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强调夷陵之战的“报仇性”，而忽略其权谋和深远考虑？
夷陵之战之所以常常被笼统地冠以“报仇”二字，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深刻影响。在小说中，刘备兵败夷陵，被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关羽大意失荆州、吴国背信弃义所致。因此，夷陵之战在许多读者心中，就成了刘备为关羽报仇雪恨的壮举，一个充满个人恩怨和情感驱动的事件。这种叙事视角固然能够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突出刘备的仁义和情义，但它确实也遮蔽了这场战役背后更为复杂和深远的政治考量。
“报仇性”的强调，源于情感驱动的叙事优势：
人设的强化： 关羽是刘备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桃园三结义”的血脉联系，是刘备“仁义”标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羽之死，对刘备而言，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损失，更是情感上的巨大打击。小说将夷陵之战塑造成刘备为关羽复仇的直接结果，无疑极大地强化了刘备“义薄云天”的人设，满足了人们对于理想化君臣关系的美好想象。这种情感上的张力，比冰冷的政治分析更容易打动人心，也更便于传播和记忆。
戏剧性的营造： 复仇的故事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戏剧性。一个饱经沧桑的君主，在经历了人生低谷后，依然不忘兄弟之仇，为了这份承诺而发动一场倾国之战，这种情节无疑是充满悲壮色彩的。这种戏剧性的铺陈，使得夷陵之战成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事件，吸引了无数后人津津乐道。
历史叙事的简化： 对于广大受众而言，尤其是非专业历史爱好者，将复杂事件简单化为“报仇”之类的核心动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策略，用一个清晰的动机去解释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可以降低理解门槛，提高传播效率。
然而，将夷陵之战仅仅归结为“报仇”，却大大忽略了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的政治、军事和战略考量：
荆州战略地位的不可替代性：
地理枢纽： 荆州地处中国中部，是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重要战略要地。得荆州者，可“北据洛阳，东临江东，西通巴蜀”，具有“承北接南，控扼九州”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是蜀汉北伐中原的跳板，也是防御曹魏和东吴进攻的天然屏障。
经济命脉： 荆州地区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蜀汉重要的粮仓和兵员补充地。失去荆州，蜀汉的经济实力将大打折扣，北伐的后勤保障将面临严峻挑战。
战略缓冲区：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荆州是蜀汉与东吴之间天然的缓冲地带。一旦东吴吞并荆州，就意味着蜀汉的腹背受敌，江东的兵力可以直接威胁到蜀汉的腹地。
东吴背盟行为的政治压力：
失去荆州是致命打击： 关羽失荆州，并非仅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是政治上的重大挫败。它意味着蜀汉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中，失去了最关键的一块战略要地，打破了原有的战略平衡。
外交困境： 失去荆州，蜀汉在与曹魏、东吴的外交博弈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东吴的背盟行为，使得刘备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东吴的关系，并考虑如何夺回失去的战略空间。
刘备的战略野心和时代背景：
匡扶汉室的终极目标： 刘备的政治目标始终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在他看来，三国鼎立的局面并非长久之计，最终的目标是统一天下。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夺回荆州是极其关键的一步。
“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 早在刘备入蜀之前，诸葛亮就为他制定了“隆中对”的战略构想，即“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出于宛、叶之间而効 thereto；关羽引兵渡汉水，从东面相应；则霸王可成，国姓可复矣。” 失去荆州，这个战略构想便无从谈起。
东吴的威胁与蜀汉的生存危机： 孙权背盟吞并荆州后，东吴的实力大增，对蜀汉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如果蜀汉不采取行动，可能会面临被东吴蚕食鲸吞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发动一场战争来遏制东吴的扩张，甚至夺回荆州，也可能是蜀汉为了自身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策略。
军事上的考量和选择：
攻吴是唯一选择？ 在失去了荆州之后，蜀汉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是坐以待毙，还是伺机反攻？从刘备的角度来看，主动出击，以战养战，消耗东吴的实力，同时为日后北伐铺路，是比被动防御更具主动性的选择。
对东吴的战略误判： 刘备发动夷陵之战，也包含了对东吴实力和指挥能力的一定程度的误判。他可能低估了东吴将领陆逊的军事才能，也可能高估了自己军队的士气和作战能力。
为什么权谋和深远考虑被忽略了？
叙事者的立场和目的： 《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其作者更倾向于塑造英雄形象，满足读者的情感需求。相比之下，深入分析复杂的政治和军事谋略，其吸引力相对较低。
历史研究的侧重点： 尽管专业历史研究会深入分析夷陵之战的战略意义，但在大众传播层面，过于专业的分析容易流于枯燥，难以吸引普通受众。
信息传播的碎片化：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更习惯于接受简短、直接的结论。复杂、 nuanced（细致入微）的分析，往往容易被忽略或简化。
总而言之，夷陵之战的“报仇性”确实是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这种情感驱动的叙事使得这场战争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如果仅仅将其视为一场简单的复仇之战，则大大低估了刘备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战略眼光。事实上，夷陵之战是蜀汉在三国鼎立的严峻形势下，为争夺战略主动权、维护自身生存和实现统一天下的宏伟目标而进行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是刘备个人悲剧的顶点，更是蜀汉国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其深远的影响，远不止于个人恩怨的了结。
“报仇性”的强调，源于情感驱动的叙事优势：
人设的强化： 关羽是刘备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桃园三结义”的血脉联系，是刘备“仁义”标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羽之死，对刘备而言，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损失，更是情感上的巨大打击。小说将夷陵之战塑造成刘备为关羽复仇的直接结果，无疑极大地强化了刘备“义薄云天”的人设，满足了人们对于理想化君臣关系的美好想象。这种情感上的张力，比冰冷的政治分析更容易打动人心，也更便于传播和记忆。
戏剧性的营造： 复仇的故事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戏剧性。一个饱经沧桑的君主，在经历了人生低谷后，依然不忘兄弟之仇，为了这份承诺而发动一场倾国之战，这种情节无疑是充满悲壮色彩的。这种戏剧性的铺陈，使得夷陵之战成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事件，吸引了无数后人津津乐道。
历史叙事的简化： 对于广大受众而言，尤其是非专业历史爱好者，将复杂事件简单化为“报仇”之类的核心动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策略，用一个清晰的动机去解释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可以降低理解门槛，提高传播效率。
然而，将夷陵之战仅仅归结为“报仇”，却大大忽略了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的政治、军事和战略考量：
荆州战略地位的不可替代性：
地理枢纽： 荆州地处中国中部，是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重要战略要地。得荆州者，可“北据洛阳，东临江东，西通巴蜀”，具有“承北接南，控扼九州”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是蜀汉北伐中原的跳板，也是防御曹魏和东吴进攻的天然屏障。
经济命脉： 荆州地区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蜀汉重要的粮仓和兵员补充地。失去荆州，蜀汉的经济实力将大打折扣，北伐的后勤保障将面临严峻挑战。
战略缓冲区： 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荆州是蜀汉与东吴之间天然的缓冲地带。一旦东吴吞并荆州，就意味着蜀汉的腹背受敌，江东的兵力可以直接威胁到蜀汉的腹地。
东吴背盟行为的政治压力：
失去荆州是致命打击： 关羽失荆州，并非仅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是政治上的重大挫败。它意味着蜀汉在三国鼎立的格局中，失去了最关键的一块战略要地，打破了原有的战略平衡。
外交困境： 失去荆州，蜀汉在与曹魏、东吴的外交博弈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东吴的背盟行为，使得刘备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东吴的关系，并考虑如何夺回失去的战略空间。
刘备的战略野心和时代背景：
匡扶汉室的终极目标： 刘备的政治目标始终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在他看来，三国鼎立的局面并非长久之计，最终的目标是统一天下。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夺回荆州是极其关键的一步。
“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 早在刘备入蜀之前，诸葛亮就为他制定了“隆中对”的战略构想，即“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出于宛、叶之间而効 thereto；关羽引兵渡汉水，从东面相应；则霸王可成，国姓可复矣。” 失去荆州，这个战略构想便无从谈起。
东吴的威胁与蜀汉的生存危机： 孙权背盟吞并荆州后，东吴的实力大增，对蜀汉构成了直接的军事威胁。如果蜀汉不采取行动，可能会面临被东吴蚕食鲸吞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发动一场战争来遏制东吴的扩张，甚至夺回荆州，也可能是蜀汉为了自身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策略。
军事上的考量和选择：
攻吴是唯一选择？ 在失去了荆州之后，蜀汉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是坐以待毙，还是伺机反攻？从刘备的角度来看，主动出击，以战养战，消耗东吴的实力，同时为日后北伐铺路，是比被动防御更具主动性的选择。
对东吴的战略误判： 刘备发动夷陵之战，也包含了对东吴实力和指挥能力的一定程度的误判。他可能低估了东吴将领陆逊的军事才能，也可能高估了自己军队的士气和作战能力。
为什么权谋和深远考虑被忽略了？
叙事者的立场和目的： 《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其作者更倾向于塑造英雄形象，满足读者的情感需求。相比之下，深入分析复杂的政治和军事谋略，其吸引力相对较低。
历史研究的侧重点： 尽管专业历史研究会深入分析夷陵之战的战略意义，但在大众传播层面，过于专业的分析容易流于枯燥，难以吸引普通受众。
信息传播的碎片化：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更习惯于接受简短、直接的结论。复杂、 nuanced（细致入微）的分析，往往容易被忽略或简化。
总而言之，夷陵之战的“报仇性”确实是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这种情感驱动的叙事使得这场战争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如果仅仅将其视为一场简单的复仇之战，则大大低估了刘备作为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战略眼光。事实上，夷陵之战是蜀汉在三国鼎立的严峻形势下，为争夺战略主动权、维护自身生存和实现统一天下的宏伟目标而进行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是刘备个人悲剧的顶点，更是蜀汉国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其深远的影响，远不止于个人恩怨的了结。
网友意见
早在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的时候，刘备起兵，关羽、张飞二人就跟随在左右了，也即长期的出生入死，三人情同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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