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目前已自然复活的灭绝动物？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真正“自然复活”的灭绝动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我们现在谈论的更多是“重新引入（reintroduction）”或“基因复原（deextinction）”的尝试，这些尝试是人类主导的，并非动物们自己从灭绝的状态中“自然”地重返世界。
之所以会有这个误解，可能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关于一些濒危物种重新引入的成功案例，比如某些地区野化的野马、普氏野马等等，这些动物虽然曾经濒临灭绝，但它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灭绝”。而那些我们说到的“灭绝动物”，比如恐龙、猛犸象，它们是已经彻底消失了，其自然种群在地球上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动物是“自然复活”的。
但是，我们正在进行一些非常前沿的研究和尝试，旨在利用现代科技，让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重现”。这通常被称为“灭绝动物复原”或“基因复原”。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灭绝动物复原”的尝试呢？
这绝对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话题，涉及到科学、伦理、生态、甚至是哲学层面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科学的边界与可能性：
技术挑战： 想要复原一个灭绝的物种，最关键的步骤是获得足够高质量的DNA。DNA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降解，所以复原像恐龙这样灭绝了数千万年的物种，目前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DNA已经完全损毁。
成功案例的定义： 目前科学家们在“灭绝动物复原”领域取得的进展，更像是“近缘物种的基因编辑”或“填补物种空缺”。最常被提及的例子可能是：
驴斑马（Zebroid）： 这是斑马与驴的杂交后代，虽然不是真正的斑马，但它们拥有斑马的一些特征。
野马（Przewalski's horse）： 严格来说，野马并没有完全灭绝，在野外种群曾消失，但幸存的个体被人工繁育，现在又被重新引入野外。这算是一个“重新引入”的成功案例，但不是“灭绝复原”。
已灭绝的野牛（Aurochs）： 通过基因技术，科学家们尝试培育出一种在基因上尽可能接近已灭绝的野牛的牛种，这被称为“backbreeding”（回溯育种）。
旅鸽（Passenger Pigeon）： 这是目前最有希望通过基因技术复原的灭绝物种之一。科学家已经获得了旅鸽的DNA，并计划利用近缘物种（如斑点鸽）的卵细胞和代孕母体，尝试创造出具有旅鸽基因的后代。
DNA的获取与修复： 科学家的目标是找到保存完好的DNA片段，然后通过基因测序技术将其解读出来。接着，他们会尝试使用CRISPR等基因编辑工具，将这些DNA片段插入到近缘物种的基因组中，或者直接进行基因合成。
“复活”的定义： 即使技术上成功了，我们复活的也不过是“基因组”。一个物种的生存依赖于基因组之外的许多因素，比如适合其生存的环境、食物链、行为模式、社会结构等等。一个只有基因组的个体，并不能等同于一个活生生的、能够自然繁衍的物种。
2. 伦理与道德的考量：
“扮演上帝”的争议： 许多人认为，让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重返地球，是在干预自然进程，是在“扮演上帝”。他们质疑人类是否有权决定一个物种的生死存亡，以及是否有权“复活”它们。
动物福利： 被复原出来的动物，它们的生存状态如何？它们是否能适应现代环境？它们是否会遭受痛苦？例如，如果复原了猛犸象，它们能在如今的气候条件下生存吗？它们的行为和本能是否会被现代环境所困扰？
“非自然的”存在： 如果复原的动物无法融入自然生态系统，它们会不会成为一种“实验品”或“动物园里的奇观”，反而失去了它们作为自然生物的意义？
对现有物种的潜在影响： 将复原的物种引入野外，会不会对现有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预测的负面影响？它们会不会成为入侵物种，威胁到其他本地物种的生存？
3. 生态与环境的思考：
生态位（Niche）的恢复： 许多灭绝动物在它们所处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复原这些动物，是否能帮助恢复某些生态功能，比如土地的改良、种子的传播、其他物种的控制等等？例如，科学家设想复原猛犸象，希望它们能通过啃食草原，维持苔原生态系统的健康。
环境的适宜性： 关键问题是，我们复原的动物，它们所适应的环境是否存在？例如，旅鸽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栖息地的丧失和过度捕猎。即使我们复原了旅鸽，它们能否在如今的栖息地找到足够的食物和安全的繁殖地？
“活着的化石”的意义： 如果我们复原的是一些具有重要演化意义的物种，它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演化历程。
4. 资源与优先级的分配：
成本问题： 灭绝动物复原项目通常耗资巨大，技术要求极高。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复原已灭绝的物种上，而忽视了那些目前仍在濒危边缘、但仍有挽救机会的物种？
“救急”与“救历史”： 很多科学家认为，我们应该优先保护和挽救那些尚未灭绝的物种，防止更多的物种走向灭绝。将资源用于“救历史”可能不如用于“救急”来得迫切。
总结来看，对于“灭绝动物复原”的尝试，我的看法是：
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前沿科学领域。它的潜力和意义不容忽视，比如填补生态空白，增加生物多样性，甚至为我们提供关于生命演化和生态系统运作的宝贵信息。
但是，我们必须极其谨慎。
技术成熟度： 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技术离真正意义上的“复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多的是“基因重构”和“近缘物种改良”。
伦理审查： 任何复原项目都应该经过严格的伦理审查，充分考虑动物的福祉和对现有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
优先级： 在投入巨额资源进行“灭绝复原”之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保护了那些尚未灭绝的物种，因为防止物种灭绝比复原已灭绝的物种更为重要且成本更低。
现实的期望： 我们不能过于浪漫化“灭绝复原”的概念，把它想象成回到侏罗纪公园。它是一个漫长、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需要持续的科学研究和审慎的社会讨论。
总而言之，灭绝动物复原并非“自然复活”，而是人类通过科技进行的尝试。我们应该以一种既开放又审慎的态度来面对它，既要鼓励科学探索的边界，也要时刻牢记我们作为地球居民的责任，以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为重。
之所以会有这个误解，可能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关于一些濒危物种重新引入的成功案例，比如某些地区野化的野马、普氏野马等等，这些动物虽然曾经濒临灭绝，但它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灭绝”。而那些我们说到的“灭绝动物”，比如恐龙、猛犸象，它们是已经彻底消失了，其自然种群在地球上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动物是“自然复活”的。
但是，我们正在进行一些非常前沿的研究和尝试，旨在利用现代科技，让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重现”。这通常被称为“灭绝动物复原”或“基因复原”。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灭绝动物复原”的尝试呢？
这绝对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话题，涉及到科学、伦理、生态、甚至是哲学层面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科学的边界与可能性：
技术挑战： 想要复原一个灭绝的物种，最关键的步骤是获得足够高质量的DNA。DNA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降解，所以复原像恐龙这样灭绝了数千万年的物种，目前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DNA已经完全损毁。
成功案例的定义： 目前科学家们在“灭绝动物复原”领域取得的进展，更像是“近缘物种的基因编辑”或“填补物种空缺”。最常被提及的例子可能是：
驴斑马（Zebroid）： 这是斑马与驴的杂交后代，虽然不是真正的斑马，但它们拥有斑马的一些特征。
野马（Przewalski's horse）： 严格来说，野马并没有完全灭绝，在野外种群曾消失，但幸存的个体被人工繁育，现在又被重新引入野外。这算是一个“重新引入”的成功案例，但不是“灭绝复原”。
已灭绝的野牛（Aurochs）： 通过基因技术，科学家们尝试培育出一种在基因上尽可能接近已灭绝的野牛的牛种，这被称为“backbreeding”（回溯育种）。
旅鸽（Passenger Pigeon）： 这是目前最有希望通过基因技术复原的灭绝物种之一。科学家已经获得了旅鸽的DNA，并计划利用近缘物种（如斑点鸽）的卵细胞和代孕母体，尝试创造出具有旅鸽基因的后代。
DNA的获取与修复： 科学家的目标是找到保存完好的DNA片段，然后通过基因测序技术将其解读出来。接着，他们会尝试使用CRISPR等基因编辑工具，将这些DNA片段插入到近缘物种的基因组中，或者直接进行基因合成。
“复活”的定义： 即使技术上成功了，我们复活的也不过是“基因组”。一个物种的生存依赖于基因组之外的许多因素，比如适合其生存的环境、食物链、行为模式、社会结构等等。一个只有基因组的个体，并不能等同于一个活生生的、能够自然繁衍的物种。
2. 伦理与道德的考量：
“扮演上帝”的争议： 许多人认为，让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重返地球，是在干预自然进程，是在“扮演上帝”。他们质疑人类是否有权决定一个物种的生死存亡，以及是否有权“复活”它们。
动物福利： 被复原出来的动物，它们的生存状态如何？它们是否能适应现代环境？它们是否会遭受痛苦？例如，如果复原了猛犸象，它们能在如今的气候条件下生存吗？它们的行为和本能是否会被现代环境所困扰？
“非自然的”存在： 如果复原的动物无法融入自然生态系统，它们会不会成为一种“实验品”或“动物园里的奇观”，反而失去了它们作为自然生物的意义？
对现有物种的潜在影响： 将复原的物种引入野外，会不会对现有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预测的负面影响？它们会不会成为入侵物种，威胁到其他本地物种的生存？
3. 生态与环境的思考：
生态位（Niche）的恢复： 许多灭绝动物在它们所处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复原这些动物，是否能帮助恢复某些生态功能，比如土地的改良、种子的传播、其他物种的控制等等？例如，科学家设想复原猛犸象，希望它们能通过啃食草原，维持苔原生态系统的健康。
环境的适宜性： 关键问题是，我们复原的动物，它们所适应的环境是否存在？例如，旅鸽灭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栖息地的丧失和过度捕猎。即使我们复原了旅鸽，它们能否在如今的栖息地找到足够的食物和安全的繁殖地？
“活着的化石”的意义： 如果我们复原的是一些具有重要演化意义的物种，它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演化历程。
4. 资源与优先级的分配：
成本问题： 灭绝动物复原项目通常耗资巨大，技术要求极高。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复原已灭绝的物种上，而忽视了那些目前仍在濒危边缘、但仍有挽救机会的物种？
“救急”与“救历史”： 很多科学家认为，我们应该优先保护和挽救那些尚未灭绝的物种，防止更多的物种走向灭绝。将资源用于“救历史”可能不如用于“救急”来得迫切。
总结来看，对于“灭绝动物复原”的尝试，我的看法是：
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和挑战的前沿科学领域。它的潜力和意义不容忽视，比如填补生态空白，增加生物多样性，甚至为我们提供关于生命演化和生态系统运作的宝贵信息。
但是，我们必须极其谨慎。
技术成熟度： 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的技术离真正意义上的“复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多的是“基因重构”和“近缘物种改良”。
伦理审查： 任何复原项目都应该经过严格的伦理审查，充分考虑动物的福祉和对现有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
优先级： 在投入巨额资源进行“灭绝复原”之前，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保护了那些尚未灭绝的物种，因为防止物种灭绝比复原已灭绝的物种更为重要且成本更低。
现实的期望： 我们不能过于浪漫化“灭绝复原”的概念，把它想象成回到侏罗纪公园。它是一个漫长、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需要持续的科学研究和审慎的社会讨论。
总而言之，灭绝动物复原并非“自然复活”，而是人类通过科技进行的尝试。我们应该以一种既开放又审慎的态度来面对它，既要鼓励科学探索的边界，也要时刻牢记我们作为地球居民的责任，以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为重。
网友意见
稀松平常，在地球历史上大概反复发生过许多次。
一个物种灭绝之后，该物种的祖先物种还生存的场合，可以再创造出和该物种极度相似乃至基因上视为同一物种的新物种，在人类操作下特别容易——因为许多物种其实是能够自交或无性繁殖的种间杂种，人类可以反复进行一样的操作来让它们在灭绝后重生。
谈论“自然复活”，一般是指不会飞的白喉秧鸡[1]，也就是白喉秧鸡阿尔达布拉亚种：
- 40万年前，从马达加斯加飞到阿尔达布拉岛的白喉秧鸡演化出一些适应当地环境的特征，包括失去飞行能力，成为新物种。
- 13.6万年前，该物种随阿尔达布拉岛被大海淹没而灭绝。
- 10万年前，该岛浮出水面，从其它岛屿飞来的白喉秧鸡很快适应了该环境，并再次演化出不会飞的白喉秧鸡。
- 白喉秧鸡阿尔达布拉亚种被一些学者认定为独立种。
我们目前没有基因水平的证据来判断上述二者有没有生殖隔离，但解剖学上看二者的形态确实非常相似。这称为迭代演化（iterative evolution）：某个独特的种群在某一区域灭绝后，源种群在这里重新定居，并以和已灭绝种群相似甚至相同的方式进化。
这实在是很平淡的事情，媒体渲染“细思极恐，历史是不是循环的”之类属于哗众取宠，发表相关研究的科学家并没说这是复活。
过去数千万年间，海牛化石、海龟（尤其是吃植物的类型）化石各自显示出多次迭代进化的趋势。
基因工程方面的案例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医学微生物及免疫学教授戴维·埃文斯在2017年成功制造出在1980年灭绝过一次的马痘病毒，那是天花病毒的类似物，基因组规模是21.2万个碱基对。
- 他们的实验花费了半年时间和10万美元成本，所用DNA原料可通过网购获得。办法是基于马痘病毒序列和痘苗病毒末端序列先合成10个DNA片段，再将这些DNA片段置入感染了兔纤维瘤病毒的细胞培养物中进行重组，激活为具有感染力的合成嵌合体马痘病毒。
由于这样的技术存在，人们对“天花病毒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感到畏惧，WHO条例和许多国家政策都禁止制造天花病毒，实验室也不允许制造超过20%的天花病毒基因，制造和售卖DNA片段的公司被要求“自发”进行登记，以避免顾客订购某些病毒材料，除非他们有正当理由。不过，WHO官员自己也知道，要控制全世界所有生产核酸的公司是不可能的。生物恐怖主义早已不需要大规模组织的支持。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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