的释放：
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与白银货币化：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之一。虽然汉唐时期商业也颇为繁荣，但明朝的商业化程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海禁的数次开放与收紧，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大量白银涌入中国，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这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市场的活跃，手工业也因此获得了长足发展。江南地区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远销海内外，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的商人群体，如徽商、晋商，他们的商业活动遍及全国，甚至跨越国界。这种强大的商品经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分工和阶层流动。
农业技术的进步与人口增长： 明朝继承并发展了前朝的农业技术，特别是南方地区的稻作技术。新品种作物的引进，如玉米、番薯等，也进一步丰富了粮食生产，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明朝中期以后，人口数量的增长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具体的数字难以精确统计，但普遍认为已超过汉唐时期。人口的增长也带来了更为集约的土地利用和更为精细化的耕作方式。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尽管存在争议，但许多史学家认为，明朝晚期出现了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江南的一些手工工场已经雇佣了大量的工人，并采用计件工资制。一些商人甚至投资于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虽然这种萌芽未能发展壮大，但其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潜在的进步。
二、文化思想的多元与世俗化：
市民文化的繁荣与通俗文学的兴盛： 相较于汉唐时期相对庄重、贵族化的文化，明朝的文化更加贴近大众，呈现出鲜明的市民文化特征。城市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巨大的市民阶层，他们有更高的文化需求和消费能力。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涌现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一批不朽名著，这些作品深入人心，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
思想的活跃与反思： 明朝思想领域也涌现出不少重要的思潮。王阳明的心学强调“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程朱理学僵化的教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一些思想家也开始反思君主专制，探讨民本思想，尽管这种反思在专制体制下难以深入，但其萌芽已然存在。晚明时期，随着耶稣会士的东来，中西文化开始出现更直接的交流，科学技术和一些哲学思想的传入，也为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艺术领域的世俗化与个性化： 明朝的书画、陶瓷、建筑等艺术领域，都呈现出更为世俗化和个性化的特点。文人画的兴盛，强调笔墨情趣和个人表达；民窑瓷器的创新，如青花瓷的精美绝伦，也反映了民间审美的提高。建筑方面，一些园林建筑的设计更加注重意境和生活情趣。
三、制度建设与政治稳定（相对而言）：
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巩固： 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元朝灭亡的教训，大力强化中央集权，废除宰相制度，设立内阁，皇帝直接统治，这使得明朝的君主专制达到了新的高度。虽然这在现代看来是倒退，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权的稳定和统治的有效性，尤其是在早期。
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 尽管明朝后期经历了政治腐败和农民起义，但从整体上看，相比于某些动荡的时期，明朝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这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明朝未能“远迈汉唐”之处
一、对外政策的保守与战略的失误：
海禁政策的负面影响： 明朝早期虽然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随后推行的海禁政策，以及严苛的海防措施，极大地限制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这使得中国错失了融入全球化时代早期进程的机会，与同期欧洲航海大发现带来的变革失之交臂。汉唐时期，中国曾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异域文化和贸易，丝绸之路的繁荣就是一个明证。
边疆防御的被动与局限： 明朝的边疆防御主要集中在北方，修建长城以抵御蒙古骑兵的侵扰。虽然长城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防御模式相对被动。与汉朝通过主动出击、经营西域来维护边疆安全不同，明朝在战略上缺乏主动性。对倭寇的打击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根源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二、制度的僵化与社会深层矛盾：
君主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 虽然强化了中央集权，但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在明朝后期暴露无遗。宦官专权、党争激烈、政治腐败等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效能，也加剧了社会矛盾。汉唐虽然也有政治斗争，但其制度框架相对更具活力和弹性，士大夫阶层在政治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士大夫集团的局限性： 明朝的士大夫群体虽然在文化和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思想和行为也存在局限性。他们更多地专注于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和自身利益，在面对社会深层问题时，往往缺乏改革的魄力和远见。
缺乏制度性的社会救济与贫富差距的扩大： 尽管商品经济繁荣，但土地兼并的现象依然严重，贫富差距在明朝后期不断扩大。政府在社会救济和保障方面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导致一旦发生灾荒或社会动荡，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极为艰难，这也是导致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
三、科技创新与军事发展的滞后：
科技发展未能实现突破性飞跃： 尽管明朝在一些领域有所发展，如火器、航海技术等，但整体上未能实现像前代那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技突破。许多科技成果更多是前朝技术的继承和改良，缺乏原创性的创新和体系化的发展。这与同期欧洲正在经历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新形成了鲜明对比。
军事上的落后： 尽管明朝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但其军事思想、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在后期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虽然有戚继光等杰出将领，但整体军事实力未能跟上时代步伐。与汉朝的强大骑兵和唐朝的精锐部队相比，明朝军队在整体战斗力上存在不足。
总结
明朝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活力的时代。它在经济的商品化、文化的世俗化、以及思想的多元化方面，确实展现出了超越汉唐的风采。市民经济的繁荣、通俗文学的辉煌，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初步关注，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然而，在对外开放的胸襟、制度的创新能力、以及科技的突破性发展上，明朝的步伐则显得较为迟缓，甚至可以说是有所退步。僵化的君主专制、保守的对外政策，以及社会结构中的深层矛盾，都制约了其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评价明朝是否“远迈汉唐”，需要我们更加 nuanced（细致入微）地看待。它在某些方面确实开辟了新的篇章，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在另一些更为根本性的领域，它未能突破历史的局限，也没有能够引领中国走向一个更具全球竞争力的未来。这既是历史的局限，也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教训。
网友意见
文化同化能力啊。
讲真，汉唐面对的“蛮夷”，至少在文化领域都是渣渣，几乎等同于一张白纸，汉唐想怎么书写就怎么书写，想怎么同化就怎么同化。
明朝需要同化的对象是谁？
是已经诗书礼乐传承数百年的大理，是已经沦陷数百年日渐胡化的北方汉人，更重要的，是元代时期，中国曾引入的大量色目人。
这些色目人往往信仰回教。
那些这些人后来怎么样了呢？
明朝三百年间一直孜孜不倦地对云贵改土归流，打压土司，汉化云贵，当然也有一些恶性事件，如赶苗拓业。到了明末时期，李定国等人已以云贵为根据地恢复汉家江山，从中可以看出云贵已完全汉化，从17世纪中叶开始，到至少21世纪中叶前都将是汉地的一部分。
明朝对于重建华夏认同的贡献更是毋庸置疑的。明朝在重正衣冠、重建儒学、恢复礼仪，整合南北华夏族群上致力颇多。可以看一篇文章《“再造华夏”——明初的传统重塑与族群认同 》。
至于回教徒，有相当一部分被汉族同化。能把回教徒同化，这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成就。
以海瑞为例，目前主流看法是认为海瑞先祖为中亚穆斯林，但是明朝建立之后，海家历代先祖被渐渐同化，到了海瑞这一代，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汉家儒门信徒了。
还有一个暂时找不到出处的故事：某任锦衣卫指挥使是回回，某日皇帝吃饭的时候，忽然感兴趣地问他：“听说你们回民不吃猪肉？”指挥使说，是啊。皇帝就让太监从饭桌上拿起一盘猪肉，说如果我命令你吃，你吃不吃？指挥使二话不说从太监手里抢下猪肉往嘴里塞，搞的皇帝都大吃一惊，赶紧让太监把猪肉从他嘴里抠出来，说我只是问问而已，你不是不吃吗？指挥使留着眼泪说，神明和陛下，我肯定听陛下的。皇帝很感动，就重赏了他。
这个故事暂不可考，但这样的事情在明朝很多，当时回民圈甚至有一句话叫：“官至五品必叛教”。
明朝建立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华夏族群，极度锐减的人口基数，混乱不堪的文化认同，半生半死的中华文明，和有沦为下一个印度风险的中国；
而明朝灭亡的时候，他留下的，是一个重建的、稳固的文明。这与清朝恰好相反——当清朝建立的时候，这个文明是稳固的，当清朝灭亡的时候，这个文明正在面临毁灭的风险。
讲真，今天中国的目标是“恢复汉唐”，也仅仅是恢复汉唐，离明初的“天下第一”还远着呢。
“远迈汉唐”这句话是形容永乐朝的。不过实际上，洪武年间明帝国的华北地缘格局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远迈汉唐”，而永乐朝的缩边及以后种种使得边防逐渐变为“宣大蓟辽”“天子守国门”一类，实际上反而是又倒退回汉唐水平了。
我原来曾经引用这么一句话：
余闻之学士大夫尝言我朝疆域，过于宋，敌于唐，不及于汉。盖以朔方、大宁、交趾，及开平、兴和、玄菟、乐浪、炖（敦）煌不足故也。
“过于宋，敌于唐，不及于汉”的评价，结论相当合理，但论据有很大的问题。大宁、开平、兴和三地的放弃，使得明朝北边藩篱渐失，在晚明和今世都饱受非议。不过，以此作为不如汉唐的依据，就只是一种“正确的集体记忆”了。大宁、兴和、开平，与汉唐尤其是唐没有多大关系，它们其实都是朱元璋继承辽金元塞上经营的产物。
细一点说，大宁城在辽西草原，努鲁尔虎山和七老图山之间，老哈河北岸；是辽的中京大定府，金的北京大定府，元朝辽阳行省大宁路的治所，大宁路集结了辽省大部分人口；
开平这个大家都知道，元上都嘛。在燕山以北的草原上，闪电河畔；
还有个常常被一起提起的兴和守御千户所，就在今天张北县。辽的时候这儿叫燕子城，金的时候有柔远县，大元的时候还出了个元中都。张北南边靠着段山，这段山叫野狐岭。
正如我原来所说，洪武年间明朝虽然定都南京，但对东北边疆的重视却仍远高于西北，反映的是唐代以后，东亚的边防重心逐渐由关陇转向幽燕。开平、大宁、兴和这些都是汉唐所基本无有经营的地方，却被朱元璋高度重视，即使后来被朱棣、朱瞻基放弃驻防后也常有明军巡视；反之东胜卫仅控驭前套一隅，对汉唐经营重点鄂尔多斯并不甚在意，正是重东轻西的体现。
另，洪武二十六年于凉城岱海盆地设宣德卫，标志着自东汉以来汉人朝廷第一次将实际控制力越过大同盆地，伸入蛮汗山以东、辉腾梁山以南的阴南丘陵——虽然大概靖难时该卫就无了。更北部的官山卫则是蒙古羁縻卫所，设立后首领不颜朵儿只旋即叛走。
总而言之，在洪武末年，北方尤其是华北东北星罗棋布卫所军镇已将明帝国北疆推向汉人王朝中前所未有的高峰，甚至将军事控制力突破了传统的汉地北界燕山，而以大青山-辉腾梁山-浑善达克沙地-西拉木伦河与北敌为界。北方重镇北平已有了连接北方宣府、开平、大宁的纵线交通，而自辽海卫-懿州-广宁-大宁-开平-东胜间绵延万里的横向交通亦逐渐形成，自辽东至甘肃，是一片东西万里南北五百里的防御体系。
而这一局面的逐渐解体，源于靖难以后尤其是永乐朝的剧烈缩边。
朱棣内迁大宁广为人知，但还应注意到其对兴和守御千户所的裁撤。兴和在永乐二十年被阿鲁台攻破后内迁至宣府，但其实在朱第一次北征时即已埋下伏笔。朱虽然频频北伐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但是对边防驻守却颇为保守，更加相信燕山“山河之险”的自然作用而不是燕山北麓军镇的防御功能。其在北伐时便考察燕山地形，倾向于弃守大马群山至燕山以北的兴和等平旷地，改为仅守御山脉南侧的古北口等雄关隘口。几十年间明军基本放弃了燕山以北诸据点，最终明虽然继承辽金以来观念而在宣大蓟辽屯集重兵，但是燕山一带格局反而又倒退回了汉唐时代。
汝观地势，远见似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阴山脊，故寒。过此又暖。尔等昨日过关，始见山险。若因山为堑，因壑为池，守此，谁能轻度？
——朱棣视察野狐岭以北的兴和时的感慨
己未，敕边将于长安岭、野狐岭及兴和迤西至洗马林，凡关外险要之，皆崇石垣、深濠堑，以防虏寇。
——边将遵从朱棣指示于宣化盆地北缘大马群山修筑边墙工事，实际上将兴和置于防御之外
大宁、兴和、东胜等已失，遂使孤悬于山后的开平愈发孤立，也让东西之间往来无阻的蒙古部落愈发活跃。最终宣德年间开平亦内迁独石口，明基本放弃燕山背后，自是情理之中。
此外，大宁之迁一般让人想到其使北京、开平等暴露在北虏兵锋之下，但还应注意到其使得辽东防务更加危急。大宁都司位于大兴安岭东南，类似后世热河省，实际控制着辽西之地，与辽东唇齿相依，相互支持。大宁都司的营州前后左屯卫，正位于曾发生“营州之乱”的唐代辽西重镇营州（辽宁朝阳）一带，足见大宁与辽东间关系。洪武末年的辽东防御范围极为广大，东至阜新一带，北至松花江流域。在大宁裁撤后，毗邻的辽河套地区遂渐渐失控，由于“地势卑下，尽皆萑蒲，沮洳积水”的辽泽存在等因素，最终辽河套的广大土地被弃置于边墙之外，遂成为辽镇最大外敌蒙古人活跃的草场，晚明时主要为察哈尔与内喀尔喀。曾经自大宁至广宁的驿路，自然也被废弃。辽东与中原的主要陆路通道变为狭长的辽西傍海走廊，“一线相连”“危如累卵”。辽东终于彻底成为“悬山海之外，三面当虏”。
中央对基层的统治和对疆土的统治力，市场的繁华，文化的普及，以及工农业生产力都远迈汉唐。
只是在现代，一些特殊的人在读到朱门酒肉臭或者心忧炭贱愿天寒，也想的是大唐文人有家国情怀。
什么万国衣冠拜冕旒，什么小粟犹藏万家室。如果是现代的一个人写的，那就是妥妥的御用写手，然而年代一久就成了史料了。
这种朝代斗兽没什么意思。因为明朝远迈汉唐这话是我大清说的，但是我大清远胜于大明。
明朝在领土稳固和稳定国势方面以及西南的武功超过唐朝和汉朝。
谢邀，与汉唐比较其实很常见，不止明朝。因为汉唐强盛相对而言是公认的，所以之后的几代王朝往往不可避免会被拿来与汉唐相比较。例如宋朝也曾说自己超越了汉唐，而清康熙则被阎崇年、二月河称为“千古一帝”等。而这几种情况通常又会提到两个标准，即户籍人口和面积（疆域、势力范围的广大程度等）。
包拯在对宋仁宗的上奏中，曾称（大意）：西汉巅峰时户数1223万户，东汉巅峰时1067万户，唐朝巅峰时969万户，而宋仁宗在世时，实控户数就已经达到了1096万户，是西汉以来的最高值。所以“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到徽宗时，更是达到了巅峰2088万户（宋史地理志）。北宋有种说法是不统计男女口数（其每户只有2点多人，很不正常），所以包拯只比较了户数。
康熙将朱元璋称为“治隆唐宋”，我认为很有可能也是根据户籍人口来说的，根据《明实录》，明太祖时明朝户数就达到了1065万户，口数5987万人。这其实是个很恐怖的数字，也就是说户数已经超过了唐朝和宋仁宗之前、靖康之后的所有宋朝皇帝，口数也超过了西汉创造的当时最高记录（5959万人）。
要知道以往历史上，在内战的超强破坏力之下，开国时的户口、人口数往往很少，朱元璋时期的明朝似乎受影响却很小，很快就恢复了国力，也就是说康熙认为朱元璋不止会打仗，治理和提升政府控制力方面也很有一套，被称为“治隆唐宋”还是很有理由的。
“远迈汉唐”则也是专指明成祖（出自明史成祖本纪），而且看上去是与康熙这句话相对应的，因为宋朝治理强而军事、疆域不行。作者说得也很清楚，如此评价的原因是“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也就是说，军事上实现了对蒙古的压制（唐太宗、唐高宗曾征服蒙古高原，但仅有2代，时间不长），不逊色于汉唐，而势力范围方面达到了30个朝贡国，甚至通过下西洋远达印度洋，这点是汉唐没有的，所以说远迈汉唐。此外张廷玉可能也参考了永乐年间的户籍数字：户数1141万户，口数6659万人，也就是说口数已超过汉唐巅峰水平，而户数也逼近了西汉巅峰。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个评价确实都是针对明初，明后期不仅疆域缩小，政府控制力也有所削弱，户数和口数的数据反而还不如明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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