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众多贵族对法国大革命表示赞扬？
首先，不能忽视的是启蒙思想的深远影响。十八世纪的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著作，早已在贵族阶层中广泛流传。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尤其是那些年轻一代，对封建特权、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感到不满，他们渴望一个更公平、更理性的社会。他们也推崇“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理念，认为这些才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当大革命的口号响起时，一些贵族看到了实现这些理想的契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清除腐朽、建立新秩序的必要行动。
再者，对路易十六君主制的失望与不满是另一重要推力。在许多贵族眼中，路易十六并非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他的政治决策摇摆不定，对改革的抵触，以及对宫廷腐败的纵容，让一部分贵族感到对国王失去信心。他们认为，王室的软弱和无能正是导致国家危机的原因，而大革命的发生，或许能带来一个更有效率、更能代表民族利益的政府。一些贵族甚至认为，推翻一个腐败的君主，比维护一个摇摇欲坠的旧制度更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更具体地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贵族主动参与了早期的大革命。例如，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他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的贵族，并且参与过美国独立战争。他不仅支持君主立宪，还积极参与制宪会议，撰写《人权宣言》，并一度成为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他代表了那一类希望通过温和改革，建立一个保留一定君主制，但又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国的贵族。他认为，大革命是一种秩序的重建，而非彻底的颠覆。
同样，米拉波伯爵（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 de Mirabeau），也是一位出身贵族的杰出政治家。他曾尖锐地批评过封建制度的弊端，并一度成为国民议会的重要人物。尽管他最终仍希望维护一个强大的君主，但他对革命初期的许多目标持肯定态度，并试图在国王与议会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他的言论和行动，都显示出他认为大革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义的，是对国家弊病的有效“医治”。
还有一些贵族，他们并非出于崇高的理想，而是看到了个人利益的潜在机遇。当旧制度的特权被打破时，一些有才能、有野心的贵族，看到了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获得更大权力和影响力的可能性。他们或许认为，通过支持革命，可以摆脱束缚，成为新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赞扬”并非是对大革命所有行为的无条件支持。许多贵族支持的是革命的早期目标和原则，例如废除封建特权、制定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等。当革命走向激进，尤其是“恐怖统治”时期，许多曾经的赞扬者也因此而陨落，甚至成为革命的牺牲品。他们所赞扬的，更多的是一场“文明的”或“有秩序的”改革，而非失控的暴力与血腥。
最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贵族”本身并非铁板一块。法国的贵族阶层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些贵族世代担任要职，与王室联系紧密，他们自然是旧制度的坚定维护者。但也有许多贵族，尤其是那些“乡绅”，虽然拥有头衔和土地，但经济地位并不显赫，甚至不如一些富裕的资产阶级。这些人更容易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对旧制度带来的不公感到愤慨，并对变革抱有更开放的态度。
总而言之，之所以会有众多贵族对法国大革命表示赞扬，是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
深受启蒙思想影响，认同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理性的社会目标。
对国王的领导能力和旧制度的弊病感到失望，认为改革势在必行。
看到了个人在改革中获得更多机会的可能性。
支持的是革命的早期温和阶段，希望建立一个改良的君主立宪制。
这种现象，恰恰证明了法国大革命的复杂性和其对当时社会各阶层思想的深刻冲击，它并非简单地是“人民”对抗“贵族”的二元对立。
网友意见
因为大革命前期，也就是所谓当一次革命时代，革命者的目标是限制王权，反对专制主义，通过宪政打击波旁王室，实现君主立宪。
对许多自由派贵族以及乐于见到王室吃瘪的贵族，这是一幅很有吸引力的图景。
法国的绝对主义政治之下，贵族相对于王室，是较为弱小的一个存在。他们的富贵和荣华决定于是否能在凡尔赛获得君宠，而通常认为，贵族有效干预王室政策的方式是高等法院对法律的注册权和进谏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王室还可以通过御临会议和流放法官压制反对之声。王室的地位为法国王室多次举债、频征苛税提供了基础，如果不是法国不幸破产，必须再次打破信用，开征第四次廿一税，被迫召开三级会议，法国都没有人有机会和王室议价。因此事实上，革命前期，国民议会实际上是法国社会各阶层搭建的与王室的议价舞台。贵族当然有理由对此表示欢迎，而且一次革命仍然是较为克制的革命，革命者希望为旧体制注入自由的灵魂，而不是推翻它。
一次革命的主旋律是建立在君主立宪与绝对主义君主专制的对立上，革命者的主张并不激进，在1789年，即便是颁布了《人权宣言》、十月国王回归巴黎之后，对君主制本身的开战仍然是不可想象的。这点的背后隐藏着革命者的共识，那就是1789年和1790年的革命者共同反对的对象是专制主义，是限制无法无天的王权，而不是推翻整个旧制度。用来制约王权的是国民议会制定的法律和分权的理念。革命者要消灭专制主义，建立与新宪政配套的制度。国民制宪会议的目的不仅是设计一套宪法，更是希望以宪法为母法革新法国部门法体系，以此为基础设计全新的宪政制度。这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国民议会对旧制度象征之一高等法院的清算以及对全国行政区划（83个省）、司法体制（全新的司法层级）的全新整合。国王本身，或者说君主制并不作为被反对的对象，国王仍然保留了对法案的暂时否定权。而国民议会对三色旗的设计也反应了国民议会对王室地位的认可（三色旗，分别代表巴黎、王室、奥尔良公爵）从某种程度上看，一次革命更像是针对旧制度宪政的宪政革命。
到了后期，法国大革命逐渐激进，国民议会先后纵容农民冲击全国封建土地制度、教会土地国有化以及颁布《教士公民组织法》之后，贵族逐渐意识到这场革命的目标已经不再是落败的王权，而是整个旧制度。波旁王朝长期以来的政策将贵族和旧制度君主制的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权、反特权、反专制的政治运动，贵族也很难幸免于难。于是他们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大量外逃。
在旧制度的社会等级中，贵族并不是一个整体，我们需要把贵族和贵族区分开来，尤其是在18世纪。贵族之间的差别似乎很细微，很难看出。成为贵族意味着拥有法律地位，成为三个等级中的第二等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词源的意义上看，贵族是领导阶级，是有权力的阶级（aristos =最好的/最优秀的，kratos=权力）。但并不是所有的贵族都是社会的上层人物，事实上，很多贵族都非常穷，或者只有一点受人尊敬，或者根本不接近权力。贵族的社会等级非常复杂，可能比社会的其他阶层还要复杂。因此对于理解贵族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哈佛的Patrice Higonnet认为，这是当时许多革命者，如雅克·R·埃贝尔所没有认识到的，因此对他们来说，所有的贵族都仅仅只是贵族，所以他们自然都应该反对革命和伟大的法国，这也是我们今天大部分人所造成的思维定势。[1]
并不是所有贵族都反对大革命。虽然这场革命的的确确是对贵族的夺位，他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贵族是否对这场革命负有责任，或者是否参与了革命，这一直是法国史学界的一个传统命题，比如Philippe Bourdin, Guy Chaussinand-Nogaret, Bernard Bodinier和已故的François Furet都分别进行过论述。[2]换个角度，这也就是说贵族们在革命中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从煽动，支持，斗争，冷漠甚至是干脆放弃一切。
有些人在革命一开始就移民到国外，希望与革命斗争或等待革命结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逃了，比如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他支持革命，甚至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国王的兄弟，也有像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图瓦伯爵（后来的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虽然在法国生活了不久，他们就非常反对任何违背国王神圣的统治权利的行为，就像他们反对路易十六改革试图重新调整法国的财政状况一样。
就像贵族不是一个坚实的团体一样，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革命。1789年的革命者与路易十六死后的革命者并不总是一批人。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子爵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他不支持革命思想，但一开始也对革命持同情的态度，但很快就痛恨革命所带来的流血。正如他所说，当他看到其他贵族的头被钉在尖刺上时，他对革命的厌恶变得更加强烈，他决定离开法国去美洲。
再之，许多最杰出的贵族革命者中，有一部分来自资产阶级，他们在革命之前购买了封地或头衔，也就是穿袍贵族。比如Premier martyr de la liberté（自由的第一位烈士）Louis-Michel Lepeletier，思想是最激进的，他认为孩子不应该属于父母，而应该属于国家。而就是他为路易十六的死投出了决定性的那一票，但不久就被一个叫Philippe Nicolas Marie de Pâris的贵族谋杀了，他是国王的前卫队成员并发誓要为国王报仇。
Marie de Pâris是一类贵族的代表，他并没有像保护君主那样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地位。但也有很多贵族移民是为了恢复旧秩序而不是为了保护或报复国王，他们并不喜欢国王的改革。流亡者军团由许多贵族组成，有地位高的，也有地位低的，如古老的阿隆维尔家族。[3]另一方面，贵族们也为革命军队服务，如著名的罗尚博伯爵（约克城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或拿破仑·波拿巴。波拿巴家族自1769年起就是旧制度的贵族。
我举了很多例子来解释贵族对革命的反应和态度，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可以概括。很多人支持，很多人移民，很多人反抗，但你必须一个一个地做案例分析，因为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会随事态进展而改变。有研究给出了法国某地区有多少贵族逃离或加入流亡者军队的百分比，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读到（至少是法文的）一个关于有多少人移民的全球性研究统计。其实要计算出某几个贵族做了什么很容易，但要计算出贵族整体在做什么就难多了，特别是当你调查那些最下等的贵族时，因为他们的衣着甚至都不如农民。例如，Philippe Bourdin在les nobles Français dans l'Europe de la Révolution一书中说，大约69%的来自Puy-de-Dome的贵族逃离了法国，而只有10%的来自Essonne（靠近巴黎）的贵族逃离了法国。
落回到题主的问题，所以要理解贵族的决定，他们为什么支持革命为什么反对革命，这是一个很难整体化的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每一个人是谁，就像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周围的人口以及他们所在地区的总体情况。（富有？可怜？为国王工作？革命的同情者？投机者等等等等）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793年里昂反对国民公会的起义。尽管英语维基百科（Wikipedia）说这座城市的起义是一场反革命运动，但其实这是一场反对公会的运动（不过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反革命也没什么不妥，只不过他们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你们这样的革命）。里昂的大多数领导人和无套裤汉都宣称他们拥护共和思想，实际上他们是极端的革命者。而在结束起义的围城战役中，两位贵族领导了双方的军队。Kellerman代表公会军，而另一位贵族Perrin de Précy，仍然领导着里昂军队。[4]
最后的最后，贵族在革命中幸存了下来。然而，他们的世界肯定结束了，他们的价值观和传统永远被改变了。拿破仑，帝国贵族的诞生，贵族在革命中的选择……这些在贵族群体中引发了深刻的身份危机。他们必须在新秩序中重建他们的世界（如果他们仍然很重要的话），但新时代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需要他们了。正如之前所说的，很难说贵族作为一个整体（在我看来并没有所谓的贵族整体这个概念）做了什么。就算未来有一项研究说80%的贵族做了blablabla，我们还是必须依赖于个案研究。
参考文献
参考
- ^ Higonnet Patrice, « Philippe Bourdin (ÉD.), Les nobles français dans l'Europe de la Révolution, Rennes/Clermont-Ferrand,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Blaise-Pascal, 2010, 600 p., ISBN 978-2-84516 »,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2012 (n° 59-1) , p. 175-176.
- ^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by Mona Ozouf and François Furet.
- ^ La chouannerie et les guerres de Vendée by Nathalie Meyer-Sablé and Christian Le Corre.
- ^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irected by Albert Sob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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